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庫普乾（Charles A. Kupchan），美國喬治城大學外交事務學院和政治系國際關系學教授、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高級研究員，美國對外政策研究杰出學者之一，曾在第一屆克林頓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任歐洲事務主任。
目錄
第一章持久和平（1）
和平如何、為何發生（5）
歷史案例（8）
從理論到政策（12）
第二章從國際無政府狀態到國際社會（15）
理論基礎（15）
關于持久和平的現有文獻（19）
重新審視現實主義（24）
定義（27）
限定條件（30）
持久和平是如何開始的（32）
持久和平為什么發生（48）
對持久和平光譜及其分解的理論化（62）
第三章英美和解（67）
大不列顛與美利堅合眾國（1895—1906）（67）
第四章和解： 支持案例（101）
挪威和瑞典之間的和解（1905—1935）（102）
巴西和阿根廷的和解（1979—1998）（110）
英日同盟的興起和消亡（1902—1923）（121）
中蘇和解的興起和消亡（1949—1960）（141）
小結（161）
第五章安全共同體（163）
“歐洲協調”的演變（1815—1848）（168）
歐洲共同體的演變（1949—1963）（178）
1967年以來東盟的演變（192）
“歐洲協調”的消亡（1848—1853）（208）
1981年以來海灣合作理事會的演變和動搖（224）
小結（245）
第六章統一體（251）
瑞士邦聯的演變（1291—1848）（253）
易洛魁族邦聯（1450—1777）（272）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演變（1971年至今）（285）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興起和消亡（1958—1961）（300）
塞內岡比亞邦聯的興起和消亡（1982—1989）（311）
結論（324）
第七章交友與擇友（346）
交友（347）
擇友（360）
參考文獻（369）
譯后記（389）
第一章
持久和平
在歐洲移民抵達北美很久以前，易洛魁族（Iroquois）人的部落定居于今天的紐約州北部地區。這些部落之間時常發生戰爭，嚴重損耗了他們的人口。到了15世紀中葉，五個易洛魁部落痛感人口損失日益增多，于是聚集在奧內達加族人一個村莊的公共火堆旁，商議停止彼此間的爭斗。他們建立的邦聯（Confederation）不僅結束了戰爭，還帶給了易洛魁族人超過三百年的和平。幾個世紀之后，維也納和會也構成了歐洲一個類似的轉折點。1814年到1815年間，歐洲政治家們的這次聚會不僅標志著拿破侖戰爭所造成的破壞的結束，也帶來了“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該協定維持了大國間超過30年的和平。易洛魁族的代表們通過設立在奧內達加的大理事會定期舉行會議、解決爭端，而歐洲外交官們更偏愛非正式的、視情況所需召開的會議來舒緩潛在的危機。但兩者的結果是一樣的——持久和平。
盡管易洛魁族部落邦聯和“歐洲協調”已經成為歷史陳跡，但它們都雄辯地證明了通過外交來克服地緣政治對抗的可能性，后者往往被視為國際政治的一個必然特征。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十分欣賞外交的這一潛力；他從總統任期開始，就決定不僅要修復美國同其傳統盟友的緊張關系，還要運用美國的影響力來處理一些世界上最為棘手的沖突。在就職演說中，奧巴馬總統聲稱，經歷過內戰和隨之而來的民族復興的美國人“不得不相信：有一天歷史的仇恨將會過去；部族的分界線很快將會消失；隨著世界變得越來越小，人類共同的天性將會顯現；美國應該在引領新時代的和平進程中發揮它的作用”。奧巴馬毫不猶豫地將他的言辭付諸行動。就職兩天后，新政府就派遣高級別的使團出訪，其任務是締造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的和平，以及維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穩定。正如奧巴馬所選擇的中東特使、前國會參議員喬治·米切爾（George Mitchell）所說，“再沒有比結束沖突更困難的事情了……沖突由人類所引發、實施和持續，它們也能夠被人類所終結”。即使是對于伊朗這個美國最難與之和解的對手，新政府也決心要開展對話。奧巴馬當局顯然相信敵人可以變成朋友。
易洛魁族邦聯和“歐洲協調”并不是證明外交可以帶來持久和平的特例。例如，在19世紀末，英國巧妙地接納了美國的崛起，為持續至今的戰略伙伴關系掃清了道路。不僅美國和平地取代了英國作為全球霸權國，整個20世紀中北美和歐洲的自由民主國家打造了一個具有空前凝聚力和持續性的政治共同體。盡管這個共同體的建立是為了應對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威脅，但大西洋共同體絕不僅僅是一個軍事聯盟。的確，就像易洛魁族邦聯和“歐洲協調”一樣，它演變為一個持久和平區——在該區域內，戰爭已經不再是合法的國家手段。
持久和平區之所以成為一種獨特、有意思的現象，并不僅僅是因為在其中戰爭已經消除這么簡單。相反，正是因為出現了這樣一種更深刻、持久的和平，戰爭得以避免的根源不再是來源于威懾、中立或者冷漠，而是來源于國家間高水平的互相禮讓，從而有效地消除了武裝沖突的可能性。當一個持久和平區形成時，其成員國就會放松它們的戒備，非軍事化它們的關系，以及理所當然地認為彼此間任何可能出現的沖突都應該通過和平手段解決。研究國家如何成功地避免地緣政治對抗的歷史事件，就是為了探討持久和平如何、何時以及為什么會出現。
在探究持久和平的根源時，本書不僅提供了一個化敵為友的外交路線圖，也揭露了幾種流行的有關和平根源的迷思。基于民主國家之間不會開戰的假設，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們時常表達類似的論點，即傳播民主就是促進和平。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相繼出臺了促進民主的大膽政策。的確，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雙方都有一些有影響力的聲音呼吁建立“民主國家聯盟”（League of Democracies）——這樣一個新的國際機構將會制度化民主國家間的和平，而被認為不值得成為伙伴的專制國家則被排除在外。有一些學術和政策共同體受到經濟相互依賴促進穩定這種主張的深刻影響，它們也存在類似的思維傾向。常見的觀點認為，美國和中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當局或者塞爾維亞和科索沃之間的商業聯系不僅會有助于繁榮，在促進和平方面也是富有成效的投資。
本書直接挑戰了這些常見的理念。本書否認民主是和平的必要條件，證明非民主國家也可以是國際穩定的可靠支持者。相應地，美國應該依據他國的國家戰略來判斷敵友，而非依據其國內制度的性質。類似地，本研究表明，貿易上的相互依賴在促進和平方面只扮演了一個輔助性的角色，它有助于假設不同社會之間的聯系，但只是在國家之間的政治開放性先為和解掃清道路之后才有可能發揮作用。巧妙的外交，而非貿易或者投資，是化敵為友、實現和平的關鍵要素。
關于國家如何以及何時得以避免地緣政治競爭、找到持久和平之道的這些和其他見解具有深刻的學術和政策意義。從理論意義來說，對持久和平現象的理解具有頭等的重要性。國際關系史的特征是反復出現的和看起來不可避免的地緣政治競爭和戰爭周期。持久和平區的出現清楚地說明，沖突并非難以解決或者不可避免，國際體系存在轉型的可能性。因此，對持久和平的理論化促進了我們對于全球政治中一個長期困惑的理解：這個困惑就是我們如何解釋國際體系特征的變革——尤其是從國際無政府狀態向國際社會的轉型。
對持久和平的研究顯然也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如果學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對如何促進和維持消除戰爭前景的國際共同體有更為深入的了解，和平的現象將更加普及。和平為什么在英國和美國之間、挪威和瑞典之間、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的創始成員國之間以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游牧部落之間出現？對于中國和日本之間、希臘和土耳其之間或者其他競爭對手之間建構和平區的進程來說，我們可以獲得哪些經驗教訓？在中東和非洲，區域制度可能有助于抑制競爭和制止戰爭，但它們仍然發展得不成熟。怎樣做可以提升這些地區實現持久和平的前景呢？
和平的可持續性絕不是可以想當然的問題，因此，對于政策制定者來說，另外一個優先考慮的問題就是如何保住現有的和平區。自從1815年拿破侖戰爭結束以來，“歐洲協調”成功地維持了大國間超過三十年的和平。但是，到1853年，歐洲的主要大國又陷入了戰爭——這次是在克里米亞。蘇聯和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打造了一個十分親密的伙伴關系，但是到了60年代初，它們又轉變成公開的對手。美國的各州之間享受了長達超過七十年的穩定和繁榮的聯盟關系，僅僅在19世紀60年代的時候陷入內戰。美國的統一體性經受住了挑戰，但其他的聯盟就沒有這么幸運。蘇聯、南斯拉夫、塞內岡比亞邦聯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在今天已成歷史，它們只是許多聯盟中少數幾個例子罷了。
上述這些和平區的脆弱性表明，大西洋民主國家之間的禮讓決不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的確，自從冷戰結束以來，跨大西洋之間的緊張關系在一系列熱點問題上不斷上升。這些問題包括巴爾干的族群暴力、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以及正在阿富汗進行的沖突�；谝晾藨馉幩鶎е碌牟缓�，歐洲人開始質疑他們是否仍然可以從美國那里獲得負責任的國際領導。反過來，美國開始質疑他們是否應該繼續支持歐洲的統一體，并且懷疑歐洲聯盟正在逐步地將其自身從美國的伙伴轉變為美國的對手。大西洋共同體仍然是一個持久和平區——其成員國之間發生武裝沖突仍然是不可思議的事——但是地緣政治競爭，即使僅僅是以微妙的形式出現，也已經回溯到美國和歐洲的關系之中。
對當代治國方略的挑戰不只包括維持現有的持久和平區，還包括鞏固和擴大這些持久和平區。即便已經把范圍延伸到了南歐和東歐，歐盟繼續加強中央治理機構的權威，將其新成員納入制度的和平效應之內。東盟的成員規模也在擴大，考驗著該機構協調地區外交的能力。南美地區最近在協調貿易和防務方面取得了進展，但是地區一體化的加深仍然面臨著一些重大的障礙。克服地緣政治對抗的實驗還未結束。
在大國間締造持久和平是另外一個關鍵的挑戰。隨著歐盟、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國家的崛起，實力分配的重大變革有可能會重新導致圍繞著位置（position）和地位（status）的危險競爭。但是，全球均勢的轉換也很有可能不會助長大國競爭�！皻W洲協調”的歷史提供了如何營造大國合作的重要經驗——但是也敲響了這些合作可以被輕易腐蝕的警鐘。美國和英國之間的和解證明，霸權的轉移可以和平地發生——但它僅僅是唯一一個記載在冊的和平轉移案例。冷戰的結束可以被視為霸權和平轉移的一個案例——從兩極向單極轉移、沒有發生大戰。但是，這一轉換實際上是偶然性的。隨著衛星國的脫離和蘇聯的解體，蘇聯集團崩潰了。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相反，英國是深思熟慮地將霸權讓渡于美國，逐步放棄了自己對西半球的承諾。因此，考察“歐洲協調”、英美和解的發端以及其他持久和平的例子有可能說明多極世界形成時所伴隨的那些機會和挑戰。
和平如何、為何發生
兩個困惑促成、引導了這一研究。首先，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各國可以消除彼此間那些突出的不滿、抑制地緣政治競爭以及成功地建構一個和平區？化敵為友的進程順序是怎么樣的？第二，在什么條件下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持久和平區？使得持久和平出現和持續的因果條件是什么？
持久和平的出現需要經歷四個階段。和解發端于單方面的包容行動：面臨多重威脅的國家通過戰略克制和對敵人做出讓步以消除某個不安全的根源。這些讓步是向對手伸出了和平的橄欖枝，一個表明善意而非惡意的開局讓棋（Opening Gambit）。第二個階段則需要相互的克制。涉及的國家相互做出讓步，小心翼翼地避免發生對抗，以期地緣政治競爭可能讓位于有計劃的合作。
邁向持久和平的第三個階段需要加深伙伴國（Partner States）之間的社會一體化（Societal Integration）�；锇閲g交往頻率、強度的增加，將會帶來各國政府官員、私營部門精英以及普通公民之間更加廣泛的接觸。從這種更加密切的關系中獲益的利益集團就會在進一步削減經濟和政治壁壘的方面進行投入和游說，從而增強和解進程的動力。
第四個也是最后一個階段需要的是產生新的表述和認同（New Narratives and Identities）。通過精英的陳述、大眾文化（媒體、文學、戲劇），以及諸如憲章、旗幟、頌歌等具有政治象征意義的事物，有關國家接受了一種新的國內話語，轉變了它們相對于他者的認同。自我和他者之間的界線不再分明，讓位于共有認同（Communal Identities）和共同的團結感（Sense of Solidarity），從而實現持久和平進程的開端。
那么，化敵為友需要什么樣的因果條件呢？當有關國家滿足了三個條件之時，持久和平就會出現：制度化的克制、相容的社會秩序以及文化共同性（Cultural Commonality）。制度化的克制是一個有利條件，但并不是必需的，而相容的社會秩序和文化共同性則是必要條件。因果邏輯是按照如下情形展開的：
國家如果接受了制度化的克制，它們就會表現出特別適宜于推進持久和平的政治特性。愿意在國內克制其權力的政府是最有可能對它們的對外行為施加戰略克制的。實施戰略克制和權力克制能夠帶來善意的溝通、減少競爭，從而讓潛在的伙伴感到安心。戰略克制的實踐在自由民主國家中是最為常見的；法治、選舉問責（Electoral Accountability）以及權威分散于相互獨立的治理機構都是有力的權力制衡機制。但是，自由民主制度并不是持久和平的必要條件。其他的憲政秩序也常常實施戰略克制。例如，憲政君主制以制度化的形式對不受克制的權力進行了制衡，從而表現出有助于持久和平的政治特性。而且，本書的案例研究部分將會說明，即便是缺乏權力制衡的獨裁專制的國家，有時也會實施戰略克制。這意味著，雖然實施戰略克制是持久和平的一個必要條件，制度化克制的存在并不是一個必要條件。相應地，單單政體類型這一點并不能決定某個國家是否適宜于謀求持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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