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1879~1955）是20世紀影響較大的物理學家，但他不僅是物理學家，而且還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新愛因斯坦語錄》摘引了有關他本人、家庭和友人，人生、生命和死亡，政治和愛國主義，戰爭與和平，宗教與哲學，科學和技術，音樂和藝術等等方面的論述，語錄總數達1200多條，幾乎所有的語錄都出自愛因斯坦本人，這是他留給人類的寶貴思想遺產。
我同意寫這篇序的理由是，30 年來我一直是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朋友和顧問，幫助該社為出版《愛因斯坦全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這一宏偉而艱難的項目掃除了障礙；艾麗斯.卡拉普賴斯（Alice Calaprice）在這一項目中一直起著主要的作用。在長時間的拖延和激烈爭論之后，這一出版項目現在終于全速進行了，開始連續不斷地逐卷出版這一充滿科學和歷史價值的巨著。
我只是間接通過阿爾伯特.9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秘書和檔案保管人海倫.杜卡斯（Helen Dukas）才了解愛因斯坦的。無論是對成人還是對兒童，海倫都是一位熱情而慷慨的朋友。有許多年，她是我的孩子們所喜愛的臨時保姆。她喜歡講愛因斯坦的故事，經常強調他的幽默感和他對困擾瀕死者的痛苦感情的寧靜超脫。我的孩子們還記得她是一位文雅風趣、帶有德國口音的老太太；但是她又很堅強。愛因斯坦在世時，她像老虎一樣，極力擋住那些試圖侵犯愛因斯坦隱私的人；在他去世以后，她還像老虎一樣，極力保護他更為私密的文件的隱私權。她和奧托.內森（Otto Nathan）是愛因斯坦的遺囑執行人，時刻準備運用法律手段處罰任何試圖不經他們許可而出版愛因斯坦文件的人。在海倫文靜的外表后面，我們偶爾可以感覺到她隱隱的緊張心情。她有時會模糊地、不指名地抱怨一些人，他們正在使她的生活不幸。
愛因斯坦的遺囑指明，只要奧托.內森和海倫還在世，包括他的論文在內的檔案應該由他們二人掌管；在他們去世之后，則歸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永久保管。在1955 年愛因斯坦去世后的26 年中，這些檔案一直存放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一長排檔案室中。海倫每天在檔案室工作，整理了大量信件，發現了數以千計的新文件，并把它們補充到收藏的檔案之中。
1981 年12 月，奧托.內森和海倫二人看起來都還很健康。在圣誕節前后的一個晚上，當時研究院絕大多數成員都去度假了，這時有一次突然的轉移。那是一個漆黑的雨夜。一輛大卡車停在研究院前面，一隊全副武裝的以色列士兵擔任警衛。我碰巧經過那里，于是就等著看發生了什么事情。
我是唯一的目擊者，但我毫不懷疑海倫也在場，或許正在研究院頂樓透過窗戶監視著整個行動。很快地，許多大木箱一個接一個地從頂樓由電梯運下來，通過打開的前門運出大樓，裝到大卡車上。最后士兵們也跳上車，大卡車在黑夜中開走。第二天，檔案到達了它在耶路撒冷的最后的安息地。海倫繼續到研究院工作，照管那些書信，收拾曾經存放檔案的空房間。出人意料的是，在6 個星期后她突然去世了。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她是否對自己的死亡有預感；無論如何，她確知她心愛的檔案在她離開人世前已轉移到可靠的人手中。
在希伯來大學負責保管檔案以后以及奧托.內森于1987 年1 月去世后，曾經困擾海倫的幽靈很快在光天化日下出現了。幾年前參加愛因斯坦文稿計劃的科學史學家羅伯特.舒爾曼（Robert Schulmann）從瑞士得到一個消息說，在世紀之交，愛因斯坦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馬里奇（Mileva Maric）的往來情書（私密收藏）可能還存在。他開始猜想，這些收藏的信件可能是米列娃文字遺物的一部分，是由她的兒媳弗里達（Frieda）［愛因斯坦的大兒子漢斯.阿爾伯特（Hans Albert）的第一任妻子］于1948 年米列娃在瑞士去世后帶到加利福尼亞的。盡管舒爾曼反復得到保證，那里只保存了1914 年愛因斯坦和米列娃離婚后的信件，但舒爾曼還是不大相信。1986 年，舒爾曼在伯克利見到了愛因斯坦的孫女伊夫琳（Evelyn），他們一起發現了一個關鍵性的線索。在弗里達一篇未發表的有關米列娃的手稿中，在注釋（而不是在正文）中，明白無誤地提到了54 封情書。結論是顯然的：這些信必定是“愛因斯坦家庭信件托管會”（Einstein Family Correspondence Trust, 代表米列娃在加利福尼亞的后嗣的法人）手中的400 多封書信的一部分。因為奧托.內森和海倫.杜卡斯在這之前曾阻止弗里達的傳記出版，所以家庭信件托管會不讓他們接觸這些書信，他們對這些書信的內容也就一無所知。弗里達的注釋的發現和愛因斯坦文字遺產轉交給希伯來大學，為爭取出版這些書信提供了新的機會。
1986 年春，當時負責出版愛因斯坦檔案的主編約翰.9施塔赫爾（John Stachel）和希伯來大學的亞農（Reuven Yaron）克服了障礙，與家庭信件托管會協商并達成了協議。他們的目的是讓出版計劃執行者和希伯來大學都保存一套書信的影印件。關鍵性的會晤在加利福尼亞舉行，這位物理學家的曾長孫托馬斯.愛因斯坦（Thomas Einstein）和家庭信件托管會的代理人都住在那里。當這位身穿網球短裝的年輕人一到場，談判者都立即消除了相互間的懷疑，很快達成了一個友好的協議——公開發表這些私人通信。這些寫給米列娃的信顯示了一個真實的愛因斯坦，一個并非沒有常人的激情和弱點的人。這些信件是火辣辣的散文杰作，講述了一個古老而令人悲傷的失敗婚姻的故事，從溫柔、快活的愛情開始，以生硬、冷酷的分離告終。在管理檔案的歲月中，海倫身邊有一個木盒子，她稱它為“Zettelka .stchen”小卡片盒。在每天的工作中，她只要看到令人感動或著迷的愛因斯坦的話語，就立刻記在卡片上，并放到盒子里。每當我到她辦公室拜訪時，她總是向我展示卡片盒中最新的收藏。這個卡片盒的內容成為《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人性的一面》（Albert Einstein, the Human Side，簡稱《人性的一面》）一書的核心部分。這是一本愛因斯坦語錄的選集，是海倫和霍夫曼（Banesh Hoffmann）共同編輯并于1979 年出版的�！度诵缘囊幻妗访枥L的愛因斯坦是海倫想展示給世界的愛因斯坦，一個神話了的愛因斯坦，一個小學生和窮困大學生的朋友，一個溫和、諷刺的哲學家以及一個沒有過激情緒和悲劇性錯誤的愛因斯坦。將海倫在《人性的一面》中描繪的愛因斯坦與卡拉普賴斯在本書中描繪的愛因斯坦進行對比是很有意思的。艾麗斯選擇的語錄，既不偏重舊的文件，也不偏重新的文件。她并不突出愛因斯坦個性中隱秘的一面，但也不掩蓋它。例如，在“論自己的家庭”這一部分中，所選語錄清楚地揭示了愛因斯坦隱秘的一面。
在為這本語錄集寫序時，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問題：我是否做了背叛朋友的事。顯然，海倫會強烈反對出版愛因斯坦給米列娃和第二任妻子埃爾莎（Elsa）的私人信件。如果她看到一本書，其中包含有摘自她很反感的情書中的許多話語，而我的名字又附在這本書上，她或許會感到我背叛了她。
我是她信任的親密朋友之一，要我違反她曾明確表達的意愿，對我來說是很不舒服的事情。如果我在背叛她，我不會如此輕松地寫這篇序。最后，我以這個想法來安慰我的良心：海倫盡管有許多美德，但當她試圖向世界隱瞞真實的愛因斯坦時，她就大錯特錯了。當她還在世時，我從沒有假裝同意她的這一觀點。我也并不試圖改變她的決心，因為她對于自己對愛因斯坦所承擔的責任的觀念是不可改變的；但我明確告訴她，我不贊成用法律訴訟的手段來制止愛因斯坦文件的出版。對于海倫個人，我很敬愛她，但我從未承諾我會支持她這種文字審查的做法。我希望并也幾乎相信，如果海倫現在還活著，并親眼看到全世界對愛因斯坦的欽佩和敬仰并沒有因出版他的情書而受到損害，她會原諒我的。
現在我很清楚，情書的出版，即使是對杜卡斯的背叛，也絕不是對愛因斯坦的背叛。這本引自許多不同資料來源的語錄顯現出來的愛因斯坦是一個十分完整、豐富真實、多才多藝的人，是比海倫書中描繪的那個溫順的哲學家更偉大、更令人驚訝的人物。了解愛因斯坦生活的隱秘面，甚至可以使他在科學和公眾事務中的成就成為更令人驚嘆的奇跡。本書顯示的愛因斯坦就是原來的愛因斯坦——不是一個超凡的天才，而是一個人間的天才，一個人類的偉人。
幾年前，我有幸與宇宙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同時在東京講學。與坐在輪椅中的霍金一道在東京的街道上漫步是一種神奇的經歷。我感到自己像是與耶穌一道走過［巴勒斯坦的］加利利。無論我們走到哪兒，都有許多日本人靜靜地川流不息地尾隨著我們，伸出他們的手觸摸一下霍金的輪椅�；艚鹨猿坏挠哪蕾p著這一場面。我想起了我讀過的一篇有關1922 年愛因斯坦訪問日本的報道。那時人們川流不息地尾隨著愛因斯坦，就像70 年后他們尾隨霍金一樣。日本人崇敬愛因斯坦就像他們今天崇敬霍金一樣。他們在選擇英雄時顯示出優雅的品位。跨越文化和語言的壁壘，他們從這兩位來自遠方的客人身上感悟到神圣莊嚴的品質。不知為什么，他們把愛因斯坦和霍金不僅看作偉大的科學家，而且看作偉大的人。這本書有助于說明其中的緣故。
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
新澤西州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艾麗斯.卡拉普賴斯，自由編輯兼作家，編著有《愛因斯坦年譜》和《親愛的愛因斯坦教授》，與特雷弗·利普斯科姆合著《愛因斯坦傳》。她擔任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愛因斯坦全集》的高級編輯和“愛因斯坦文稿計劃”的管理人員20多年，曾榮獲Literary Market Place授予的學術出版物個人編輯成就獎。
《愛因斯坦書系：新愛因斯坦語錄》：
一個快活的人會由于過分滿足于現狀而不去更多地思考未來。
寫于17歲（1896年9月18日），題為《我的未來設想》（My Future Plans）的中學法文作文�！稅垡蛩固谷罚谝痪�，文件22
緊張的智力工作和對上帝賜與的自然的研究將是引導我通過此生一切煩惱的天使，給我帶來安慰、力量和不妥協的嚴密性。
致保利娜·溫特勒（Pauline Winteler），愛因斯坦女友瑪麗（Marie）的母親，1897年5（？）月�！稅垡蛩固谷�，第一卷，文件34；愛因斯坦檔案29—453
我對我們的未來作出如下決定：我將立即找一個職位，不管它是多么卑微。我的科學目標和我個人的自負都不能阻止我接受某個甚至是最低賤的職位。
致未婚妻米列娃·馬里奇，1901年7月7（？）日，在他找第一份工作遇到困難之時。《愛因斯坦全集》，第一卷，文件114
生活在這個“偉大的時代”，人們難以認識到自己事實上屬于那個瘋狂的、墮落的、夸耀它的自由意志的物種。我多么希望有一個供那些明智和有善良愿望的人生存的島嶼！在眼下這種地方，甚至我也要成為一個狂熱的愛國者！
致保羅·埃倫費斯特（Paul Ehrenfest），1914年12月初�！稅垡蛩固谷�，第八卷，文件39
不要為我難過。盡管我外貌可怕，但我的生活仍然過得十分和諧；我完全專注于思考。我像一個視通萬里的人，對廣袤的世界著迷；只有當一個晦暗的物體擋住他的視野時，他才被眼前的情景所打擾。
致海倫納·薩維奇（Helene Savie）．1916年9月8日，在離開他的家庭之后。見波波維奇（Popovie）編：《在愛因斯坦的陰影下》（In Albert‘s Shadow），11O�！稅垡蛩固谷罚诎司恚募�258
我已經體驗一切人際關系的變幻無常，也學會漠視種種世態炎涼，從而保證我心態的平衡。
致海因利希·贊格爾（Heinrich Zangger），1917年3月10日。《愛因斯坦全集》，第八卷，文件309
我在血統上是一個猶太人，在國籍上是一個瑞士人，但在性情氣質上是一個人，只是一個人，并不特別依附于任何國家或民族。
致阿道爾夫·克內澤爾（Adolf Kneser）。1918年6月7日。《愛因斯坦全集》，第八卷，文件560
人們原來設想我會成為一名工程師，但一想到要把我的創造力用到改善日常生活使之精益求精這類事情上，并令人惡心地以追求資本收益為目的，我就無法忍受。
致贊格爾，1918年8月11日前�！稅垡蛩固谷�，第八卷，文件597
我缺乏任何這類感情；我只有一種對全人類的責任感，對那些和我親近的人的依戀。
致贊格爾，1919年6月1日，意指他沒有依附于任何特定地域的感情．例如像物理學家普朗克（Max Planck）那樣依附于德國�！稅垡蛩固谷�，第九卷，文件52
吖在學校中]我對歷史課沒有多大興趣。但我認為，更需要重視的是教育方法，而不是課程內容本身。
致兒子漢斯·阿爾伯特和愛德華．1919~6B 13日�！稅垡蛩固谷�，第九卷，文件60
把相對論應用到讀者的口味上：今天，在德國我被稱為德國的科學家，在英國我被說成是瑞士的猶太人；如果我成為一個“令人討厭的人”，說法就會倒過來，對德國人來說我是瑞士的猶太人，而對英國人來說我是德國的科學家！
致《泰晤士報》（The Times，London），1919年11月28日，應報紙的請求而寫。引自菲利普·弗蘭克（Philipp Frank）：《愛因斯坦：他的生平和時代》（Einstein：His Life and Times），144。又參見致埃倫費斯特的信．1919年12月4日。另見《愛因斯坦全集》，第七卷，文件26
我沒有吃夠知識之樹，雖然我的專業要求我必須經常吃它。
致馬克斯·玻恩（Max Bom），1919年11月9日前。載于玻恩：《玻恩一愛因斯坦書信集）（Born-EinsteinLetters），16�！稅垡蛩固谷�，第九卷，文件162
另一件可笑的事情是到處把我本人看作一個布爾什維克，只有上帝知道為什么；或許因為我沒有把《柏林日報》（Brliner Tageblatt）上所有的污泥濁水都當作牛奶和蜂蜜。
致贊格爾，1919年12月15或22日。《愛因斯坦全集》，第九卷，文件217
伴隨名聲我變得愈來愈愚蠢，當然這是一個很通常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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