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云教授師為蒙古史大家亦鄰真先生弟子，專長于蒙古文語文學研究，本書大量引用了當時的第一手蒙古文文獻資料，其中很多文獻材料以前未被學界重視，乃作者首次利用，對于學術研究的未來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緒論 蒙古部族與文化研究述說
一
北方游牧民族的部族史研究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領域。我國漢語學界往往以“部落史”指代部族史，這其實是不嚴謹的，也是不正確的。根據《辭海》的解釋，部落是“原始社會的一種社會組織。由兩個以上血緣相近的胞族或氏族組成。通常有自己的地域、名稱、方言和宗教習俗，以及管理公共事務的機構。”（1989年版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第519頁）部族則有兩種含義，一，在中國漢文歷史文獻中指歷史上的部落、氏族，最初指一個族體（如契丹、氐、羌），后指一個族體內的各部分；二，對俄、德等西方語言中一種社會學術語的譯語，指原始社會以后、前資本主義階段的人們共同體（同上）。據此看來，在學術術語中，“部落”是指原始社會組織，而“部族”是指前資本主義階段的“民族”或其內部分支，在社會性質上與部落不同。因此，部族史包括部落史，但不能等同于部落史。在古代漢文典籍中，將非華夏族群及其分支集團習稱某某“部落”，這是儒家文人在“華夷之辯”思想指導下視他們為未開化野蠻人的結果。這種認識和表述影響極深，直到當代，不少學者先入為主地認為游牧民族的社會史是一部部落史，他們的文化是部落文化；而在很多作家和導演創作的歷史小說、影視作品中，北方游牧民族幾乎無不例外地被表現為極其野蠻、愚昧、殘忍和無秩序的群體，不曾想他們何以輪番統治歐亞大陸至千萬年，而且與中原農耕文明始終并存。其實，各游牧族群的部落史并不為華夏人所了解，只有他們進入文明社會，并和內地王朝發生各種關系后，中原士人才開始對他們略知一二。歷史地看，北方游牧民族創造的文化和文明對華夏文明影響不小，只可惜長期被忽略，沒有得到很好的研究罷了。
蒙古部族史大體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是部落階段，即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之前的以父系血緣為紐帶形成的各氏族、部落活動時期；第二是蒙古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中的新部族增生階段，從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到蒙古皇室從內地退回草原的一個半世紀；第三是各部重新整合、滋生大小游牧集團階段，時間大致相當于北元初年到清代各類蒙古旗的建立為止。三個階段的發展脈絡各異，歷史內容各具特色。元代以后，蒙古的社會組織從千戶演變為愛瑪、鄂托克，因此北元時期的部族和愛瑪、鄂托克之間其實并沒有質的區別。
蒙古部落史的源頭不見諸記載，一般認為，唐代活動在呼倫貝爾草原和大興安嶺東西的室韋各部是蒙古各部的先人。《舊唐書》中第一次記載了“蒙兀室韋”，他們生活在望建河（額爾古納河）流域。九世紀中葉，隨著回鶻汗國的滅亡，蒙兀室韋始入蒙古高原。根據十四世紀波斯文史書《史集》記載，蒙古人最初住在額爾古涅昆（昆意為“懸崖”）的陡峭山嶺中，后因人口繁衍，住的過于擁擠，于是走出山中，奔向平原。《元朝秘史》開篇就講：蒙古的始祖為孛兒帖赤那（蒼狼）和妻子豁埃馬闌勒（白鹿），渡過騰汲思水，來到斡難河源之不峏罕合勒敦山。《史集》與《秘史》記載的兩個傳說反映了同一時期的同一事件。在外蒙古高原上，蒙古人很快繁衍，形成為被稱作“尼魯溫蒙古”和“迭兒列斤蒙古”兩大體系的大大小小的氏族和部落，如蒙古部的孛兒只斤、合塔斤、兀魯兀、忙兀、泰赤兀、別速、雪你、捏古思、翁吉剌、兀良哈、燕只斤等等。此外，蒙古高原上還分布著原蒙古人各部，如札剌亦兒人、塔塔兒人、蔑兒乞人、外剌人、八兒忽人等，以及蒙古化的突厥人，如克烈人、乃蠻人等。這些形形色色的部落和氏族，有的處于原始狀態，而有的已經處于文明階段甚至是前資本主義“民族”狀態。
成吉思汗的統一戰爭，完全改變了蒙古草原的社會性質。1206年，成吉思汗宣布建立大蒙古國，將全國百姓分為95個千戶。原則上，千戶是地緣組織，被打敗的部落和氏族統統被瓜分到各個千戶里，有些千戶雖然仍擁有原部落或氏族的舊名，但名存實亡，其構成早已改變。蒙古血緣部落組織完全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地緣社會組織。這些組織不再是原始社會階段的“部落”，而是嶄新的地緣軍政合一的社會組織，他們的統一體便是蒙古民族共同體。
接下來，蒙古部族史進入了新的階段。眾所周知，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們進行了長期的對外戰爭，西征中亞、西亞，進而掃蕩欽察草原和東歐平原，南下滅西夏、金朝、大理國和南宋，征服吐蕃，形成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成吉思汗以來蒙古人的“世界征服者”角色，對蒙古民族共同體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方面輸出大量蒙古人口，他們的后裔消融在當地民族中，有的形成為新的族群；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外族人口來到蒙古地方，并蒙古化，形成為新的蒙古部族。蒙元時期融入蒙古的著名的外來部族有欽察人、阿速人、康里人、唐兀人等，還有像契丹、女真以及來自西方的形形色色的“色目人”等，沒有保留原先的名稱而蒙古化的人群則數不勝數。蒙元帝國時期的蒙古本土就像一個民族大熔爐，把各色人種帶入蒙古，融化出一個個新的蒙古部族。
1368年，元朝退出中原回到蒙古高原，史稱北元。蒙古汗廷游牧化，蒙古各種政治勢力、軍事組織和游牧人集團興衰迭起，有的發展壯大，有的分裂甚至消散，還有的相互重新組合。經過大致一個世紀的混亂和整合，在蒙古高原中部形成了六大游牧集團，被稱作六大萬戶或六大兀魯思，其下面也形成了很多愛瑪或鄂托克，它們不一例外的都是地緣游牧社會集團。同時，在蒙古高原的東部，在元代東道諸王（成吉思汗諸弟及其后裔）的領地上形成了若干萬戶，在瓦剌（衛拉特）也形成了若干個大的游牧集團。到了十七世紀上半葉，蒙古東鄰女真人異軍突起，建立愛新國（大金），很快形成為叫做滿洲的民族共同體，征服蒙古各部，繼而建立大清國，在蒙古建立扎薩克旗、內屬旗和八旗等軍政組織。經過百余年的經營，至十八世紀中葉，滿洲人征服了東西蒙古全境。在此過程中，蒙古內部部族的興亡、更迭的歷史極其復雜。北元時期新興的游牧集團和以往帝國時期蒙古各部是什么關系？北元蒙古各部是怎么形成的？清朝時期蒙古各旗和北元各部關系又如何？已經消亡的部族去到哪里了？新的大小游牧集團又從何而來？這些都是蒙古部族史關注的重大而復雜的課題。
蒙古部族史研究一直是以往蒙古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蒙古族源的探討，可以說是該課題的一個重要環節。百余年來，帕拉斯、俾丘林、伯希和、內田吟風、白鳥庫吉、馬長壽、韓儒林、亦鄰真等國內外東西方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長期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匈奴說”和“東胡說”兩種不同意見，至今莫衷一是。蒙古高原各部的族屬問題，比如克烈人、乃蠻人等是蒙古化的突厥人還是突厥化的蒙古人，有很大的爭論。北元時期蒙古各大萬戶和鄂托克的組成，他們的名稱，他們的演變都是部族史的爭論激烈的部分。東西方學者同樣花費長時間大精力研究這些課題，其中日本學者岡田英弘的《答言汗六萬戶的起源》《四衛拉特的起源》，和田清的《東洋史研究?蒙古篇》，烏蘭的《<蒙古源流>研究》，寶音德力根的《十五世紀前后蒙古政局、部落諸問題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對北元時期蒙古各部和萬戶的起源與流變提出過不少獨到的見解。
二
本書部族史研究部分共分七章。前三章的內容涉及蒙元時期外來人口形成的三個蒙古部在北元和清代的演變，四至七章探討北元時期南、北和西蒙古若干部的形成與構造，第八章研究北喀爾喀部的社會制度的一個則面。
今天內蒙古赤峰市南部有喀喇沁旗和寧城縣，遼寧省有喀喇沁左旗（簡稱喀左），這些旗縣在清代為喀喇沁旗左、右、中三旗，因此這里的蒙古人一直自稱為“喀喇沁蒙古”。但是，他們不是喀喇沁。真正喀喇沁人的先祖不屬于蒙古部落，連操蒙古語族語言的部落都不是，他們來自遙遠的里海以北伏爾加河流域的欽察草原，操突厥語。就在蒙元時期，他們被納入蒙古的“民族大熔爐”，不僅成為一個新的蒙古部族，而且在元代政治史上曾經榮耀繁華。北元時期，喀喇沁人的活動仍有很大的歷史影響。但明清改朝換代之際，他們的命運又一次發生重大變化，給蒙古高原和蒙古民族只留下了他們傳奇的歷史和響亮的名字，自己則被引入到另一個更大的“民族大熔爐”里去了。
阿蘇特部的歷史和喀喇沁有些類似，而且阿蘇特部曾經是喀喇沁萬戶的一個組成部分。阿蘇特的遠祖是古代高加索地區的阿蘭人，今天北高加索地區的奧賽梯人是阿蘇特部是近親。2002年夏天，作者在撰寫《從17世紀蒙古文和滿文“遺留性史料”看內蒙古歷史的若干問題》系列論文時，在李保文整理并影印出版的《十七世紀蒙古文文書檔案（1600～1650）》中發現了內容似乎有某種關聯的三份文書。這三份文書是典型的“孤文書”，關于它的作者、收信人、時代背景毫無交代，只憑相關知識積累發現它們相互之間的聯系。經筆者仔細研究，發現著3份文書的內容涉及阿蘇特部的內部情形和最后去向，因此如獲至寶，欣喜往外。2003年初，筆者在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訪問研究期間完成文稿，定名為《阿蘇特部的結局》，2月23日從東京寄出稿子，準備在蒙古史論叢《明清檔案與蒙古史研究》第三集發表。但后來這份手稿經過一校后下落不明，論叢也在這個第三集上夭折了。再后來，在其他論文中發現本文主要見解，筆者這才恍然大悟，但還是選擇了緘口。在此想說的只是，孤本文書就像一團迷，在其中發現歷史事件的相互聯系是很難的，而這恰恰是研究部族史時必備的訓練。話歸正傳。阿蘇特在北元時發展壯大，成為草原上一個重要的游牧集團，但十七世紀前期滿蒙戰爭中，他們未能保全，最終分流到滿洲八旗和蒙古其他部中。
本書第三章探討的是中亞衛拉特蒙古的一支和碩特蒙古的起源與名稱。該部的獨特之處在于，他們原先是成吉思汗胞弟合撒兒后裔統治下的部族，統治家族姓孛兒只斤，游牧在蒙古高原的東部，他們的遠親是今日分布在內蒙古通遼市和其他盟、市境內的科爾沁蒙古。十六、十七世紀時，和碩特人十分強盛，牧地擴張到中亞腹地，其首領成為四部衛拉特聯盟的盟主，冠以汗號。和碩特部的名稱和古代蒙古部族形成的某些特別形式有關，也值得探討。
第四、五章分別探討了南部蒙古的東土默特和扎魯特兩部。兩部形成的時間都比較晚。扎魯特部先人在蒙元時期的歷史比較模糊，其部名亦尚未得到準確解釋。扎魯特蒙古人現在生活在內蒙古東部的通遼市北境，但十六世紀卻游牧在呼倫貝爾市和蒙古國接壤地區一帶的哈拉哈河流域，屬于蒙古喀爾喀萬戶右翼的一個鄂托克。東土默特是一個很“年輕的”部，形成于十六世紀末。他們由兩部分人組成，處于統治地位的是蒙古六大萬戶之一的土默特萬戶的分支，而處于從屬地位的是土默特貴族親家兀良哈家族統治下的百姓。他們從今天的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境內逐漸向南、向東遷徙，從河北省和北京北的交界處一帶一直向東移動，最后到了遼寧省阜新、北票、朝陽一帶。從這些部族的歷史中，我們可以比較具體地看到晚近蒙古部族形成的路徑和形態。
第六、七章的內容涉及喀爾喀蒙古。喀爾喀人是構成今天蒙古國的主干族群，歷史上和扎魯特蒙古同屬于喀爾喀萬戶。十六世紀后半葉開始，喀爾喀萬戶的右翼向北發展，到清代時占據了整個蒙古高原的北部。但是，喀爾喀蒙古在廣袤的北蒙古高原上始終沒有建立一個統一的汗國，而是形成了三個汗部。那么，蒙古各部究竟通過什么樣的組織和機制維持其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這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第八章“一六五五年以前的喀爾喀扎薩克問題”從蒙古社會中的“扎薩克”體制入手，從一個側面探討了以上提到的問題。應該指出，這是蒙古部族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也是使該領域研究得以深化的一個重要環節。
三
蒙古文化遺產豐富，取之不盡，研究沒有盡頭。蒙古人對文化具有非常開放的心態，自古如此。加之蒙古人國際見識早而廣，因此其文化具有多元性。在蒙元時期，蒙古人除繼承歷代蒙古高原游牧人所創造的游牧文明的養分外，還吸收過基督教聶思脫里派（景教）、佛教、伊斯蘭教、道教和儒學的各種文化因素。忽必烈皇帝的母親是虔誠的景教徒，而皇帝本人和皇后則篤信佛教，蒙古臣子中則有各種宗教信徒。蒙古流傳至今的古代文化成就有《元朝秘史》、《蒙古源流》、《黃金史》等歷史和文學名著，也有古希臘文學作品《亞歷山大傳》的蒙古帝國時的譯本、漢文《孝經》的元代蒙譯本、藏文《薩迦格言》的元代譯本，還有譯自回鶻語的元代佛經和譯自藏文的《甘珠爾經》《丹珠爾經》，以及《格斯爾》故事和長篇英雄史詩《江格爾》等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珍品，至于近世以來蒙古的文人和文化成就更是難以盡述。蒙古的民族文字就有畏吾體蒙古文、八思巴文、索永布文、瓦金達剌文、托忒文、斯拉夫文等多種。除此之外，在語言、藝術、建筑、科技、天文、醫學等等廣義的文化領域中，蒙古人都做出過卓越的成就。蒙古人對東西文化交流的推動史無前例，這個歷史反過來也表現在蒙古文化中。國內外蒙古文化研究成果很多。
然而，本書下編涉及的蒙古文化史內容極其有限，連冰山一角都算不上。這里作者只談了四方面的內容：前三章探討了十六世紀蒙古人接受藏傳佛教格魯派信仰后的西藏文化影響及其表現，第四至第七章談了藏傳佛教影響下南、北、西蒙古佛教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片段，第八、九章考述兩位清代蒙古文人的事跡，第十至十二章關乎畏吾體蒙古文文字遺產及其研究的點滴。
文本是蒙古文化史的重要資料，文本研究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手段。蒙古文化史相關文本的研究至少有以下幾點突出的要求：一，手抄本是蒙古文本的主要形式，流傳至今的蒙古文獻大部分是手抄本，而且同一文獻往往有多種手抄本，有的甚至具有二十種不同版本。這就首先要求文本之間的比較研究。二，蒙古文化史相關文本具有多語種、多文字的特點，因此，其研究要求很高的語言學素養和多種語言知識。三，因為蒙古文化的多元性和交流范圍的廣泛性，文本研究還要求多種相關異文化的豐富知識。
舉一兩個例子。
蒙古語文獻《十善法白史》是系統闡述蒙古政教二道的著作，因此對文本中出現的ANKA和KILBAR一對詞義對立的蒙古語詞的解讀十分關鍵。以往國內外學者一直把它解讀為enke和kilbar，解釋為“和平”與“幸福”的意思。《十善法白史》有二十種不同手抄本，在不同版本中KILBAR這詞還被替換成了jiq-a或?ing。在考察這些詞的古近詞義和相關藏文詞語的基礎上，又據蒙古政教并行理論的內涵，最后確認這兩個詞實際表達的意思是“文”和“武”，因而才正確理解了文本講述的國政之文武雙面和教法之顯密二宗。
額爾德尼昭主寺所保留蒙古文墨跡，文意不通，苦澀難解。如不了解喀爾喀萬戶和土默特萬戶的特殊關系，不了解額爾德尼昭建寺時土默特歷史背景，就無法解釋該墨跡所含內容。如不了流行在蒙古地區的佛教密宗金剛乘無上瑜伽部的信仰，那么蒙古人所說的“五色四藩”就無難以理解。還有，如不清楚清朝初年的宗教政策背景和庫倫旗歷史與內齊托音喇嘛事跡，沒有頭緒的零星的滿文檔案可能就會變成毫無意義的廢紙。最后，《讀一四三一年木刻版畏吾體蒙古文佛經序與跋》一文所展現的那樣，如能夠利用好語言學手段，在幾百年前的已經發黃的文本中我們或許還能夠微微聽到古人發出的聲韻。這就是文本的魅力和活力所在！
烏云畢力格，男，內蒙古人，1963年2月生。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哲學博士，常務副院長。國際蒙古學協會副主席，中國蒙古史學會會長，國際蒙古文化研究刊物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主編。先后在內蒙古大學和德國波恩大學任教，在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和日本地球環境學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代表作有Zur �0�5berlieferungsgeschichte des Berichts über den pers�0�2nlichen Feldzug des Kangxi Kaisers gegen Galdan(1696-1697)、《喀喇沁萬戶研究》、《〈阿薩喇克其史〉研究》、《蒙古游牧圖》等專著。
新書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