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言只語，見晚明文人的性靈與真情！小品文源流久遠，至晚明而極盛。本書深入探討了晚明小品的文學傳統、文化土壤、作家、流派、文化品格、文體創造等方面，勾勒出其發展線索、思想情趣與藝術形態上的特點以及在古代散文與現代散文轉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歷史地位，實事求是地指出晚明小品的長處與弊端，客觀地評判晚明小品的價值。同時從晚明小品在中國不同歷史時期及海外的接受情況，考察其歷史影響。作者把歷史考察和理論分析結合起來，從個案分析逐步上升到總體的理論概括。作者頗重藝術感受，筆下常蘊詩情，深得古人小品旨永神遙之趣。該書是晚明小品研究領域的代表作，對于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與現代文學史都有參考價值。
《晚明小品研究》：全面展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晚明小品文。
追求個性解放、現世樂趣和享受的小品文之盛行，如何見出小品文的危機。
突顯晚明文人性靈與真情。
晚明小品研究領域的代表作。
緒論
中國古代散文經過先秦兩漢的輝煌，此后在六朝讓位于駢儷之文；到了唐代韓愈、柳宗元倡導古文運動，復興古文，宋代歐陽修、蘇軾等人繼而光大之，并從駢體文手中奪回失去多時的文壇宗主地位。于是，傳統古文又轟轟烈烈，呈現中興氣象，一時威風八面。
然而宋代以后，傳統古文便呈式微之勢，而那些曾為文人雅士所鄙視的通俗文學樣式，如詞、曲、小說、戲劇，不但熱熱鬧鬧地登上文壇，還逐漸堂堂正正地唱起主角。雖然，在正統文人眼中，傳統詩文仍占統治地位，但事實上，它們已是雄風不再。盡管明代不少文人多次試圖復興傳統古文，幾經努力，亦有所起色，但總體終究無法恢復往日輝煌。
正當傳統古文逐漸式微之時，先前在文言文中并不起眼的小品文，卻如老枝新芽，蓬勃發展，蕞爾小邦，竟蔚然而成大國。小品文源流久遠，至晚明而盛極。晚明小品藝術價值頗高，流露出晚明文人的性靈與真情，富有生活情調。它表現出的強烈個性與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傳統道德觀和生活方式的沖擊和否定。晚明小品是古代散文珍品，它為古代散文帶來了榮耀，使之在文壇上能于通俗文學樣式之外，爭得一席之地。人們在列舉明代文學成就時，往往如數家珍地提到與唐詩、宋詞相提并論的小說、傳奇，但切不可忘記晚明小品。
晚明小品歷史上曾長期受到貶抑和忽視，近年卻又被推崇到不甚合適的地位。如何恰如其分地評價晚明小品，是一個兼有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問題。
晚明小品在傳統古文之外另立一宗，它們不但走出“文以載道”的軌轍，而且逸出古文體制，以悠然自得的筆調，以漫話和絮語式的形態體味人生。晚明小品淡化了“道統”而增強了詩意，這可以說是其主要特點。這種特點既包含長處，也包含短處：它在自由抒發個性，真實表現日常生活和個人情感世界方面，比傳統古文更為靈活自如；而傳統古文的規模、氣魄、格調、法度、思想內涵和歷史深度等，則晚明小品文難以望其項背。晚明小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能忽視，但也要避免不切實際地拔高。我們在欣賞晚明小品時，亦應看到它的一些流弊；在品鑒晚明文人的風流格調時，也不要忽略他們的不良習氣。晚明小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富有創造性，拓展了文學散文的表現疆域，然而在總體上，又表現出某種狹隘性。抒發性靈本是文學創作題中應有之義；“性靈”二字固然重要，然文學表現的對象卻絕不止于此。閑適固然也令人向往，但這只是生活的一個方面，而絕不是全部。
晚明小品是晚明文人心態真實而形象的寫照。這些小品，素以清高、淡遠、蕭散、倜儻著稱，然而也反映出晚明某些文人的浮躁、不安、狂放、壓抑、困惑、焦灼和痛苦。那個時代既有“個性解放”，又是人欲橫流，文人們大膽地追求現世的樂趣和享受，他們放蕩風流，同時不少人也難免卑俗化，沾染上市儈氣，沉湎于縱欲狂瀾之中，而難以自拔。
一丘一壑，一亭一園，固足令人玩味不已、流連忘返，然若以為天下之美盡于此，而不知此外復有名山大川、北海南溟，則陋矣！晚明小品空靈閑適，足令人稱賞；然若以為中國文學之精妙盡于此，或以為此即是古典散文最精妙之處，則亦陋矣！
在悠久的中國文學歷史中，那些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使命感和憂患意識的作家，那些與社會現實和人民大眾休戚相關而且表現出正大剛強審美理想的作品，才是中國文學優秀傳統的主體。晚明小品，盡管佳妙，畢竟還是小品。它們是對于中國古代文學優秀傳統主體的補充，當然是一筆相當精彩的補充。不過，就是在中國歷代小品文中，晚明小品的藝術成就，也并非前無古人。晚明固然是小品文極盛的時代，但魏晉、唐宋的詩人作家，以余事作小品，亦可謂無意于佳而自佳。與晚明小品相比，它們自有其難以企及的妙趣。
克羅齊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而歷史研究，對于理解當代史也是大有裨益的。十年來，小品熱持續不降，也可以說是當代社會的一種奇觀。小品熱，反映了當代的社會心態。文學告別了崇高和沉重，走向輕松和自由。我們似乎進入了一個逃避崇高、走向世俗的時代，而其極端者，甚至走向鄙俗化、市儈化。當今社會，彌漫著一種“小品習氣”。不少讀者偏嗜小品，他們流連于此，而不知此外有更為瑰麗輝煌的世界；一些作家，也只追求這種空靈閑適的小品風味，而不愿去追求更為崇高壯美的藝術境界。一些人粗通文墨，輒滿紙莊禪；初涉人生，已泛論塵外。裝深沉反成佻薄，飾高曠卻顯淺陋。而其下者，弄“真”成假，求雅得俗，空靈變為空洞，閑淡流為扯淡，小品也就成為無聊小語了。小品的危機，正隱藏在小品文盛行之時。
魯迅先生在《雜談小品文》中，指出當時的小品文創作，只重在“逸士”的“超然”。他非常深刻地說：
逸士也得有資格，首先即在“超然”，“士”所以超庸奴，“逸”所以超責任：現在的特重明清小品，其實是大有理由，毫不足怪的。
今天，重溫魯迅先生的話，仍然意味深長，啟人心智。重視明人小品，固然可以，問題就在于“特重”二字。今天文壇的“特重”小品，也是“大有理由”。周作人在《〈近代散文抄〉序》中，有一句驚心動魄的話：“我鹵莽地說一句，小品文是文學發達的極致，它的興盛必須在王綱解紐的時代。”這句話的確有點“鹵莽”，把小品文視為文學發達的極致，未免失之偏頗；但如果一個時代只剩下小品文“興盛”，卻不是什么值得慶賀的事情。
我撰此小書，并無意為目前的小品熱推波助瀾，只是想介紹晚明主要的小品作家，勾勒晚明小品的發展線索，概括它表現在思想情趣與藝術形態上的總體特點。既道出其妙處，也揭示其弊端。讓讀者比較真實、全面地認識晚明小品，而不是毫無保留地欣賞、玩味和接受。我更希望讀者不僅喜愛晚明小品，還能進一步去探索、欣賞古典文學中更為宏大、更為崇高的藝術世界。
在開始寫作之前，我想對本書的研究范圍略作一點說明。所謂晚明，傳統是指明代萬歷年間至明朝滅亡（1573─1644）這段七十余年的歷史。但是晚明作家因有其承前接后的生活跨度，卻難以作出絕對的劃分。本書所研究的晚明作家，大致有兩種情況：一是指那些主要生活與創作年代在晚明的作家，這種情況最為普遍；另一種是指那些盡管主要生活與創作年代是在明代中期或清初，但在晚明生活過相當一段時間，在當時又有一定影響的作家。比較難以區分的是明末清初作家，有時難以明確是明人還是清人。碰上這種情況，我采用的態度是“從眾”——依照學術界的慣例。
再說晚明小品的范圍。“小品”之名，本于佛學。劉孝標注《世說新語·文學》引釋氏《辨空經》說：“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為大品，略者為小品。”鳩摩羅什翻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有二十七卷本與十卷本，一稱作《大品般若》，一稱作《小品般若》。所以，“小品”原意是與“大品”相舉而言的，小品是佛經的節文。小品佛經因為簡短約略，便于誦讀、理解和傳播，故頗受人們喜愛。如六朝張融《遺令》就寫道：“吾平生所善，自當凌云一笑。三千買棺，無制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臨死尚念念不忘“小品”，可見其受歡迎之程度。中國古代小品文歷史悠久，但直到晚明，人們才真正把“小品”一詞運用到文學之中，把它作為某類作品的稱呼。而小品文在晚明也從古文的附庸獨立為自覺的文體。“小品”是一個頗為模糊的文體概念，要為“小品”下一個準確定義，恐非易事。它不像小說、戲曲、詩詞、駢文等文體，在藝術形式上有著某些鮮明具體的標志與特點；更準確地說，“小品”是一種“文類”，它可以包括許多具體文體。事實上，在晚明人的小品文集中，如序、跋、記、尺牘，乃至駢文、辭賦、小說等幾乎所有文體都可以成為“小品”。不過，綜觀大多數被稱為“小品”的作品，仍然有其大體上的特點，它不是表現在對于體裁外在形式的規定，而主要在于其審美特性，一言以蔽之曰：“小。”即篇幅短小，文辭簡約，獨抒性靈，而韻味雋永，用晚明人形容晚明小品的話便是：“幅短而神遙，墨希而旨永。”
我的研究沿著如下思路進行：第一章，論述晚明小品的文學背景和文化土壤；第二章至六章，具體研究晚明著名小品作家和流派；第七章至十一章，研究晚明小品的文體與類型；第十二章至十三章，從整體上研究小品所反映出來的晚明文人心態與習氣，研究晚明小品的藝術傳統和文體創造；第十四章，分別研究晚明小品在晚明、在清代、在日本，以及在二十世紀中國的不同影響和命運，從接受眼光來研究晚明小品的歷史地位。這種研究力求做到微觀與宏觀并重，在文化背景下研究文學本體，從個別的、具體的分析逐步上升到總體的理論概括。然而，“非知之難，行之惟難”。研究方法容易說得冠冕堂皇，操翰搦管卻往往力不從心。由于自己學識淺陋，研究思路與具體寫作之間不免存在差距，而且研究思路和學術觀點本身也不一定正確，因此，書中必定還有許多訛誤之處，希望得到學界前輩、同道與讀者的批評。
吳承學，廣東潮州人，文學博士。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學“逸仙學者”講座教授。研究方向為古代詩文與詩文批評，主要研究領域是古代詩文評研究、中國古代文體學、古代文體形態研究。著作有《晚明小品研究》《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風格學》《旨永神遙明小品》等及論文多篇。編著有《晚明文學思潮研究》《中國文體學與文體史研究》《中國文學的文體選擇與記憶》《中山大學與現代中國學術》、“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叢書”等。
緒論
第一章 晚明小品的文學背景與文化土壤
第一節 明代前中期散文
第二節 唐宋派及藝術家散文
第三節 個性之潮與藝術氛圍
第二章 晚明文學前驅的小品
第一節 徐文長小品
第二節 李卓吾小品
第三節 屠赤水小品
第三章 湯若士諸家小品
第一節 湯若士小品
第二節 張元長小品
第三節 陳眉公小品
第四章 公安派小品
第一節 袁中郎小品
第二節 袁伯修、袁小修小品
第三節 公安派的友聲
第五章 竟陵派小品
第一節 鐘伯敬小品
第二節 譚友夏小品
第三節 劉同人小品
第六章 李長蘅諸家小品
第一節 李長蘅小品
第二節 王季重小品
第三節 張宗子小品
第七章 林泉高致
第一節 山水園林小品
第二節 古今游記之最
第八章 逸致閑情
第一節 清言與箴言
第二節 清賞小品
第九章 尺牘隨筆
第一節 尺牘小品
第二節 藝術隨筆
第十章 謔趣風情
第一節 戲謔小品
第二節 香艷小品
第十一章 悲愴之音
第一節 不平與諷刺
第二節 亡國悲聲
第十二章 晚明心態與晚明習氣
第一節 閑適與放誕
第二節 焦灼與困惑
第三節 真趣與輕狂
第十三章 晚明小品的藝術創造
第一節 傳統與出新
第二節 體制與形態
第三節 意境營造
第十四章 晚明小品的命運和地位
第一節 晚明人的小品觀
第二節 晚明小品在清代
第三節 晚明小品在日本
第四節 晚明小品在二十世紀中國
征引書目
跋
文震亨，字啟美，長洲人，文徵明的曾孫。崇禎中，官武英殿中書舍人，以善琴供奉。明亡后，殉節而死。他著有清賞類小品文《長物志》十二卷（“長物”，即多余之物，典見晉代王恭之語）。《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三《長物志》提要說此書：“凡閑適玩好之事，纖悉畢具。大致遠以趙希鵠《洞天清錄》為淵源，近以屠隆《考槃余事》為參佐。明季山人墨客，多以是相夸。所謂‘清供’者是也。然矯言雅尚，反增俗態者有焉。惟震亨世以書畫擅名，耳濡目染，與眾本殊。故所言收藏賞鑒諸法，亦具有條理。”《長物志》分為室廬、花木、水石、禽魚、書畫、幾榻、器具、衣飾、舟車、位置、蔬果、香茗十二類，各為一卷，比較全面地表現了晚明文人關于生活環境的美學觀念。
《長物志》所論，大致是如何營造家居高雅的藝術環境和藝術氛圍。“室廬”一則說：
居山水間者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儕縱不能棲巖止谷，追綺園之蹤；而混跡廛市，要須門庭雅潔，室廬清靚。亭臺具曠士之懷，齋閣有幽人之致。又當種佳木怪籜，陳金石圖書。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歸，游之者忘倦。蘊隆則颯然而寒，凜冽則煦然而燠。若徒侈土木，尚丹堊，真同桎梏樊檻而已。
生活環境有多種多樣，有在山水之間者，有在鄉村者，有在遠離車馬的郊居者，但對于多數士人來說，其生活環境卻是“混跡廛市”。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的生活空間越來越小，世俗生活也越來越喧囂。于是，有必要在“廛市”中營造一個優雅清靜的藝術環境，像陶潛說的“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吳從先在《小窗自紀》中，以清言的形式，非常精辟地談論說：“幽居雖非絕世，而一切使令供具，交游晤對之事，似出世外。”于是，人們大可不必車船勞頓，或艱難跋涉去游山玩水、尋幽訪壑，在日常生活之中，在自己的庭院、臺閣、居室，水石、草木、蔬菜、門窗階欄、書畫古玩、文房四寶、坐幾椅榻、車舟等，都可以構成一個優美的藝術境界。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比山水園林與人的關系更為密切、平和，也更為溫馨，是人們最為尋常，也最為重要的生活環境。這反映一種新的生活美學意識。
同文學藝術一樣，中國古代環境建構藝術，也講究“師法自然”，以自然山水為主題進行再創作，把自然景觀帶到庭院之中。文震亨《瀑布》講在庭院中構建人工瀑布：
山居引泉，從高而下，為瀑布稍易。園林中欲作此，須截竹，長短不一，盡承檐溜，暗接藏石罅中，以斧劈石疊高，下鑿小池承水，置石林立其下，雨中能令飛泉噴薄，潺湲有聲，亦一奇也。尤宜竹間、松下，青蔥掩映，更自可觀。亦有蓄水于山頂，客至去閘，水從空直注者，終不如雨中承溜為雅。蓋總屬人為，此尚近自然耳。
再造自然，又要泯滅人為的痕跡，使之近于自然。這種藝術環境的建構，主要不是“侈土木，尚丹堊”，追求富麗堂皇，而是要反映一種幽雅的審美趣味。如房間內部的布置，講究“安設得所”：
位置之法，煩簡不同，寒暑各異。高堂廣榭，曲房奧室，各有所宜，即如圖書、鼎彝之屬，亦須安設得所，方如圖畫。云林清秘，高梧古石中，僅一幾一榻，令人想見其風致，真令神骨俱冷。故韻士所居，入門便有一種高雅絕俗之趣。若使前堂養雞牧豕，而后庭侈言澆花洗石，政不如凝塵滿案，環堵四壁，猶有一種蕭寂氣味耳。
所謂“清齋位置”，也即是生活環境的布置，使每一細微之處都透露出清雅的人文氣息。如坐幾、坐具、椅榻屏架、懸畫、置爐、置瓶等處的布置，都很有講究。同是居室，小室與臥室、敞室，各異其趣。《長物志》既講實用，也講藝術，其環境美學的觀念，甚至在今天，仍有其價值。而從小品文角度，《長物志》多以優美和抒情的語言來敘述清雅環境的建構和鑒賞，文采清麗，精致可愛，本身也是頗有審美價值的小品文。
茶與酒，不僅是一種日常的生活物資，也是文人生活的清品。文震亨《長物志》卷一二《香茗》在香與茶之上，寄托了深厚的人文意義：
香、茗之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隱，坐語道德，可以清心悅神。初陽薄暝，興味蕭騷，可以暢懷舒嘯。晴窗拓帖，揮麈閑吟，篝燈夜讀，可以遠辟睡魔。青衣紅袖，密語談私，可以助情熱意。坐雨閉窗，飯余散步，可以遣寂除煩。醉筵醒客，夜語蓬窗，長嘯空樓，冰弦戛指，可以佐歡解渴。
茶道是一種人生的境界，使人達到妙合自然的淡泊心境。飲茶不但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格培養和熏陶的大事。
程羽文的《清閑供》，是一部相當細致、別致地表現文人日常生活藝術的小品文。《清閑供》中的“小蓬萊”條說，蓬萊之所以是仙境，因為它隔謝了人世間的囂塵濁土。而對于士人而言，心遠地自偏，“即塵土亦自有迥絕之場，正不必侈口白云鄉也”，關鍵是自己建構一個清逸寧靜的生活環境。下面便是程羽文對生活環境的一些標準：
門內有徑，徑欲曲。徑轉有屏，屏欲小。屏進有階，階欲平。階畔有花，花欲鮮。花外有墻，墻欲低。墻內有松，松欲古。松底有石，石欲怪。石面有亭，亭欲樸。亭后有竹，竹欲疏。竹盡有室，室欲幽。室旁有路，路欲分。路合有橋，橋欲危。橋邊有樹，樹欲高。樹陰有草，草欲青。草上有渠，渠欲細。渠引有泉，泉欲瀑。泉去有山，山欲深。山下有屋，屋欲方。屋角有圃，圃欲寬。圃中有鶴，鶴欲舞。鶴報有客，客欲不俗。客至有酒，酒欲不卻。酒行有醉，醉欲不歸。
在這里，程羽文別出心裁地用頂針的修辭方式來寫。這并非是一種文字游戲，而是體現一種美學觀念。即以這種環環相扣的語言，建構一個諸種要素密切相關的生活環境，大體上構成一幅當時文人理想的園林生活場景。從中可以看出明代文人的生活美學觀念：與大自然融為一體，體現一種清雅的情調。
《清閑供》還說，日月流逝如夢，加上人們又“名犇利競，膏火自煎”，所以，人生如蜉蝣。高士必須在日常生活之中善于發現情趣和美感，把握和享受每時每刻、每個場景、每個細節。故又作“四時歡”一則。寫在一年四季中，如何品味生活的情趣和大自然所賦予的美景。如“秋時”的清課是：
晨起下帷，檢牙簽，挹露研朱點校。禺中操琴調鶴，玩金石鼎彝。
晌午，用蓮房，洗硯，理茶具，拭梧竹。
午后，戴白接，著隱士衫，望紅樹葉落，得句題其上。
日晡，持蟹螯鱸膾，酌海川螺，試新釀，醉弄洞簫數聲。
薄暮，倚柴扉，聽樵歌牧唱，焚伴月香，壅菊。
“冬時”的清課則是：
晨起，飲醇醪，負暄盥櫛，禺中置氈褥，市鳥薪，會名士，作黑金社。
晌午，挾理舊稿，看晷形移階，濯足。
午后，攜都統籠，向古松，懸崖間，敲冰煮建茗。
日晡，布衣皮帽裝，嘶風鐙，策蹇驢，問寒梅消息。
薄暮，圍爐促膝煨芋魁，說無上妙偈，談劍術。
高濂的四時清賞，只是開列了游賞的內容和地點，而程羽文則連時間表都排出來了。豈但一年四季的享受不同，便是一日十二時辰，也須是“隨方作課，使生氣流行”。故又有“二六課”一節，從清晨到深夜的時時刻刻（“二六”即十二時辰），都有講究。程羽文在此則的序文中說：“撒開兩手，魚躍鳶飛；打破桶底，中流自在。此是轉身向上一路，還從法外護持。所以饑食困眠，假借四大；行生坐臥，不離色身。但令二六時中，隨方作課，使生氣流行，身無奇病。只此著衣吃飯家風，便是空假中觀正局。”可見，程羽文的“清閑供”，受到佛家很大的影響。他在“二六課”中，把每天的時間分為“辰”“巳”“午”“未”“申”“酉”“戊”“亥子”“丑寅”“卯”，詳細地開列了一張享受生活、品賞人生與修身養性的時刻表。
晚明有不少關于文人清玩的小品。所謂清玩，主要是指古鐘鼎彝器、書畫、石印、鐫刻、窯器、漆器、琴、劍、鏡、硯等。屠隆《考槃余事》一書，即是講述關于書版碑帖、書畫琴紙、筆硯爐瓶和日用的器用服飾之物的鑒賞藝術。而董其昌（1555—1636）的《骨董十三說》，可以說，是對于古玩的概論性小品，其書論“骨董”的類別、特點、形態和品賞方法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對人們古玩清賞的文化分析。他認為，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追求聲色臭味之好，“故人情到富貴之地，必求珠玉錦繡、粉白黛綠、絲管羽毛、嬌歌艷舞、嘉饈珍饌、異香奇臭，焚膏繼晷，窮日夜之精神，耽樂無節，不復知有他好。”于是，人們逐漸厭倦了這些新聲艷色，“故濃艷之極，必趨平淡；熱鬧當場，忽思清虛”。他的結論是“好骨董，乃好聲色之余也”。這是說，品鑒古玩，是為了在聲色之外，找到一處清虛之地。所以，品賞古玩，也是一種閑適的人生修養，也可以進德修身，而且“有卻病延年”之助。因此，玩賞“骨董”，便不可“草草而玩”：
先治幽軒邃室，雖在城市，有山林之致。于風月晴和之際，掃地焚香，烹泉速客，與達人端士談藝論道，于花月竹柏間盤桓久之。飯余晏坐，別設凈幾，輔以丹罽，襲以文錦，次第出其所藏，列而玩之，若與古人相接欣賞，可以舒郁結之氣，可以斂放縱之習，故玩骨董，有助于卻病延年也。
清玩的目的是“雖在城市，有山林之致”，于是，這種清玩便具有一種深刻的文化意義。不過，清玩生活本身具有一種貴族氣息，不但百姓“玩”不起，一般的文人恐怕也難以有此清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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