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平等、博愛，不是西方的舶來品，其實在中國250年以前就已經有了萌芽。作者通過對紅樓夢內容的分析，闡述了曹雪芹“平等之愛”的思想。強調了愛既是一種權力，又是一種義務。針對紅學大家馮其庸、李希凡、王昆侖的紅學觀，提出了作者自己的意見。

一本紅學的書，就像一杯茶，味道清淡卻清新雋永。如果，時間正好是下午，就像是約了朋友聊天。TA侃侃而談，你邊聽變笑。點點頭，抿口茶。心里舒舒服服的。 誰都知道這是下午必備的。

朱體仁，畢業于上海師范大學，求學時即對《紅樓夢》一書懷有濃厚的閱讀興趣。走上社會后，他繼續沉潛于《紅樓夢》的閱讀與研究，時時關注《紅樓夢》研究的動態與走向。對小說文本反復閱讀，對《紅樓夢》有越來越多的體會和感悟。書中，針對幾個紅學大家的觀點，有針對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和意見。

馮其庸先生在其《代序》的“《紅樓夢》是可以解讀的”一節中，對《紅樓夢》一書和“誰解其中味”作了自己的解讀：

《紅樓夢》是一部出名的奇書，奇就奇在從易讀的一面來說，幾乎是只要有一般文化的人都能讀懂它，真可以說是婦孺皆可讀；但從深奧的一面來說，即使是學問很大的人也不能說可以盡解其奧義。一部書竟能把通俗易懂與深奧難解兩者結合得渾然一體，真是不可思議。也正因為如此，兩百多年來，它既是風行海內的一部書，也是紛爭不已的一部書。馮其庸先生首先指出了《紅樓夢》，是一部“通俗易懂與深奧難解”兩者結合得渾然一體的奇書。這一對《紅樓夢》一書所作的定性，為“解讀”的必要性提供了依據。

誰解其中味——對幾種紅學觀的評議一馮其庸紅學觀評議接著，馮先生寫道：

那末，《紅樓夢》真是一部不可解讀的書嗎？……我認為積二百多年來人們對這部書的認識經驗，應該說人們對這部書的大旨是基本了解的，現在說的難解的問題，是指書中較為隱蔽的部分，而并不是說書的整體。

再說《紅樓夢》作者本身，是希望永遠不被人解讀呢？還是希望終究能得到知音，得到解讀呢？我認為作者是希望能得到人們的解讀的，不然就不會作出“誰解其中味”的感嘆來了。但是，再進一步來說，我認為曹雪芹既不是希望在他的時代人人都能解讀，也不是希望在他的時代人人都不能解讀。曹雪芹處于他的特殊的時代環境，他希望在他的時代，有一部分人永遠也不能解讀。他所以要用“假語村言”，將“真事隱去”，就是為了要躲避這些人，以免造成文字奇禍；而對廣大的讀者來說，他是極希望人們能讀懂他的書的。……

從作者的心理來說，如果他根本不希望別人能了解，那末，他又何必要費這么多的心血來寫這部書？不著一字，不是更為隱蔽嗎？現在他既已著書，而又一方面反復強調“真事隱去”，“假語村言”，而另方面又說明“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不過實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這前后矛盾的話，初看似乎不可理解，細味方才悟出，實際上是他惟恐人們不去求解，故意露出破綻，以求人們去仔細琢磨他所隱藏的深意而已。馮其庸先生在上述的議論中，作出了作者（曹雪芹）是希望能得到人們解讀的，其中理由是“實際上是他惟恐人們不去求解，故意露出破綻，以求人們去仔細琢磨他所隱藏的深意而已”這一論斷，點明了對《紅樓夢》一書加以解讀，是符合作者曹雪芹的創作旨意之事。

進而，馮先生寫道：

這種藏頭露尾、欲隱故顯的情景，在文學史上并不是絕無僅有，我覺得魏晉之際阮籍的《詠懷詩》就與它有極為相似之處。顏延之說：“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李善說：“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下難以情測。”雪芹的朋友敦誠稱雪芹是：“步兵白眼向人斜”，是“狂于阮步兵”。敦敏也是說他“一醉白眼斜”。他們都用阮籍來比喻雪芹，而雪芹也恰好自號“夢阮”。“夢阮”者，夢阮籍者也。這樣，我們正好從雪芹自號“夢阮”得到啟示，阮籍的八十二首《詠懷詩》所以“文多隱避”是因為“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則雪芹亦何嘗不是。當然雪芹從未“仕”過，且亦不能稱他的時代是“亂朝”。但若從雍正奪嫡的時代起，一直到雍正上臺就立即大開殺戒，不僅把與他爭奪帝位的兄弟殺的殺，關的關，而且雍正元年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即被抄家，徹底敗落。雍正五年底到六年初，曹雪芹家也被抄，徹底敗落。同時破家敗落的還并非一二家，處在這樣的時代，從雪芹自身的遭遇來說，說自己有近似阮籍的境遇，有同阮籍一樣的“常恐罹謗遇禍”的畏懼，我覺得是合理的，因而雪芹的“夢阮”兩字，是有真實的內涵的，他的《紅樓夢》“真事隱去”，也就是阮籍的“文多隱避”，其道理是一樣的。

無論是阮籍還是曹雪芹，他們的作品盡管“文多隱避”，但并不是他們絕對不希望人們能理解，因此我們如能認真地去求索，總應該能找到解讀之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