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有多少個不眠之夜了，我常常是苦思冥想，為推敲一個詞語、斟酌一句話，抑或是久久思考一個觀點，而踱步于屋內，凝望于窗外的星空，抑或看 看古書典籍，尋思著從中獲得些許古代先賢的啟發。
就這樣，時光悠悠，春去秋來，秋去春來，采英擷華，點點滴滴，有了一點點日積月累。
國別問題研究，可能在某些地方與國際問題的其他領域有所不同。國別問題，需要不斷追蹤具體動態，特別是對于一國的政治外交與經濟乃至軍事等動態進行長期與持續的跟蹤研究，在跟蹤研究動態的過程中，自然還需要深刻的思考；如果僅僅是停留在跟蹤動態上，而沒有進行深入的思考，或者即使進行了思考，但是思考不深入，或者只是如蜻蜓點水一樣，對其僅僅做個“點狀總結”，都未必能夠切中肯綮。
近年來，筆者應邀為一些媒體連續撰寫了有關日本時政動態的時評文章，這些文章主要是圍繞著近年來日本外交與政治等時政動態而寫的，對日本近年來外交與政治動態領域一些重要事項進行了分析與評論。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地區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大地震與核事故，特別是福島核事故，對日本以及國際社會造成了很大沖擊與影響，其核事故善
引 言
后工作至今仍舊處于紛繁復雜的狀態。與之緊密相關的是，近幾年來，日本外交與政治等領域發生了非常引人注目的變化，日本政治進一步趨向保守化，向“普通國家”乃至“政治大國”與“軍事大國”方向轉向的步伐明顯加快，一些右翼保守政客頻頻向涉及日本侵略戰爭歷史與“二戰”后國際秩序等敏感問題“發難”或“挑釁”。安倍晉三重新擔任日本首相以后，日本在外交、軍事與安全保障等領域的動向更是“咄咄逼人”：極力謀劃修改“和平憲法”、美化與否認“二戰”侵略歷史、正式通過新的“武器出口三原則”、正式實施以解禁集體自衛權為中心的新安保法、制定新版《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欲望更加強烈、“全球性外交”態勢漸趨凸顯等，這些動向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讓日本重新成為一個可以在政治、外交與軍事等領域發揮重要國際影響力的“政治與軍事大國”，同時在不知不覺間抹去籠罩在日本頭上的“二戰”戰敗國陰影。
歷史上，日本都有突發性自然災難伴隨著政治與軍事“冒進”的先例。發生于1923年9月1日的日本關東大地震是20世紀上半葉世界上受損最嚴重的地震災害之一，深重的自然災難不僅致使十幾萬日本民眾遇難，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巨大的自然災難催生了日本軍部勢力的逐漸膨脹，軍國主義思想日益抬頭，為了擺脫與轉嫁國內危機，日本內閣制定了一系列對外侵略擴張政策，并把中國東北地區作為主要對外侵略目標之一，八年后，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最終暴露了日本的軍事野心。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這里不是說過去的歷史今天必然會重演，也不是說今天的現實狀況必然是過去歷史的繼續，亦不是說今天的現實就一定與過去的歷史有某種巧合；而是說歷史上的規律與特點值得總結，歷史中的一些經典事件值得仔細體味與研究，今天的現實畢竟是從過去的歷史中走過來的，過去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以及特點與規律可以為今天的現實提供某種有益的借鑒與啟示，今天的人們也可以從過去的歷史中去尋找當初，檢視當初的對與錯、好與壞。
“二戰”以后的日本，因為得益于“和平憲法”的眷顧，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但是，如今的日本，卻執意要修改“和平憲法”，其核心目標就是修改
涉及“二戰”后日本國家基本定位的“第九條”（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不過，在日本右翼保守的政壇高層勢力眼里，“修憲”還不是最終目的，其終極目的乃是讓日本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其中“修憲”只是達成這一最終目的的一個必要手段。
那么，日本所謂的“正常國家”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正常國家”呢？提到“正常國家”，就會想到另一個詞匯—“非正常國家”，既然日本想成為一個“正常國家”，那就意味著日本現在還是一個“非正常國家”，因為，作為一個“正常國家”，必然得擁有能夠獨立自主制定外交政策以及能夠獨立自主開展外交行動的國家權力，同時，還要能夠獨立自主地在國際社會發揮出重要的國際政治、軍事影響力。以這個重要標準來衡量日本，顯然日本不具有這兩大條件，故而日本還不是一個“正常國家”。因為，日本至今仍舊處在美日軍事同盟的框架內，其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外交行動、防衛軍事政策的擬定與防衛軍事領域的舉動，都仍舊處在美國的掣肘、牽制甚至控制范圍
內，其中一個顯著事實就是，美國仍舊在日本本土駐扎著大量軍事基地與人員。
日本還不是一個“正常國家”，但日本卻非常想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現實情況與未來夢想長期在日本心中不斷交織與糾結。而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卻又不得不面對過去不堪回首的歷史，因為過去的歷史不容回避，也不容躲避與逃避。歷史與現實，現實與未來，歷史、現實、未來，三者錯綜復雜、又錯綜交織，三者互為因果、互為條件、互為表里；三者缺一不可，三者又要同在。對于日本而言，何謂“正常國家”？如何才能成為“正常國家”？
每年的8月份，對于日本而言，都是非常“忙碌”的，這個“忙碌”，自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忙碌”，而是說日本右翼保守勢力的“精神忙碌”，這批人可能又在急匆匆地奔向供奉著“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去“頂禮膜拜”，內閣高層（包括首相在內）各位要員則在苦苦思索以什么方式（直接去參拜還是變相地間接去）去參拜靖國神社更為合適。總之，可以歸結到一點，也即“二戰”侵略歷史在日本右翼勢力眼里是可以任意“擺布”與“拿捏”的。
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政治夢想”里，有一個“夢想”是異常強烈的—修憲，只有修憲成功，安倍的“宏圖大業”可能才算完成。但是，安倍眼里的“修憲”，涉及的是日本國家走向的根本問題：是繼續走“二戰”后延續多年的“和平國家”路線，還是重新走上可以“自由運用軍力”與能夠“發動戰爭”的“軍事大國”之路。這兩條路的方向，迥然不同，其結局自然也不同。
“二戰”以后，日本保守階層就一直對日本頭上佩戴的“戰敗國”標簽懷有不滿情緒，夢想著有朝一日可以徹底去掉籠罩在日本身上的“戰敗國”陰影，從而能以一個“正常國家”的身份出現在國際舞臺上。所謂的“正常國家”，在日本右翼心里，其標準是：可以發揮與美歐等國一樣的政治與軍事影響力，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日本不是一個侵略戰爭發動國家，沒有再向“二戰”戰爭受害國道歉的義務，不必長期背負侵略戰爭與戰敗國的“罪責”等。
殊不知，這樣的“正常國家”認知，其實是是非顛倒、混淆黑白的；這樣的“正常國家”認知，本質是善惡不分、美丑不辨的，其最終結果肯定是大錯特錯的。
作為一個曾經發動了血腥殘暴的“二戰”侵略戰爭的侵略戰爭策源地國家，盡管戰爭的硝煙已經過去了七十余年，但是，至今日本右翼勢力仍在否認與美化侵略戰爭歷史，對于這樣一個現實狀況嚴峻的日本，國際社會自然有必要對日本的危險“轉向”與錯誤的歷史認知懷有警惕之心，也自然有嚴格審視的必要。
首先，真正的“正常國家”，是對日本自身過去的錯誤歷史有一個清晰、明確、理性且有戰略眼光的正確認識。這個正確認識包括：“二戰”侵略歷史是日本制造的，那場侵略戰爭是錯誤的，那場侵略戰爭給亞洲受害國與無辜平民造成了難以言狀的苦難與悲傷，侵略戰爭沒有正義感可言，不能有美化或掩飾侵略戰爭罪魁禍首的言行等。
其次，真正的“正常國家”，是日本要勇于承擔侵略戰爭罪責，而不是逃避與推卸侵略戰爭責任。既然日本已經策劃與發動了那場侵略戰爭，就要勇
于擔負起侵略戰爭所帶來后果的一切責任，任何逃避與推卸侵略戰爭責任的言行都不是一個“正常國家”所應該有的正常言行，諸如“戰爭責任不能是日本一國的”，甚至“日本無須為那場戰爭承擔任何責任”等荒謬言論，都與一個“正常國家”的標準相距甚遠。
又次，真正的“正常國家”，是日本要對“二戰”后形成的國際秩序、國際機制與框架有敬畏之心。“二戰”后的國際秩序以及在此基礎上建構的一系列國際機制與框架，是在付出了“血與火”的慘烈代價后才艱難形成的，并不是如日本右翼勢力所形容的“戰勝國對戰敗國的體制”。“二戰”后的國際秩序，理應由“二戰”后的國際社會精心維護，不能有任何詆毀與沖撞這個國際秩序的言行。詆毀與沖撞“二戰”后國際秩序的言行，就是對“二戰”中逝去的無數的無辜亡靈的不敬，更是對“二戰”侵略戰爭的縱容。在日本右翼勢力眼里，“遠東國際法庭”對日本“二戰”戰犯的審判，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不當審判”，是“戰勝國的操縱”，“戰犯無須承擔責”，“戰爭是國家行為”，“擔任公職的個人在國際法上并不承擔責任”。所謂“戰勝國對戰敗國的不當審判”“戰犯無責”等謬論，其本質是為戰犯開脫罪責，將戰犯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責完全推卸為“國家行為”，實乃“瞞天過海”，有違公允。
再次，真正的“正常國家”，是要擔負起“正常國家”的重任，以維護國際公平、正當與正義為己任。以南海問題為例，日本本來不是南海問題的當事國，是一個與南海問題不相干的域外國家，理應客觀公正看待南海問題，但是，日本卻在南海問題上煽風點火、挑撥離間，唯恐南海形勢不亂，這就與“正常國家”的身份難以匹配。一個不能在有關爭議問題上站在理性、客觀與公正的立場看待問題的國家，一個想利用有關爭議問題乘亂謀利、趁火打劫的國家，何談成為一個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的“正常國家”？
日本一直“孜孜不倦”想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是，“聯合國安理會”是一個神圣的概念，根據《聯合國憲章》，安全理事會負有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首要責任，日本在有關爭議問題上不能持有客觀與公允的立場，帶有私心與偏見，偏袒錯誤的一方，這樣的政治立場又怎能成為一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最后，真正的“正常國家”，不是帶著偏見或者戴著“有色眼鏡”看待鄰國的發展，而是以尊重與理性之心客觀看待鄰國的發展；只有懷著對正確歷史的尊崇之感、懷著對錯誤歷史的深刻領悟之心、懷有對侵略歷史的洗心革面之志，這樣方能獲得國際社會以“正常國家”的心態接納日本。而如果日本仍舊抱著頑固陳舊的思維，繼續以猜忌、懷疑與戒備心理看待鄰國發展，繼續持有“侵略歷史未定論”，繼續以參拜靖國神社是“個人心靈問題”為由，那么，日本離一個標準的“正常國家”—堅決克服自身錯誤、勇于站出來承擔責任、必要時敢于捍衛國際公平正義、精心維護“二戰”后的國際秩序—還有很遠的距離。
作者
2016年8月寫于北京
特朗普勝選后的日美關系不確定性因素增多
（2016 年11 月10 日）
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揭曉了，但對于此次美國總統選舉，日本恐怕是最為糾結的國家之一。這是因為，特朗普還在競選期間，就對有關美日同盟關系提出過一些“大膽”的觀點，在如今特朗普已經勝選的現實面前，安倍內閣未來該如何面對這位以“狂言”著稱的美國當選領導人？未來四年（甚至八年），日美同盟關系是否會發生一些變化？不確定性因素增多的日美關系是否會給安倍內閣帶來不利影響？……
首先，在日美關系的定位上。特朗普主張重新審視美日同盟關系，認為“日本應全額負擔駐日美軍經費，若無法兌現則不排除撤軍的可能”。
駐日美軍的駐留經費是根據《日美地位協定》決定的日美負擔比例。日本方面負責提供設施、區域以及相關經費，而美方則承擔駐日美軍的維持經費。但在2 0世紀70年代以后，在美軍基地工作的日本員工的勞務費、照明和取暖費用等由美方負擔的經費則作為“體貼預算”轉由日本負擔。如果特朗普正式就職后，作為一項政策要求日本大幅承擔駐日美軍經費，這將是安倍內閣必須要首先面對的一道棘手難題。
若由日本全額承擔駐日美軍經費，今后日本政府將不得不減少其他經費或增發國債，安倍內閣實現財政重建將會更加困難。不僅僅是影響到安倍內閣實現財政重建的計劃，更為重要的是，這顆特朗普踢過來的“球”，安倍該怎么“ 接好”，才能應付自如。如果安倍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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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野心
—日本政治、外交的策略和困局
“球”，特朗普就會指責日方“免費搭美國防務班車”、不是一個稱職的“同盟伙伴”；而如果安倍接了“球”，但僅僅是答應小幅增加駐日美軍經費，肯定會引發特朗普不快；如果安倍在特朗普的壓力下，落實大幅乃至全額承擔駐日美軍經費的要求，則會給“安倍經濟學”帶來麻煩的同時，招致日本民眾與輿論的反對，直接會拉低安倍內閣的民調支持率，進而影響到安倍內閣執政的穩定。
其次，特朗普提出的日本可以“核武裝論”的觀點值得關注與思考。特朗普在今年3月接受美國《紐約時報》采訪時稱，如果美國繼續表現出“軟弱無力”，日韓兩國就會試圖單獨進行核武裝。允諾日本可以“核武裝”，這是一件看上去非常震驚的事情，盡管特朗普此言的深層目的還有待繼續觀察，但是也暴露出了特朗普對今后美日關系走向的擔憂。眾所周知，日本在“二戰”后一直處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之下，日本得以以最低的安全防衛負擔而能騰出手來去專門發展經濟，但是，日本擁有很高的核技術，也是不爭的事實，盡管日本一再宣稱堅持無核三原則，但是近年來曝光的日本囤積了分離钚和大量高濃鈾等敏感核材料的消息，卻也從側面印證了日本潛在的核武能力。
特朗普的“日本核武裝論”，到底意味著什么呢？是對日本今后能進行“核武裝”而故意放行，還是對日本真能進行“核武裝”而感到焦慮與擔憂，抑或是想利用日本“核武裝”去遏制他國？如果說是第一點，“放虎歸山”后的日本若是對美國“不敬”，將有損特朗普“美國第一”的競選理念；如果是第二點，就又與特朗普批評日本依賴美國軍事保護而不肯真誠付出相矛盾；如果是第三點，又讓人感覺到特朗普是在支持日本核武裝和擔憂日本核武裝之間搖擺不定，或者讓人感到捉摸不透、模糊不清。
姑且不論特朗普“日本核武裝論”的真實目的，單就這個觀點本身來看，也能揣摩出特朗普的真意乃在于，既要讓日本在美日安全同盟框架內，以其須付的經費承擔額來映襯日本的同盟伙伴價值，又要讓“日本核武裝論”這張“空頭支票”發揮控制日本“尾大不掉”后患的功效，也即是，日本可以“核武裝”，但首先日本得做出大幅增加承擔駐日美軍經費的貢獻，而且這個“核武裝”是在美國繼續保持軍事超強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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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勝選后的日美關系不確定性因素增多再次，特朗普對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 PP）并不贊成，認為T PP若簽署，將會損及美國國內的利益，而日本則又非常期待能夠促成T PP早日完全生效，這種“南轅北轍”的態度，將會在特朗普正式就職后，圍繞著TPP是否生效，在日美間展開復雜的博弈。
特朗普認為T PP一旦正式生效，將會使日本汽車大量進入美國，從而減少美國國內就業；但日方認為，若TPP無法生效，恐難以達成日本企業擴大出口等效果，日本經濟可能受到影響。T PP本來是安倍極力想在貿易領域達成的一項政績，但如若特朗普堅持反對，最終使得即將要在日本國會獲得通過的TPP而完全擱淺，將是對安倍內閣的重大打擊。
另外，特朗普上臺后，將會影響到安倍孜孜不倦推進的日俄關系。安倍近來想通過普京訪日從而解決長期懸而未決的日俄領土爭端問題，但是，普京能夠訪日，是因為美國對俄羅斯持高壓與遏制態度，普京通過拉近與日本的關系，既能從日本身上打開西方制裁俄羅斯的缺口，又能為俄羅斯遠東經濟發展尋找來自日本的投資。如果特朗普就職后，美國轉而逐步改變奧巴馬時期制裁俄羅斯的政策，甚至不排除改善與俄羅斯的關系，那么日本在俄羅斯眼中的重要性就要下降，日俄關系趨近的步伐在美俄關系逐步改善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要慢下來。
最后，安倍的安保防衛政策，能夠得以大幅推進，與奧巴馬政府的默許是分不開的，今后，隨著特朗普的執政，安倍的安保防衛政策，特別是配合美軍行使集體自衛權是否會發生變化，會是觀察日美同盟關系走向的又一個焦點問題。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打出的是“美國第一”的旗號，他也以這個口號而贏得了選舉，今后，美國是否會重新回歸“孤立主義”，是否從世界各地進行戰略收縮，甚而改變奧巴馬時代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我們須進行密切跟蹤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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