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用思想實驗的方法構想了一個“被限定的馬克思”，并將其安置在20世紀政治哲學的視域下與羅爾斯展開對話，在對話過程中呈現出羅爾斯與馬克思在分配原則、人的觀念、政治態度和政治證成等重要問題上的異同之處。
該書以分配原則和人的觀念為基點，比較了羅爾斯與馬克思的思想。該書是日月光華·哲學譯叢中的一種。哲學譯叢的選題是國際知名學者受邀到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做的講座講稿整理而成。這些講座面向大學低年級學生和研究生，主題新穎，內容深入淺出。
導論
在此次系列講座中，我將試著在現代最偉大的兩位政治哲學家——卡爾·馬克思與約翰·羅爾斯之間發展出一種對話。這兩位思想家都對他們所生活時代的社會安排有著深度批判，并就人的本質提出了引人注目的觀點。此外，對于一個良善社會的恰當分配結構，他們也提出過相應主張。盡管在某些方面人們會感到驚奇，但我還是要去論證，他們的思想是有所重疊的，比起我們對他們的通常認識而言，他們有著更多的相似性。當然，他們的思想也有不同之處。而我的目的就是對他們思想中這些同異之處的相互影響進行探究。
在某種程度上，我的這些講座的目的是去做一種學術性探究。我相信馬克思和羅爾斯比我們以往所認為的要更為相近，因此，我希望通過閱讀他們的文本來呈現出這種近似性。然而，我的目的同樣是建構性的。在我看來，政治哲學似乎是我們創造性地對實質性的政治、哲學之內容和恰當的政治、哲學之方法進行思考的支點。
政治哲學有很多目標。其中的一個核心目標就是去對現存的各種政治制度進行評價。我們需要知道，我們當下的政治安排是否在道德上具有可接受性。而對我們的政治制度進行評價的一個方面就是去看它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滿足對各種不同種類的善的事物進行分配的恰當標準。這一基本理念是非常明確的。不論在任何社會中，都會存在許多事物，而這些事物能夠創造出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之下，人們的生活能夠變得繁榮。這些事物就是各種商品和服務、擔任公職的機會、對自治的參與，如此等等。在任何社會中，這些事物都要在公民之間進行分配。問題在于：在給定的時間和社會之下，其分配方式是否具備道德上的可接受性。
舉例來說，在當下的美國，收入分配已開始向高收入階層傾斜，而在這一點上情況還可能會變得更糟。2011年，一個無黨派性質的機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一項研究表明：“在美國的分配收入中，從1979年到2007年，1%的頂層收入家庭的聯邦稅后收入增長了275%，而60%的中等收入家庭的增長卻在40%以下。”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這在道德上是無法被接受的。然而，正是由于我發現這一收入分配不具有道德上的可接受性，我才需要去提出某些標準，通過這些標準，我才能夠斷言美國的分配現狀在道德上無可接受性，并為我的這一結論進行辯護。而提出這一標準之后，我就必須相應地對這一標準進行有說服力的證成。
羅爾斯在其1971年的著作《正義論》中為道德上的正義分配提出一個標準，這就是他的“兩個正義原則”。在我的第一個講座中，我將就某些細節對這兩個原則加以檢驗。在這里，我想指出的是，這些原則背后的基本目的并非是羅爾斯所獨有的，相反，19世紀和20世紀的許多作家都持有這種目的。在19世紀，持有這種目的的人有青年馬克思、約翰·斯圖亞特·密爾、馬修·阿諾德，甚至奧斯卡爾·王爾德。他們都認為，良善的社會安排要做到兩件事情：（首先），它們要促成每個個體作出自己的選擇和決定的可能性；其次，它們要為每個個體提供足夠的手段，以使他們真正具備追求他們所認為的好生活的機會。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表達了下述著名觀點，即，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我將能夠去行獵、釣魚、飼養家畜等，并能“像我的頭腦中所想的一樣”來做這些事情。緊接著，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只有共產主義可以使“個人的全面實現”〔1〕成為可能。我援引馬克思在1840年代的著作中的這些評論是想表明，一個良善的社會是這樣一個社會，在這一社會中，每個個體都能發揮他們的所長，并按照他們所認為的最佳方式行事。
在英語哲學傳統中曾經有過一場辯論，這場辯論主要發生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間，其內容即是關于馬克思那里有究竟沒有“正義”觀念，以及，他是否會譴責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不過，在我看來，這場辯論似乎一直都帶有誤導性。馬克思，尤其是青年馬克思，非常明確地有著某些規范性標準，而根據這些標準來衡量的話，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不是一種良善的社會，因為它壓抑了人的繁榮發展。在他1844年對異化勞動的討論中，這一點是非常明確的。異化是一種規范性觀念，而指明資本主義社會包含勞動的異化則是說，至少在這一方面，資本主義不是一種良善的社會體系。此外，馬克思同樣相信，一種他稱之為“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不同的社會將會成為一種良善社會。我認為，對馬克思在這里所運用的規范性標準的判定似乎比去判定馬克思是否認為這些標準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正義原則”更為重要。
重要的是要看到，根據他的規范性之觀點，青年馬克思，也就是1840年代的馬克思是同近兩個世紀的西方思想之主流相一致的。彰顯這一聯結的一個例子就是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密爾經常被看作是一位與馬克思的激進主義思想完全不同的作家，然而，我認為這對馬克思和密爾來說都是一種誤解。密爾的觀點比我們有些時候所理解的要激進得多。不過，我在這里只想指出如下一點：像馬克思一樣，密爾贊同個體的自我發展，以及，與馬克思相類似，他希望使所有人都具有這種自我發展的可能性。密爾的著作《論自由》就是對個體的自由發展之價值的論證。同時，它也是一種對維多利亞時期應該對社會加以改造，以保證個體發展之可能性的必要性的論證。而他的《功利主義》則支持促進所有人的幸福的政治制度。當然，根據密爾對自由的評論，人們的幸福是與他們所認為的適合自己的發展機會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我們可以將密爾的兩部著作結合在一起，并將其作為一個整體觀點。在這一整體觀點中，他認為，通過創造那些使每個個體都會選擇的發展和實踐其自身之能力的條件，制度得以使社會幸福最大化。而這與創造出使所有個體都能夠漁獵、飼養牲畜或成為批判性的批評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用術語），以及“就像他們頭腦中所想的一樣”來做這些事情的理念有著密切聯系。
當然，我們也不應忽視密爾和馬克思之間的區別。密爾的功利主義乃是一種集合性（aggregative）觀點，而在馬克思看來，這一觀點則是無法接受的。不過，我只想指出，這種不一致更多地體現為一種同一家族內部的分歧，而非兩種完全異質的理論之爭。
如我所言，19世紀和20世紀的許多作家都持有這種理念。羅爾斯的著作也是屬于這一傳統。而我將論證《正義論》的確要比我們對其通常的理解更為貼近這一傳統。在我看來，羅爾斯與這一傳統的不同之處似乎只有三點：首先，當許多作家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財富不平等悲嘆時，羅爾斯則提出一種使這種實質性的不平等具有道德可接受性的特定標準，也就是他的差別原則；第二，當許多作家提倡自由、經濟增長和經濟上的再分配時，羅爾斯則堅持認為，至少在一個發展良好的經濟環境中，自由對于經濟增長和經濟上的再分配有著道德上的優先性；第三，對于政治哲學的證成方式，羅爾斯有著不同的理解。我想指出羅爾斯的政治哲學之證成觀念某些方面的內容。在羅爾斯那里，有一個著名的“原初狀態”，這一理念是說，分配正義原則應當從那些不知道自己的個體性體征和環境的選擇主體的立場中被加以選擇。同樣，他認為，證成最終在于使我們的不同層次的信念服從于廣泛的慎思，而這一慎思則是用來產生一種廣泛的、相互融貫的信念體系，這就是他所謂的反思平衡。羅爾斯從未放棄過原初狀態和反思平衡，不過，他在最后又給他的實質性的理論證成支柱中添加了另一個理念，這就是羅爾斯所說的人觀念。在第二講中，我將詳細討論人的觀念在羅爾斯后期思想中的角色。青年馬克思從未提出過類似原初狀態和反思平衡的理念。然而，一種人的觀念卻在他的1844年的著作中起著基礎性作用。我將論證，一種對馬克思在1844年的思想圖景的思考方式即是對能夠使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繁榮發展的條件進行說明。
這就自然提出下述問題，即，不論接受哪種被給定的人的觀念，都要給出相應理由。如果羅爾斯和馬克思的理論都要依賴上述這些觀念，同時，就像他們所做的那樣，這些觀念有著實質性差別的話，那么我們憑什么應該接受其中一種而拒斥另一種？這個問題正是我的這些講座試圖去解決的核心問題。然而，我無法為這一問題提供最終的答案。不過，在這些講座的最后，我會給出一些策略，依據這些策略，我們可以進行進一步的研究，而這些研究可能會給出一種有說服力的答案。
我將試著使這兩位對現存制度持批判態度的作家進行對話。他們都認為，與這個世界當下所是的樣子相比，這個世界不但能夠變得不同，而且能變得更好。在1844年，馬克思為他所說的“真正的共產主義”進行了一番概述。而羅爾斯在其晚年則相信政治哲學的一個核心任務就是去對他所謂的“現實的烏托邦”進行闡述，這一事態與我們本質的可能性相符合，但卻超越當下的社會安排。
這種以更好的未來為名義的對當下的批評是政治哲學家最大責任所在。我們不能忘記，人類曾對彼此行過多少可怕之事。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修昔底德給我們描述了一個圖景，即“米洛斯人的對話”。修昔底德對這一對話的描述是想解釋政治在真實的人所組成的真實世界中的政治狀況。在“米洛斯人的對話”中，雅典人包圍了一座城邦——米洛斯，并要求其居民投降。而這些居民則派出一個代表團來同包圍者談判。雅典人是愿意談判的，但他們堅持認為不能把道德觀念當做談判的內容。他們認為，這些觀念在現實的人類生活中沒有任何力量。因為這個世界乃是“強者做他們能做的，而弱者則承受他們必須承受的苦難。”修昔底德告訴我們，雙方無法達成一致。最終，雅典人占領了米洛斯，殺掉了所有男人并將所有女人和孩子賣作奴隸。
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對理想城邦進行思考時，我猜想，他是了解修昔底德的著作的。柏拉圖清楚地知道伯羅奔尼撒戰爭究竟是什么樣子，因為這場戰爭是在他成年之后發生的。我將柏拉圖的著作，也就是他所呈現的理想城邦視為人類社會和人類生活能夠成為什么樣子的一種嘗試，并把我們經常粗魯而野蠻地對待彼此的方式考慮進去。
或許，柏拉圖太過樂觀了。我的觀點是，任何關于人類社會和人類生活應當如何的政治哲學都必須始終留意兩點，即人類的生活事實上如何，以及，這種生活在過去是怎樣的。生活于21世紀的我們，應當牢記人類在20世紀是如何對待彼此的。羅爾斯和馬克思都是對未來抱有極大希望的作家（在此意義上，他們都是盧梭的繼承者）。然而，我們——也就是生活于今天的世界上的你和我——需要在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之間找到一個有說服力的平衡點。
我在年代順序上將羅爾斯和馬克思進行了倒轉，也就是先從對羅爾斯的討論開始，繼而進入對馬克思的討論。之所以采取這種進路，是因為我認為羅爾斯的作品能給我們提供一些范疇，而這些范疇在我們討論馬克思時會有所助益。在第一講中，我將把《正義論》的觀點展現給大家。在第二講中，我將以對羅爾斯“人的觀念”這一理念的討論作為起點。在該講座的第二部分，我將轉向對馬克思1844年的觀點的討論。而后，我將在第三講中論證，如果馬克思會接受物質匱乏這一事實，并由此認為需要某些形式的分配正義原則的話，他將會或多或少地認同羅爾斯的兩個正義原則。最后，第四講將轉向對證成問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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