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摩司·奧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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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自傳涉及自己的童年時，人生中所遇到的第一次道德危機往往會赫然聳現，如歷目前。當一個孩子平生第一次要在正確行動和錯誤行動之間做出選擇時，往往會發生這樣的危機。寫自傳的人在憶及這一危機時，往往也都意識到這種危機對自己的成長所產生的影響。
讓雅克·盧梭在《懺悔錄》第二部分中曾寫到一條絲帶被竊的事，就是一個遭遇道德危機的典型事例。少不更事的讓雅克偷了一條絲帶，后來不僅沒有大膽承認是自己所為，還栽贓誣陷別人，說是一個女仆干的，結果導致那女仆被趕了出去。讓雅克當時選擇的是錯誤行動，但這種選擇使他一生都有一種自責感，良心上總是得不到安寧。這種自責感對他日后的成長，特別是對《懺悔錄》的寫作有著直接的影響。
威廉·華茲華斯小的時候也曾遇到過這種危機時刻。有一次，他未經船主人同意，擅自劃著小船想去游覽湖光山色。結果，想象力無比豐富的小華茲華斯覺得，自己周圍的自然界里的一切都在同聲責備自己，這使他明白，原來宇宙天生就具有道德力量。
詹姆斯·喬伊斯作品中的人物斯蒂芬·迪達勒斯也曾遇到過這樣的時刻。有一次，一個老師錯誤地懲罰了他，是把這事報告給校長呢，還是像其他男同學一樣，玩世不恭地相信強權就是真理？他必須做出選擇。
以上這些例子都說明，成年后的作家一般都把這些危機經歷看做是自己道德成長過程中的關鍵時刻，而寫自己童年的故事時，一般也都圍繞類似的危機時刻來寫。
《地下室里的黑豹》（1994）中所講的故事，阿摩司以前在自傳（如《在熾烈的陽光下》，1979）或小說中已經講過好幾次。這個故事講一個以色列小男孩，來到了自己道德成長過程中的十字路口。他的四周每天都有暴力事件發生。是對暴力事件繼續存有小孩子似的幻想，還是向前一步邁進新的人生，在學會愛的同時也學會恨，并接受這樣的事實：不能把自己周圍的人們簡單地分成朋友或敵人？
他在人生中遇到十字路口時，碰巧他的國家也面臨著重大選擇。《地下室里的黑豹》的背景是英國托管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年，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戰爭一觸即發。這使作品中男主人公將要做出的選擇有了一定的政治意義（以色列是有恃無恐繼續使用武力，還是在互諒互讓的基礎上達成妥協？），而奧茲駕輕就熟，寫得似乎毫不費力。
《地下室里的黑豹》的前身是奧茲的小說《蘇姆奇》（1978）。《蘇姆奇》的情節構成與《地下室里的黑豹》也比較相似：小男孩蘇姆奇心里老是想著如何用暴力來教訓英國占領者，夢想自己有一天能成為一名地下游擊隊成員（但同時他也幻想著有朝一日能去非洲深處探險，這與地下打游擊好像毫無聯系）；后來，男孩遇上一個很友善的英國兵，兩人竟互換起語言課程來，一個教對方學英語，另一個教對方學希伯來語；男孩因此遭到以前伙伴的迫害，他們說他和敵人友善、親如兄弟，就是背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后來，他經歷了初戀，這使他告別了以前做過的危險殘忍的夢想。實際上，前后兩部作品相似的地方很多，因此《蘇姆奇》可以說是后來那部中篇的創作提綱，所不同的是，《蘇姆奇》中有一兩處寫得未免過于傷感。
《地下室里的黑豹》中的那個男孩沒有名字，大家只知道他的諢名——“點子大王”，因為他好讀書，主意又多，講起話來文縐縐的。給他生活帶來困惑的那個英國人是負責發放軍餉的文書，他由于干文書這一行，會講幾句希伯來語。不過，他講的希伯來語帶有希伯來文《圣經》的味道，聽上去很滑稽。翻譯過奧茲作品的尼古拉·德·朗日辨別出這種味道，因此翻譯時用了16世紀的英語。“閣下如此匆忙，敢問趕往何方？”鄧洛普中士問“點子大王”道，當時已是宵禁時間，他發現“點子大王”在外游蕩，故有此一問。“長官開恩，請讓我回家。”“點子大王”勉強地用英語（這可是“敵人的語言”，他嚴肅地提醒自己）回答道。
鄧洛普缺乏個人魅力，平時頗感孤獨，倒被這奇怪的男孩所吸引；“點子大王”也做出了謹慎的溫和回應，因為他和父親一起玩，老不是他的對手，經常遭父親挖苦。于是，他倆同意定期見面，他教鄧洛普希伯來語，后者教他英語，課本則分別是希伯來文和英文的《圣經》。
“點子大王”心里有自己的打算，他想利用見面的機會，打探敵人的軍事機密。而鄧洛普的做法和希伯來國立學校里教“點子大王”的那些老師明顯不同，他選用來教“點子大王”的《圣經》故事，講的不是以色列歷史上的那些獲勝的大英雄，而都是些比較弱小的人物。因此，鄧洛普對男孩的影響，后來實際上起到了熄火降溫的作用，讓他明白了什么叫節制。此外，鄧洛普還或多或少起著預言家的作用。英國人一走，他就預見到，猶太人將打敗他們的仇敵阿拉伯人。此后，“可能［是］造物主的旨意，［巴勒斯坦人］而不是猶太人，將成為受迫害民族”。他還引用《圣經》中的話說：“主行事真是令人驚奇，責罰他所愛的人，而又愛無家可歸的人。”（第85頁）
“點子大王”和鄧洛普每次都到東宮咖啡館會面，一邊學語言，一邊喝檸檬汁飲料、吃餅干。結果，他們的會面被“點子大王”的伙伴發現，于是，他們公開侮辱他（他家住的房子的周圍建筑的墻上，到處都涂寫著“‘點子大王’是個卑鄙的叛徒”），這使他對什么叫愛國，什么叫叛徒，作了深刻的反省。這種反省實際構成了全書的核心。
盡管“點子大王”小時候所受的教育不斷地告訴他鄧洛普是外人，是壓迫者，但他的心在告訴他，鄧洛普當初對一個陌生人的反應是善良的。他曾拒絕和鄧洛普握手，因而給了這個英國人一個小小的侮辱，但事后心里老覺著不是個味。他的那些“地下黨”伙伴開了一個特別法庭，要審判他，并讓他說出英軍的軍事機密，他拒絕了。見此情景，“地下黨”小鬼隊頭子本·胡爾（從當時的情況看，秘密警察好像是很適合本·胡爾·泰科辛斯基干的一份職業，可他長大后并未成為秘密警察，而成了美國佛羅里達州的一個地產大亨；“點子大王”則仍留在以色列，以寫書為生）對“點子大王”說：“‘點子大王’，愛敵人比出賣機密犯的罪還要大。”當時，支持“點子大王”的唯有他母親，她說：“一個人，只要他還有愛人之心，那就不能說他是叛徒。”（第2頁）
可是，光是母親的贊成好像還很不夠。本·胡有個十九歲的姐姐，長得很迷人，名字叫雅黛娜，她的話才更加堅定了他的信心，使他在直覺給他指出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有一天晚上，父母要出門，他們把雅黛娜臨時找來照看他。雅黛娜給他做了一頓令他直淌口水的地中海風味的晚餐，并毫不費勁地就讓他說出了他所知道的全部地下機密。她笑話他說話滿口都是“以色列戰士”的陳腔濫調（第121頁），并對他說了一些很符合實際的話：“干嗎不好好讀書，將來做個教授什么的，偏要做什么特工或將軍？……你是個很有語言天分的孩子。”（第131頁）
“點子大王”并不真的痛恨英國人。英國人要是承認錯誤，從巴勒斯坦撤走，他會感到高興的（“［當時］我把英國人看做是歐洲人，他們聰明，甚至令我感到羨慕，”奧茲曾經回憶道，“我們得教訓他們一下……然后博得他們好感，并最終把他們爭取到我們這邊來”）。要是事情真的能這樣的話，他見到鄧洛普時準會變得像換個人似的，和他做朋友，甚至做他干兒子也行。
他到父母那兒尋求支持。他問他們，要是敵人承認了他們對我們所做的錯事，那么，我們是否應該原諒他們呢？他們的回答表明兩人意見不一。母親回答說，當然了，“不能原諒人的行為太可惡了”。（第72頁）可他父親回答說，原諒是該原諒的，但不能心慈手軟地求他們撤走。
“點子大王”不知道該贊成哪一方的意見。盡管她傾向于母親的意見，但是，作為一個男孩，對他來說最為關鍵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好和父親的關系，做個好兒子。這是他自傳和小說的一個共同主題。
后來，英國雖然沒有承認錯誤，但確實從巴勒斯坦撤了出去。文弱而待“點子大王”如父親一樣的鄧洛普，也跟著撤走了。阿拉伯人的軍隊發動進攻但被擊潰；聯合國承認了以色列國的合法地位。“點子大王”半夜里被父親叫醒。父親躺在他的身邊，一時情緒激動，竟流下了眼淚。他給“點子大王”講自己過去的經歷：“當時他和母親在波蘭一小鎮毗鄰而居……鄰里的一幫流氓罵他們，還野蠻地毆打他們，就因為猶太人富有、悠閑自得而又機靈。還說那幫流氓到課堂上把他的衣服扒得精光，讓女孩子看，讓母親看，取笑他受過割禮……‘可是，從此我們有了希伯來人自己的國家。’說著，他不是輕輕地、而是猛烈地突然把我摟到懷里。”（第145頁）
從此，只要以色列國存在一天，猶太民族在敵人面前就再也不會手無寸鐵、任人宰割了。這種誓言其實是父親強加在他身上的，他本人內心所要求的東西要和緩些，甚至有時真有點叛國的味道，可母親贊成他。同時，他心里一直記著鄧洛普中士的忠告：受過迫害的人很容易變成迫害人的人。對奧茲作品中的這位主人公來說，牢記中士的忠告，學會如何調和好父親強加給他的誓言和他內心真正渴望的東西，將是他在未來歲月里要面臨的一個嚴峻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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