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僚與世變：<趙鳳昌藏札>整理研究初編》以趙鳳昌私人檔案《趙鳳昌藏札》為主要資料，對相關史事和人物展開專門的整理和研究。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專題研究”，考察趙鳳昌的幕僚生涯及其早期活動，拾遺補缺，糾偏指謬，彌補現有研究之不足；同時對張之洞、彭玉麟等晚清重臣在中法戰爭時期的言行作為鉤沉爬梳，狀寫描摹，間或糾正一些以訛傳訛的不實之詞。下篇“信札考釋”主要擷取《趙鳳昌藏札》珍藏的中法戰爭時期的重要札件進行整理考訂。這些札件多數未刊，反映中法戰爭時期廣東備戰的情況及同城督撫之爭的內幕，頗具價值。其中張之洞文書基本為底稿，勾畫涂改，觸目皆是，可由此一斑窺其制作公私文書的全豹。史稱張之洞長于奏議文，良有以矣。
近年來隨著傳統文化的復興，文獻整理研究日益受到重視，相關課題立項及其成果逐漸增多。本書也屬于這一類，但剛開始并無意于整理，只是想著力于研究，為什么最終會變成現在這樣既有研究又有整理的著作，說來話長。
一、《趙鳳昌藏札》：從私有到公用
《趙鳳昌藏札》（以下簡稱《趙札》）是趙鳳昌及其兒子趙尊岳合力收藏的一份私人檔案。這份檔案起源于趙鳳昌在兩廣總督張之洞幕府任職期間。他先是被派委繕校委員，后兼充巡捕。巡捕是清代總督、巡撫、將軍的隨從官。下車伊始，張之洞就公開宣稱：“本部堂向來于傳宣事件責成巡捕官。”因此，巡捕成為其傳達政令和接見僚屬的非常重要的居間聯系人物。張之洞在晚清以號令不時、起居無節出名，生活習性比較怪異，時人多有批評譏諷，但只有趙鳳昌能夠接受和適應，加上他老成穩重，辦事細心認真，很受張之洞信任，成為其身邊不可或缺之人。趙鳳昌遂得以深度介入督署衙門的政務活動。據披露，“之洞辦事沒有一定時間，有時正在辦公事文書的時候忽然睡著了，又忽然想到要檢查書籍；有時正在看書，忽然又想檢查檔案。只有趙鳳昌有此記憶力，替他隨時檢查。又他對日行公事之來往文件卷宗，往往隨手拋棄，事過輒忘不易搜尋。只有趙鳳昌能替他整理安排，井井有條，一索即得”。
也就在為張之洞整理公文的過程中，趙鳳昌開始收藏張之洞隨手拋棄的文件，如公文底稿、往來信札等。根據《趙札》統計，在兩廣督署幕府期間，趙鳳昌共收藏張之洞奏折底稿23份、電奏底稿24份、咨札諭示底稿10份、電牘底稿53封、書札17封。與此同時，他還保存當時廣東官紳寫給張之洞的書札以及這些官紳間的往來信函，并注意收藏晚清名人的墨跡，如胡林翼書信等。這些趙鳳昌的最初藏品，奠定了“趙鳳昌藏札”的基礎，也構成“趙鳳昌藏札”的要件之一。接著，趙鳳昌再接再厲，繼續收藏，主要是他定居上海后，與清末民初名人政要之間的往來函電，以及各方來信等。隨后他兒子趙尊岳也加入進來。趙尊岳（1898-1965）是民國時期著名詞人、詞學家，他所收藏的以他與友朋間的詞學唱和和書信往來為主，時間截止至抗日戰爭勝利前。據統計，《趙札》有3 000通（件）左右，對于這么一批寶貴的藏品，趙鳳昌父子生前都各自做過整理，分裝成109冊。其中，92冊為趙鳳昌收藏，17冊為趙尊岳收藏。
李志茗，1970年出生，福建省仙游縣人，博士，研究員。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曾執教于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獲講師職稱；供職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獲副編審職稱。2006年調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后轉評為副研究員、研究員。主要從事晚清史研究，出版《晚清四大幕府》、《大變局下的晚清政治》等著作，發表論文數十篇。
前言
上編 專題研究
一、從幕后到臺前：清代幕府之演進
二、趙鳳昌身世及其幕僚生涯
三、甲午戰爭期間的趙鳳昌
四、中法戰爭中的張之洞與彭玉麟
五、疆土為大局之所系——張之洞與中越勘界
六、彭玉麟：信道篤而自知明
七、舊邦新造：孫中山的軍法之治
下編 重要札件考釋
一、張之洞文書
二、彭玉麟未刊函電
三、倪文蔚未刊信札
四、李文田未刊信札
五、趙風昌絕意仕進的往來函件
后記
《幕僚與世變：<趙鳳昌藏札>整理研究初編》：
當趙鳳昌被革職回籍的消息傳出后，他的朋友紛紛來信安慰，稱“宦海風波，古來如是”，“閣下忽遭無妄之災，深為不平”。如果說他們還只是出于義氣私下為趙鳳昌抱不平的話，那么劉禺生則詳敘其始末，公之于眾，為趙鳳昌鳴冤叫屈：“一場大風波，歸罪于趙鳳昌一人矣。”此論一出，趙鳳昌“替罪葦”說遂廣為接受。近來孔祥吉對此持有異議，他認為劉坤一調查張之洞參案態度認真，所指出的趙鳳昌“劣跡”確實存在，因此趙鳳昌罪有應得，沒有蒙受不白之冤。應該說孔祥吉的質疑有一定道理，但他的說法不太嚴謹，尤其關于趙鳳昌罷官原因的考察不能令人信服，非但沒有反駁“替罪羊”說，而且也沒能提供他所謂趙鳳昌“劣跡”的確切證據。
其實就徐致祥參奏折來說，他共彈劾三個人，分別是張之洞、王之春和趙鳳昌。因王之春與本文無關，前面未提及。三人各有被糾彈的問題，但以張之洞為主，其他兩人系張之洞下屬，他們出狀況也是張之洞的罪名之一，即馭下不力或所用非人。所以，劉坤一、李瀚章的查覆折中，也是將他們三人分開，分別就他們三人被參各節確查具奏。最終張之洞、王之春沒事，趙鳳昌被革職，但并不表明此案歸罪趙鳳昌一人，由他充當替罪羊，承擔所有責任。
原因如下：首先，前已述及，此案主要針對張之洞，王之春、趙鳳昌被順帶牽涉其中。茅海建將參奏折中張之洞的罪名精確地歸納為四方面：“一、怠慢政務，經常不接見下屬，以個人好惡而亂派差使；二、重用惡吏，特別點名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候補直隸州知州趙鳳昌；三、濫耗錢財，以辦理鐵路、鐵廠、開礦等項，到處勒捐，并奏留巨款；四、架設湖南電報線引起民憤致使電線桿被燒、總督衙門被毀不報、州縣官補缺時勒捐等多件細故”。可見張之洞這些罪名與趙鳳昌都無關，即使重用趙鳳昌那也是張之洞的問題，所以不能說張之洞沒事，是趙鳳昌替他頂罪。
其次，張之洞、王之春“毋庸置議”，那是因為奉命確查的劉坤一、李瀚章都臚舉事實為他們洗刷開脫。既然查無實據，朝廷便順水推舟，不予處理。畢竟張、王二人都是省級官員，需要他們來做事，如果一意苛求，誰還肯為朝廷賣命。當然其中不免有官官相護、敷衍塞責的問題在，可這就是清代的官場生態。查與被查的都是同僚，級別差不多，相互之間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所以大家心照不宣，互不得罪。而這種走過場的“確查”，在當時的公論中被稱為“識大體”。
第三，與趙鳳昌“保舉候補直隸州知州”身份有關。保舉泛濫、候補官充斥是咸同軍興引發的弊端，至光緒年間已愈演愈烈，積重難返，成為言路論議譏評的焦點，屢見奏章。朝廷為剔除積弊，澄清吏治，不僅三令五申加以約束規范，而且也采取了限保舉、停捐納等措施進行治理整頓，無奈成效并不明顯，植私濫舉依舊，候補官多如鯽，“流弊所極，名分混淆，公私騷擾”。于是朝廷不得不加強懲處，凡有奏報地方長官屬員貪贓枉法、夤緣奔競、營私牟利的，必嚴議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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