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學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因仰慕顧絳（顧炎武）之為人，更名絳，號太炎，世稱“太炎先生”。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學家、經學家、中醫文獻學家、民族主義革命者。
經史非神話
在古代書籍中，原有些記載是神話，若《山海經》、《淮南子》中所載，我們看了，覺得是怪誕極了。但此類神話，在王充《論衡》里已有不少被他看破，沒有存在的余地了，而且正經正史中本沒有那些話，如盤古開天辟地，天皇、地皇、人皇等，正史都不載。如“女媧煉石補天”、“后羿射日”那種神話，正史里也都沒有。經史所載，雖在極小部分中還含神秘的意味，大體并沒神奇怪離的論調。并且，這極小部分的神秘記載，也許使我們得有理的解釋。
《詩經》記后稷的誕生，頗似可怪。因據《爾雅》所釋“履帝武敏”，說是他的母親，足蹈了上帝的拇指得孕的。但經毛公注釋，訓帝為皇帝，就等于平常的事實了。
《史記·高帝本紀》說高祖之父太公，雷雨中至大澤，見神龍附高祖母之身，遂生高祖。這不知是太公捏造這話來騙人，還是高祖自造。即使太公真正看見如此，我想其中也可假托。記得湖北曾有一件奸殺案：—個奸夫和奸婦密議，得一巧法，在雷雨當中，奸夫裝成雷公怪形，從屋脊而下，活活地把本夫打殺。高祖的事，也許是如此。他母親和人私通，奸夫飾做龍怪的樣兒，太公自然不敢進去了。
從前有人常疑古代圣帝賢王都屬假托；即如《堯典》所說“欽明文思安安，克明俊德……”等等的話，有人很懷疑，以為那個時候的社會，哪得有像這樣的完人。我想，古代史家敘太古的事，不能詳敘事實，往往只用幾句極混統的話做“考語”，這種考語原最容易言過其實。譬如今人作行述，遇著沒有事跡可記的人，每只用幾句極好的考語；《堯典》中所載，也不過是一種“考語”，事實雖不全如此，也未必全不如此。
《禹貢》記大禹治水，八年告成。日本有一博士，他說：“后世鑿小小的運河，尚須數十年或數百年才告成功，他治這么大的水，哪得如此快？”因此，也疑禹貢只是一種奇跡。我卻以為大禹治水，他不過督其成，自有各部分工去做；如果要親身去，就游歷一周也不能，何況鑿成！在那時人民同受水患，都有切身的苦痛，免不得合力去做，所以“經之營之，不日成之”了，《禹貢》記各地土地腴瘠情形，也不過依報告錄出，并不必由大禹親自調查的。
太史公作《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馴者，可見他述的確實。我們再翻看經史中，卻也沒載盤古、三皇的事，所以經史并非神話。
其他經史以外的書，若《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確有可疑者在。但《竹書紀年》今存者為明代偽托本，可存而不論。《穆天子傳》也不在正經正史之例，不能以此混彼。后世人往往以古書稍有疑點，遂全目以為偽，這是錯了！
漢至唐的演變
戰國處士橫議，秦始皇所最憤恨，就下焚書坑儒等兇辣手段。漢初雖有人治經學，對于“九流”，依舊懷恨，差不多和現在一般人切齒政客一般。漢武帝時，學校只許讀經學，排斥諸子百家了。
漢初經學，一無可取，像董仲舒、公孫弘輩，在當時要算通博之儒，其他更何足論！西漢一代，對于哲理有精深研究的，只有揚雄一人。韓退之把荀、揚并稱，推尊他已達極點。實在揚雄的學說，和荀、孟相差已多；秦漢以后的儒家，原沒有及荀孟的。不過揚雄在當時自有相當的地位和價值。西漢學者迷信極重，揚雄能夠不染積習，已是高人一著。他的《法言》，全仿《論語》，連句調都有些模擬，但終究不及荀子。宋人說“荀子才高，揚子才短”，可稱定評。
東漢學者迷信漸除，而哲理方面的發見仍是很少，儒家在此時漸出，王符《潛夫論》、王充《論衡》，可稱為卓異的著述。王符專講政治，和哲理無關。王充（也有歸入雜家的）在《論衡》中幾于無迷不破，《龍虛》、《雷虛》、《福虛》等篇，真是獨具只眼。他的思想銳敏已極，但未免過分，《問孔》、《刺孟》等篇有些過當之處。他又因才高不遇，命運一端總看不破，也是遺恨。王充破迷信高出揚雄之上，揚雄新見解也出王充之上，這兩人在兩漢是前后輝映的。
漢人通經致用，最為曹操所不歡喜；他用移風易俗的方法，把學者都趕到吟詠一途，因此三國的詩歌，很有聲色。這是曹操手段高出秦始皇處。
魏晉兩朝，變亂很多，大家都感著痛苦，厭世主義因此產生。當時儒家迂腐為人所厭，魏文帝輩又歡喜援引堯、舜，竟要說“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所以，“竹林七賢”便“非堯、舜，薄湯、武”了。七賢中嵇康、阮籍輩的主張和哲學沒有關系，只何晏、王弼的主張含些哲學。何晏說“圣人無情”，王弼說“圣人茂于人者神明，同于人者五情”，這是兩個重要的見解。郭象承何晏之說以解莊子，他說：“子哭之劫，在孔子也不過人哭亦哭，并非有情的。”據他的見解，圣人竟是木頭一般了。佛法中有“大乘’，“小乘”，習“小乘”成功，人也就麻木，習“大乘”未達到成佛的地位，依舊有七情的。
自魏晉至六朝，其間佛法入中國，當時治經者極少，遠公是治經的大師。他非但有功佛法，并且講《毛詩》講《儀禮》極精，后來治經者差不多都是他的弟子。佛法入中國，所以為一般人所信仰，是有極大原因：學者對于儒家覺得太淺薄，因此棄儒習老、莊，而老、莊之學又太無禮法規則，彼此都感受不安。佛法合乎老、莊，又不猖狂，適合脾胃，大家認為非此無可求了。當時《弘明集》治沸法，多取佛法和老、莊相引證。才高的人，都歸入此道，猖狂之風漸熄。
歷觀中國古代，在太平安寧之時，治哲學的極少，等到亂世，才有人研究。隋唐統一天下，講哲理的只有和尚，并且門戶之見很深，和儒家更不相容。唐代讀書人極不愿意研究，才高的都出家做和尚去。我們在這一代中，只能在文人中指出三人，一、韓昌黎，二、柳子厚，三、李翱。韓昌黎見道不明，《原道》一篇，對于釋、老只有武斷的駁斥。柳子厚較韓稍高，他以為天是無知的。李翱（韓昌黎的侄倩）是最有學識的文人，他著《復性篇》說，“齋戒其心，未離乎情；知本無所思，則動靜皆離”，和禪宗很近了。李后來事藥山，韓后來事大顛，李和藥山是意氣相投，韓貶潮州以后，意氣頹唐，不得已而習佛法的。韓習佛法，外面還不肯直認，和朋友通信，還說佛法外形骸是他所同意的。儒家為自己的體面計，往往諱言韓事大顛，豈不可笑！實在韓自貶潮州以后，人格就墮落，上表請封禪，就是獻媚之舉，和揚雄獻《符命》有甚么區別呢？大顛對于韓請封禪一事，曾說：“瘡痍未起，安請封禪！”韓的內幕又被揭穿，所以韓對于大顛從而不敢違。韓對于死生利祿之念，刻刻不忘：登華山大哭，作《送窮文》，是真正的證據。韓、柳、李而外，王維、白居易也信佛，但主張難以考見，因為他們不說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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