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認知自我剖析和評判中，在人性平等意義和人格普遍維度上，管理理性思辨及其哲學范式具有其廣義、超越、中性、柔和、浸潤等屬性特征。從一定意義上說，人類管理精神世界與管理哲學的理路和思辨存在著先驗關聯和內在連結。這意味著管理哲學包含著人類管理的基本知識結構、人性認知、思想進路、價值取向和信仰詮釋的思考。
管理哲學與其他人類精神現象一樣，有著自己的理性機理和思辨軌跡，一方面勾勒出人性認知的先驗訴求和彼岸性意蘊的觀照和省悟，凸顯了人類理性思辨的內在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隨著人類管理的理性進路、精神意境、理想愿景、信仰詮釋的蛻變和更迭，而不斷發生整體性的嬗新和變革。因此，從人類認知的廣義視覺上解讀和詮釋，管理哲學是人類富有價值意境、人文理想、倫理精神、心智靈性、審美取向、終極圖景的一種思辨機制和理性路徑。
管理哲學對人類思辨認知和理性精神有著深層的導向作用，人的信念、信仰、理想在人類管理精神世界中總是像“坐標”、“天平”、“尺子”一樣，隨時都起著判斷、調整、嬗遞、支持和協同的作用，確定人類思辨認知和理性精神的取向、進路和方式。在管理世界中，每個人總是按照自己認定的管理哲學的價值圖景和認知理路去思考其與管理世界的關系，以實現其預定的決策、計劃和目標。同時，每個企業乃至國家、民族、地緣均有自己的管理哲學傾向，這種傾向均凸顯了它們所特有的管理理性思辨的價值路徑和認知走向，這是它們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精神支柱和中樞維度，也是它們整體思考、決策的終極動機和目的所在。尤其在今天，隨著全球化、信息化的步伐加快，人類共同享有的管理價值的理路和圖景正在形成，不同企業乃至國家、民族、地緣的思辨認知和理性精神，盡管有著其特殊的規定性，但均不可避免地受到那種被人類共同認同的一般管理哲學所制約。可以預見，管理哲學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在人類管理精神世界進入共同價值認知過程中具有核心和基礎的地位。
在現今人類文明樣式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型中，影響人類管理認知品質優劣之因素，是其管理哲學思辨指向的先進與守舊程度。所謂管理哲學思辨指向系指人類通過其先驗認知和彼岸性意蘊，在其精神世界構建人性意境、人本理想、普遍信仰的理性自覺。如果說管理技術作為一種主體行為是與作為人類的對象性自然物相關的，帶有明顯的占有、侵蝕和主宰的動因及后果，那么，管理哲學則是在追問人的精神意境和終極關懷中產生的，它以人自身作為指向和尺度，把人本身存在的價值意義作為人類管理的最高準則和境遇，開掘和弘揚人的豐富的內心世界，是一種直接關注人發展目的、方向和意義，關愛生命與人類命運，以及整個管理世界的終極走向。它具體表現為：（1）激勵人們在管理思辨理性及其精神向度的創新，即在人類一般管理觀念、知識、信仰的各個方面，進行批判、嬗變和超越，從而構建新的管理理論、思想、學說、制度思辨和體制理論的價值理路；（2）管理技術的物的指向性，使其對于人及人的發展只起著手段和工具性的作用，而缺失作為目的性的主體尺度和人文關懷。結果會導致工具操作主義的蔓延，使管理技術成為人類生命意義和生存過程相對立的異物和障礙，因此，管理哲學堅持以人為目的的主體尺度的原則，即心境靈性、人性認知、道德精神、關愛生命和生命意義的價值指向，始終是管理技術發展的正確導向；（3）開掘人的內心世界對人生價值和管理終極目的的追求，使人獲得更為強大的精神動力，它存在和貫穿于人類管理思辨的全過程，它會使管理者之間形成慈悲、博愛、平等、憐憫的善的意蘊，專注于人性良知的回歸和皈依，這些無疑是人類精神世界對于普遍價值和終極關懷堅持、恪守的意義認知和終極淵源。
由于復雜的歷史原因及社會背景的制約，管理哲學始終沒有形成學科獨立、邊界清晰的理論架構和思想體系。它盡管有著人類悠久的管理文明的沉積和傳承，也曾就人類管理理性思辨的一般意義出現闡述、歧義和爭論，卻無法脫穎而出，自成一體。其結果均是零星的、殘缺的和斷裂的，其大多數只是夾雜、依附于當時各種管理思想或學派體系中。這種狀況一直沿續到人類工業文明的晚近時期。由于這個時期人類工業化過于爛熟而陷于“全球困境”之中，以競爭對抗和利益博弈為主要認知進路的管理思想體系已凸顯出其學術機理上的貧困和窘迫，已根本無法阻擋、改變其日益衰落的趨勢。于是，這引發了管理學界某種變革的訴求，并轉而對管理哲學表現出極大關切和重視，試圖從更高的管理理性思辨認知上尋找解決其危機和困境的理路及方案。誠然，在這種意境下對管理哲學的詮釋和解讀往往是比較寬泛的，不嚴格也不確定的，無意于人本主義邏輯體系的建設，只是僅局限或停留在將人類管理的方法、模型、公式、標準和工具，羈押于理性思辨中進行浸潤和滲透，從而分離出一般性的特質和要素，旨在通過一定哲學語境來表述和顯現；或者通過某種哲學理論和學說，對人類管理過程中有關價值進路、組織理性、行為方式、工具認知等方面進行形而上的詮釋和證明。至今，這兩種學術傾向一度成為工業化價值精神歷史圖景中的經典思辨范式，以及自我救贖路徑，彌漫、占據于整個管理學界。但是，綜觀其實際效果卻大相徑庭，它所描繪的“海市蜃樓”式的理性圖式，顯得虛偽和模糊，而永遠無法落地。出現上述情況的根本原因是，人類管理思辨未能從人的生命意義和生存過程這個中樞維度入手，圍繞人的自由創造和自我約束，共同價值和善的意義在科技高速發展中的能動性進行理性地闡明，也無法把管理看作是綜合各種條件與關系的全部多樣性于自身的、一定的具體歷史的整體及其規范的管理理性認知和外在管理世界、他人和自己內在心境各種意識（先驗認知、彼岸性意蘊的省悟、心智情緒、非理性直覺、理性精神及思辨）的統一體。因此，就不可能揭示管理哲學的本質與人類思辨認知和理性精神的全部內在聯系，明確人的人本精神對整個管理世界具有的指導意義和價值地位。
誠然，在人類精神現象史中，管理哲學圖式是具象和鮮活的。而每一種管理哲學圖式總是反映、展現了一定歷史時期特定的人類認知準則、思辨取向、精神意義和終極求索。尤其是在工業化價值精神的歷史圖景，以及其多元競爭格局中，管理哲學時常被分蘗為多樣性的學術形態，其蘊含著人類對于人性詮釋和文明解讀的不同理路及軌跡，當它們一旦各自生成和展開，有著相對的獨立性和堅韌性，并會侵入、滲透于人類認知中，使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因而，在這樣的歷史機遇中的各種管理哲學圖式的認知邊界、利益、進路、意義詮釋和價值意境顯得如此的偏執和狹隘。
如上所述，管理哲學是人類管理過程中思辨認知和理性精神的蛻化、嬗變、更始和升華的結晶。由于人類最初工業文明意志同自身固有的政治制度、經濟結構和意識形態渾然一體的必然性，經典論述中的管理哲學盡管采用了革命認識形態，或“資本主義精神和新教倫理”的價值視野，注重從人的“社會關系總和”或“人性原罪”出發，尋求和確定管理哲學的最初的學術機理，以及由此來勾勒人在管理中那種固定的制度意識和組織理性，卻忽視了人與“社會關系總和”的變異、錯位、失衡和蛻化，以及“上帝死了”的心境破碎與悲催情景。因而，人類不可能沿著原先的那種管理哲學思辨的價值軌跡來維系、支撐其生命意義和文明進程。在經歷工業化價值精神劫難以后，基于人類管理精神的嚴重扭曲和萎縮，人類普遍呈現出沮喪、厭惡、疲倦的傾向，強烈地要求擺脫以往那種強制性的哲學思辨架構，形成正義、平等、和諧、富有人文終極關懷和“天人合一”精神氛圍的機理維度，并轉入對整個人類文明認知以及人的內在精神世界的理性批判的研究，出現了在新的文明樣式中管理哲學學術思辨的涅槃、復興、變革的前所未有的熱忱和悟性。
人類正處于管理哲學思辨及其認知深刻變革的時代。過去人類論及的管理思辨理性圖式，大多是在價值進路上困囿于主宰世界，以及人內在人性認知的自我控制和改造，人類為這種人與管理世界的哲學信念和愿景所付出的代價是慘不忍睹的，人本主義的缺失、普遍倫理的斷裂、物欲消費主義的橫流，解構著人的心境認知和道德守持，整個工業文明的終極圖景是人性“惡”的極致擴張。人類盡管表面上顯耀其高貴的生存方式，但是其靈魂早已淪入于無限欲望訴求的黑暗地獄之中。這一切都告訴人們，在這一人類管理思辨價值意境空前復雜的歷史轉折中，要求與之相適應、具有高尚倫理精神和美學學術含量、先進的一般管理哲學學理體系的建立。
拙著“管理哲學”系列“管理哲學”系列暫定為六卷本，分別為第一卷《中國管理哲學——以儒家為視角》、第二卷《人類一般管理哲學》、第三卷《管理倫理學》、第四卷《管理美學》、第五卷《管理心理學》、第六卷《管理社會學》。
是根據管理哲學學科的理路時空、學科分支、邏輯關聯和架構體系進行構思和撰寫的。其主要內容和理路是從儒家視野下的中國管理哲學語境和意蘊出發，以人性善治為中樞維度和機理進路：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信道德恒常，推崇道法自然，遵循自然法則，提倡天人合一，信奉眾生平等，關注生命的價值和文化的延續。以此價值取向為基礎，中國管理哲學的人文關懷、倫理認知、審美意識、心理軌跡、社會意境、全球正義、終極訴求，無不展現著人與自然的親合關系，無不表現著深刻睿智的生態文明，無不浸潤著天地人文的和諧美感。顯而易見，儒家視野下的中國管理哲學具有獨立性和融通性，對內聚合道德，對外吸納文明，主動積極地參與人類一般管理哲學的構建，并從中獲得新的精神生命。“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經·大雅·文王》），中華民族的奮發圖強在于融合和創新，即繼承傳統、改革維新、倡導大同，認同普遍意義的思辨精神。其旨在將中國管理理性思辨向儒家學說的皈依和守持中，構建具有中國氣派的管理哲學和管理思想史的精神圖景和認知體系，即中國儒家管理哲學。
在更廣義的學術向度上，中國儒家管理哲學包括：人類一般管理哲學基本原理、范疇，以及與非普遍價值思潮的批判；主體理性思辨的中樞維度和內在機理；在意識形態張力上的爭論與交鋒；人類認知的困頓、失足的深層原因；人與自然、經濟與企業；民族、國家與公共管理；地緣組織范式；全球化與全球管理；人在宇宙中的管理理性守望；學術構建的路徑、方向、方式、機制、目標、終極意義和主體責任等等。其整體研究和論述凸顯著以下內容：人的先驗認知及其彼岸性意蘊；理性思辨的張力及其弱點；思想、理論與學術體系的巨大支撐意義及其不完善性；各管理學派之間的爭鳴、交融、比較、沖突，及其各自的涅槃、蛻變、更始、興衰和進退；管理意識形態、國家意志權利的歷史過程和變異路徑；人類文明進程與一般管理哲學的關聯及影響；等等。總之，在梳理、剖析、詮釋上述一系列命題內容中，將涉及人類精神世界的性質、價值和意義的什么？其發展道路、終極軌跡、危機困境、出路前景又是什么？這些在人類生命意義和生存過程中有著怎樣的影響，為什么會這樣，它給人類帶來什么樣的啟示，進而揭示人類一般管理哲學的思辨理路、靈性境遇和價值取向，展現出一幅真實可靠、前因后果、發人深思的人類理性精神畫卷？
總之，通過對中國儒家管理哲學作出一個全面的學術歸納和表述，旨在回應、詮釋當下中外學界的普遍認知：管理哲學的文明認知、人文訴求、道德精神、價值傳承、理想愿景、信仰詮釋、行為準則、審美取向等將是現今管理學發展的中樞維度和核心機理，并將引導人類管理理性精神的涅槃和嬗變，致使人、人類及其文明樣式回歸、皈依于人性認知“善”的意蘊。我真誠希望這一愿景成真，并通過拙著“管理哲學”系列盡我綿薄之力。
劉云柏
2015年12月
于蘇州企業管理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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