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會與中國政治》梳理了從春秋戰國時代的“俠客”現象到近現代中國的幫會組織與歷代政權之關系，以及幫會對歷朝政府統治秩序造成的影響和沖擊。書中重點描繪了幫會與不同時期政治人物的復雜糾葛，以及歷次政治運動中幫會的角色轉換，勾勒出古往今來幫會與政治勢力互動關聯的歷史畫卷，揭示了世事變幻無常、眾生命運多舛的歷史規律，映襯出歷代執政者強化社會控制的不懈努力和特殊歷史階段民眾自衛抗暴，為掙脫壓迫而不斷追求自由的艱難歷程。本書除常規性地剖析了歷代幫會組織的內幕，挖掘了一批久已被世人淡忘、忽視甚至誤讀的史實之外，還以理性的筆觸客觀評析了歷代幫會的歷史地位和社會影響，從而使本書具有解密中國千年“江湖”史的價值。
幫會問題可大可小，上可影響一個朝代的治亂興衰，下可生成聚合民眾的民間自組織機制。其治其亂，其正其邪，多取決于當朝統治職能的強弱以及民間文化、大眾文化中關于結社行為的功能認知和社會定位，同時也與幫會首領個人的認知結構、社會視野乃至政治傾向直接相關。
當前國內關于幫會歷史的論著漸多，而將復雜晦澀的史實以通俗作品的形式推向社會，同時又能做到正史“正”說，有效避免一哄而上的“戲”說歷史、正史“亂”談的文化傾向，則似乎剛剛興起于秘密社會研究領域。鑒于此，作者盡心梳理了歷史上光怪陸離的幫會形態組織在歷代統治秩序中復雜的衍生機制，以及歷代幫會與各級政權沖突、糾葛的互動關系。在此基礎上精心勾勒出一整套幫會與中國政治的全景式史實畫卷，旨在告訴讀者一個政治視野下真實的幫會形態以及幫會視野中真實的政權形象乃至不同時期幫會成員的基本政治立場和主流價值取向。
趙志，歷史學博士。中國會黨史研究會理事，中國人民大學對外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學系客座研究員，馬來西亞韓新文化傳播學院客座教授。學術背景為中外亞社會、亞文化史，重點研究中外幫會、教派文化與近現代社會組織。已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著有《近代以來的會道門》；主編有《文化安全與社會和諧》、《會黨、教派與民間信仰》和《民間信仰、教派形態與現象》。曾參與《當代中國邪教成因及治理對策》、《當前我國的群體性突發事件》、《當代中國的社會組織》等十余項國*級、部級重點社科基金項目和重大課題攻關工作。
代序政治視野下的亞社會生態——幫會
第一章究根溯源：政治視野下的幫會
第一節道是平地驚雷，卻也源遠流長—從“江湖”和“俠”說起
第二節看似光怪陸離，實則脈絡清晰—幫會的早期形態
第三節身形若隱若現，構筑“地下王國”—江山社稷的心腹大患
第二章大風乍起：清中葉三大會黨（幫會）的產生和崛起
第一節反清復明的天地會
第二節稱兄道弟的哥老會
第三節大運河上駛出的清（青）幫
第三章火上澆油：近代政治風云中的“亂黨”
第一節相似的面孔，不同的使命—太平天國運動中的會黨暴動
第二節同志會中的主力軍—“保路運動”中的哥老會
第三節革命熔爐中的會黨大融合—清幫、洪門的碰撞交融
及青紅幫的產生
第四章恩怨情仇：辛亥革命前后會黨與革命黨的復雜關系
第一節特殊時空下的“蜜月期”—資產階級革命黨與會黨的聯合
第二節“革命成功之日，分道揚鑣之時”—“革命聯盟”的解體
第三節后革命時代兄弟黨之間的情感變異—民初幫會與政黨的糾葛
第五章回光返照：近現代中國幫會的“黃金時代”
第一節中國黑社會的崛起以及“天下第一幫”的產生
第二節草莽？梟雄？精英？—政治旋渦中的青紅幫大佬們
第三節江湖與廟堂，誰主沉浮—政治夾縫中的幫會
第六章末日來臨：最后的江湖
第一節鎮壓取締？寬大處理？既往不咎？—新中國成立初期
新政權在幫會問題上的反復權衡
第二節徹底埋葬—1950—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鎮壓反革命運動
第七章另覓他途：流向境外的華人幫會
第一節青、紅大分野—從公元1949年談起
第二節同源殊途—洪門的流衍分化
第三節本是同根生—臺灣的幫會生態
第四節海外華人幫會的歷史地位
跋
【精彩章節】
第一節道是平地驚雷，卻也源遠流長
——從“江湖”和“俠”說起
說起幫會，人們馬上會聯想到青紅幫、斧頭幫、小刀會、關爺會等，晚近則有三點會、三合會、14K、竹聯幫、四海幫……不一而足。各式各樣的幫會雖名稱各異、種類不同，但其形象往往與打斗、火拼、廝殺等要素緊緊聯系在一起，似乎整個幫會群體中到處充斥著好勇斗狠、刀光劍影、率性豪情、快意恩仇等草莽文化成分。若進一步了解此類幫會背后更為廣闊的文化背景，很多時候大眾百姓耳熟能詳、婦孺皆知的則是“江湖”的存在。
一從“江湖”中走出的幫會
何謂“江湖”？簡單說來，“江湖”泛指主流社會之外的民間力量，亦指社會底層三教九流混居之所。歷來游離于體制之外，為求生存而廣交朋友，聚義結社。其或獨來獨往，行蹤詭秘；或黨同伐異，結為伙黨。在江湖中，組織化的團體往往擁有自己的地盤，諸如山寨、湖泊、碼頭、客棧、集市、廟會、廠礦、社區……也會形成獨特的思想觀念、價值體系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特殊人脈、社會關系、生活圈子乃至一整套內部熟知并大體奉行的江湖潛規則。在此氛圍下，渲染哥們義氣，崇尚為朋友兩肋插刀，便成為其通行天下、凝聚人氣、聚結隊伍的手段。
關于江湖的概念，已有不少學人做過解釋，這方面的專著也不在少數。眾所周知，由自然界江河湖海引申出的抽象概念—江湖一詞，在中國文化中一直有著特定的涵義。《莊子·大宗師》云：“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這里的江湖既指具體的江水湖泊又隱喻人生無比逍遙的廣闊天地。北宋范仲淹名篇《岳陽樓記》亦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千古名句，這里的江湖則指宮廷朝堂之外的民間社會。
筆者認為，對于江湖一詞，在理解和使用上宜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個層面。廣義的江湖范圍較大，其成員主體應為下層社會的游民階層。他們不仕、不農、不工、不商，因居無定所而四海為家，浪跡天涯。這種飄忽不定的生存狀態造就了他們來去無蹤、神秘莫測的特征。如果按照更為通俗的理解，舉凡主流社會之外的社會階層均應包括在廣義的江湖之中。通觀自然經濟占主體的小農經濟時代，那些巫覡算卜、販夫走卒、散兵游勇、雜耍藝人、江湖郎中、游方僧道、綠林豪俠、退隱官員、落魄文人，以及乞丐、竊賊、騙子、強盜等各色人等，統統屬于江湖中人。由這些群體的日常活動所構成的社會文化現象即所謂的江湖文化。很顯然，江湖文化既來源于主流文化又區別于主流文化。
至于人們在茶余飯后經常談及的江湖，很多時候專指另一種更為特殊的群體。在武俠小說中，江湖上那種醉生夢死、刀光劍影的生活是非正常的生活狀態，頗似現當代以暴力沖突為常態的黑社會形態。隨著歷史步入民主法制社會，江湖一詞在很多語境下演化為含有負面成分的貶義詞。如果一個人脫離工、農、兵、學、商這些需付出勞動才能獲取生活資料的常規職業序列，專事“不稼不穡”、游手好閑的非正當職業，便游走于江湖的邊緣了。在當代文明社會語境下，“闖江湖”、“跑碼頭”往往是黑道用語，所以狹義上的江湖應專指主流社會之外某些極為特殊的亞社會群體。
對于狹義上的江湖，史學界較為規范的稱謂是“秘密社會”，主要包括秘密會黨（幫會）和秘密教門兩大系統，前者以歃血結盟、異性結拜或師徒傳承方式聚集結社；后者以信奉神祇、傳承信仰、強化教義教規為紐帶和組織方式。它們或結成黨伙、幫派，或形成民間教門、地下教派，因言行舉止均逆于或異于常態世俗社會（前者聚眾結社，尋釁滋事，威脅當朝統治秩序；后者言行怪異，“夜聚曉散”、“食菜事魔”），長期不為統治階層認可而頻遭取締鎮壓，被迫采取地下方式隱秘活動。這種附著于主流社會之外的結社因此被冠以“秘密”二字，相沿成習，“秘密社會”的稱謂便流傳至今。
在人們的頭腦中，那種刀光劍影的生活顯然迥異于正常的社會，而在當代社會里，似乎只有以暴力沖突為常態的黑道，才更貼近所謂的江湖。正因如此，在漫長的歷史變遷中，江湖一詞逐漸引申為含有貶義的特定用語，成為“混世”、“浪跡”等社會邊緣角落的代名詞。當下語境中，闖江湖多指在黑道中打拼；一般流氓混混稱為“江湖中人”，而見多識廣的黑道老大則被喻為“老江湖”；原本叱咤風云的大人物，一度沉淪后再度復出，常被喻為“重出江湖”；“江湖險惡”雖偶爾也會被隱喻為社會人際圈的復雜多變，但多為玩笑之語，更多時候專指黑惡勢力的兇惡；至于人們耳熟能詳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則多指置身于特定環境，因人際關系或其他復雜因素的壓力，被迫茍且偷生或做一些情非所愿之事。其背后隱含的仍是“霸道”、“強勢”、“逼迫”、“隱忍”、“報復”、“漂泊”、“求生”等源于江湖的文化元素。
應該說，江湖這種亞文化生態圈實屬人類所共有。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會有江湖。所不同者，這些共性在不同時空和文化體系中，經由不同路徑被塑造成風格不同的形式和類型。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同類組織相比，中國的江湖影響甚大。不僅在歷史上多次腐蝕、瓦解王朝社稷，顛覆過許多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權，時至今日，仍以其他形式深刻影響著社會大眾，繼續介入并干預著商業文化乃至政治運作模式。早有學者認為，中國的社會結構整體呈現“江湖化”趨勢。
由此可見，廣義的江湖范圍相當大，主流文化之外的亞文化形態、體制外的非體制因素、見不得光卻行之有效的社會潛規則，等等，在某種程度上均可納入其中。
江湖作為和廟堂相對應的群體而存在，可以理解為生存于體制之外的廣大民間社會——一個看似自由無羈、寬松逍遙的去所。遙想當年，莊子垂釣于湖邊，偶遇某國使臣。對方欲帶他回國做官，莊子則拿湖里自由爬行的烏龜作比喻：您看我是去做朝廷的受困之龜，還是做一個自由自在的烏龜？——當然是做一只開心快樂的小龜。
對于延續千年代代傳承的一種更富于俠義精神的江湖文化，則屬此類文化中的精華部分。這部分文化基因同樣長期積淀于江湖之中，同樣不可或缺。具體來講，早先由墨子將其理論化、系統化并貫徹于實踐之中。這一脈講究，在江湖上混事，不僅要弘揚“兼愛”精神，還要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常懷打抱不平之正氣，深具扶弱抗暴之勇力。所以，在墨子生活的戰國時代，當一國欺侮另一國（與墨子毫不相干），墨家門派便會扶老攜幼助其守城。也許正因如此，有人認為，中國最偉大的文化當屬墨家文化，因其出發點是幫助弱勢群體。扶危濟困，有愛無類，倡導公平正義，成為墨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實質。所以，盡管墨子及其門派很快便湮沒于歷史之中，但墨家倡導的這種俠義江湖文化一直默默傳承至今。
遲至宋元，民間已有“走江湖”的說法。據傳，該說法最初源于禪宗。當時，天下修禪者多到江西和湖南拜訪高僧，故而大家互稱自己是“走江（西）湖（南）的”。我們姑且不去深究這種說法的歷史依據，有意思的是，當禪宗信徒們這個口頭禪流傳到民間后，社會上從事雜耍賣藝、卜卦算命、游醫賣藥者……統統拿來便用，都稱自己“行走江湖”。慢慢地，“走江湖”一詞泛指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在底層社會憑一技之長經營生計的生存方式。
既然江湖非主流，必然生存著大量弱勢群體，甚至寄生有齷齪陰暗的污穢之所，丐幫神棍、巫醫算卜、神偷慣騙、醉鬼賭棍、嫖客娼妓、懶漢潑皮、流氓無賴……三教九流，應有皆有。這無疑是一個最無權勢、最少恒產的社會邊緣群體，一個需要歷代統治者嚴加管束的群體。但無論是漢唐盛世，抑或朝代更迭的離亂之世，以游民為主的社會邊緣人群與達官貴人、富商大賈一樣是
人。既然同為生命，當然同樣需要生存。當單個社會成員的生存變得日益艱難，甚至面臨危機時，結伴同行、結黨避禍便成為社會發展的自然選擇。由此，被后世學者稱為“社會自組織”的結社現象便陸續產生。由此看來，結社現象是社會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民間秘密結社與江湖形影不離。幫會不過是民間結社的較高級形態。從某種角度講，幫會應為江湖文化長期醞釀發酵的必然結果和自然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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