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是20世紀英國標志性的歷史學家之一，也是20世紀西方思辨的歷史哲學的杰出代表。
20世紀在人類編年史上是個較為特殊的世紀�？萍纪伙w猛進，物質生活條件持續改善，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阻擋。但人類不同利益集團在自身發展道路上的選擇沖突也空前激烈：風起云涌的革命與反革命，周而復始的經濟危機，此起彼伏的大規模戰爭，特別是空前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似乎預示資本主義文明末日的來臨。如何概括這一尖銳對立的二元時代(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家霍布斯鮑姆稱之為“極端的年代”)，狄更斯的文學描述用到這里頗為貼切：“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面對巨大的亂象，處于渦旋中心的歐洲人一度迷茫困惑、不知所措甚至絕望，比任何時候都更急切地需要有人給出合理的解釋和希望，湯因比正是因應時代需求和期待而出現的思考者之一。
除了時代需求，個人因素對湯因比歷史觀的理解也不可忽視。他曾經談到過這一點，認為欲了解他的思想，不只需考慮社會歷史條件，還需考慮他的個人背景。他對課題的選擇、論證的切入角度、論據的收集與取舍、討論的角度和深度以及史實陳述和價值陳述所用的話語，具有與個人成長環境密切相關的鮮明個性。因此，閱讀湯因比，既不能忽略他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語境，也不能忽略其生活經驗、師承關系等個人條件。
湯因比生在倫敦一個知識分子家族。其祖父是醫生，畢生致力于利他主義的慈善事業。湯因比悲天憫人的慈悲之心與此或許有一定關聯。湯因比的父親在茶葉進出口公司和慈善機構作職員，患有精神疾病。湯因比自陳他幾次受到憂郁癥的折磨，認為是從父親那里遺傳下來的。他的叔父是19世紀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但對他的學術旨趣具有直接甚至決定性影響的人是他的叔祖父哈利·湯因比和他的母親薩拉·E.馬歇爾。
湯因比的叔祖父哈利·湯因比擔任過東印度公司一條商船的船長，有關他去印度和中國航行的傳奇故事曾使小湯因比激動不已，他關于異域民族的豁達認識對湯因比后來破除西方中心論和形成文化平等觀念具有啟示意義。湯因比的母親薩拉·E.馬歇爾是劍橋大學紐納姆學院歷史專業的學生，后來成為英國小有名氣的歷史學家。她每天晚上在小湯因比臨睡前都要給他講歷史故事，引起他對歷史的濃厚興趣，使他產生出要當一位歷史家的理想。湯因比曾反思道：“為什么我是一個歷史學家，而不是一個哲學家或物理學家呢？這同我喝茶和喝咖啡不加糖是同樣的道理。這兩種習慣的形成都是幼年時從我母親那里學來的�！�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歐洲孩子，古典文字和文學是普通教育的必修課，所以他7歲開始學拉丁文，8歲學希臘文，古典文字識讀是他的童子功。加之他聰慧好學、接受能力強，學習成績和道德表現優異，于1902年入英國名校溫徹斯特公學。五年后獲得獎學金，入牛津大學巴利奧學院深造，主修古典文獻學和希臘羅馬歷史。大學畢業后他留學院任教(1912年)，擔任古希臘羅馬史教師。他的治學能力和潛力顯然得到了院方認可。
對于古典歷史和文化素養與個人學術思想與成就的關系，湯因比有自己的解釋。他說：“這種傳統教育頗為有益，接受過這種教育的人不會有文化沙文主義的弊端。一個受過希臘文化熏陶的西方人容易避免把西方基督教世界視為盡善盡美的錯誤，他在分析當代西方社會背景提出的歷史問題時會求助于作為他的精神家園的希臘圣賢。” 湯因比著，郭小凌、王皖強等譯：《歷史研究》，第937頁。所以他認為：“對于任何一個想成為歷史學家的人，尤其是對于出生在現代的人來說，古典教育都是一種無價的恩惠�！� 這無疑是經驗之談。遍數19世紀與20世紀前半葉的西方出色思想家，他們無不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化素養，這不是偶然的，因為古典教育的精華在于培養良好的倫理與智慧、批判與審美精神以及邏輯的思維方法。正是古典歷史與文化素養賦予湯因比博大的胸襟和廣闊的視域。在他構建整個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宏觀框架時，他熟悉的古希臘羅馬文明作為一種基本模式就在情在理了。
在牛津大學正式任教之前，湯因比曾去英國設在希臘雅典的考古學院進修兩年。 此間他走訪了希臘和意大利的許多古代遺址，深化了他對古典歷史與文化的認識，促使他產生了古代與現代不僅相通而且共時的思想。例如1912年5月23日，他身處米斯特拉城堡的頂端，向東眺望古代斯巴達谷地，遠眺愛琴文明時期的邁錫尼遺址。他油然而生了這樣一種聯想：“雖然梅尼萊昂的邁錫尼宮殿早在公元前12世紀就被摧毀，米斯特拉城堡是在公元1249年建造的，二者間隔了24個世紀，但中世紀米斯特拉城堡的法國領土與邁錫尼時代梅尼萊昂的希臘貴族卻有相通之處。” 他因此首次生出對古今歷史進行比較研究的沖動。
兩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湯因比在講授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時，頓悟到歷史事件的共同性，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帶給他的感受，在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修昔底德早已感受過了。盡管這兩個事件距離兩千多年之遠，但卻具有相似的意義，標志西方歷史和希臘歷史的轉折點。他說：“這使我確信了維科的直覺：這兩個文明的歷史雖然不處在一個時代，但它們是平行的，是可以比較的。這種信念促使我從維科的兩個文明的比較擴展到所有文明的比較研究�！� 這種歷史比較的想法基于歷史事物具有共性，這也是歷史規律論的理論基礎。維科在《新科學》一書中早已論證過它的合理性，這就是世界各民族不約而同地形成一些相同的文化范疇，如宗教崇拜、婚喪禮儀。這種歷史比較方法一旦產生，便成為湯因比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貫穿他的一生。
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使年輕的湯因比不能安于坐大學的冷板凳。他不顧妻子的反對，積極報名參戰。并于1915年進入英國外交部政治情報司工作，參與戰爭宣傳活動。他的學術方向也從古代轉移到當代國際政治，曾撰文譴責土耳其和德國的戰爭罪行。之后湯因比任外交部研究處主任，撰寫過有關中東和中亞地區的政策分析報告。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他以英國代表團團員身份出席列強坐地分贓的巴黎和會，拓展了他的國際政治視野。隨后他返回大學任教，在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撿起了老本行，講授近現代希臘語言文學和歷史及拜占庭史。然而1921年希臘土耳其戰爭爆發，他再次從大學出走，成為《曼徹斯特衛報》記者，赴戰爭前線采訪。戰爭結束后他撰述的《希臘和土耳其的西方問題》(The Western Question in Greece and Turkey)一書問世，廣受好評。他在書中采用同代人記寫同代事和夾敘夾議的傳統西方史學寫法，把希臘與土耳其的戰爭看作是西方外交政策和西方思想尤其是民族觀念作用的結果。1924年，湯因比任職于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通常稱作查塔姆研究所)，負責每年一期的《國際事務概覽》的組稿與編輯工作。1925年，他還受聘擔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系史教授，第三次在大學執教，并一直到1955年以功勛教授名銜退休。這是一段勤于筆耕、著述甚豐的時期，也是他功成名就的時期。
退休后的湯因比作為和平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繼續活躍在國際政治舞臺。他思想偏向歐洲左翼，反對美國的侵越戰爭，譴責以色列的中東政策，抨擊南非的種族歧視。晚年他仍致力于宣傳世界和平，思考人類的命運。他于1975年10月22日病逝，享年86歲。
英國哲學家羅素高度評價湯因比的思想成就，認為20世紀人們對史書的興趣大為衰減，原因之一是偉大的歷史著作不多，但湯因比是個例外，“他的作品的規模之宏偉，堪與前人的天才作品媲美” 。羅素是智者，比湯因比年長十多歲，大體可看作是湯因比的同代人。他贊賞湯因比似有惺惺相惜的意思。但他說20世紀缺乏偉大的歷史家卻未免言之過甚。江山代有才人出，美國史家邁克爾·朗于2011年論及湯因比時曾列舉比爾德、布羅代爾、柯林伍德等一批大史家。但湯因比無疑在20世紀西方史學史的巨匠中屬于給人留下最深印記的人之列。他著作等身，粗略統計，他已出版的大小書籍至少有80部(本)，可列一個長長的書單。在病逝前(1975年)，他還完成了另一部終極關懷的力作《人類與大地母親》。除了書籍和小冊子，他著有大量論文、評述，僅他的著作的外文譯本的語種便多達三十余種。這套中譯本湯因比著作集收錄了其中六部，在數量上僅及他的全部著述的百分之一二。所以邁克爾·朗指出：湯因比“大概是世界上讀者最多、譯本最多且被議論最多的學者” 。
當然，我們知道，一個人著述眾多并不意味每本書或每篇文章都是珠璣，只是意味作者的勤奮。一個人一生能有一兩部經得起時光檢驗的代表作，一部著作中有一兩章寫得頗為精彩，一篇文章中有幾行字耐人咀嚼，就已經很了不起了。對湯因比的作品亦應作如是觀。盡管他著作等身，但真正給他帶來國際聲譽并載入史學史和思想史的是他的12卷本大作《歷史研究》(1934—1961)。
這部著作的寫作初始于1921年(擬出大綱)，1954年第10卷殺青，全書的文化形態史觀已成完整系統。1959和1961年，湯因比又分別增補了第11卷《歷史地圖集和地名匯編》、第12卷《重新評估》，可謂四十年磨一劍。由于篇幅過大，普及不易，湯因比于1972年親自刪繁就簡，把《歷史研究》縮編成一冊插圖本。這樣算起來，這部代表作傾注了他大半生的心血。 但他的這一成果得到廣泛承認卻要早得多。1947年，在《歷史研究》僅出版了前6卷的情況下，美國《時代》雜志便選擇湯因比作為封面人物，證明這部著作的影響已經越出了國界。當時媒體給出評論的十分高，贊譽湯因比是未來的先知，在學界一時無二。也因此，湯因比不時出現在歐美大學的講臺、廣播電臺和電視臺，并在美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完成了《歷史研究》后幾卷的寫作。
當評析湯因比的思想成就時，雖然應承認他的先天聰慧、后天努力與經歷波動的綜合作用，但也不可忽略他個人的痛苦經驗。湯因比經歷過兩次婚姻。他與第一位妻子有三個孩子，但兩人最終分手。他一個兒子自殺，為此痛苦不堪的湯因比開始祈求上帝的仁慈和寬恕。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對宗教的作用有那么多論述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從史學史的角度看，人生多苦并非壞事，因為杰出的史家有很多經歷過肉體和心靈的痛苦，譬如歐洲的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烏斯、吉本、布洛赫等，中國的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等。湯因比思想中始終具有一種深沉的宗教情懷和心靈深思，與個人經歷的不幸不能說全無干系。
關于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討論的文化形態史觀，中外史學界已有很多評述，包括一些批評。這里僅做一簡要的介紹。研究歷史選擇以何種方法入手，也就是以何種理論來帶動自己的歷史研究很重要。比如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論——實證主義或客觀主義，再如在實證方法基礎上的從社會經濟和社會存在入手的歷史唯物主義，從文化形態切入的文明史觀，從社會體系入手的世界體系理論，從思想觀念入手的歷史唯心主義，不一而足。
湯因比選擇了文明史觀，他認為研究歷史應首先明確可以入手的歷史單位，用他的話說就是一個“可加以認識的歷史研究領域”，一個“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研究范圍”，在他看來這樣的單位就是“文明”。他把文明定義為社會形態，并非如一般人所認為的“文化形態”。這樣的社會形態不只包括文化，還包括政治和經濟，只是文化在這種社會形態中具有特殊功能，它是區分或辨識不同文明形態的基本標記。為什么文化是而政治和經濟不是？湯因比有他的解釋，即政治和經濟易變化不定，而文化則相對穩定。
用文化作文明的標記也有麻煩，因為文化范疇過于寬泛。湯因比認為宗教在文化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他把宗教挑出來作為分辨文明差異的尺度。這種做法與他先前的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的做法是相似的，表明他與斯賓格勒的繼承關系。但湯因比也有自己的“變異”。不僅他明確定義他筆下的文明形態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共同體，而且他的文明是開放式的，文明的交流可以產生積極或消極的歷史后果，甚至產生新的文明。再者，他和斯賓格勒一樣徹底否定啟蒙時代以來流行的文明統一論和西方中心論。他解釋西方中心論不過是西方人因自己的文明在物質方面取得的暫時優勢所產生的錯覺罷了。博丹、黑格爾等人的東方不變論和人類進步是單一直線發展的認識也都是西方的錯覺。
在確定了自己的切入點之后，湯因比便展開了有關文明各種樣本的系統論證。他首先歸納出26個文明樣本，其中21個被他定為正常文明，5個定為停滯不前的文明。正常的文明之間多有親緣關系，亦即他所說的“母體”和“子體”紐帶。他特別申明，所有文明樣本都是等值的，沒有孰優孰劣。如果從短暫的文明史與數十萬年的人類史(實際是數百萬年)相比，所有文明其實都處于同一時代，他用英文詞contemporary來指代這一歷史分期。比照任何理想的標準，任何文明都沒有資格看不起其他文明。
在這一基本解釋的基礎上，湯因比系統地闡釋各個文明均需服從的歷史規律，即起源、成長、衰落和解體四個階段。四階段銜接的因果關系是“挑戰”和“應戰”的對立統一關系。挑戰一方和應戰一方實際上是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這個對子在修辭上的一種表述。湯因比借用《圣經》中亞當、夏娃受到毒蛇挑戰來比喻外部因素的刺激改變了主體原有完美狀態的例子，說明挑戰與迎戰之間的關系。文明的起源正是這種內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產物。湯因比歸納了五類挑戰或刺激的形式：(1)困難地方的刺激；(2)新地方的刺激；(3)打擊的刺激；(4)壓力的刺激；(5)遭遇不幸的刺激。一種文明起源可能出自對一種或數種刺激的成功反應，迎戰成功則文明生，否則就不幸夭折，或流產或停滯不前。一種挑戰要激起成功的應戰，還有個限度，就是必須“適度”，強度太大或太小了都不適宜。總之，文明的起源并不簡單。起源之后的成長也同樣艱難，成長本身就是挑戰。上述五類停滯的文明就是對起源的挑戰成功回應，卻因耗盡了所有精神力量，被迫通過發展專業化的某種技能和等級制永恒地對付同一種挑戰，結果造成文明的停滯。因此，文明的成長是不斷回應新挑戰并取得成功的過程。如果在過程中的某個環節發生迎戰失敗的斷裂，文明隨時有可能轉入衰落的軌道。這也許可以用來解釋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現代化的陷阱。
這就需要回答一個問題：一種文明在成長的旅途上為何有可能中道而廢？湯因比的解釋是能否遇到具有非凡天賦的“超人”或天才是關鍵。換言之，湯因比同眾多西方思想家一樣是英雄史觀的擁躉。湯因比認為，挑戰盡管是對一個文明社會的全體成員而言，但應戰者卻不是每個社會成員，因為不是所有社會成員都能意識到這種挑戰。只有社會中的杰出人物才具有這樣的自覺和自決。他們通過一種“退隱和復出”的過程，獲得靈感和啟示，實現思想的升華，然后通過社會性的軍事訓練方式，把廣大缺乏創造力的普通群眾變成自己的追隨者，率領他們不斷戰勝挑戰，實現文明的成長。他認為佛陀等就是這樣的“超人”。但這樣的“超人”的基因和染色體不能傳給后人。少數具有創造力的精英在成為領袖和統治者以后，可能腐化變質，沉醉于享樂，喪失原有的進取心，陶醉于自己以往取得的功業，陶醉于自己創造的組織、技能，崇拜自己的軍事行為等，用湯因比的比喻就是“依著槳葉歇息”。于是“超人”便喪失了創造活力，失去了民眾的信任。事情還有另一方面：缺乏創造力的平民只限于機械模仿，他們做不到主動和自決，始終達不到“超人”的境界。他們受統治者用習俗和慣例的束縛，他們的模仿行為不能推動文明的發展，反而成了發展的絆腳石。當統治精英因失去創造能力、不再被廣大民眾當作模仿對象，反而因強制和壓迫站在民眾的對立面時，民眾就和統治者離心離德，原有的社會因而開始解體，再也不能對不斷襲來的挑戰進行適當的回應，文明便進入衰落階段。
但湯因比認為業已淪入衰落階段的文明未必一定或立即解體，它可能陷入衰落后的停滯，即他所稱的“僵化”。倘若僵化文明狀態下的少數統治者仍然不能對接踵而來的挑戰進行成功的應戰，那么它就面臨一個必然命運，亦即已經積聚起巨大能量的挑戰索性把這個無能的文明徹底毀滅，這就是文明的解體。解體的基本表現是社會分裂為三種成員：(1)少數統治者，從原先具有創造力的少數人轉化而來，現在已經喪失了對群眾的感召力，但又不愿放棄既得利益；(2)內部無產者，廣大與少數統治者離心離德的群眾，他們身處這一文明，心卻不屬于它，這些人創造了統一教會與統治者的國家相抗衡；(3)外部無產者，生活在該文明社會周邊并曾接受其影響的各民族，同樣不滿少數統治者的政權，他們形成一個外部軍事集團。這三大社會分裂意味社會軀體的分裂，但更加嚴重的是軀體內部的靈魂分裂，這是所有分裂的依據。面對末世，人們采取不同的應對態度，或自暴自棄、自我克制，或逃避責任、自愿殉道，或迷戀過去、幻想未來之類。這種社會分裂的危機對大多數人而言是無法克服的挑戰，但也會激起另一些具有遠見卓識和精神勇氣的杰出人物來積極應戰。他們盡自己所能全力參與到更偉大的創造活動當中，其創造的成果就是舊文明解體、新文明誕生。
他歸納的26個文明樣本，大多數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剩余部分也面臨著解體的威脅，其中包括西方文明。這并不奇怪。湯因比以及給了他很大啟示的斯賓格勒的時代，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危機，斯賓格勒也因此對西方文明的未來很不看好。但湯因比與斯賓格勒的宿命觀有所區別，他認為那些滅亡的文明并非注定要死亡，任何文明在衰落過程中都有鳳凰涅槃、浴火再生的機會。這就是如果有人能重新點燃創造性的火焰，比如不斷改良，就能夠獲得新生。他把激活衰敗的文明或促使文明重生的希望寄托于宗教。他相信宗教對維持文明的關鍵作用，認為是文明生機的源泉。在他看來，沒有對宗教的信仰，就會帶來文明的崩潰和更替。
湯因比晚年的憂患意識進一步加深。兩大陣營對峙所帶來的核戰爭危險，生態環境的惡化，方興未艾的能源危機，西方社會內部的各種隱患等文明衰敗現象，深深地困擾著他，使他更強烈地關注人類的未來命運。然而，他仍然堅定地認為，雖然政治和經濟領域的應戰是必要的，但擺脫困境的最終出路還是在于宗教。
從史學思想史的角度看，可以把湯因比看作是西方思辨的歷史哲學的最后一位卓越代表。湯因比在世時，西方史學理論的中心已經轉移，從對史學客體的普遍概括(規律、形態、階段、進步、演化等)向與史學主體認識有關的命題(史學的本質、歷史的客觀性、可認識性、史學與科學的關系、歷史解釋的性質與方式等)轉變。思辨的歷史哲學如同湯因比對文明歷程的描述一樣，在經歷了二百五十多年的起源、成長甚至繁榮之后，在20世紀后半葉走向衰落。是否在不遠的將來還會重生？讓我們拭目以待。但在目前階段，西方史家與西方自然科學對客觀規律的理解保持一致，汲取了一個世紀以來規律崇拜所帶來的負面經驗和教訓，不再力求把史實鑲嵌到一個定理式的模型里，不再對自己的研究對象進行包羅萬象的終極性解釋，而把注意力轉移到所謂批判或分析的歷史哲學的研究對象上來。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在宛若萬花筒般令人眼花繚亂的當代史學風景畫中，在一個整體上快速變化并因而普遍尚新厭舊的時代，集中出版一位幾十年前的英國人的著作，還有什么閱讀的意義呢？我想唯一的答案就是鑒往識今。因為在我們經歷和即將經歷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三個維度之間，現在稍縱即逝，將來難以預知，唯一不變的、穩定的就是過去。這里的過去自然是指客觀的、一次性過去的過去，也就是客觀的歷史。過去的創造者和我們屬于同一物種——智人，他們是我們的父老鄉親，具有同樣的人性和智力。因此他們的歷史實踐與我們的歷史實踐從根本上來說是一致的，他們對于社會人生、世界歷史的思考不管有多大差異，有多少漏洞，都是我們認識現在和未來的思想來源和基本依據。這正是湯因比的著作在世界各地依然擁有不少讀者，即使在英語世界之外也受到廣泛歡迎的原因。
我們看到，今天世界面臨的挑戰并不比過去少，湯因比對文明解體提出的警告并沒有過時，他的挑戰和應戰的術語也已融入西方的語言王國之中，成為人們的常用詞匯。他的理論仍舊為人類反思自身的歷史提供著一種具有參考價值的解釋，我們不難在他的理論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恐怕是湯因比最重大的史學貢獻，也是我們今天仍需要他的著作的原因所在。
郭小凌
2016年3月，京師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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