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歐洲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對它加以描述的難度也越來越大。歐盟目前涵蓋的范圍包括從利默里克到尼科西亞的廣闊區域，它的創立為歐洲大陸提供了一種以復雜性著稱、具有包容性的體制框架——它能夠把歐盟的各個成員國整合起來，并使歐洲大陸與世界其他地區分割開來。歐盟全新的結構在許多方面給人以極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如今我們時常用“歐洲”一詞來簡單地指代“歐洲聯盟”，就好似這兩個詞可以相互替換。不過，兩者當然是不同的。其差異與尚未加入歐盟的零星分布于歐洲大陸的那些國家關系不大，而是體現于已經加入歐盟的單一民族國家中，這些國家存在棘手的主權問題和多樣化現象。國家與超國家這兩者之間的緊張狀態，使得任何想要重建歐洲近代歷史的研究嘗試都會陷入那種分析方面的難以言表的困境。這是因為，無論在歷史上歐盟是如何的史無前例，它無疑是一個政治組織，在其管轄權范圍內或多或少具有統一效力。然而，歐盟成員國無與倫比的高強度政治活動絕大部分仍舊在各國國內開展。歐盟的任務是在同一核心思想原則指導之下，既要保持國家層面的穩定，又要保持超越國家層面的穩定，不過到目前為止，這一任務讓所有成員國都難以承擔。就此意義上說，成立歐洲聯盟似乎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因此，關于歐盟的著作趨于被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此亦不足為奇：其一是研究歐盟復雜的組織機構的專著；其二是粗略地介紹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歐盟在這段時間里最多也不過是偶爾發揮作用，若果真如此的話——的歐洲大陸的歷史學或社會學著作；第三種，也是數量最多的，是各種國別專著。
毫無疑問，這一困難在適當的時候將會被克服。但是目前，只能采取權宜之計。此處所嘗試的解決方案并非連續提出的。本書的第一部分是相繼發表的數篇論文，著眼于歐盟的過去和現在。其內容包括歐盟創建者的建設構想以及后繼者所作的變更；它是如何演變為如今的形態的；圍繞這些形態，產生了何種類型的公眾的自我意識以及何種學術研究模式——而兩者顯然是截然不同的內容。歐洲一體化自始至終被視為一項事業，其活動基本上以經濟業務為主，而在各個方面，其經濟目標和事務也始終是政治活動通過其他途徑所追求的目標。盡管歐洲一體化遭到了許多國家的拒絕，但如今此為確鑿的事實，和“舒曼計劃”的時代一樣。
本書的第二部分將研究視野轉移到了國家層面。它關注的是歐洲經濟共同體形成時最初簽訂《羅馬條約》的六國中的三個主要國家，即法國、德國和意大利。這三個國家的人口總和占最初的歐洲經濟共同體人口總數的75％。從歷史上看，它們可以被視為推動一體化進程的核心國。法國和德國從一開始就是歐洲一體化過程中最強有力的兩個推動者和監督者，至今仍是如此。而相對而言，在歐洲共同市場建立及發展早期，意大利的重要性較之比利時及荷蘭都要略遜一籌；但是，在擴大后的歐共體的發展方向方面，它又適時地發揮了更為關鍵的作用。法國、德國和意大利不僅是歐陸最大的經濟體以及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眾所周知，它們還擁有著最為豐富的文化史和思想史。這三個國家各自的政治結構與其歷史是分不開的，而在考慮這種政治結構的發展時，我已努力展現過去二十多年里所發生的事件的文化背景。若不作此努力，那么，想要認清那任何國家國內生活的本質，幾乎沒有任何希望，這些本質必然不會被歐盟官僚政治外衣所掩蓋。近年來，在法國、德國和意大利這三個國家上演了一出出重頭戲，而且三者之中每一個都很獨特，它們與歐盟的發展是相互分離的。德國通過統一實現了轉變，意大利經歷了一個共和國的瓦解和另一個共和國的快速退化，而法國自從經過戴高樂的重整之后也陷入第一次信任危機。這些變化無法采取統一的處理措施，因此本書各章節的處理方法也就有所不同。
雖然巴黎、柏林和羅馬是歐共體會議室里面最大的巨頭，也是“七國集團”中僅有的歐陸國家，但它們遠遠不能代表或代言冷戰結束后作為整體的西歐。對于遺漏英國這一點，我并不感到遺憾，自撒切爾下臺之后，它的歷史已經變得無足輕重。不過，在本書中，我原本很想介紹西班牙，它的現代化進程雖然平靜，但卻是這一時期的特色。忽略這一地區那些較小的國家則又是我的另外一大遺憾，因為我從不相信面積較小就意味著不受關注，我也從未忽略愛爾蘭——它是我主要成長之地。如果說區域空間——在某種程度上還有時間——造成了這些無奈之舉的話，那么，學識自然會成為全面描寫歐盟這個層面之下具體國家的更大的障礙。誰能夠指望足以勝任或者均衡地描繪歐盟全部２７個成員國呢？就東歐來講，這個問題更加棘手，東歐國家的語言的使用范圍沒有那么廣，其國家事務也較少地被記載下來，這些國家更加緊密地連成一片，因而在它們之間作出選擇存在著更強的武斷性。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總體上會忽視這些國家。相反，這些國家放棄共產主義以及正在進行中的加入歐盟等方面的行動，都造就了一大批關于它們的著作。東歐國家加入歐盟無可爭議地被視為歐盟的一大成果。
目前，歐盟的擴張已遠遠超越上述范圍，我們最好往東看得更遠一些，將目光投向現在歐盟的最外邊界及其未來在亞洲的擴張地區。因此，本書的第三部分將關注2004年加入歐盟的塞浦路斯和2002年成為候選國的土耳其。這兩個國家規模相差很大，卻交織在一起：一個是人口不足百萬人的小國，另一個國家的人口則超過七千萬人，并且很快將超過德國，成為歐盟成員國中人口最多的國家。如果這兩個國家之間的關系是目前歐盟擴張議程中最具爆炸性的一項，那么，土耳其的候選國資格則是歐盟未來將面臨的最大的挑戰。在將“前經濟互助委員會”地區納入歐盟時，也遇到了同樣大的挑戰。但是，公眾對這項挑戰的確切實質所知更少。其原因并不難發現。整合前共產主義區域并沒有擾亂西歐的主導理念，事實上，從總體上看，歷史的真相對人民起到了安慰的作用。相比之下，塞浦路斯的命運和土耳其的影響力向歐洲的“良知”提出了棘手的問題，這些問題被來自官方和媒體的禮貌性觀點壓制了下去。至于這些問題到底棘手到什么程度，我們將在下面給出答案。從歷史角度而言，新的東方問題對歐盟自身形象的影響類似于舊東方問題對大國協調上的影響。
基于上述分析，我采用了比本書第二部分更長的時間跨度，并且更加嚴密地集中在所涉及的兩種社會的政治史層面。對于西歐三大國近期基本背景的介紹一般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它們是20世紀問世的著述中眾多為人們所熟悉的章節。但是這并不符合塞浦路斯或者土耳其的情況，我們需要對兩國發展到如今狀況的歷程進行更多的重構。我們對此無需感到驚訝，亦無需作任何評論；而當我們以較短的時間跨度與更廣的關注范圍相結合去論述法國、德國和意大利時，這才是更值得懷疑的�？紤]到記載的缺乏和視角的局限，所有的當代史都算不上真正的歷史。任何想要近距離記錄現代社會的嘗試，都難免是危險的。法蘭西傳統所譴責的“本質切割”的危險性是顯而易見的，我感覺的確存在著這一危險。這種危險性和更普通的無知或誤判所隱含的簡單化或者謬誤最終將得到他人的修正。盡管這些論文的撰寫時間超過了十年，但是構成連續性章節的那些文章完成于十年間各個關鍵性的時刻，并且都帶有其時代烙印。我更想讓這些論文成為時代的見證和對時代的思考，因此在修訂它們的時候較少作改動。每篇論文的開頭都注明寫作時間。
書中所討論的那一時期的統一性為本書設定了參數，它是新自由主義占支配地位帶來的統一性。從歷史上看，這可以用政權制度的兩個重大改變來界定。第一個改變發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西方，是隨著撒切爾政府和里根政府、金融市場放松國際管制以及工業私有化和緊隨其后的服務業私有化的到來而出現的。第二個改變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它見證了蘇聯共產主義的解體、崩潰，接著就是因此而造成的第一次東擴。在這種雙重漩渦下，歐盟模式發生了變化，各個成員國有了新的發展方向。這些壓力如何在超國家和國家兩個層面釋放，以及它們促使何種國內外政策的出臺，是書中反復出現的主題之一。目前，新自由主義體系正面臨危機。通常的觀點（甚至包括許多它以往的擁護者）認為，自2008年第四季度開始，全球陷入衰退，新自由主義時代已經結束。如果目前的危機得以緩和或者當這種危機緩和之時，該體系將會在多大程度上被修改，或者將被何種體系取代，仍有待進一步觀察。除了“法國”一章的第二部分的內容，其他部分均寫于美國金融市場崩潰之前。除了提及危機的爆發外，我并未對這些內容進行修改以論述其已經產生或即將產生的影響，而是在本書結論反思部分，亦即回顧更為宏觀意義上過去與現在的歐洲理念之時，我將對此進行分析。
較之歐盟成員國，英國從一開始就出現了更多的疑歐派。當然，我并不同意他們批評歐盟的觀點。1972年，作為專刊，《新左派評論》雜志發表了由湯姆?奈恩撰寫的長文《左翼反對歐洲聯合？》，我當時正擔任該雜志的編輯。那時，不僅英國工黨，而且絕大多數左翼社會黨黨員都反對英國加入“歐共體”（EEC），不久前英國加入“歐共體”的議案剛剛由保守黨政府議會投票通過。奈恩的論文不僅反對這種高度一致的共識，甚至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后的今天，它仍舊是左翼陣營中支持歐洲整合的最有力的唯一論據———如今，齊聚于鑲嵌有金星藍色旗幟下的官方政黨、社會民主黨、后共產黨（主義）或者綠黨中沒有任何言論可以與之相提并論。21紀初期的歐盟不同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歐洲共同體，但是，我對于其創建者的欽佩之情仍未減退。他們所從事的事業在歷史上并無先例，自歐共體誕生以來始終持續散發著熠熠光輝。
歐洲的思想體系圍繞著業已改變的現實已逐漸成熟，這是另一回事。盡管歐盟越來越難以贏得公民的信任，同時也越來越公開地輕視民意，然而，歐洲精英們及其宣傳者的自滿情緒使現在的歐盟對于世界其他地區來說可以算作典范。這一趨勢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轉的，無人知曉。為了控制這種趨勢，必須摒棄許多幻想，其中包括大部分現代思想建立于其上的一種信念，亦即：大西洋區域內歐洲要比美國體現出更高級的價值觀，并且在世界上扮演著更加鼓舞人心的角色�？紤]到（從有利于美國的角度）美國與歐洲有多少令人稱羨的相似之處以及（從有損于歐洲的角度）兩者有多少令人厭惡的相似之處，這一信條可被拋棄。對歐洲人而言，后一種批評更有必要。歐洲與美國的差異，以及歐洲的自治權，比他們想象中的要小。沒有什么比歐盟研究領域本身更能生動地闡明美國和歐洲目前的關系，第一部分“聯盟”的第三篇論文就是用來論述這一點的。
總而言之，這一研究領域造就了一種充滿高度專業化文論的閉塞環境，不與任何更為廣泛的公共領域相接。在歐洲，這一研究領域導致了包括專業論文、研究報告和咨詢公司在內的巨大產業的形成——它主要由布魯塞爾提供經費，即便布魯塞爾沒有控制這一領域的“高地”，那么它也占據了“高地”下面延伸的“平原”。通過這一產業，歐洲各國之間交流的密集程度可謂史無前例，而且這些交流和許多其他內容，包括從歷史學和經濟學到法學和社會學等與其相關聯學科的會議、工作坊、座談會、講座，奠定了能夠跨越國界進行生動討論的智能社區所需要的基礎。然而在實踐中，仍存在明顯的不足之處；從某種程度上而言，這與學術界的弊端有關：學術面向的只是圈內的專業領域，而非同時面向外部更為廣闊的文化環境。然而，在更大程度上，在這一總結方面體現了明顯具有政治性質的領域缺乏可帶來生機的政治分歧的狀況。在此說“單一思想”可能會有失公允：它更像是那種蓋棺定論的“從眾觀念”。媒體幾乎發揮不了哪怕是一點點平衡作用，較之那些政府職能部門及智庫，專欄和社論堅持的因循守舊式傳統歐洲思想觀念更加明顯。
這種一致性從眾的結果之一是，它阻礙了歐洲任何真正的公共領域的形成。而所有人一旦對什么是可期待的事務、什么是不可期望的事務——參見隨后連續發生的公投——事先達成共識，那么，對其他國家生活和思想狀況的好奇心便蕩然無存了。在此，如果別處所言所撰的內容的所有基本方面僅僅是重復此處已有的內容，那么讀者為何還要對它感興趣呢？在此意義上，人們很有可能認為，今日歐盟的各回音室不如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那么有歐洲味�，F如今早已沒有多少像索萊爾和克羅齊之間的通信，拉爾博和喬伊斯的合作，艾略特、庫爾提烏斯和曼海姆之間的爭論以及奧爾特加和胡塞爾之間的論爭這類文化氣象，更不用說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時期的各種激烈的論戰了。那時，知識分子們組成了規模較小的、組織松散的團體，這類團體更深層的根基在于其共同的人道主義文化。民主化使這種文化得以傳播，并且向這一社會領域輸送了大批人才。然而，不管民主化在其他方面的成果如何——顯然成果豐碩——迄今為止，它并沒有在歐洲聯盟里造就多少學術成果。筆者希望本書能對此有所貢獻。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 ）歷史社會學家、思想史家，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和社會學系教授，主持《新左派評論》達20年之久，發表了大量著述，代表作有《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等。被文化批評家泰勒?伊格爾頓 (Terry Eagleton) 譽為“不列顛zui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
冷戰臨近尾聲之時，移民依然沒有通過歐洲精英們的嚴密審查而得到認可，此并未造就戰后格局的重大變化。然而，當移民政策獲得通過，多樣性又被用來支持此政策。不過目前，隨著這種變遷的規模減弱，出現了更為體系化的形式——意識形態上的多元文化主義，它起源于北美洲，實質上是對語言和種族議題的回應。在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的討論目的是試圖適應魁北克的法語民族主義的興起，同時也通過增加更多的受官方保護的種族群體以調和這種情況，他們是因紐特人、印第安人以及后來的亞裔。在美國，黑人對種族歧視和排斥的反抗伴隨著多樣性的發展，而作為一種種族文化身份以及不愿意像早期移民一樣成為單一民族語言使用者的西班牙語群體的表達方式，這個問題更加容易解決。但凡歷史上有移民的土地，每個社會面臨的問題不完全是新的。多元文化主義誕生于漫長時期——可能是發展——的環境。
讓我們將視線轉向歐洲，我們就更容易在歐盟層面（若非始終是在國內層面）論述這一議題。文化的多樣性被贊為一種超越國家層面的共同體的吸引力。當務之急是增強并非在成員國之間而是各國內部差異性的吸引力，以包容最近引入的全新的移民文化。多元文化主義完全符合要求：此即無對抗性多元文化。然而，盡管它向把共識視為“共同體方式”的官方思想傾斜，但是卻沒有傾斜于周圍的移民現實問題。此處緣由主要有二：首先，歐盟沒有成員國是由外來移民建立的，而美國和加拿大卻是由外來移民建立的，從歷史上看，其社群的繁榮和認同歸功于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殖民者和移民，且至今仍是如此，早期居民則被清除或者被邊緣化。其次，在19世紀晚期及20世紀早期，歐洲國家接受了大量移民，其數量有時候和到達美國的移民相當，法國最多，其次是德國。不過這些移民所進入的社會已經擁有多個世紀連續積累起來的文化史與政治史，他們大多數人來自歷史與文化相類似的毗鄰地區，而且也不存在政體或者身份的結構上的改變，于是很快就被同化，民眾甚至不記得他們是移民。
戰后的移民問題完全不同于上述狀況。這不僅僅是因為在全歐洲范圍內移民的規模空前之大。更為重要的原因是，移民并非源自歐洲內部而是源自歐洲外部——實質上是歐洲海外屬地以及周邊那些半殖民地所謂去殖民地化的產物。這就意味著歐洲很快就會面臨著無異于美國的種族緊張局勢。然而，黑人不能被視為移民，他們歷史上也從來沒有被如此看待或者對待。然而在歐洲，伴隨著英國對來自加勒比地區移民的接受，相對而言，移民問題是間接的導火線；更嚴重的（盡管種族與宗教事實上幾乎不可分離）不在于種族，而是宗教。超過半數的新移民是穆斯林。于是，多元文化主義的思想意識在歐洲經歷了一種功能性的轉變。伴隨著從社會風俗到信仰體系的文化寓意的悄然轉變，它從根本上成為相通的而不是種族間的多樣性價值觀的信條。此回歸現象幾乎毋庸強調：啟蒙運動，更不用說激進的以及社會主義的思想派別，早就期待超自然信仰永遠消失，而官方和左派自由主義言論此時卻傾向于增強信仰力量，似乎宗教信仰愈多愈好。當然，一般而言，這種價值觀的倡導者自身并不依附于任何信仰，而他們卻盛贊擁有信仰的信徒們潛在的和諧性，后者通常能夠充分意識到其宗教歷史上的恩恩怨怨以及教義的不妥協性。
多樣性意義轉變的必然的結果是對歐洲新移民現實狀況大規模的管控，對多元文化乏味虔誠的論述幾乎與嚴峻的移民形勢毫無關聯。據估計，2009年前大約1500萬名到1800萬名穆斯林移民生活于歐盟較為富裕的人口達到3.75億人的西方國家，其中大多數集中在法國（約550萬人）和德國（360萬人），隨后是英國（160萬人）、荷蘭、意大利和西班牙（大約各100萬人）。這些數字只不過是粗略估算出來的，從占人口總量的百分比來看并不多。然而，伴隨著國內出生率下降，乃至負增長，穆斯林人口比例日漸增加，尤其是大部分新移民定居的大城市。在布魯塞爾這一歐盟之都，每年超過半數的新生嬰兒來自穆斯林移民家庭；在阿姆斯特丹，虔誠的穆斯林比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還要多；在倫敦，穆斯林占據了1/8的城市人口；在德國的主要城市，將近半數15歲以下的孩子如今來自外來移民家庭。每年涌入歐洲的移民總數約1700萬人，和涌入美國的合法與非法移民一樣多。在這些人里，貧困和失業率幾乎始終高于國內平均水準，歧視無處不在，族內婚姻率很高。所有地區的民意都顯示人們不歡迎新移民的到來。在相當多的國家，新的政黨基于這種排外情緒提出新主張，迄今為止，法國、丹麥、荷蘭和意大利始終是最為突出的。全新的多樣性并沒有培育出和諧一致。相反，它加劇了對立。
在這種快速增長而引起轟動的——有關歐盟內部移民問題的學術著作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作品并非來自歐洲自身，也是來自美國�？死锼雇懈�?考德威爾（ChristopherCaldwell）借助清晰的歷史分析以及犀利的比較視角，其《歐洲革命的反思》沒有陷入回避那一議題的偽善泥淖。考德威爾指出，回顧過去的25年，美國成功地整合了其移民浪潮，如今美國有3500萬名非美國出生的公民，這有賴于一系列歐洲從未擁有過的環境條件。由來已久而且極為強勁的意識形態同化機制——“移民適應環境的強迫性的壓力”——發揮了作用。美國依然擁有大量閑置的生存空間。絕大多數新移民來自拉美國家的天主教社會群體，較之其他地區的外來移民，其文化更加接近標準的美國文化。他們所服務的經濟社會已經快速完成了自傳統工業向服務行業的轉變，而且不斷增加了大量的技術含量低的低收入工作。較之當地土生土長的黑人，他們因為膚色或者犯罪活動受到誣蔑的幾率更低，因而避免了政府的集中管制，也避免了社會底層的從業者形象。即便如此，由于該國大約1100萬名非法移民的存在，對新移民的抵制越來越強烈。
而在歐洲，戰后移民始自短時期的權宜之計，以彌補傳統工業部門的勞動力短缺，這些部門隨即減少，從而導致他們陷入困境，不過此時他們至少沒有被作為臨時“外來工”遣送回家。對他們的同化吸收從來就不是政府的當務之急或者重要的計劃，也從未就永久性的移民需求達成社會共識，伴隨著家庭團聚以及尋求庇護者浪潮的沖擊，在70年代移民門檻正式抬高之后移民數量仍持續增加。在去工業化之趨勢下，新的共同體內的高失業率顯示，因外來移民而導致的經濟收益時常是稍縱即逝的，而其犯罪率則攀升——法國監獄里年輕的外來移民的比例已接近美國監獄里年輕黑人的比例。尤其是，迄今為止移民隊伍中最大的一支來自伊斯蘭世界，不僅在文化上與歐洲相去甚遠，而且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里兩者處于相互敵對狀態�？嫉峦枏娬{，盡管德國的土耳其人、英國的南亞次大陸移民、法國的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移民等來源地千差萬別，但他們深受當前的穆斯林意識形態影響，對西方世界懷有強烈的敵意。而最終結果則是，截至新世紀來臨之際，歐洲對這一迅猛增長的政治難題措手不及，這類移民比重的增加使得困難持續突出，將此比重最大程度地減少是歐洲精英們所堅持的觀點，不過生活區域與之緊緊毗鄰的廣大民眾對此卻不能認同。對于歐盟的人民而言，唯有目前帶來強烈打擊的全面的經濟危機方為更為重大的問題。
考德威爾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應該避免委婉說法或者危言聳聽。就前者而言，他的確做得很到位。而后者，如同其著作的標題，不是那么到位。其《歐洲革命的反思》類似于羅伯特?卡根的《天堂與實力》，它們均對美國和歐洲進行了明晰而實實在在的比較，較之傳統的自由主義思維方式，其對美國和歐盟的比較方式則更為令人信服，以全球化為框架，是對于世界不加辨識的新保守主義式的總體的設想。在兩本著作中，最麻煩的地區位于中東，此處被視為恐怖主義危險分子的熱點地區以及威脅西方世界的衰敗國家，它向歐洲的穆斯林生活區透射出惡意之光。伊斯蘭極端勢力的擴散是極大的威脅。如果《歐洲革命的反思》構想包含有沙拉菲主義，正如伯克論述另一種“暴力極端主義”亦即雅各賓主義一樣，那么部分原因是，就這些論述中的宗教觀點而言，宗教在美國作為一種美式信仰的傳統得到重視的程度遠高于歐洲�？嫉峦枓亝s了那些所謂所有主要宗教基本上完全一致的正統的虛偽言辭，指出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兩大世界長久而血腥的敵對狀態，他懷疑穆斯林民眾能否順利地融入歐洲，并且預料到公開的緊張局勢將加劇。基于這一觀點和這件事的古代信仰體系以及它們之間的怨恨不是任意的，而是深深根植于教義方面的不可調和性以及歷史發展歷程。
必須將移民與當地人之間的敵對狀態視為當今最為基本的一種對立，事實上它在歐盟的西部陣營內隨處可見，也不可能被置之不理以及鎮壓平息。實際上，民族宗教之間的沖突業已取代了階級對抗。這種取代也是墮落。工人們不再是聯合起來反抗雇主及政府，而是將反對矛頭轉向工友同事；貧困者之間相互辱罵�？陀^而論，這一認識并無錯誤，因為自從經濟增長放緩以來，移民的流入的確抑制了低技術行業的工資上升且加重了福利發放的負擔，如同考德威爾所觀察到的那樣，此亦與官方的措辭相反。過去數十年間，一種顯著的轉變是，歐洲工人階級大幅度地轉向了右翼，在英格蘭，工人階層的選民倒向撒切爾，在法國先后倒向勒龐與薩科齊，在意大利倒向極右勢力“北方聯盟”，這也反映了右翼相應的社會地位的變化。它不再處于社會階級的底層，這是由于移民填補了這一底層的位置；與此同時，較之以前，它卻愈發軟弱無力且更加沒有安全感，如今在社會中，工業產業不再受到重視，社會財富的不平等卻在穩步地加劇。
歐洲范圍之內，不平等情況普遍存在；曾幾何時，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不平等狀況極為突出，移民則加劇了歐洲內部的不平等狀態。但是歐洲與世界的不平等狀態又推動了移民趨勢。這種不平等情況更加嚴重，導致了數百萬非洲、中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移民為了逃避饑餓、危險與貧困而紛紛涌向歐盟。他們的到來的確是為了逃離饑餓和貧困的威脅，但移民并非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如果歐洲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命運真正加以關注，它就應當向移民輸出地區投入財力進行無私的援助，而不是為了自己的便利而隨意地引進又遣返那些移民勞工。然而，這就要求一個群體有規劃真正項目的愿望，而不是盲目順從市場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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