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新來的吧?”這是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25 年后,他對我說的最后一句話是“對不起”。)他已經反 客為主向我發問了,然而我才是記者,我才是應該提問 的那個人。
同事已經告誡過我,采訪史蒂夫·喬布斯可不是什 么好差事。前一天晚上,我和《華爾街日報》舊金山分 社的新同事們邊喝酒邊聊天,他們告訴我,第一次和喬 布斯見面最好穿件防彈衣。其中一位半開玩笑地說,采 訪喬布斯更像是打仗而不是提問。當時是 1986 年 4 月, 喬布斯已經成為《華爾街日報》的傳奇。據傳,另一位
《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就曾被他羞辱過,喬布斯直截了 當地問他:“你到底理解了嗎?你有聽懂半個字嗎?”
20 世紀 80 年代早期,我在中美洲采訪時,是真的 需要穿防彈衣。我在薩爾瓦多和尼加拉瓜待過一段時 間,采訪的對象五花八門,有穿越戰區的卡車司機,有 駐扎在叢林里的美國軍事顧問,有窩藏在據點里的反政府武裝指揮官,還有待在宮殿里的總統。我還采訪過那些桀驁不羈的億萬富 翁,比如石油大亨布恩·皮肯斯(T. Boone Pickens)、佩羅集團創始人亨利·羅 斯·佩羅(H. Ross Perot)和亞洲首富李嘉誠(Li Ka-shing),也曾采訪過諾貝 爾獎得主,比如杰克·基爾比(Jack Kilby),還有搖滾巨星、影視紅人、信奉 一夫多妻制的教徒,甚至是刺客的祖母。我也算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人,沒有 那么容易被嚇倒。我家在加州圣馬特奧縣(San Mateo),從我家開車到位于帕洛 阿爾托(Palo Alto)的 NeXT 電腦公司總部需要 20 分鐘時間,在這短短 20 分鐘 的車程里,我一直在思考,也一直在擔憂,到底如何才能取得最佳的采訪效果。 我之所以會如此焦慮,是因為我將要采訪的對象是一位比我更年輕的杰出商業領袖,這在我的記者生涯中尚屬首次。當時我 32 歲,喬布斯只有 31 歲, 卻已經聲名顯赫,與比爾·蓋茨(Bill Gates)共同被譽為個人電腦產業的締 造者。互聯網的狂熱時代還遠未到來,神童們的橫空出世還有待時日,喬布斯 是技術領域最初的超級巨星,碩果累累、績載史冊。他和史蒂夫·沃茲尼亞 克(Steve Wozniak)在位于洛斯阿爾托斯(Los Altos)的車庫里搗鼓出來的電 路板最終演變成了一家價值幾十億美元的大公司。個人電腦似乎有著無窮無盡 的潛力,喬布斯作為蘋果公司的共同創始人之一,也有著無限的可能性。然而, 1985 年 9 月,喬布斯迫于壓力選擇辭職。早些時候,他曾向蘋果公司董事會 宣布,要挖走一些關鍵崗位的員工,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專門生產電腦“工作 站”。媒體得知消息后興奮異常,詳細剖析了他的離職之舉,《財富》和《新聞 周刊》都把這場鬧劇作為封面故事發布在雜志上。
之后的 6 個月,沒有人知道這家新公司的動向,主要是因為蘋果公司向法 院提起訴訟,想要阻止喬布斯挖人,不過最終蘋果還是撤訴了。后來,喬布斯 雇用的公關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員給我的老板打電話,說喬布斯愿意接受主流商 業刊物的采訪,愿意透露一些 NeXT 電腦公司的具體情況。接到這項任務后, 我非常激動,同時也保持著一份警覺,我可不想被這位極具人格魅力的先生給 騙了。
我驅車朝帕洛阿爾托開去,一路向南,恰好回顧了硅谷的發展歷程。從圣 馬特奧的 92 號公路到 280 洲際公路,“田園牧歌”式的八車道公路繞過圣安德 烈亞斯湖(San Andreas Lake)和水晶泉水庫(Crystal Springs Reservoir),水庫 的水來自塞拉斯山脈(Sierras),為舊金山地區儲存飲用水;穿過位于門洛帕克(Menlo Park)的沙丘路(Sand Hill Road),財大氣粗的風險投資家們在此云集; 越過一座兩英里長的斯坦福直線加速器(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加速器軌 道就在公路下方,仿佛將大地劃開了一道裂縫;沿途還會經過斯坦福校園后方 那片廣袤的山丘地帶,射電天文望遠鏡矗立在山丘上,草地上點綴著棵棵橡樹, 白色面孔的赫里福德牛在草地上悠閑地散步。冬日和春日的雨水將這片山丘草 地澆灌得碧綠蒼翠,如同高爾夫球場的草坪,而不是常見的暗黃色,草地上還 點綴著橙色、紫色和黃色的小野花。我對舊金山灣區(Bay Area)不太熟悉,當 時并不知道這是一年中景色最迷人的時候。
我在佩奇米爾路(Page Mill Road)下了高速,惠普和另一家生物科技先驅 阿爾扎公司(ALZA Corporation)就在這條路上,一些提供專業化服務的公司 也坐落在這條街上,比如安達信咨詢公司(Anderson Consulting,現在叫埃森 哲 Accenture)和威爾遜 – 桑西尼 – 古奇 – 羅沙迪律師事務所(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 不過最先經過的是隸屬于斯坦福大學的斯坦福研究園(Stanford Research Park),綠草茵茵的園區里建了很多低矮的研發實驗室,給 了研發人員施展才華的空間。 施樂公司(Xerox)著名的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PARC)就坐落在園區里,喬布斯就是在這里第一次 見到了配備鼠標和圖形界面的電腦。喬布斯把 NeXT 的總部也選在了這里。
一位年輕的女公關帶我走進一幢四四方方、混凝土結構、玻璃幕墻的兩層 辦公樓,來到一間小會議室,透過會議室的窗戶只能看到停車場。喬布斯已經 在會議室了。他朝我點點頭表示歡迎,示意那位女士出去,還沒等我坐下,就 拋出了剛剛提到的第一個問題。
我不確定他想要的答案是簡單的“是”與“否”,還是他真的好奇我究竟是誰,以前做過什么。我假設他想聽的是后者,于是我開始列舉在《華爾街日 報》當記者時曾經去過的地方和報道過的行業。從堪薩斯大學研究生院離開 后,我去了達拉斯,報道過航空業、航空公司和電子工業,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和無線電器材公司(Radio Shack)就在達拉斯。這期間,我還報 道過約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他是得州石油商人的兒子,1981 年射擊了 里根總統,為此我還背上了罵名。
“你是哪一年高中畢業的?”他突然插話道。“1972 年”,我答道,“我在大 學待了 7 年,但最終也沒拿到碩士學位。”他又插話道:“我也是 1972 年高中畢 業的,這么說我們是同齡人。”(后來我發現他跳過一級。)
我繼續解釋道,我曾在中美洲待了兩年,后來又去香港待了兩年,為《華 爾街日報》撰寫地緣政治類的報道。我還在洛杉磯待過一年,最終來到了舊金 山,舊金山一直是我夢寐以求的工作地。說到這,我感覺這場談話越來越像是 在面試,只不過喬布斯對我的話沒任何反應。
“你對電腦有一丁點兒了解嗎?”他又插話道,“那些主流刊物的記者沒一 個懂電腦的,屁也不懂。”他邊說邊搖頭,流露出傲慢的神色。“上一個來采訪 我的《華爾街日報》記者連內存和軟盤有什么區別都不知道!”
現在我覺得自己有點底氣了。“雖然我在大學學的是英語專業,但上大學的 時候,我編過程,做過一些小游戲,還設計過關系數據庫。”他轉了轉眼珠。“連 續好幾年,我都在晚上給 4 家銀行打工,用 NCRa 小型機處理銀行每天的交易。” 他正凝視著窗外。“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個人電腦剛上市的時候,我就買 了一臺,在達拉斯買的,序列號的前 8 位都是零。開始我裝了 CP/M 操作系統, 搬去香港之前,我把這臺電腦賣了,里面只裝了 MS-DOS(微軟磁盤操作系統), 因為買家只需要 MS-DOS。”
提到這些早期的操作系統和競爭對手的產品,他終于來了精神。“你為什么a NCR 公司是全球領先的技術公司,為全球零售、金融、制造、旅游及交通等客戶提供服 務。—編者注沒有買 Apple II(第二代蘋果電腦)呢?” 好問題,然而……為什么我會允許這個家伙向我發問呢? “我以前從沒買過,”我還是回答了他的問題,“不過現在我有了,我讓《華爾街日報》給我買了臺 Fat Maca。”我說服紐約總部的同事給我買了臺蘋果電 腦,我告訴他們如果要讓我報道蘋果公司,我就得熟悉蘋果最新的機型。“我用 了幾周,到目前為止,比起 IBM,我更喜歡蘋果。”
我成功撬開了喬布斯的嘴。“等著吧,”他說道,“等你看到我們這里生產 的產品,就不會想要 Fat Mac 了。”我們終于回到了采訪的正題上,這也是喬布 斯一直想要談的話題—如何打敗他一手創立的公司,如何打敗蘋果的那些人, 特別是蘋果現任 CEO 約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正是斯卡利把他趕出了蘋 果帝國。
現在,他愿意回答我的問題了,盡管他并沒有直接回答每一個問題。目前 NeXT 總部依然是空空蕩蕩的,我很好奇,他是不是真的打算在這里組裝電腦? 可這里看上去不像是工廠。他是自己出資呢,還是已經找好投資方了?他賣掉 了所有的蘋果股票,只留了一股,大約拿到了 7 000 萬美元,但這些錢還遠遠 不夠實現他的野心。聊著聊著,他會突然跑題,談到完全出乎意料的話題。他 邊聊邊喝裝在啤酒杯里、冒著熱氣的白開水。他解釋道,某天茶葉喝完了,他 突然想到喝白開水也不錯,他說道,“喝白開水也能讓人平靜。”最終,他又把 話題拉了回來:高等教育界需要更好的電腦,只有 NeXT 才能生產更好的電腦。 公司正在和斯坦福大學和卡內基 – 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合作,這兩所 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學院名聲在外。“這兩所大學會是我們的第一批客戶。”
盡管他回答問題時避重就輕,傳遞出的信息也不多,但是喬布斯本人非常 有氣場。他流露出的強烈自信讓我不得不認真傾聽他說的每一個字。他回答問 題時字斟句酌,即使是回答意料之外的問題也是如此。25 年后,在他的追悼
a Fat Mac,是存儲巨大的蘋果電腦的昵稱。—編者注
會上,喬布斯的妻子勞倫證實了他從非常年輕的時候,就擁有“成熟的審美品 位”。從他的回答里,能聽出他對于自我判斷和品位的自信,而且在整個訪談的 過程中,我意識到他始終在試探我是否能夠心領神會,是否能夠理解他以前所 做的事和將要在 NeXT 做的事有什么特別之處。后來我意識到,喬布斯之所以 不停地試探,是因為他要確保每一篇關于他和他公司的文章都能夠達到他心目 中的質量標準。喬布斯目前所處的人生階段讓他認為自己可以取代任何一個人、 勝任任何一份工作,而且比原來的人干得更出色,當然他的這種態度讓手下員 工苦不堪言。
采訪進行了 45 分鐘,他為 NeXT 描繪的藍圖只有一個大概的輪廓,沒有細 節,后來的事實也證明,這是一個早期的信號,預示了公司未來幾年會遭遇各 種問題。然而,他卻愿意討論其中一個細節:NeXT 的商標。他給了我一本設 計精美的宣傳冊,解釋了這個由保羅·蘭德(Paul Rand)設計的高大上商標是 如何誕生、演變的。這本宣傳冊也是蘭德設計的,昂貴的半透明隔頁紙將厚重 的乳白色紙張一一隔開,紙張上凸印著蘭德設計商標的整個過程,據說這個圖 標用了“多種視覺語言”。根據冊子上的描述,NeXT 的商標是一個簡單的正方 體,黑色的背景上用鮮紅、朱紅、綠色和黃色印了 NeXT 的 4 個字母(紅綠對 比和黑黃對比是最鮮明的對比色),并且字母傾斜了 28 度。蘭德是當時美國最 著名的圖標設計師,IBM、ABC(美國廣播公司)、UPS 快遞公司和西屋電器的 商標都出自他之手。商標和宣傳冊的開價是 10 萬美元,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余 地,喬布斯愉快地付了錢。盡管是出于追求完美的目的,但如此奢侈鋪張,對 于 NeXT 的發展并沒有什么幫助。
第一次采訪結束后,我并沒有撰寫任何文章。一家剛起步的公司和一個高 大上的商標沒有任何新聞價值,無論是誰成立的公司、誰設計的商標。(另外, 當時《華爾街日報》從不刊登圖片,也沒有任何彩頁,所以即使我想報道 NeXT 的商標,《華爾街日報》也無法向讀者展現出 NeXT 商標精致的美,何況那時候
讀者也不關心設計的問題。) 這次采訪是我和喬布斯的第一次交鋒,沒有產出任何專題報道,我們之間的交鋒與談判還將持續 25 年。與絕大多數記者和被采訪對象之間的關系一樣, 我和喬布斯之所以能維持這樣的關系,是因為我們身上都有對方想要的東西。 我可以在《華爾街日報》上撰寫封面報道,之后我又為《財富》雜志工作,可 以在《財富》雜志上撰寫封面報道;而他的故事讓讀者非常著迷,我想要搶占 先機,比其他記者更快、更好地將他的故事帶給讀者。喬布斯想讓我寫他的新 產品,而我的讀者對他本人也很感興趣。他想要讓我描繪出產品的精妙設計與 巧奪天工,而我更想挖掘產品背后的故事,分析公司在競爭中的起起伏伏。我 倆的互動就像是一場交易,我們都希望哄騙對方簽訂有利于自己的協議。有時 候,我覺得自己和喬布斯是打橋牌的隊友,有時候又覺得自己被騙了,手里拿 著一副爛牌。喬布斯常常讓我覺得他勝我一籌,盡管有時候這并不是事實。
盡管那次采訪以后,《 華爾街日報》 并沒有刊登任何報道, 喬布斯對凱 西·庫克(Cathy Cook)說這次采訪進行得還不錯,我也“還行”。凱西當時正 為艾莉森·托馬斯公關公司工作,自那以后,喬布斯經常通過凱西來邀請我去 NeXT 聊聊最新的進展。事實上,值得報道的內容并不多,至少達不到《華爾街 日報》的報道標準。直到 1988 年我才寫了關于 NeXT 的第一篇報道,那一年喬 布斯推出了 NeXT 公司的第一臺電腦工作站。但每一次采訪的經歷都十分有趣。 有一次,他叫我去聽他吹噓如何說服羅斯·佩羅(Ross Perot)向 NeXT 投資了 2 000 萬美元。表面上看,佩羅投資喬布斯的公司非常不合理,佩羅是一位 愛國的海軍老兵,剃著平頭,溫文爾雅,喬布斯卻是個喜歡光著腳的素食主義 嬉皮士,而且不喜歡用除臭劑。然而,我比較了解史蒂夫,也采訪過佩羅幾次, 我知道他們倆其實非常相似,都是另類而又理想主義的自學成才之人。我告訴 史蒂夫,他絕對應該去達拉斯電子數據系統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s)總 部拜訪一下佩羅,即使不為別的,也應該去看看辦公大樓的車道兩邊陳列的老 鷹雕塑和美國國旗,那些都是佩羅的收藏。史蒂夫笑了,眨了眨眼說道:“去過了,也見識過了。”他問我是不是覺得他瘋了,居然會喜歡佩羅這樣的人。“任 何人見過他以后,怎么可能不產生一點好感呢?”我答道,“他很有趣。”史蒂 夫笑了笑表示同意,還補充道:“說實話,我覺得能從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我們相仿的年齡逐漸成為交流的橋梁而非障礙,我們青少年時期的經歷比 較類似。盡管比爾·蓋茨也與我年齡相仿,我也寫過很多關于他的報道,但他 的父母不是工薪階層,也從沒上過公立學校,我和史蒂夫的父母都是工薪階層, 而且我們都上過公立學校。我們三個都躲過了去越南服役挨子彈的命運,因為 當我們 18 歲時,征兵制被廢止了,但比起比爾,我和史蒂夫更像是反戰、和平 時代的產物。我們都狂熱地愛著音樂,也癡迷于各種機械小裝置,我們敢于嘗 試各種古怪的新想法、新創意。史蒂夫是被領養的,我們偶爾也會聊起他的這 段經歷,但是這段經歷對他性格產生的影響并沒有社會和政治大環境的影響大, 我們長大成人的時代也是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
史蒂夫之所以愿意維持和我的關系,還有一個重要原因。20 世紀 80 年代末 期,電腦的世界正處于變局之中,只有激發起公眾對他的下一代偉大產品的熱 切渴望,讓他們朝思暮想、屏息而待,才有可能吸引到足夠的潛在客戶和投資 者,史蒂夫特別需要投資者的支持,因為 NeXT 用了將近 5 年時間才推出第一 代工作站電腦。史蒂夫一直都非常明白媒體報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價值,這 也是里吉斯·麥肯納(Regis McKenna)所謂的史蒂夫“過人天賦”中的一部 分。麥肯納是史蒂夫早期最重要的導師,他曾經說過“史蒂夫在市場營銷方面 有著過人的天賦,在 22 歲的時候已經有了敏銳的直覺。他知道索尼的偉大之處, 也了解英特爾的偉大之處,他希望自己的產品也能享有如此聲譽”。
史蒂夫知道蘋果公司的報道是由我負責的,好幾年時間里,他會時不時給 我打電話爆一點蘋果的“料”,都是他從還留在蘋果工作的前同事那里聽來的, 有時候他只是談談自己對于蘋果公司無休無止的高層變動鬧劇的看法。到 90 年 代初,蘋果已經變得一團糟,史蒂夫是可靠的情報來源,而且我漸漸發現他打 電話的時機絕對不是隨便選的,每次都是有動機的:有時候是想挖掘一些競爭對手的信息,有時候是想讓我看看他的產品,有時候是對我寫的文章表示不滿。 對于最后一種情況,他還會跟我抗爭。90 年代后期,他又回到了蘋果公司,我 認為有必要給《財富》雜志再寫一篇關于蘋果的報道,于是給他發了封郵件。 我們已經幾個月沒聯系了,因為我做了一個心臟手術,在我住院期間他曾給我 打過電話祝好,現在我已經康復了,打算再撰寫一篇報道。他給我回了郵件, 寥寥數語:“布倫特,我記得去年夏天你寫的那篇報道對我和蘋果公司都很不友 好,這讓我很受傷,你為什么要寫這樣一篇爛報道呢?”不過幾個月后,他還 是讓步了,配合我寫了另一篇封面報道。
我們的關系長久、復雜,卻讓彼此獲益。如果我在行業活動中碰到史蒂夫, 他會把我當成朋友介紹給別人,這一點讓我受寵若驚,也讓我感到有一絲怪異, 我的確應該算得上是他的朋友,但并非所有的時候都是如此。有段時間,他在 帕洛阿爾托辦公,辦公室離《財富》雜志所在地很近,我時不時會碰到他,我 們會停下腳步天南海北地聊上幾句。有一次,我還幫他挑選送給妻子的生日禮 物。因為工作的原因,我去過他家很多次,每一次都比較隨意、不拘禮節,我 和其他 CEO(首席執行官)的接觸并不是這樣的。然而每時每刻,我們之間關 系的本質是非常清晰明了的:我是記者,而他是被采訪對象和文章的主題。他 很喜歡我寫的某些報道,另一些卻讓他很生氣,比如上文提到的讓他回了郵件 的那篇報道。我始終保持獨立,而他也會隱藏一些信息,這構成了我們關系的 邊界。
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我們之間的關系漸漸疏遠。21 世紀頭 10 年的中期, 我們都病得很嚴重,他在 2003 年被確診為胰腺癌,而我在 2005 年去中美洲期間感染了心內膜炎和腦膜炎,昏迷了 14 天,醒來后幾乎失去了所有聽覺。當然, 他對我病情的了解遠遠勝過我對他病情的了解。有時候,他也會向我透露一些 病情的細節,有一次我們還比較了手術后留下的疤,就像電影《大白鯊》里的 昆特(由羅伯特·肖飾演)和胡珀(由理查德·德萊福斯飾演)那樣。我在斯 坦福醫院康復期間,他來看過我兩次,主要是來檢查自己的腫瘤,順便來探望
一下。他給我講了關于比爾·蓋茨的笑話,還因為我沒有戒煙把我訓斥了一頓, 他總是喜歡對別人的生活方式指手畫腳,勸了我好幾年讓我戒煙。
史蒂夫去世后,關于他的報道鋪天蓋地,有文章、圖書、電影,還有電視 節目,大部分只是在重復關于史蒂夫的那些傳說和成見。這些傳說和成見從 80 年代起就開始流傳,那時媒體剛從位于庫比蒂諾(Cupertino)的蘋果公司總部 挖掘出這位神童。當時,史蒂夫沉浸于媒體的追捧中,對于媒體并不設防,那 段時間也是他生活最為散漫、放縱的一段日子,因此媒體在把他描繪成天才的 同時,也免不了揭露他的卑劣以及對同事和朋友的漠不關心。后來他開始對媒 體設防,只在需要宣傳產品時才與媒體合作,因此這些早期的報道就成了大眾 獲知他個性和思維方式的唯一來源。這也許也解釋了為什么在他去世后,關于 他的報道展現的幾乎都是一些成見:史蒂夫是一位天才,在設計方面天賦過人, 講故事的能力超凡脫俗,可以產生“扭曲現實”的魔力;他就是個自以為是的 混蛋,一味地追求完美,完全不顧他人的感受;他覺得自己比任何人都聰明, 從來聽不進任何建議,而且從出生伊始,就是天才與混蛋的結合體。
以我對史蒂夫的了解來看,這些成見沒有一個是正確的。在我看來,史蒂 夫比我在其他任何文章里讀到的形象都更復雜、更有人性、更多愁善感,甚至 更聰明。他去世幾個月后,我開始整理我對史蒂夫的采訪筆記、磁帶和文檔, 又回憶起很多已經淡忘的內容:有我采訪他時隨手寫下的筆記,有因為各種各 樣的原因當時沒有用在報道里的故事,有我們互發的郵件,還有從來沒有轉成 文字稿的磁帶錄音。我還找出一盒史蒂夫送我的磁帶,當時約翰·列儂(John Lennon)的遺孀小野洋子(Yoko Ono)送給史蒂夫一盤磁帶,是歌曲《永遠的 草莓地》(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在錄制過程中的各種不同版本,史蒂夫又 翻錄了一盒送給我。這些舊物都藏在車庫里,在整理舊物的過程中,關于史蒂 夫的很多記憶涌上心頭。這些舊物我整理了好幾周,整理完后我做了個決定: 對于大眾頭腦里關于史蒂夫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見,光抱怨幾句是遠遠不夠的,
史蒂夫·喬布斯第一次在蘋果任職時,已經是一位富有遠見卓識的年輕人, 但他尚處于職業生涯的初期。他在生產和銷售 Apple I 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 要的作用,如今他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將自己的遠見、智慧、直覺和個性從父親 的車庫移植到一個更廣闊的“空間”里去,即硅谷的產業和金融帝國。雖然史 蒂夫的學習能力很強,但他并不清楚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一些年輕人從小就 耳濡目染,熟悉公司的運作,比如比爾·蓋茨,但史蒂夫顯然不是。
史蒂夫在車庫里召集了一群孩子,做出了很酷的產品,如果他想超越在車 庫取得的成就,就必須學會如何與成年人打交道。與成年人打交道并非易事。 他多次告訴我:“我不想成為商人,因為我認識的所有商人中,沒有一個是我想 成為的那種人。”史蒂夫更傾向于把自己視為富有遠見、質疑與反叛精神的大 衛,靈活、敏捷地與笨重的歌利亞巨人作戰,無論歌利亞巨人代表了哪一種勢 力。a 跟那些“成年人”合作不僅困難重重,而且無異于是在通敵。史蒂夫想按 照自己的游戲規則和“成年人”一起玩。
他倆剛開始賣 Apple I 時,沃茲就告訴史蒂夫,自己可以設計出更好的機 器。按照沃茲的設想,下一代電腦應該用彩色字體來顯示運算結果,在主板面 積不變的情況下擁有更高的性能,而且應該有多個插槽,以增加機器的功能。 如果史蒂夫和沃茲真想生產、銷售如此高端的機器,就得籌集更多的營運資金。 他們現在的資金都來自朋友和父母的貸款,還有小店店主的預付款,這些錢是 遠遠不夠的。史蒂夫并不完全清楚從哪里才能搞到那么多錢,他嘗試著打入硅 谷的上流圈子,努力去結識那些成功的商人、營銷專家和投資家。
1976 年,硅谷的成功之路并不像現在那么清晰,而今天的創業者只需用谷 歌搜索一下“風險投資”就知道該做什么了。當時,硅谷的律師、投資家和經 理人數量并不多,大都是面對面談生意的。史蒂夫身上的幾個特質讓他在社交 場合如魚得水。“我很幸運,在電腦產業發展之初就進入了這個行業,”他有一 次對我說,“那時候很多學校還沒有計算機科學這個專業,因此電腦產業的從業 人員教育背景五花八門,有數學專業的、物理專業的、音樂專業的,還有動物 學專業的。不過,無論他們原本學的是什么專業,都十分熱愛這一行,而且非 常聰明。”史蒂夫敢直接給陌生人打電話詢問信息或尋求幫助,事實上他 14 歲 的時候就這么干過,他曾經打電話給惠普的創始人比爾·休利特要材料。大多 數年輕人在學習新生事物,特別是諸如風險投資之類比較復雜的事物時,通常 會表現出遲疑和猶豫,但史蒂夫完全沒有。他相信自己的公司無與倫比,肯定 會有人愿意投資。只要史蒂夫身上的這股自信沒有讓他變得粗魯無禮,自信滿 滿的他還是非常有魅力的。
他孜孜不倦地編織著硅谷關系網絡,通過一個又一個電話、一場又一場會 議,終于認識了里吉斯·麥肯納。麥肯納是營銷奇才,成功提升了英特爾的知 名度,最終也幫著蘋果打造了一個打破常規、適應性強的公眾形象。
史蒂夫和沃茲去麥肯納的辦公室見他。史蒂夫并沒有盛裝出席,依然穿著 破洞牛仔褲,頭發亂糟糟的,也沒穿鞋子,而且身上味道很大。那段時間,他 覺得除臭劑、鞋子一類的東西都是矯揉造作。麥肯納是硅谷上流圈子里非常特別的一位,他梳著精心打理過的發型,擁有一雙深邃的藍眼睛,說話直白,帶 著一絲幽默感,關系網絡遍布全球,而且充滿自信,這一點跟史蒂夫很像。他 的名片只有寥寥幾個字:里吉斯·麥肯納,他本人。麥肯納透過兩個男孩兒邋 遢的外表看到了他們過人的智慧,發現自己挺喜歡他們的。“史蒂夫看問題很全 面,”麥肯納回憶道,“而且思維縝密。”麥肯納和史蒂夫在雅達利公司的老上 司諾蘭·布什內爾一起把他們推薦給了唐·瓦倫丁(Don Valentine),瓦倫丁是 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的聯合創始人之一,深諳高新技術企業的早期投資 之道。
瓦倫丁曾在芯片行業打拼多年,他曾供職于快捷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和英特爾的創始人是同事,后來兩位創始人離職成立了他們自 己的公司。他還曾在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擔任要職。 他之所以同意和兩位男孩兒見面,主要是礙于麥肯納的情面,他幾乎是捏著鼻 子聽完了史蒂夫和沃茲的陳述。他倆走后,瓦倫丁給麥肯納打電話抱怨:“你為 什么讓這兩個人不像人的家伙來見我?”不過他還是為這兩個男孩兒指了一條 出路,讓他們去找個人“天使”投資家,“天使”投資家更善于和蘋果這樣特色 鮮明的初創企業打交道。
于是,史蒂夫認識了邁克·馬庫拉(Mike Markkula),他日后成為史蒂夫 在蘋果的兩位早期導師之一。一天,馬庫拉駕著金色科爾維特車去了史蒂夫家 的車庫,讓男孩兒們帶他看看 Apple I 是如何誕生的。馬庫拉以前是英特爾的銷 售主管,擁有電子工程學位,在短時間內賺了很多錢,不過,在他 30 歲剛出頭 時,由于沒有得到晉升的機會,就“退休”了。馬庫拉本質上也是一位電腦極 客,自己會編程。他立刻就領會了史蒂夫和沃茲野心勃勃的想法,也看到了這 兩位可塑性很強的年輕人身上所具有的智慧。開了幾次會后,馬庫拉決定投資, 他自己出資 9.2 萬美元,同時和美國銀行達成協議,由美國銀行提供 25 萬美元 的信用額度,以此換取蘋果公司 1/3 的股權。這可能是史上最偉大的一次天使 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