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中國古代來，讀者諸君大都知道“唐宋元明清”，看起來這五個朝代是前后腳地走進中國的歷史，其實不然。在唐朝和宋朝之間，以中原正統王朝自居的還有五個朝代，分別是梁、唐、晉、漢、周，歷史上稱為“五代”。為了和之前歷史上出現的同名朝代相區別，史家們喜歡給這五個朝代名字前加一個“后”字，不過五代人自己是不會自稱“后梁”、“后唐”什么的。五代的京城并不都在汴梁，“東京”也不是汴梁的法定名字，《宋史》云：“東京，汴之開封也。梁為東都，后唐罷，晉復為東京，宋因周之舊為都。建隆三年，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皇居始壯麗矣�！焙筇普䴔嘈Q繼承了大唐王朝的血統，把京城定在大唐的“東京”洛陽（洛陽在京城長安東，所以也稱“東都”、“東京”），而其他四個王朝則定都汴梁。從后晉開始，洛陽被改稱為“西京”，如此一來作為新政權首都的汴梁就成了“東京”，我們這部小冊子講的就是北宋東京，而不是唐朝的“東京”，更不是其他什么國家的“東京”。一說起大宋東京城來，仿佛面前一下子鋪展開一張《清明上河圖》，車水馬龍、熙熙攘攘，168年的北宋興衰史，168年的東京繁華夢，從哪里說起呢？
我們還是公元960年大宋王朝的誕生開始說吧。
李強，上海商學院教授，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主講人，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博士后，美國西弗吉尼亞大學高級訪問學者。出版《大宋謎案》、《紅塵匹馬長安道：中國商人往事》、《紅袖添香夜讀書：北宋文人往事》、《紅裙爭看綠衣郎：大宋東京往事》、《紅日初生碧海濤：大宋開國往事》等專著八部，主編國學基礎讀本《為什么要讀經典》。
紅裙爭看綠衣郎：遇見浪漫大宋王朝
陽春三月，是大宋東京城最美麗的時刻，也是各種愛情故事如期發生的季節，作為皇家園林的金明池，就在這“滿園春色關不住”的季節里對全城百姓開放。宋元話本《金明池吳清逢愛愛》寫道“即今清明時候，金明池上，士女喧闐，游人如蟻”，《鬧樊樓多情周勝仙》也有“時值春末夏初，金明池游人賞玩作樂。那范二郎因去游賞，見佳人才子如蟻”的描寫，在這些話本里，金明池儼然成了東京城青年男女的愛情舞臺。
不過，金明池愛情故事的男主角中，有一個群體往往最受關注，他們是這個城市最受歡迎、最有“升值”空間的一族，可以說，東京城的整個春天，有一多半是為他們綻放的——他們就是當年的新科進士。三月是殿試結束的時間，考試成績很快就公布了，那些苦讀寒窗十多年的舉子們，一旦金榜題名，幸運地成為“天子門生”，自然是意氣風發�！按猴L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雖然是唐人的詩句，但也確實說出了一千多年來所有科舉考生的心聲。不同的是，宋代的進士上榜之后，他們所看的不是“長安花”，而是金明池畔的姹紫嫣紅。金榜放出后，落榜者自然是躲在角落里自嘆命薄、暗自垂淚，而高中者往往約三五同年，趁著金明池免費開放之日，徹底釋放一下十年寒窗苦讀的壓抑。這些新科進士們，往往受到京城富貴人家的青睞，東京富豪們千方百計想把進士變為自己的女婿，投資一個新科進士，比投資任何商品都能獲得更高的回報率。東京城的多情少女們，往往也會借著這樣一個機會，跑到金明池來看那些剛剛登上黃金榜上的帥哥。北宋名相王安石就曾在詩中寫道：
臨津艷艷花千樹，夾徑斜斜柳數行。
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
唐代舊例，朝廷要給新科進士賜一套綠衣服，所以“綠衣郎”后來就成了新科進士的別稱。這首我們現在看起來或許沒有什么大不了的詩歌，在當時差點被劃入“三俗”之列，歐陽修在詞里寫“人約黃昏后”的卿卿我我沒有任何問題，“詞本艷科”，偶爾放縱，無傷大雅。但是在詩歌這種高貴的文體中公然寫男女情事，就不太為宋人所接受了。歐陽修讀到王安石這首詩的時候，曾專門為此做了個批評：“謹厚者亦復為之邪？”意思是，一直聽說王安石是個靠譜的好青年，怎么也來寫這種艷情詩歌呢？
王安石的這首《臨津》為什么入不了歐陽修的法眼，我們不去替古人打官司了，但是那句“紅裙爭看綠衣郎”中的“爭”字，確實道破東京少女對好男人的熱切想往程度。不過東京少女還處在“爭看”這樣的戀愛前奏階段，而東京富豪權貴們卻已經展開“爭人”的實戰了。北宋是個“右文抑武”的朝代，讀書人的地位獲得極大提高，一旦考中進士，更是身價倍增。因為都看好進士的發展前景，所以每當科舉考試揭榜的日子，京城豪門就專門來到榜下，選那中看的新科進士做女婿，那場面就好像大家要把這些進士當大餐分吃了一樣，所以有人給東京權貴們的這種舉動起了一個很雷人的名字——“臠婿”。宋人范正敏《遁齋閑覽》記載了這樣一則笑話：
有一新貴少年，有風姿，為貴族之有勢力者所慕，命十數仆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辭遜。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丑陋，愿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托跡高門，固幸。待更歸家，試與妻子商量，如何？”眾皆大笑而散。
從范正敏的記載來看，大宋王朝的男子是不缺乏幽默感的。不過，我倒覺得“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辭遜”兩句，多半出于杜撰，前來“臠婿”者非富即貴，即使讀書人地位高，也不敢隨意得罪他們，更何況婚姻大事并非兒戲，有時候這種玩笑是開不得的。
相比而言，《宋史》記載北宋名臣馮京當年剛考中進士的一段遭遇，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雋邁不群，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肴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
張堯佐的侄女是宋仁宗最寵愛的女人張貴妃，張堯佐本人絕對屬于東京城炙手可熱的人物。新科進士馮京不僅人長得帥，而且連中三元，真是鉆石級的單身男人。于是張堯佐派人把馮帥哥“擁”來，不由分說給他換上新郎官的服裝，而且急著做老丈人的張堯佐還假傳圣旨，說什么這是皇帝的旨意，一副唯恐自己女兒嫁不出去的德行。說皇帝親自操心這事，那一定是張堯佐拉大旗作虎皮，但是說他侄女張貴妃也摻和進來，倒是有可能。張貴妃也急著找個好表妹夫，要不然怎么會狀況還沒搞清楚，就派太監給叔叔家送來酒菜慶賀呢？
不過，馮京還是“力辭”了張家，讀者不要會錯意，認為馮京是個“富貴不能淫”的好青年，其實并非如此——他很快就做了宰相富弼的女婿。之所以拒絕張家，只不過是文人惜羽，不愿意和外戚之家扯上關系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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