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4年1月，我的雇主—《經濟學人》刊登了一篇我寫的關于快速自動化時代工作未來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如下：
10年前，技術經濟學家認為在街道上駕駛車輛是一項只能由人力完成，無法用計算機替代的任務。現在，谷歌無人駕駛汽車已經可以嫻熟、自由地在加州道路上奔馳。到2030年或2040年，預計出租車司機將會徹底退出歷史舞臺……對于依賴本地信息和個人觀點的記者來說，這無疑是個壞消息。1
沒過多久，洛杉磯在凌晨時分發生輕微地震。幾分鐘后，網上就出現了第一篇相關報道：
據美國地質勘探局消息，周一早上加州韋斯特伍德5英里之外發生4.7級地震。地震發生時間為太平洋時間6:25，震源深度為5英里。
這篇報道的特別之處不是其內容而是其作者，它是由《洛杉磯時報》一位程序員開發的新聞軟件（Quakebot）撰寫的。2
細看之下，這兩篇報道略有不同。Quakebot的報道缺乏情感激發性，至少目前如此。而我的報道是數月調查、報告和寫作的成果，首先我要花費時間塑造觀點，然后尋找論據加以支持，字里行間都透露出試圖吸引讀者關注的努力。盡管如此，它們本質上都是有效的新聞報道，兼具知識性、語法性和信息性。作為職業，新聞記者的生命力或許會比出租車司機長久一些，但恐怕不會像紙墨作品那樣能夠延續數十年（乃至更久）。
數字革命為人類生活帶來的威脅并不止于自動化。截至本書寫作時，美國印刷媒體的廣告投入價值（按扣除通脹影響因素后計算）已跌回到1950年的水平，預計不久的未來將會跌至歷史最低水平。3實話實說，將來很可能會跌至零點。
數字革命正在給發達國家的記者和其他工作者帶來結構性經濟變化。它讓我們深切地感受到祖輩曾經擁有過的體驗，例如第一次通過電線聽到語音的傳輸，兩個遙遠城市之間的交通時間從幾個星期縮短到幾個小時，以及鐵匠、農夫等傳統職業被新奇的技術工作取而代之。
我們每個人的工作和生活都深受其影響。老一輩工作者會想起以前的美好時光，那時工廠工作很不錯，不但好找，而且沒什么學歷要求。還有那時的辦公室文員，每天忙著打字和整理各種文件，也是挺好的工作。但是今日的技術變革之快，就連最年輕的工作者也會感到世界已經變得完全不同于以往。像Uber（優步）和Airbnb（愛彼迎，一個提供全球住宿選擇的網上平臺）等出現還不到10年的新興服務，正在根本性地改變行業規則和數百萬人的工作崗位。像Slack（一款便于同事協助的聊天服務軟件）等產品，正在轉變工作場合的人際溝通方式。這些自動小程序不但能向你的聯系人自動發郵件，甚至還可以幫你訂餐，就像真實的工友同事一樣每天和你聊天對話。
受這種變化影響最大的是四五十歲的工作者，他們一輩子從事出租車司機或行政助理工作，臨近退休卻突然發現自己的工作報酬降低，甚至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了。還有那些即將進入職場的新人，他們也毫無信心，不知道所學的東西在工作中能不能用得上。
在過去幾十年中，我從事的工作領域也在面臨不斷的沖擊。數字技術的出現讓很多以碼字為生的人失去了工作。隨后互聯網的出現，讓全世界的讀者可以免費接觸大量新聞和分析資源，使付費訂閱的新聞經營模式被嚴重削弱，印刷媒體的廣告收入被Craigslist等網上分類廣告平臺一搶而空。現在，Facebook和蘋果等公司正在推出代理新聞綜合服務，為讀者提供全球新聞刊物的最佳文章匯總，此舉又會讓一大批經驗豐富的編輯人員失業。作為新聞消費者，這個時代無疑讓我感到驚喜。我可以輕松閱讀到來自各個平臺的關于不同主題和觀點的精彩文章。但是作為一個以寫作為生的新聞記者，我又感到極度不安。
令人擔心的問題不只是未來工作的不確定性。目前貌似擁有“鐵飯碗”的人，其未來工作收入很有可能比我們想象的更低。在過去幾十年中，西方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扣除通脹因素幾乎沒有實現增長，其中一些國家這種狀態的延續時間甚至更長。4除此之外，與此相關的其他趨勢也令人失望。與企業經營者和地產所有人相比，工作者的收入比例出現了下降。5即使在工作者這個群體之中也存在著收入不均的擴大趨勢，其中高收入者的收入比例出現了極大的增長。6
相比之下，新興經濟體出現了工資的增長。不過這些經濟體也存在兩種趨勢：一是收入集中在資本所有人手中；二是收入集中在高收入工作者手中，這些不斷擴大的趨勢也令人擔憂。
接下來是令人不安的就業數據。在美國處于就業年齡段的勞動人口中，有工作或正在找工作的人數正在穩步下降，過去20多年的情況尤為嚴重。在他們當中，加入勞動大軍的比例從1990年的76%下降到了2015年的69%。7這兩個比例看起來差距不大，但換算成具體人數高達900萬。受此影響，很多失業者的生活都出現了問題。由于社區萎縮、毫無前景，很多人無法從生活中獲得意義感和滿足感。近期一項調查表明，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一直在上升，其中主要是自殺以及酒精和毒品的濫用所造成的。我認為在這些現象的背后，真正的原因是經濟的不穩定性。8
這種趨勢不只限于美國，也不能被解釋為年齡增長或退休的緣故。在歐洲，25歲以下的人口中有1/5的人處于失業狀態。9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中，15～29歲的人口中有12%的人既不在上學也不在工作。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從事違法活動或是在蹲監獄，另一部分則待在家里天天打游戲。長期失業者的情況也相差無幾，很多年齡較大、沒有多高學歷的人整日閑蕩，靠酗酒爛醉度日，基本上和社會已經脫節。
對很多人來說，工作已無法成為實現物質穩定的有效和有利方式。這種情況推動了民粹主義政治勢力的發展，具體表現為唐納德·特朗普和瑪麗娜·勒龐的得勢和一系列經濟圖書的熱銷，如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10。這部2014年出版的探討全球分配不公的作品，一經推出便銷售一空。工作不只是我們賺錢養家的手段，它也是我們尋求個人意義的方式。它不但能組織人類的生活，還可以通過幫助他人建立個人成就感。此外，工作也是維系社會和保障其順利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遺憾的是在過去20多年中，工作的上述作用正在被顯著弱化。這種情況帶來了政府服務和預算方面的壓力，導致國家政策日益偏頗和有失公允。與此同時，技術進步的力量使得這一趨勢變得更為明顯。
勞動力充裕出現的原因
數字革命以三種方式改變著人類的工作。第一，自動化的發展。新技術取代了某些工作，如辦公室文員和電焊工，未來還將取代更多的工作，如司機和法律助理。如今的機器變得越來越靈活，軟件變得越來越智能，這些變化會使越來越多的人力工作逐漸被價格低廉的自動化設備取而代之。
第二，數字革命也極大地推動了全球化。如果沒有強大的信息技術支持，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根本不可能在短短20年內建立起遍及全球的巨大供應鏈。即使沒有蘋果等公司遍布全球的生產設施，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也會和世界經濟銜接得更緊密，只不過它們的增長會有所放緩罷了。
盡管如此，全球就業市場在過去20多年中仍提供了超過10億個工作崗位，其中大部分增長出現在新興經濟體。11總體而言，這些國家的工作者不如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作者技術熟練，他們對全球化經濟的參與主要集中在中等水平的制造業或后勤部門，他們不是專業白領工作者。當然，這種需求不會持續很久。發展中國家擁有數百萬計的工程師、醫生、財務人員和其他專業工作者，他們和歐美國家的同行一樣，可以很好地為客戶提供服務。
第三，技術顯著提高了某些專業工作者的生產率，使其以極快的速度和極高的效率提供以前需要很多人才能完成的服務。例如，技術可以幫助一小群資金管理者運作龐大的基金，可以讓水平高超的教師開發可供數百萬名學生反復學習的課程，從而取代成百上千的現場授課人員。新技術的應用可以讓醫生、護士照顧更多的患者，讓律師審閱更多的法庭文件，讓研究人員更快、更好地分析更多的數據，測試更多的假設條件。
上述三種趨勢，即自動化、全球化和高級工作者生產率的提高，共同帶來了人類的巨大財富—勞動力充裕。遺憾的是，在如何處理勞動力大量富余的問題上，全球經濟表現得憂大于喜。工作，作為除家庭之外人類社會組織中最為重要的一環，已經無法有效發揮其各種作用，如建立個人生活秩序，分配收入，強化社會聯系，保證個人成就感等。
管理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困難之處
說人類勞動力過量，這種觀點似乎在挑戰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勞動力的管理不應該是這樣的。
如果有人認為工作者的數量極大超出社會可提供的崗位，就會落入“勞動總量固定”的謬論。這種觀點認為社會上總共就那么多工作，因此總量是固定的。受此影響，政府會修改勞動政策，降低工作者退休年齡，以便為年輕人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如果這個理論成立，那么我們真的要為機器的出現捏一把汗了。
不過在經濟學家看來，經濟運行的方式并不是這樣的。他們時常提到“薩伊法則”，即18世紀末19世紀初，法國經濟學家讓·巴蒂斯特·薩伊認為“供給可以自主創造需求”。12也就是說，如果老員工干得更久，他們掙的錢就更多，消費時就會創造對其他產品服務的需求，進而推動這些產品服務的崗位就業。就勞動力節約技術的進步而言，經濟學家認為機器每取代一個人工崗位，便會以其他形式帶來成本節約，如幫助工廠老板省錢，或者以較低產品價格讓消費者受益。這種變化會讓受益者把節省下來的錢花到其他地方，從而推動相關領域的人員就業。
這一神奇的再分配過程之所以會出現，應歸功于靈活的價格和工資設計。正在求職的失業者就像銷售產品的商人，產品賣不出去意味著價格過高，這時他有兩種選擇：要么改善產品質量，要么降低產品價格。
我們來看看19世紀的自營紡織工會怎么做。在大規模機器生產出現之前，一個中等技術水平的紡織工可以通過自營維持體面的生活，我們不妨假設他可以掙得3美元的周薪。這樣的好日子沒過多久，紡織廠出現了，以1.5美元的周薪大量招募無須技術的車間工人。這位紡織工努力銷售了很久還是沒人買他的產品，最終只好作罷。大規模生產的機織布實在太便宜了，他根本競爭不過。最后，他跑到紡織廠，希望以3美元的周薪為工廠工作。他的毛遂自薦顯然讓經理笑掉大牙，誰肯花3美元的周薪請人做1.5美元周薪的工作呢？被工廠拒絕之后，這位紡織工失望地回到家里，從此又多了一個技術進步的失業受害者。
這位失業受害者在家沉淪了一陣子，做些19世紀打發時間的無聊活動，暗自詛咒那家工廠會被天上掉下來的流星砸個稀巴爛。身上的錢花光之后，他又跑到其他幾家工廠碰運氣，希望有人愿意付3美元的周薪雇用他。作為一個失業者，他必須對找工作有強烈意愿。只要擁有強烈意愿，最終就一定能發現新的機會。在四處求職的過程中，這位紡織工發現有幾家工廠在招工程師，周薪5美元，負責維護機器設備。這樣一來他有兩個選擇，要么花時間學習相關技能，然后得到5美元周薪的新工作，要么被迫接受1.5美元周薪的車間工作，和毫無技術的操作工混跡在一起。
經濟學家并不認同勞動總量固定的觀點，即每個國家只有固定數量的工作崗位。不過他們的確認為，新技術取代舊崗位會給工作者造成巨大的沖擊。就像這個例子中說明的一樣，這位紡織工有兩種選擇：要么忍受低工資的生活，要么想辦法學習更有價值的工作技能。
顯然，這些轉變是否易于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同時需要做出轉變的人數有多少。換句話說，對幾百人再培訓要比對幾百萬人再培訓輕松得多。招聘活動需要投入時間，當一份工作的求職人數出現猛增時，雇主就有權變得挑剔。最終，企業會想辦法聰明地利用數量巨大的失業勞動人口，因為價格低廉的勞動力是一項寶貴的生產資源。只不過，這一過程可能要花費很長的時間。
就這樣，人類利用技術方案取代曾經需要人力完成的工作的能力開始不斷增強，未來仍將繼續不斷增強。
如前所述，全球勞動力人口在過去20多年中增長了10億，未來20多年將會繼續增長10億。與此同時，新技術將會實現更大程度的自動化，把工廠、倉庫、商店等需要大量就業的傳統工作領域的簡單任務取而代之。此外，技術進步還會改變教育和醫療等行業的工作狀況，用數量更少的教師或醫生完成以前需要大量人手才能完成的工作。
對于這些新趨勢，未來的經濟和社會都將做出適應和調整。這種調整意味著很多工作者的工資徘徊不前、收入不公加劇，以及工作、生活之間的界限消失。毫無疑問，工作者絕不會對此無動于衷，博弈的雙方必須要付出代價。國家和政府必須想辦法創造更多工作崗位或替代選擇，否則工作者將會利用政治力量加以干涉，阻止這種轉型對自身造成的沖擊。
繁榮帶來的政治挑戰
這是一個需要人類認真思考的重要問題。勞動力充裕現象如果確實存在，其出現無疑是技術進步的結果。如今，拼命工作以求謀生的時代已經遠去，人們努力追求的是怎樣減少工作時間。像利用呼叫中心解決客戶問題，或者在倉庫中扛大包之類的工作，如果沒有技術上存在的必要必然會被社會逐步淘汰。如果有辦法實現這些工作的自動化，或者通過任務共享讓工作者減少繁重壓抑的工作時間，這顯然是一種進步。
對于擁有充裕勞動力卻不知如何處理的現代化國家來說，這種進步可以通過技術的豐盛來創造和實現。就像一座大型金礦或油井，強大的數字技術可為人類帶來巨大的財富，這種財富無須每個社會成員工作即可實現。從這個角度而言，烏托邦式社會很快就會出現（近期有多本作品對此進行討論，其中包括保羅·梅森的《后資本主義》13），唯一需要管理的是如何逐步減少人類在瑣碎工作中投入的時間，以及怎樣在生產技術推動實現的共同富裕社會中進行全面的收入分配。
但是這樣理想的工作時代能否出現呢？幾十年來，學者一直都在設想它的出現。1930年，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曾撰文描述人類的經濟未來。14當時的世界經濟正處于嚴重蕭條之中，他在文章《我們孫輩的經濟可能性》中開篇寫道：“當前，我們正深受經濟悲觀主義的困擾。”
在文章中，他建議讀者忽略短暫的痛苦，從長遠看待涉及人類福祉的經濟增長和進步。經過1000多年人類生活標準難以覺察的緩慢變化，西北歐國家在陷入蕭條前的兩三個世紀中已經明確擺脫了傳統經濟時代的束縛。在技術進步的作用下，這些國家出現了顯著的財富增長。盡管面對蕭條時代的傷痛，凱恩斯還是敏銳地覺察到潛在的技術進步遭遇了擱淺。
凱恩斯認為只要度過蕭條期，世界經濟就會繼續增長，人類生活標準也會像以前一樣繼續提高。他認為快速出現的技術變革會導致一些短期不適（“臨時調整階段”），他敦促讀者要學會放眼未來。他寫道：
也就是說，長期來看人類將會解決這些經濟問題。我預測100年后，進步國家的生活標準會是今天的4～8倍。即使根據目前的情況來判斷，未來形勢也很樂觀。認為未來經濟時代存在巨大的發展潛力，這種看法并不是愚不可及的。15
鑒于如此巨大的進步，他認為未來時代的人們將不再擔心如何滿足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人類花在工作上的時間將會縮短到每周15個小時，直至完全不需要再工作。那時，人們要面對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打發高度充裕的閑暇時光。
凱恩斯對于未來生活標準的預測被證明是正確的。扣除生活成本的人均收入出現了巨大增長，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標準至少實現了4倍的增長。16到2030年，至少個別國家可實現8倍的增長。但是，所謂的充裕在哪里呢？人類的安逸生活，每周15個小時的工作制為何沒有出現呢？
事實似乎表明，凱恩斯對于人類經濟問題的描述并不準確。凱恩斯擔心人類會在技術繁榮時代感到無聊煩悶，他沒有考慮到國家和政府阻止其出現的可能性。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全球經濟的繼續發展，我們清晰地發現尋找烏托邦最難的地方不在于如何生產更多產品（這個目標人類可以實現），而在于如何進行有效分配。
換句話說，我們沒做到的是如何通過勞動果實的平均分配推動人類工作時間的全面縮減。這個目標沒有實現，是因為從政治角度來說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要實現工作和分配之間的可持續平衡極其困難。富人和權貴階層不愿出錢補貼窮人，窮人會感到富人提供的分配方式很不公平，在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制造了難以跨越的巨大收入鴻溝。窮人不滿自己在經濟中無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心安理得地接受來自政府的援助。如果財富再分配處理不當，社會中聰明、有抱負的個體就會失去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導致增長停滯，沒有足夠的額外社會福利進行全民分享，使生活標準無法繼續提高。
凱恩斯或許預見到了這個問題，他是那個時代國家政治活動的密切關注者。20世紀30年代當世界各國備受經濟悲觀主義困擾時，歐洲已經歷了工業革命之后100多年的階級斗爭。150年的工人運動和革命造成的威脅，就像幽靈一樣時刻縈繞在精英統治者的心頭。這場進步運動似乎站到了有利于勞動者的一邊，工人一次次發揮影響并獲得勝利：他們獲得了組織工會的權利，把公民權擴展到無產者和婦女，甚至建立了面向勞動者的政黨和社會主義政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結束時，工人階級在針對雇主的權利斗爭中取得了全面勝利。此時的戰后西方社會，各國也在蓬勃發展，大量經濟活動得到管理，富人需繳納很高的所得稅，政府建立起“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面福利待遇。
但是后來的政治風向很快又開始轉變，技術進步和貿易逐漸掏空了勞動黨派的力量。戰后幾十年的經濟繁榮創造了史無前例的中產階級，其代表形象是教育水平不斷提高的白領階層。20世紀60年代，米爾頓·弗里德曼17等知識分子主張建立不同的、更具市場導向性的經濟。最終，隨著二戰后史無前例的經濟繁榮的謝幕，以及70年代低增長、高通脹時代的到來，國際政治舞臺開始風云變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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