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說自己讀書經驗是少、懶、忘的人，如何從書的空白里讀出字來，又如何有“書讀完了”的自信，以及讀人、讀物如同讀書呢？讀完金克木先生的這本《書讀完了》，或許可以明白其中一部分原因。
有這樣一個老頭
一
讀書的時候，一個學哲學的朋友經常到我的宿舍聊天。像任何喜歡書的年輕人一樣，我們的話題最后總是到達自己心目中的學術大家。有一次，他信誓旦旦地對我講，在當代中國，只陳寅恪和錢鍾書堪稱大家，其余不足論。他講完后，我小心翼翼地問，這兩人后面，可不可以再加上一個呢？他毫不猶豫地說，不可能，中國再也沒有這個級別的人物了。然后，我給了他一個老頭的小冊子，并且告訴他，我認為這個老頭也堪稱大家。
第二天，這位朋友又到我的宿舍來了。他略顯得有些疲憊，但眼睛里卻充滿了光芒。他興沖沖地告訴我，他有點認同我的看法了，這個老頭或許可以列到他的當代大家名單中。臨走，他又從我的書架上抽去了這個老頭的幾本小冊子。等我書架上這老頭的書差不多被借完的時候，他也開始了辛苦地從各個渠道收集這老頭的書的過程，跟我此前一樣。
不用說，這個老頭就是這本書的作者金克木。為了看到更多如那位朋友樣充滿光芒的眼睛，我起意編這樣一本書。
二
金克木，祖籍安徽壽縣。1912年生于江西，1930年北平求學，1935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館員，1938年至香港任《立報》國際新聞編輯，1939年到湖南省立桃源女子中學和湖南大學任教。1941年，經友人介紹，金克木到印度加爾各答的中文報紙《印度日報》任編輯，1943年至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鉆研佛學。1946年，金克木回國任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1948年起任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1949年之后，金克木的經歷跟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沒有什么兩樣。上世紀七十年代以還，金克木陸續重印和出版的著作有《印度文化論集》《比較文化論集》《舊學新知集》《末班車》《探古新痕》《孔乙己外傳》《風燭灰》等，譯作有《通俗天文學》《三自性論》《伐致呵利三百詠》《印度古詩選》《摩訶婆羅多�6�1初篇》等。金克木的一生值得好好寫本傳記，肯定好玩和復雜得要命。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個奇特老頭的幾個人生片斷。
1936年，金克木和一位女性朋友到南京莫愁湖游玩。因女孩淘氣，他們被困在一條單槳的小船上。兩人誰也不會劃船，船被撥得團團轉。那女孩子“嘴角帶著笑意，一幅狡黠神氣，仿佛說，‘看你怎么辦？’”年輕氣盛的金克木便專心研究起了劃船。經過短時間摸索，他發現，因為小船沒有舵，槳是兼舵的，“槳撥水的方向和用力的大小指揮著船尾和船頭。明是劃水，實是撥船”。在女孩的注視下，金克木應對了人生中一次小小的考驗。
1939年，金克木在湖南大學教法文，暑假去昆明拜訪羅常培先生。羅常培介紹他去見當時居于昆明鄉間，時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傅斯年。見到傅斯年，“霸道”的傅所長送他一本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高盧戰記》，勸他學習。金克木匆匆學了書后所附的拉丁語法概要，就從頭讀起來。“一讀就放不下了。一句一句啃下去，越來興趣越大。真是奇妙的語言，奇特的書。”就這樣，金克木學會了拉丁文。
上世紀四十年代，金克木在印度結識“漢學”博士戈克雷。其時，戈克雷正在校勘梵本《集論》，就邀請金克木跟他合作。因為原寫本殘卷的照片字太小、太不清楚，他們就嘗試從漢譯本和藏譯本先還原成梵文。結果，讓他們吃驚的“不是漢譯和藏譯的逐字‘死譯’的僵化，而是‘死譯’中還有各種本身語言習慣的特點。三種語言一對照，這部詞典式的書的拗口句子竟然也明白如話了，不過需要熟悉他們各自的術語和說法的‘密碼’罷了”。找到了這把鑰匙，兩人的校勘工作越來越順利。
上面三個故事，看起來沒有多大的相關性，但如果不拘泥于表面的聯系，而把探詢的目光深入金克木思考和處理問題的方法，這些不相關的文字或許就會變得異常親密。簡單說，這種方法是“眼前無異路”式的，集全部心力于一處，心無旁騖，解決目前遇到的問題。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金克木把自己解決問題的特殊方法和豐富人生經歷結合起來，寫出了一篇篇珠玉之文。我們選編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把這些珠玉相關聯的一些收集起來，看能否穿成一條美麗的項鏈。在編選過程中，我小心翼翼地克制自己，盡量把選文控制在談讀書的范圍內——否則，這個選本將是全集的規模。
三
在一個知識越來越復雜，書出版得越來越多的時代，我們首先關心的當然是讀什么書。如果不加揀擇，見書就讀，那每天以幾何數量增長的圖書，恐怕會炸掉我們的腦子，還免不了莊子的有涯隨無涯之譏。那么，該選擇哪些書來讀，又如何讀懂呢？
“有人記下一條軼事，說，歷史學家陳寅恪曾對人說過，他幼年時去見歷史學家夏曾佑，那位老人對他說：‘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他當時很驚訝，以為那位學者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時，他才覺得那話有點道理：中國古書不過是那幾十種，是讀得完的。說這故事的人也是個老人，他賣了一個關子，說忘了問究竟是哪幾十種。現在這些人都下世了，無從問起了。”可是，光“中國古書”就“浩如煙海”，“怎么能讀得完呢？誰敢夸這海口？”夸這海口的，正是嗜好猜謎的金克木——“只就書籍而言，總有些書是絕大部分的書的基礎，離了這些書，其他書就無所依附，因為書籍和文化一樣總是累積起來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為其他所依附的書應當是少不了的必讀書或則說必備的知識基礎。”“若為了尋求基礎文化知識，有創見能獨立的舊書就不多了。”就中國古書而言，不過是《易》《詩》《書》《左傳》《禮記》《論語》《孟子》《荀子》《老子》《莊子》等數種；就外國書而言，也不過《圣經》《古蘭經》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爾、狄德羅、培根、貝克萊、康德、黑格爾、荷馬、但丁、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等人的著作。
略微深入接觸過上列之書的人都不免生疑，這些“‘太空食品’一樣的書，怎么消化？”選在第一輯里的文章，前一部分是金克木勾畫的“太空食品”譜系，有了這個譜系，我們可以按圖索驥，不必在枝枝杈杈的書上枉費精神。后一部分，則是對這些書的消化之道，體現了金克木自己主張的“生動活潑，篇幅不長”風格，能讓人“看懂并發生興趣”。認真看完這些文章，直接接觸原作（即便是抽讀或跳讀），再配合簡略的歷史、哲學史、文學史之類，“花費比‘三冬’多一點的時間，也可以就一般人說是‘文史足用’了”。照此方法讀下去，不知道我們是不是有幸某天會驚喜地發現——“書讀完了”。
可是，古代的書跟我們的時代差距那么大，西方的書跟我們的思維習慣那樣不同，印度的書有著各種不可思議的想象，如何拆除這些壁壘，明白作者的弦外之音，從容地進入書的世界，跟那些偉大的寫作者共同探討人心和人生的奧義呢？金克木提供的方法是“福爾摩斯式讀書法”與“讀書得間”——這是本書第二輯的內容。
四
在金克木看來，要真正讀懂一本書，不能用“兢兢業業唯恐作者打手心讀法，是把他當作朋友共同談論的讀法，所以也不是以我為主的讀法，更不是以對方為資料或為敵人的讀法。這種談論式的讀法，和書對話……是很有趣味的”。“一旦‘進入角色’，和作者、譯者同步走，盡管路途坎坷，仍會發現其中隱隱有福爾摩斯在偵探什么。要求剖解什么疑難案件，猜謎，辯論，宣判。”這里面有兩層意思，一層是要有尚友古人的胸襟和氣魄，敢于并且從容地跟作者交朋友（卻并不自認能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他本人）；一層是跟著作者的思路前進，看他對問題的描述或論證能否說服我們。這樣做也有兩重收獲，一是讀書時始終興致昂然，二是讀會的書就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有字的部分有了方法，怎么讀那些書間的空白呢？——這或許是一個更大的問題。
“古人有個說法叫‘讀書得間’，大概是說讀出字里行間的微言大義，于無字處看出字來。其實行間的空白還是由字句來的；若沒有字，行間空白也沒有了。”“古書和今書，空白處總可以找出問題來的。不一定是書錯，也許是在書之外，總之，讀者要發現問題，要問個為什么，卻不是專挑錯。”這就是金克木的“得間讀書法”。用這個方法讀書，可以明白寫書者的苦心孤詣和弦外之音，進而言之，說不定還會發現古人著述的秘密。
金克木曾提到佛教文獻的一個特點：“大別為二類，一是對外宣傳品，一是內部讀物。”照此分類，金克木認為，佛教文獻里的“經”，大多是為宣傳和推廣用的，是“對外讀物”。“內部讀物”首先是“律”，其次是算在“論”里的一些理論專著，另外就是經咒。如此一來，佛教典籍，除了“經”，竟大部分是“對內”的（“經”里還包含很多對內部分）。對內的原因，或是記載了“不足為外人道”的內容，外人最好不要知道；或是滿紙術語、公式，討論的問題外人摸不到頭腦，看了也不懂。更深層的原因是，“佛教理論同其他宗教的理論一樣，不是尚空談的，是講修行的，很多理論與修行實踐有關。當然這都是內部學習，不是對外宣傳的”。
“不但佛書，其他古書往往也有內外之別。講給別人聽的，自己人內部用的，大有不同。這也許是我的謬論，也許是讀古書之一訣竅。古人知而不言，因為大家知道。”在金克木看來，恍兮惚兮的《老子》和思維細密的《公孫龍子》，里面本有非常實在的內容，“不過可能是口傳，而記下來的就有骨無肉了”。現在覺得淺顯，仿佛什么人都能高談一番的《論語》，也因為“是傳授門人弟子的內部讀物，不像是對外宣傳品，許多口頭講授的話都省略了；因此，書中意義常不明白”。連公認為歷史作品、仿佛人人了解的《史記》，金克木也看出是太史公的“發憤之作”，所謂“傳之其人”，就是指不得外傳。正因如此，書中的很多問題，“‘預流’的內行心里明白，‘未入流’的外行莫名其妙”。知道了這些古人的行間甚至字間空白，或許書才會緩緩地敞開大門，迎我們到更深遠的地方去。
當然，讀過了書，如果不能讓書活在當下，“日日新，又日新”，那也不過是“兩腳書櫥”。如何避免這個問題，怎樣才能在書和現實的世界里出入無間？這正是本書第三輯的內容——“讀書�6�1讀人�6�1讀物”。
五
金克木寫過一篇題為《說通》的小文章，里面說：“中國有兩種文化，一個可叫‘長城文化’，一個可叫‘運河文化’。‘長城文化’即隔絕、阻塞的文化。運河通連南北，是‘通’的文化。”對社會，對讀書，金先生都反對隔絕、阻塞的長城文化，倡導“通”的運河文化。
金克木出版的單行本中，如《舊學新知集》《探古新痕》《蝸角古今談》等，書名都蘊含著“古”“今”“新”“舊”的問題。如他自己所說，他的文章，“看來說的都是過去……可是論到文化思想都與現在不無關聯”。“所讀之書雖出于古而實存于今……所以這里說的古同時是今。”金克木關注的，始終是古代與現在的相通性，且眼光始終朝向未來。對他來說，“所有對‘過去’的解說都出于‘現在’，而且都引向‘未來’”。脫離了對“現在”的反應和對未來的關注，古書不過是輪扁所謂“古人之糟粕”，棄之不足惜的。
只是，在金克木看來，單單讀通了書還不行，“物是書，符號也是書，人也是書，有字的和無字的也都是書”，因此需要“讀書�6�1讀人�6�1讀物”。“我讀過的書遠沒有聽過的話多，因此我以為我的一點知識還是從聽人說話來的多。其實讀書也可以說是聽古人、外國人、見不到面或見面而聽不到他講課的人的話。反過來，聽話也可以說是一種讀書。也許這可以叫作‘讀人’。”“讀人”很難，但“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正是“知人”和“知書”的重要一步。最難的是讀物，“物比人、比書都難讀，它不會說話；不過它很可靠，假古董也是真東西”。“到處有物如書，只是各人讀法不同。”讀書就是讀人，讀人就是讀物，反過來，讀物也是讀人，讀人也是讀書。這種破掉壁壘的讀書知世方法，大有古人“萬物皆備于我”的氣概，較之“生死書叢里”的讀書人，境界要雄闊得多。
錢鍾書力倡“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意在溝通東西，打通南北，要人能“通”。金克木“讀書�6�1讀人�6�1讀物”的“通”，與錢鍾書的東西南北之“通”，是一是二，孰輕孰重，頗值得我們好好思量。毫無疑問的是，有了這個“讀書�6�1讀人�6�1讀物”的通，金克木那些看起來不相聯屬的人生片斷和東鱗西爪的大小文章，就有了一個相通的根蒂。
當然，書是否真的能夠讀完，書、人和物是不是真的能通，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事，要親身體味領受才好。能確定的只是，金克木提示了一個進入書的世界的方便法門。
六
臨了，要說明一下書中數字、標點的用法和文章的寫作年份問題。為尊重原作，我們不對金克木先生與現行規定不一致的數字和標點符號用法強做統一，而是按其習慣照排。文章末尾原有年份的，一仍其舊。部分未標明年份的，編者根據各種資料推定寫上，為與原標年份區別，加括號——如（一九八四年）——標明。另有少數年份尚難確定的，闕疑。部分文章在發表之后，結集時金先生另加了“評曰”，或指點文章讀法，或又出新意，本書一起收入，以觀其妙。
最后，感謝金木嬰女士授權此書出版，并應編者之邀寫了后記。
黃德海
2005年12月寫
2016年10月改寫
金克木（1912-2000），祖籍安徽壽縣，1912年生于江西。1930年北平求學，1935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員，1938年去香港任《立報》國際新聞編輯，1939年在湖南省立桃源女子中學和湖南大學。1941年至印度加爾各答中文報紙《印度日報》任編輯，1943年于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鉆研佛學。1946年回國，任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1948年起任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
著作有《印度文化論集》《比較文化論集》《舊學新知集》《末班車》《探古新痕》《孔乙已外傳》《風燭灰》等，譯作有《通俗天文學》《三自性論》《伐致呵利三百詠》《印度古詩選》等。
“書讀完了”
有人記下一條軼事，說，歷史學家陳寅恪曾對人說過，他幼年時去見歷史學家夏曾佑，那位老人對他說：“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他當時很驚訝，以為那位學者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時，他才覺得那話有點道理：中國古書不過是那幾十種，是讀得完的。說這故事的人也是個老人，他賣了一個關子，說忘了問究竟是哪幾十種。現在這些人都下世了，無從問起了。
中國古書浩如煙海，怎么能讀得完呢？誰敢夸這海口？是說胡話還是打啞謎？
我有個毛病是好猜謎，好看偵探小說或推理小說。這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我卻并不諱言。宇宙、社會、人生都是些大謎語，其中有日出不窮的大小案件；如果沒有猜謎和破案的興趣，缺乏好奇心，那就一切索然無味了。下棋也是猜心思，打仗也是破謎語和出謎語。平地蓋房子，高山挖礦井，遠洋航行，登天觀測，難道不都是有一股子猜謎、破案的勁頭？科學技術發明創造怎么能說全是出于任務觀點、雇傭觀點、利害觀點？人老了，動彈不得，也記不住新事。不能再猜“宇宙之謎”了，自然而然就會總結自己一生，也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一生這個謎面的謎底是什么。一個讀書人，比如上述的兩位史學家，老了會想想自己讀過的書，不由自主地會貫串起來，也許會后悔當年不早知道怎樣讀，也許會高興究竟明白了這些書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倒相信那條軼事是真的。我很想破一破這個謎，可惜沒本領，讀過的書太少。
據說二十世紀的科學已不滿足于發現事實和分類整理了，總要找尋規律，因此總向理論方面邁進。愛因斯坦在一九○五年和一九一五年放了第一炮，相對論。于是科學，無論其研究對象是自然還是社會，就向哲學靠攏了。哲學也在二十世紀重視認識論，考察認識工具，即思維的邏輯和語言，而邏輯和數學又是拆不開的，于是哲學也向科學靠攏了。語言是思維的表達，關于語言的研究在二十世紀大大發展，牽涉到許多方面，尤其是哲學。索緒爾在一九○六到一九一一年的講稿中放了第一炮。于是本世紀的前八十年間，科學、哲學、語言學“攪混”到一起，無論對自然或人類社會都仿佛“條條大路通羅馬”，共同去探索規律，也就是破謎。大至無限的宇宙，小至基本粒子，全至整個人類社會，分至個人語言心理，越來越是對不能直接用感官覺察到的對象進行探索了。現在還有十幾年便到本世紀盡頭，看來越分越細和越來越綜合的傾向殊途同歸，微觀宏觀相結合，二十一世紀學術思想的桅尖似乎已經在望了。
人的眼界越來越小，同時也越來越大，原子核和銀河系仿佛成了一回事。人類對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的了解也像對生物遺傳的認識一樣大非昔比了。工具大發展，出現了“電子計算機侵略人文科學”這樣的話。上天，入海，思索問題，無論體力腦力都由工具而大大延伸、擴展了。同時，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的相繼出現，和前半世紀的相對論一樣影響到了幾乎是一切知識領域。可以說今天已經是無數、無量的信息蜂擁而來，再不能照從前那樣的方式讀書和求知識了。人類知識的現在和不久將來的情況同一個世紀以前的情況大不相同了。
因此，我覺得怎樣對付這無窮無盡的書籍是個大問題。首先是要解決本世紀以前的已有的古書如何讀的問題，然后再總結本世紀，跨入下一世紀。今年進小學的學生，照目前學制算，到下一世紀開始剛好是大學畢業。他們如何求學讀書的問題特別嚴重、緊急。如果到十九世紀末的幾千年來的書還壓在他們頭上，要求一本一本地去大量閱讀，那幾乎是等于不要求他們讀書了。事實正是這樣。甚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本世紀的書也不能要求他們一本一本地讀了。即使只就一門學科說也差不多是這樣。尤其是中國的“五四”以前的古書，決不能要求青年到大學以后才去一本一本地讀，而必須在小學和中學時期擇要裝進他們的記憶力尚強的頭腦；只是先交代中國文化的本源，其他由他們自己以后照各人的需要和能力閱讀。這樣才能使青年在大學時期迅速進入當前和下一世紀的新知識（包括以中外古文獻為對象的研究）的探索，而不致被動地接受老師灌輸很多太老師的東西，消磨大好青春，然后到工作時期再去進業余學校補習本來應當在小學和中學就可學到的知識。一路耽誤下去就會有補不完的課。原有的文化和書籍應當是前進中腳下的車輪而不是背上的包袱。讀書應當是樂事而不是苦事。求學不應當總是補課和應考。兒童和青少年的學習應當是在時代洪流的中間和前頭主動前進而不應當是跟在后面追。僅僅為了得一技之長，學謀生之術，求建設本領，那只能是學習的一項任務，不能是全部目的。為此，必須想法子先“掃清射界”，對古書要有一個新讀法，轉苦為樂，把包袱改成墊腳石，由此前進。“學而時習之”本來是“不亦悅乎”的。
文化不是雜亂無章而是有結構、有系統的。過去的書籍也應是有條理的，可以理出一個頭緒的。不是說像《七略》和“四部”那樣的分類，而是找出其中內容的結構系統，還得比《四庫全書提要》和《書目答問》之類大大前進一步。這樣向后代傳下去就方便了。
本文開始說的那兩位老學者為什么說中國古書不過幾十種，是讀得完的呢？顯然他們是看出了古書間的關系，發現了其中的頭緒、結構、系統，也可以說是找到了密碼本。只就書籍而言，總有些書是絕大部分的書的基礎，離了這些書，其他書就無所依附，因為書籍和文化一樣總是累積起來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為其他所依附的書應當是少不了的必讀書或則說必備的知識基礎。舉例說，只讀過《紅樓夢》本書可以說是知道一點《紅樓夢》，若只讀“紅學”著作，不論如何博大精深，說來頭頭是道，卻沒有讀過《紅樓夢》本書，那只能算是知道別人講的《紅樓夢》。讀《紅樓夢》也不能只讀“脂批”，不看本文。所以《紅樓夢》就是一切有關它的書的基礎。
如果這種看法還有點道理，我們就可以依此類推。舉例說，想要了解西方文化，必須有《圣經》（包括《舊約》《新約》）的知識。這是不依傍其他而其他都依傍它的。這是西方無論歐、美的小孩子和大人在不到一百年以前個個人都讀過的。沒有《圣經》的知識幾乎可以說是無法讀懂西方公元以后的書，包括反宗教的和不涉及宗教的書，只有一些純粹科學技術的書可以除外。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書與《圣經》無關，但也只有在《圣經》的對照之下才較易明白。許多古書都是在有了《圣經》以后才整理出來的。因此，《圣經》和古希臘、古羅馬的一些基礎書是必讀書。對于亞洲，第一重要的是《古蘭經》。沒有《古蘭經》的知識就無法透徹理解伊斯蘭教世界的書。又例如讀西方哲學書，少不了的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爾、狄德羅、培根、貝克萊、康德、黑格爾。不是要讀全集，但必須讀一點。有這些知識而不知其他，還可以說是知道一點西方哲學；若看了一大堆有關的書而沒有讀過這些人的任何一部著作，那不能算是學了西方哲學，事實上也讀不明白別人的哲學書，無非是道聽途說，隔靴搔癢。又比如說西方文學茫無邊際，但作為現代人，有幾個西方文學家的書是不能不讀一點的，那就是荷馬、但丁、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高爾基，再加上一部《堂吉訶德》。這些都是常識了，不學文學也不能不知道。文學作品是無可代替的，非讀本書不可，譯本也行，決不要滿足于故事提要和評論。
若照這樣來看中國古書，那就有頭緒了。首先是所有寫古書的人，或說古代讀書人，幾乎無人不讀的書必須讀，不然就不能讀懂堆在那上面的無數古書，包括小說、戲曲。那些必讀書的作者都是沒有前人書可讀的，準確些說是他們讀的書我們無法知道。這樣的書就是：《易》《詩》《書》《春秋左傳》《禮記》《論語》《孟子》《荀子》《老子》《莊子》。這是從漢代以來的小孩子上學就背誦一大半的，一直背誦到上一世紀末。這十部書若不知道，唐朝的韓愈、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陽明）的書都無法讀，連《鏡花緣》《紅樓夢》《西廂記》《牡丹亭》里許多地方的詞句和用意也難于體會。這不是提倡復古、讀經。為了掃蕩封建殘余非反對讀經不可，但為了理解封建文化又非讀經不可。如果一點不知道“經”是什么，沒有見過面，又怎么能理解透魯迅那么反對讀經呢？所謂“讀經”是指“死灌”“禁錮”“神化”；照那樣，不論讀什么書都會變成“讀經”的。有分析批判地讀書，那是可以化有害為有益的，不至于囫圇吞棗、人云亦云的。
以上是算總賬，再下去，分類區別就比較容易了。舉例來說，讀史書，可先后齊讀，最少要讀《史記》《資治通鑒》，加上《續資治通鑒》（畢沅等的）、《文獻通考》。讀文學書總要先讀第一部總集《文選》。如不大略讀讀《文選》，就不知道唐以前文學從屈原《離騷》起是怎么回事，也就看不出以后的發展。
這些書，除《易》《老》和外國哲學書以外，大半是十來歲的孩子所能懂得的，其中不乏故事性和趣味性。枯燥部分可以滑過去。我國古人并不喜歡“抽象思維”，說的道理常很切實，用語也往往有風趣，稍加注解即可閱讀原文。一部書通讀了，讀通了，接下去越來越容易，并不那么可怕。從前的孩子們就是這樣讀的。主要還是要引起興趣。孩子有他們的理解方式，不能照大人的方式去理解，特別是不能摳字句，講道理。大人難懂的地方孩子未必不能“懂”。孩子時期稍用一點時間照這樣“程序”得到“輸入”以后，長大了就可騰出時間專攻“四化”，這一“存儲”會作為潛在力量發揮作用。錯過時機，成了大人，記憶力減弱，理解力不同，而且“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再想補課，讀這類基礎書，就難得多了。
以上舉例的這些中外古書分量并不大。外國人的書不必讀全集，也讀不了，哪些是其主要著作是有定論的。哲學書難易不同；康德、黑格爾的書較難，主要是不懂他們論的是什么問題以及他們的數學式分析推理和表達方式。那就留在后面，選讀一點原書。中國的也不必每人每書全讀，例如《禮記》中有些篇，《史記》的《表》和《書》，《文獻通考》中的資料，就不是供人“讀”的，可以“溜”覽過去。這樣算來，把這些書通看一遍，花不了多少時間，不用“皓首”即可“窮經”。依此類推，若想知道某一國的書本文化，例如印度、日本，也可以先讀其本國人歷來幼年受教育時的必讀書，卻不一定要學校中為考試用的課本。孩子們和青少年看得快，“正課”別壓得太重，考試莫逼得太緊，給點“業余”時間，讓他們照這樣多少了解一點中外一百年前的書本文化的大意并非難事。有這些作基礎，和歷史、哲學史、文學史之類的“簡編”配合起來，就不是“空談無根”，心中無把握了，也可以說是學到諸葛亮的“觀其大略”的“法門”了。花費比“三冬”多一點的時間，也可以就一般人說是“文史足用”了。沒有史和概論是不能入門的，但光有史和概論而未見原書，那好像是見藍圖而不見房子或看照片甚至漫畫去想象本人了。本文開頭說的那兩位老前輩說的“書讀完了”的意思大概也就是說，“本人”都認識了，其他不過是肖像畫而已，多看少看無關大體了。用現在話說就是，主要的信息已有了，其他是重復再加一點，每部書的信息量不多了。若用這種看法，連《資治通鑒》除了“臣光曰”以外也是“東抄西抄”了。無怪乎說中國書不多了。全信息量的是不多。若為找資料，作研究，或為了消遣時光，增長知識，書是看不完的；若為了尋求基礎文化知識，有創見能獨立的舊書就不多了。單純資料性的可以送進計算機去不必自己記憶了。不過計算機還不能消化《老子》，那就得自己讀。這樣的書越少越好。封建社會用“過去”進行教育，資本主義用“現在”，社會主義最有前途，應當是著重用“未來”進行教育，那么就更應當設法早些在少年時結束對過去的溫習了。
一個大問題是，這類濃縮維他命丸或和“太空食品”一樣的書怎么消化？這些書好比宇宙中的白矮星，質量極高，又像堡壘，很難攻進去，也難得密碼本。古時無論中外都是小時候背誦，背《五經》，背《圣經》，十來歲就背完了，例如《紅與黑》中的于連。現在怎么能辦到呢？看樣子沒有“二道販子”不行。不要先單學語言，書本身就是語言課本。古人寫詩文也同說話一樣是讓人懂的。讀書要形式內容一網打起來，一把抓。這類書需要有個“一攬子”讀法。要“不求甚解”，又要“探驪得珠”，就是要講效率，不浪費時間。好比吃中藥，有效成分不多，需要有“藥引子”。參觀要有“指南”。入門向導和講解員不能代替參觀者自己看，但可以告訴他們怎么看和一眼看不出來的東西。我以為現在迫切需要的是生動活潑，篇幅不長，能讓孩子和青少年看懂并發生興趣的入門講話，加上原書的編、選、注。原書要標點，點不斷的存疑，別硬斷或去考證；不要句句譯成白話去代替；不要注得太多；不要求處處都懂，那是辦不到的，章太炎、王國維都自己說有一部分不懂；有問題更好，能啟發讀者，不必忙下結論。這種入門講解不是講義、教科書，對考試得文憑毫無幫助，但對于文化的普及和提高，對于精神文明的建設，大概是不無小補的。這是給大學生和研究生作的前期準備，節省后來補常識的精力，也是給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放眼觀世界今日文化全局的一點補劑。我很希望有學者繼朱自清、葉圣陶先生以《經典常談》介紹古典文學之后，不惜揮動如椽大筆，撰寫萬言小文，為青少年著想，講一講古文和古書以及外國文和外國書的讀法，立個指路牌。這不是《經典常談》的現代化，而是引導直接讀原書，了解其文化意義和歷史作用，打下文化知識基礎。若不讀原書，無直接印象，雖有“常談”，聽過了，看過了，考過了，隨即就會忘的。“時不我與”，不要等到二十一世紀再補課了。那時只怕青年不要讀這些書，讀書法也不同，更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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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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