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繼《中國人的人性與人生》后，梁曉聲解構當前中國社會世道人心的良心力作！
2、前途命運茫然無措的打工者，視清名勝過一切的老嫗，志大才疏的文學青年，猜忌心重的小老板，一心培養女兒當明星的父親，不作為的官僚，純潔的初戀情侶，不肯把一次交給城里人的農村女孩，愛上自己雇工的女東家……各色中國人日常百態的記錄。
3、平凡的好人與國家的性情/另一半的中國/我們何以不寬容/人心的歸途/冰冷的理念，五大內容板塊，真實走進中國人精神世界的日常。
2、作者以小說家的生動筆法，社會觀察家的敏銳思考，對弱者同情，對不公憤怒，對貪欲與軟弱進行批判，完成對人性的觀照，對人文情懷的推崇。
梁曉聲，當代著名作家、教授、全國政協委員。創作過大量極具影響的小說、散文、隨筆及影視作品。主要作品有《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雪城》《知青》《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郁悶的中國人》等作品，新近出版有《中國人的人性與人生》。他的文字兼具作家、學者、思想者等多個維度，深受廣大讀者喜愛與推崇。
故人往事 以下所憶故人，皆已故去。然而，又是我實難忘卻之人。如今我步入老年了，對他們的懷念日益加深——因為，他們都是有恩于我的人；在他們生前，我一直系報答之心，竟無從真的報答過，這令我深感自責。或許，以文字的方式追思，能多少減輕幾分自責之苦吧！
一、林予 我對林予的人生經歷其實并不詳知，僅曉得他姓汪，曾是一名軍界創作員，1957年到了北大荒，后來成為黑龍江省作家協會的專職作家——林予是他筆名，代表作是《雁飛塞北》。 《雁飛塞北》我下鄉之前讀過，反映十萬官兵開墾北大荒的長篇小說，由而對北大荒有了間接印象。我成為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創作員后，《雁飛塞北》是大家經常談到的，林予之名在我們中絕不陌生。 大約1970年冬季，我與當年的知青朋友陸寧先后回哈爾濱探家。陸寧是老高二知青，下鄉后當上了某師宣傳干事。他母親是龍江劇團編導，認識林予。 一日陸寧到我家，問我想不想與他共同去拜訪林予？ 我反問：林予是誰？ 他說：《雁飛塞北》的作者呀！ 我喜出望外。對于當年我們那一代文學知青，誰出版過一部厚厚的長篇小說，誰就是我們心目中的大作家。 路上，陸寧告訴我，林予剛結了第二次婚，夫人趙潤華，還在什么干校。她曾是文學編輯，關于她陸寧就知道這么多。而對于林予，他知道的多些，說林予被打成了黑龍江省“二月逆流”的“急先鋒”，不許離開本市，以便對其進行批判時能隨傳隨到。 陸寧問：還敢去嗎？不想去就算了。 我回答：那見到他的可能不是反而大了嗎？去！ 陸寧并沒預約，我們貿然前往。 林予家住在一幢灰不溜丟的板樓里，當年叫“簡易樓”，外觀似現在沒完工的“裸樓”。他開門見到兩個年輕的不速之客，意外。陸寧與林予也是第一次見面，但他一提他母親，林予立刻表示歡迎。他的家是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單間，有極小的廚房，無廁所，得到樓外馬路邊的公廁解大手。
家家戶戶備有解小手的尿壺，他家也不例外。無暖氣，生小鐵爐。那幾年哈市買不到好煤，燒蜂窩煤，屋里挺冷——我們三人剛一圍爐坐下，林予就急切地向我和陸寧請教，怎樣才能將蜂窩煤燒得火旺一點兒。陸寧家有暖氣，回答不了他的問題。我家也長年燒不好燒的蜂窩煤，我下鄉前負責做飯，頗有經驗，傳授之，林予認認真真地聽。屋里冷，窗上厚厚的霜不化，便也黑。主賓三人都不脫棉衣，坐得離小鐵爐不能再近。 爐蓋上烤著饅頭片，放著有半杯水的搪瓷缸。那時十點來鐘，林予正用早餐，吃一片饅頭，咬一口咸菜疙瘩，喝一口水。他肯定是急性子，經常捅火，致使屋里哪兒哪兒都落一層灰。他坦承自己生活能力差，幾乎不會做飯。他說他發現，烤咸菜疙瘩別有滋味，比不烤好吃多了。 我不記得我們談了什么文學話題。肯定是談過幾句的，但也可以肯定不是主要內容。 主要內容反而是“政治”。 他感激我們拜訪他，囑我們不可對外人道，怕我們因而受牽連。 我和陸寧都不怕那些。 他說當然也沒什么可怕的，但會影響我們進步啊！ 我說誰愛進步誰進步，我自己根本不打算進步了。 陸寧則請他放心，保證我們以后對他的拜訪將是“秘密行為”。 他笑了，說那我們以后就是他的青年朋友了。 我說你還不了解我倆呀。 他說已經了解了啊。 他關于政治的全部話語可概括為兩個字——“正義”。 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話是：事關正義與否，那也不能人人都充聾作啞吧？我的興趣在文學，又不在政治。
但非逼我表態，我當然就不能表那種不正義的態嘍！ 我和陸寧都說，我們也是盡量在做同樣之人。 我們離去前，我告訴他，我一個弟弟一個妹妹留城了，我會囑咐弟弟妹妹常來看他，幫他干些他干不來的活。 后來，我的弟弟妹妹就成了林予家的“常客”。 再后來，逢年過節，林予和夫人趙潤華，也每去到我那個沒個家樣的家中看望我的母親。他們夫婦稱我母親“嫂子”，我母親和留城的弟弟妹妹都稱他們“林老師”“趙老師”。 再再后來，連我另一個同樣是兵團知青的弟弟探家期間，也必會去看望林予夫婦了。而我，若回哈爾濱了卻沒與他見上一面，即使僅在哈爾濱待了幾天，他也會挑禮的。 林予是我認識的第一位作家，于是連同他的夫人成了我們全家的親人。我家在哈市沒親戚，他們夫婦也是。我不知道我留城的弟弟妹妹能幫他們做些什么，卻知道，家中如果遇到了難事，母親的第一反應是：去將你們林予老師請來，我要與他商議！ 而他們夫婦必會雙雙而至。 兩家的關系可用休戚與共形容之。 1976年5月，林予住到了上海電影制片廠招待所“小白樓”，按要求將其長篇小說《咆哮的松花江》改編為電影劇本，此小說尚未出版。我聽他談過創作初衷，是要為鄧小平“出山”后的“撥亂反正”喝彩，松花江因此“咆哮”。故所以然，在黑龍江出版社逐級審稿時便引起對立結論，有人說好得很，有人認為極其反動。至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成了政治事件，林予奮力自辯。他若不辯，一概支持該書出版的人必定遭殃。揭發信一直告到了北京，不知北京什么人作了如此指示——那就拍成配合“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電影吧！松花江“因此”咆哮，片名響亮。
當時我已是復旦大學中文系創作專業的“工農兵學員”，與我信任的三名同學杜靜安、劉金銘、周進祥前去見他。因為我每“北大荒”長“北大荒”短的，他們也都讀過《雁飛塞北》了，很高興有機會認識一位“北大荒派”老作家。林予那一年五十余歲，頭發花白了，看去比實際年齡大得多。在我們眼中，確乎是老作家了。 他見了我們格外高興，對我之親熱令我的同學們暗覺驚訝。我在電話中說定了要在他那兒吃午飯的，他從食堂打回了幾樣菜，我們在路上買了一斤豬頭肉、一斤腸和幾瓶啤酒。 在他的單人房間里，我們與他都無拘無束，愉快地度過了兩個多小時。 我問他劇本改得怎樣了？ 他說“請”他親自改，他不來準是個事。說那也不能照“他們”的要求改呀，說他只不過是在敷衍著改，吃得不錯，住得挺習慣，全當度假了。哪天讓他走，當天就走。還命他改的話，就繼續敷衍。 關于文學，我們也就談了那么幾句。在當年，文學又有什么好談的呢？ 正是“四人幫”所謂“政治謠言滿天飛”的時期，從各種渠道匯集至“小白樓”的資訊極其豐富，預示著中國人心的向背已成定局。兩個多小時內，林予基本上是在談“小道消息”，看得出中國之命運將會如何令他分外焦慮。我不斷以眼色制止他，然而他是那么的激動，無濟于事。 那日證明了這樣一點——他這個人自我保護意識之薄弱，像他的生活能力確實很低一樣，實在是別人愛莫能助的。他似乎自有一套簡單的判斷人的邏輯，即倘陸寧的母親是他所信任的人，那么她的兒子當然也是；那么陸寧的朋友梁曉聲同樣是；梁曉聲帶去見他的任何人便都是。
不久大學里開始追查“謠言”，我殊覺不安，一一告誡三名好同學，萬勿出賣林予——他們都說，咱們根本不曾一塊兒去見過什么林予呀！ 1982年，我的短篇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獲獎后，某日我家所住的筒子樓里，有人大聲喚我接電話。我通過公用電話聽到了林予的聲音，他說我的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正在他家吃飯，“趙老師”做了一桌子菜。 我問：“今天是什么節日嗎？” 他說：“我親自把你弟弟妹妹請來的，我們為你的小說獲獎在我家慶祝一番。” 我正不知說什么好，他那端卻說：“不多聊了，旁邊有人等著打電話。” 原來他也是用他家那幢樓的公用電話與我通話的。 1984年，我的短篇小說《父親》、中篇小說《今夜有暴風雪》同時獲獎，夏末我回哈探家，去他家看望了他。他與我約定，三天后的下午要帶人到我家見我。 我考慮到我家的不成樣子，猶豫。 他卻說：“曉聲，可不能因為獲獎了就擺架子，誰登門拜訪你都應該歡迎，何況是我要帶去的人！” 或許因為他的家也不怎么樣，他竟完全不理解我的為難。 我問：“是你朋友嗎？” 他說：“朋友談不上，卻是一個好人。”——停頓了一下又說：“一個特別好的人。” 不料三天后他帶去的是市委宣傳部長陳鳳暉同志。剛下過很大的雨，他們兩位坐的“上海”轎車開不進我家所在那條又臟又窄又泥濘的小街。他倆沒穿雨靴，進我家門時四只鞋都成了泥鞋。
而我家二十八平方米的破土坯房，前接后蓋，分成了四部分。我的老父親已經退休回到哈市了，兩個弟弟一個妹妹都結婚了，且都有孩子了，不分割怎么住呢？因為林予要帶客人來，我老父母從他們所住的六平方米的小屋躲讓到鄰居家去了，我的瘋哥哥被關進我一個弟弟家的小屋去了。而我能夠待客的六平方米的小屋里，這里那里放著盆、缸子、瓶子，接漏雨。在那么一種情況下，什么話題都沒法談的。我的哥哥不斷從窗口朝這邊探進頭，沖林予和陳部長傻笑。我尷尬，他倆也都覺來得唐突了。 不到半小時，陳部長坐不住了。 林予卻說：“曉聲，我倆來得好，來得實在是太好了！鳳暉部長，曉聲他父親可是新中國第一代建筑工人！是第一批‘大三線’建筑工人！他家這種情況你當官的不管可不行，那國家也太對不起老建筑工人了！” 陳部長嘆道：“是啊。” “你別只說是啊，你一定要給解決實際困難！”——林予的話說得急頭白臉的。 陳部長說：“我想辦法，是我應該做的事。” 林予又對我說：“聽到了，曉聲你要催著他辦！” 我苦笑道：“我在北京啊。” 林予說：“讓你弟弟妹妹找我，我輪番陪著去找他！” 陳部長也苦笑道：“林予同志，不要這么激動嘛，你看你搞得曉聲都臉紅了！” 分明，林予與陳部長確實算不上是朋友——但那是兩個好人之間的對話。那情形給我留下的印象異常深刻，所以我終于敢用引號將他各自的話引起來了。
過后我了解到，陳部長曾是市委機關干部，1957年被戴上了帽子，“文革”后任部長才兩年。 1986年，哈爾濱市政府批給了我家一處樓房，不大，也是二十八平方米左右，作為對中國第一代建筑工人和第一批“大三線”建筑工人的獎勵房。自然，我老父親也是沾了我這個作家兒子的光。此事對我的親人們是巨大的福祉，是他們做夢都不敢想的事。我們的父母自從成為我們的父母以后，到那一年為止，還從沒獲得過政府給予的任何福祉。它使我七十多歲的老父母可以在家里上廁所了，可以在寒冷的冬季享受暖氣的溫暖了；也使我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的家，各自大出了幾米。而我再回家探家時，不愁沒處地方住了。 此后，林予和陳鳳暉部長，在我和我親人心目中，是大恩人。 我所深感內疚的是——林予和他夫人趙老師的追悼會我竟都沒參加，忘了當年我被什么鳥事拖絆住了，每一回想便覺自己甚是該死，成為我此生最內疚的事之一。
但林予夫婦生病期間，不但我的弟弟妹妹經常去看望，連我年近八十的老母親也在弟弟妹妹的陪同之下親往醫院去探視過的，這多少減輕了我的一些內疚。 林予夫婦的獨生女兒嫁給了外國人，已定居國外了。他們在哈爾濱再無任何親人了，估計，哈爾濱人中經常懷念他們的，最是我的弟弟妹妹。再加一個曾經的哈爾濱知青，那就是我了。我和弟弟妹妹相聚時，每次必懷念起他們夫婦來。因為我們對父母的懷念，是與對他們夫婦的懷念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是無法分開的。 一位作家和他的妻子，與城市里一條臟街上的一戶很窮的人家的每一個成員，結下了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終生親情；這樣的事，也許只有異常年代才會發生吧！ 或者，竟是上天的有意安排？
二、魏國學 魏國學是1966年轉業到北大荒的官兵之一。因為他們是那年3月到達北大荒的，自謂“六六三”北大荒人。 他入伍前是吉林農家子弟，他妻子曲秀珍也是。 當年我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一師二團的知青，并且是二團的第一批知青，于是成為七連的戰士。七連的“六六三”不少，五十幾人。我們知青整二十人，分為男女兩個班。比起來，“老戰士”是多數。 當時七連已有小學校，在連隊主路的一端，是路邊的一幢土坯房，蓋得較高，一分為二，各有門窗，成為兩間教室。我們知青路過時，曾見魏老師也就是魏國學帶領學生們在起土豆——小學校有一片“自留地”，允許所收獲的土豆賣給食堂，以便每年有一二百元教學經費。 在部隊時曾任過文書，是七連黨支部的組織委員——關于魏老師，我們也就知道這么多。 第二年連里來了更多知青，總數二百余人了。人氣旺了，一些“老戰士”受到新氣象的鼓舞，紛紛將家眷接來，應上學的孩子快速增加了。 第三年，有四名知青成了小學校的老師，二男二女，我是其中之一。除了我是初三的知青，另外三位老師都是高一、高二的知青。如此這般地，魏老師成了魏校長，成了我們的直接領導。據說，因為我擔任著一班班長，連長指導員起初不同意，魏校長堅持，說他認為我能成為一名好老師，連長指導員拗不過他，只得同意。我不知道他緣何那么認為，沒問過。 除了在特定場合，我們并不稱他校長，都習慣于叫他魏老師，他自己也更愿意我們叫他魏老師。 他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卻絕不是一個使別人難以接近的人。因為他實際上待人一團和氣，微笑是他臉上最經常的表情。如果他對誰有好感，那么那個人與他在一起時，面對的幾乎總會是一張微笑的臉。他的微笑使人心里特別舒服，他仿佛在用微笑告訴你——我是你的朋友，這使我愉快。讀懂了他的微笑，如果你是那個“誰”，即使內心里正有煩愁苦緒，也會受到他的微笑的感染，生出幾許愉快了。 說他們是“老戰士”，其實他們都并不老，平均年齡三十二三了，有的還耗著沒成家呢。魏老師年齡大點兒，卻也不過三十五歲，算是“六六三”中的老大哥了。但我們知青的平均年齡才二十二三歲，與他們比起來，還是會覺得自己仍很青澀。何況，他們是真正當過兵的人，而“戰士”只不過是我們的“浮名”。普遍的我們對普遍的他們，內心是很尊敬的。
據說，魏老師是有倔脾氣的。他是支委，連里的某些事一到支部上去討論，他的態度是不容漠視的。如果他持反對意見，連長指導員都拿他沒治。但從他在老戰士中享有的威望判斷，他的倔多半與他認為必須堅持一下的原則有關。而連長指導員與他的關系卻很好，證明他的倔大抵是有正當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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