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書以現代科學理論為指導，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現今上海市所轄范圍為界的前近代上海地區社會經濟的開發和成長進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目的是探究現今上海范圍內在近代之前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該書自1990年出版后，即引起海內外有關同行及學者的普遍關注和好評。修訂版修改和增補有關史料。
該書作者張忠民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二級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導師。上海市首批領軍人才，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中國經濟史學會古代史分會副會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經濟史、上海經濟史，以及中國企業史和企業制度史。在海內外經濟史學界有著較高的學術地位和學術影響。先后主持有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企業制度的生成與演變研究”，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20世紀50年代中國私營企業‘公私合營’研究”，“近代中國國有企業的制度演進及其治理模式”，以及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托課題《清史？典志？工礦志？工業篇》等。其主要學術著作曾分別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類一、二等獎。
本書自1990年初版以來，在海內外經濟史學界有著很大的影響。1998年，作者還因此書專程受邀前往美國出席有關的學術研討會，并得到與會各國學者的普遍好評。
重版自序
《上海：從開發走向開放1368—1842》一書的研究和寫作，緣起于1982年9月至1985年7月，作者在復旦大學經濟系經濟史專業研究生學習期間。在此期間，在導師朱伯康、伍丹戈、李民立教授的指導下，作者披閱史料數百種，寫成了碩士學位論文《明清上海地區市場擴大和城鎮發展的研究》。論文答辯中，承蒙上海社會科學院姜慶湘教授以及復旦大學宋海文、黃葦教授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
1985年8月，作者從復旦大學經濟系經濟史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后，有幸進入丁日初研究員主持的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史研究室工作。良好且寬松的工作環境，使得作者得以有充裕的時間和良好的條件在碩士論文的基礎上，進一步收集資料，潛心從事相關研究和寫作。
1988年書稿完成后，時逢國內學術著作出版甚為艱難之際。作者作為一名剛剛進入中國經濟史研究領域的助理研究員，想要出版社接受一部40余萬字的著作，可謂是難上加難。
就在作者遍尋上海各大出版社皆遭婉拒之時，一個十分偶然的機會，作者與時任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室主任的馬伯煌教授談起了此書稿。馬伯煌教授早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國學院，后又留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貫中西，為人敦厚，經濟所的年青學子皆習慣地尊稱其為“馬老”，其學識涵養、為人處世自在一般老師輩之上。馬伯煌教授仔細閱看了書稿后，居然未有絲毫猶豫，即以超然提攜之情，鼎力薦書稿于云南人民出版社。遠在南疆邊陲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總編程志芳，編輯張立、吳垠對馬伯煌教授之學識、人品均極為仰重。素昧平生之程志芳總編，明知出版虧損，慨然允準出版。張立編輯鼎力相助，吳垠編輯辛勤編輯，本拙作方得以付梓刊行。時過25年，此景此情，沒齒難忘，感激涕零，難以言表。
1988年，書稿送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書稿正式出版。此時，正值中央正式宣布上海浦東實行開發開放。一時間“開發、開放”一詞成為使用頻率極高之新鮮詞匯，乃至當時上海及全國發展戰略之代名詞。而在此之前，本書已定名《上海：從開發走向開放》，亦可謂一偶然之巧合。
是書出版后，海內外學術界似有好評。但時隔多年，初版之書早已難覓蹤影。2015年春，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資深編輯方小芬友，再次熱情相薦拙著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修訂重版。蒙此盛情，作者又以大半年時間，對初版之書進行了較為全面的修訂。為了既保持書稿原來的基本面貌，但同時又體現重版對原書稿的校訂和增補，此次重版，除了對初版中一些寫作及印刷的錯訛之處進行了認真的校訂之外，還在第六章中新增加了第四節鴉片戰爭前夕的上海口岸，在第九章中新增加了“支柱產業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一目。同時在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等章節中，補充和新增了作者近年來一些相關的研究內容，并在全書各章節中，恢復和增加了初版時由于篇幅等原因不得不刪去的多達數萬字的內容，增補了初版書稿未列有的圖表目錄、參考文獻目錄，等等。至于全書的框架結構以及章節安排基本上未作調整。初版之書所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分析框架，以及一些基本的論述、估計，如對上海地區城鎮人口的估計、農業生產總量的估計、商品流通規模的估計等，也未做大的變動。
在此拙作修訂重版之際，作者特別懷念、感念已故先師朱伯康教授、伍丹戈教授，以及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馬伯煌教授；感謝本人碩士論文的指導教師李民立教授。先師朱伯康教授“道德學問皆高”之教誨，醍醐灌頂，尤可為作者終身之座右銘。伍丹戈教授的博學精深、循循善誘，使得作者有可能對明清史、上海史研究進門、登堂、入室。李民立教授的謙和、嚴謹，更使得作者能在嚴格的學術訓練下，完成碩士學位論文。同時，作者也要深深感謝在20世紀80年代末十分困難的出版環境下，毅然決定出版本書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程志芳總編以及本書初版的責任編輯吳垠編審，如果沒有他們的鼎力相助，本書在1990年的初版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本書重版之際，作者還要特別感謝此次重版的編輯，以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的領導，感謝他們在2015年的今天，使得一本初版已然25年的著作，一本關于上海在鴉片戰爭前近500年間，如何從開發走向開放的著作，得以再次能與讀者見面。
值此本書重版之際，作者還要謹向多年來幫助過本書寫作、出版的諸位師長、好友致以最深切、最誠摯的謝意！
張忠民2015年10月于上海寓所
張忠民，1952年12月生，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二級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導師。上海市首批領軍人才，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中國經濟史學會古代史分會副會長。
主要研究領域：明清經濟史、上海經濟史，中國企業史和企業制度史。
主要學術著作：《前近代中國社會的商人資本與社會再生產》、《（上海）經濟歷史成長》、《艱難的變遷――近代中國公司制度研究》（上海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類二等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有企業（1927～1949）》（上海市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類一等獎）等。發表《和諧的努力與幻滅—略論近代中國的“鄉村建設運動”》（上海市第十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論文類二等獎），《略論戰后南京政府國有企業的國有股份減持》（上海市第七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論文類三等獎）、《江南地區的“口岸”變遷：公元750～1840年》、《十七至十九世紀海內外華人社會傳統“公司”的再考察》等百余篇學術論文。
序 馬伯煌
重版自序
導言
第一章 十四世紀下半葉前上海地區社會經濟概述
第一節 上海地區自然地理狀況及其歷史沿革
(一)“上海”名稱之由來
（二）地理形成及其自然狀況
（三）歷代建置沿革
第二節 明代以前上海地區的社會經濟
（一）唐以前上海地區社會經濟的緩慢進展
（二）唐宋時期上海地區社會經濟的開發
（三）宋末元代上海地區社會經濟的轉機
第二章 農業經濟結構的演變和農產品的商品化趨勢
第一節 東棉西稻作物結構布局的形成和發展
（一）棉花種植的勃興
（二）糧食生產布局的變化
第二節 糧棉以外其它商品性農業經營的興起和發展
（一）商品性種植業的發展
（二）商品性漁業生產的發展
第三節 農業經濟結構演變的原因及其意義
第三章 手工業生產的變化和發展
第一節 手工棉紡織生產的模式
（一）農村家庭手工業——手工棉紡織生產的主導模式
（二）城鎮居民以及富家奴婢的手工棉紡織
（三）手工棉紡織生產模式分析
第二節 手工棉紡織產品的商品化
（一）產品商品化體現之一——棉布產量估計
（二）產品商品化體現之二——棉布品種的多樣化及其對市場的適應
（三）產品商品化的生產力基礎——勞動生產率的變動
第三節 手工業生產中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
（一）一般手工業生產部門及其生產方式
（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的典型行業——暑襪業和染踹業的形成和發展
第四節 官營手工業的盛衰變化
（一）手工絲織業官營織造的起落
（二）官府專賣手工業——制鹽業的盛衰
第四章 商品流通的增長與市場的擴大
第一節 地區內部的商品交換和流通
（一）地方小市場的商品交換
（二）區域性商品流通的增長
第二節 國內貿易的興盛和國內大市場的擴展
（一）明初國內貿易的恢復和發展
（二）明中葉后至鴉片戰爭前上海地區向國內大市場的商品輸出
（三）同時期上海地區從國內大市場的商品輸入
（四）清前期上海地區的轉口貿易
第三節 鴉片戰爭前上海地區的國外市場及其對外貿易
（一）明代上海地區的對外貿易
（二）清前期上海地區的對外貿易與國外市場
第四節 市場價格的變動趨勢及其特點
（一）幾種主要商品市場價格的變動趨勢
（二）影響物價變動的諸因素考察
（三）物價變動的特點及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
第五章 商人和商人資本的活躍
第一節 商人資本的種類與職能
（一）販運商人和販運商入資本
（二）牙行和牙行商人
（三）店鋪商人和店鋪商人資本
（四）舊式借貸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
第二節 商人的地緣構成及商人資本的來源和經營特點
（一）商人的地緣構成及其變化
（二）商人資本的來源及其經營特點
第三節 商人會館公所的興起和發展
（一）會館公所的興起和發展
（二）會館公所的結構、功能及其作用
第四節 商人資本的歷史作用
第六章 航運業及港口碼頭的發展
第一節 內河航運的發展
（一）聯系國內大市場的內河航運
（二）地區內部的河道運輸及其作用
第二節 沿海航運業的振興和鼎盛
（一）明代海運業的艱難生存
（二）清前期海運業的振興和發展
第三節 上海港的演變及其歷史地位的確立
（一）明代上海港的歷史狀況及其地位
（二）清初江南海關的設立以及上海港地位的初步奠定
（三）嘉道年間上海港的繁盛與江南大港地位的最終確立
第四節 鴉片戰爭前夕的上海口岸
（一）有關鴉片戰爭前上海口岸的史料記載
（二）對中西文史料記載真實可靠性的考量
（三） 鴉片戰爭前夕上海的口岸及經濟地位
第七章 城鎮的繁興和城鎮經濟功能的增長
第一節 城鎮的勃興和增長
（一）城、鎮、市的分類及其歷史淵源
（二）明代上海地區城鎮的發展概況
（三）清前期(1644—1842年)城鎮的穩定、持續成長
第二節 城鎮經濟功能的充實和發展
（一）城鎮的商品流通功能
（二）城鎮的商品生產功能
（三）城鎮人口及其結構分析
第三節 城鎮發展原因的歷史考察
（一）經濟因素在城鎮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自然條件與地理位置在城鎮發展中的作用
（三）政治、軍事因素對城鎮形成和發展的影響
（四）社會突發性因素對城鎮盛衰的制約
第八章 財富的分配及其社會各階層經濟生活的變動
第一節 土地占有關系的變化及其對財富分配的影響
（一）土地占有關系的變化趨勢
（二）土地占有關系的變化對財富分配的影響
第二節 賦役制度的演變及其社會財富的再分配
（一）賦役制度的演變及其趨勢
（二）賦役制度與社會財富再分配
第三節 社會各階層經濟生活的變動趨勢
（一）地主階級經濟生活的變動
（二）農民小生產者的經濟地位與經濟生活
（三）商人階層的社會經濟地位變遷
（四）社會其它階層經濟地位及其經濟生活的變化
第九章 明清上海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特點及其在全國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節 增長與局限：上海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特點
（一）明清上海地區社會經濟增長的內容和特點
（二）經濟增長中的制約因素
（三）支柱產業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
第二節 上海地區社會經濟開發在全國的地位和作用
（一）經濟中心的移動及其規律
（二）明代上海地區在全國的地位和作用
（三）清前期上海地區在全國的地位和作用
附 錄
一 上海地區示意圖
二 上海地區古海塘分布示意圖
三 上海地區地形分區圖
四 明清時期上海地區分縣在冊土地統計
五 唐宋至清上海地區分縣在冊人口統計
六 明清上海地區城鎮統計
七 鴉片戰爭前上海縣城會館公所一覽
參考文獻
初版后記
從現存資料看，劉家港的口岸地位元代處于全盛時期，明代時隨明初海運之沉寂而少有建樹。但在清前期康熙乾隆年間，其作為江南口岸的地位曾一度重新繁盛。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設立江南海關，大關設于上海縣城大東門外，劉家港雖已顯淤淺之勢但仍為江南海關二十四分口之一。此后，劉河鎮專收來往北洋沙船的口岸地位，大致保持了近一個世紀之久。其原因在于“鳥船其船尖底，黃浦深港可泊”，“沙船其底平稍淺……其所載皆東省貴重之物”，尚可停泊劉家港。
然而，大約從乾隆后期起，長江口攔門沙日涌，劉河亦日顯淤塞之勢。自從順治十四年劉河首次疏浚以來，以后每隔不久即不得不因潮沙淤積而興工挑浚，而且越到以后疏浚間隔越短。在劉河鎮急劇衰落的乾隆四十四年到嘉慶十七年這30余年中，較大規模的疏浚即進行了5次。平均每隔6-7年即有一次。然而即使如此頻繁的疏浚，仍然未能有效地遏制瀏河的淤塞之勢，它和海口攔門沙對船只進出口的威脅合在一起，造成了瀏河鎮港口衰落的致命原因。到乾隆末、嘉慶初，劉河淤塞以及劉河口攔門沙隆起更為嚴重。人們只能在沙之四周插上竹簽以便海船進出。乾隆五十年，海舟入港已必待漲潮而行。嘉慶初攔門沙一度有所隱消，但未數年又繼而漲起，致使海船出入越發困難。 “瀏河暢則瀏鎮興，瀏河塞則瀏鎮衰”。自乾隆末起，劉河鎮每年收泊的沙船已“僅存青口對渡船仍收劉口”，其余上千號往來于奉、東洋面的沙船幾乎全部越口收泊上海。曾經稱雄瀏鎮，盛及一時的山東各幫販商字號也紛紛遷往上海。乾隆末年“僅存登、膠二、三家”而已，而且即使這尚剩的幾家字號，目睹港口衰落也“俱發信往北，道及瀏河衰狀，亦欲遷于上海”。嘉慶初，青口豆船“見各省貨船越收上海，亦思改轍”，以至嘉慶五年十月至十二月，由贛榆縣青口出發，原應“運往劉河發賣”的275艘青口豆船，僅有陸恒發等5艘船“遵例收進對渡劉河口發賣”，其余270艘“均各另收（上海）大關”。嘉慶后期，面對青口豆船和豆商的強烈要求，蘇淞太兵備道不得不公開曉諭,來往商船“或收劉河，或收上海，均聽商民自便”。再加上嘉慶十八年（1813），地方上居然將劉河入海口閘門“關閉封鎖，不許船只（隨意）進出”，同時在閘口設立“過偁牙行”，以抽取牙稅。到嘉慶中葉，劉河鎮已是“南北商人皆席卷而去”，市屋、街衢俱開墾成田地，所剩者“惟一天明月， 兩岸葦風，蕭瑟之韻與啼饑號寒之聲如相贈答”，儼然一幅中落而至的凄涼畫卷。
劉河鎮港口的中落以及所造成的沙船運輸以及北洋豆糧貿易商賈向上海的轉移，有力地促進了上海港的鼎盛發展。如前節所述，到鴉片戰爭前夕，上海港已是萬商云集，賈舶輻輳，真正成為南北海船的匯聚之所。此正如嘉慶《上海縣志》所說：“自海關通貿易，閩、粵、浙、齊、遼海間及海國舶，慮瀏河淤滯，輒由吳淞口入，艤城東隅，舳艫尾銜，帆檣如櫛，以都會焉”。
嘉道年間，上海的江海大關對進出口商船的登記、管理更為完備。大關在吳淞口胡巷橋鎮設有專門汛口關卡，海船進出都得在汛口掛號，變納掛號錢后在號簿上登記。“這種記錄分為十欄，每頁的邊上填寫著月份和日期，年份則寫在封面上；每欄開頭填寫船舶所屬地名，業主姓名、貨名，然后填寫開往地名”等等。 據號簿所載，當時上海港輸出的商貨有紙、棉花、布匹、生藥材、姜、墨、石塊、廢棉、帽筒、燒酒、糖果、糖、棉織品、蔥、葛布、蠶子匣、上等木材、花布、毛地毯、毛毯、麻線、針、白礬、陶器、木料、絨花、玻璃、夏布、筷子等等。
海關以外，嘉道年間上海港的報關行也有很大發展。當時的報關行，即船稅牙行，已經壟斷了海船進出口的全部清驗貨物，代理報關、納稅事務。海船載貨進港，皆需選擇某一稅行代理報關。稅行在接受船商投行之后，即收取船只航海牌照，驗明船載商貨，估算貨價，然后代理船商將牌照交海關查驗及代完貨稅。商船裝貨出港，仍得再度委托稅行臨船清驗商貨，發給驗艙清單，證明并無私運違禁貨物，并且再度報關納稅，從海關處領回船照，商船方可啟碇開航出港。據《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不甚完全的記載，當時上海港有名望的船稅牙行至少已有唐萬豐、顧誠信、張鼎盛、李裕昌、萬永昌、鄭同興、劉協豐、宋通裕等。這些船稅牙行為了避免競爭，在同業之間實行抽簽分派，凡有船只投行，各稅牙行即在同業中“拈鬮分派”。這對船稅牙行來說有利同業均衡，避免競爭；但對船商來說卻由此而投行報關不能自主，而且投行報關實行拈鬮分派，必得等待同類進出船只達到一定數量后才能投報海關，這勢必引起船商的不滿以及與稅行之間的紛爭。它一方面反映了牙行對于商業貿易的雙重作用，另一方面也說明當時的報關行業已成為上海港港口業務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嘉道年間上海港的船稅牙行還同時代理商船攬客業務。如前節所述關山東販商攬船載貨，皆由牙行“憑行寫船，隨時面定水力、攬票內注明月日，鈐蓋本船圖記并經手人姓名”。攬載契約一經寫定，販商、船家均不得反悔失信，牙行亦不得貪利重攬客商。如有違例，或者罰銀百兩，或者罰神戲一臺。一般來說，船家、客商由何家牙行接洽攬載，報關業務即由該牙行代理。道光七年，為了協調販商、牙行、船主之間的關系，由上海知縣出面，議定了有關的“商、行、船集議關山東各口貿易規條”，并且勒石永遵。
嘉道年間的上海港從南門外的南碼頭、陸家浜到大小東門外 已經形成了頗具規模的港區碼頭、堆棧、商行以及海船碇泊修造基地。北航沙船主要集中于南碼頭一帶停泊、裝卸貨物，那里“帆檣輻輳，常泊沙船數千號，行棧林立，人煙稠密”。秋冬之季船不出海，泊岸整修，故南門外亦有不少鐵、木作坊，修配船具用件。而一些大船主開設船廠，往往也選在南門外，如前述上海縣曹氏兄弟即在南門外青龍橋建有葛家廠，“即修筑沙舡之塢也”。而當時的商船會館也位于南門外的馬家廠。鴉片戰爭前夕，上海縣城南門外的一帶江面、水道，成了上海港區中名符其實的沙船集中之地。道光五年，政府借助沙船運送漕糧，以海防同知主其事，同樣是“設局于小南門外”。
上海縣城大小東門外的沿江碼頭則是南洋鳥船、洋船的主要停泊裝卸之區。史載“閩粵大商多在東關外”，不僅沿浦碼頭，即連江中心都泊有南來之海船。《淞南樂府》曰：“淞南好；海舶塞江皋，羅袖爭春登白肚，琉瓶卜夜醉紅毛，身世總酕醄。海船全身白堊，俗呼白肚皮船，倶泊浦心。日將暮，小船載土妓分宿各幫”。
鴉片戰爭前夕，上海縣城外從大小東門至南碼頭一帶數里長的黃浦沿岸，俱已成為各有其主的泊岸碼頭。據是時到過上海港的西方人士親眼所見，“寬敞的碼頭和巨大的貨棧占據了整個河岸。河岸很深，足夠帆船停靠和裝卸貨物，在河中央，水深達六至八噚，水面有將近半英哩之寬。所有的碼頭上都擠滿了人群”。每到春運高峰來臨之時，縣城外江面上 足可見幾千艘帆船整裝待發。清人張春華描寫道光六年上海沙船海運漕糧北上前夕上海港之盛況：“丙戌正月，各郡并集，自南及北五、六里密泊無隙。元夜，萬艘齊燈，尋丈桅檣高出水面恍如晴霄，星斗回映，水心上下一色，誠巨觀也”。至近代前夕，進出上海港的南北海船，若以北洋沙船3500艘，每艘平均載重1千石（合80噸），一年航行3次，載貨北上以一半放空相計，北洋航線進出港的貨物吞吐量已可達120萬噸；南洋航船以 700艘計，每艘平均載重2500石（合200噸），年航行2次，回程亦以一半空艙相計，南洋航線進出上海港的貨物吞吐量亦可達 42萬噸。兩者相加，上海港的貨物吞吐量已可達160萬噸左右，它們充分反映了當時的上海港的繁榮景象。
港口吞吐量的增加促進了碼頭裝卸搬運行業的發展。嘉道年間，上海港的碼頭搬運業中已經形成“籮夫”和“扛夫”兩大行幫。他們各有固定地盤和勢力范圍，各設“夫頭”為一幫之主。“凡碼頭各店糧食、油、酒及航報等船，一切錢貨、民間婚喪輿轎等項，俱系籮夫承值，各洋行內煙、糖、棉花等貨，悉歸扛夫扛抬”。籮、扛兩幫腳夫工價也稱為“腳價”，它一般都由搬運業與客商共同商定，并經官方核準。通常情況下，從船艙搬運一件貨物至沿碼頭貨棧，腳價在5～8文制錢之間。籮、扛兩幫搬運業內部都訂有同業規條，嚴格排斥外業人員染指本業。所謂“外來流民，不得夥入扛幫”。當時除了籮、扛兩幫攬承、壟斷的大宗搬運業務外，其它一些為兩幫所不屑的“行鋪傭工搬送客商零星物件”以及搬運裝卸“渡船駁載貨物”，只能由一些零散不成幫的腳夫充應。有人估計，嘉道年間上海港沿浦碼頭，靠搬運為生者已不下萬人，如果這一估計不錯，那么這支龐大勞動大軍的存在本身就是上海港繁盛發展的一個極好說明。
清中葉的嘉慶道光年間，上海港所在的長江三角洲沿海，除上海港外，北翼瀏河鎮已完全中落；中段因多淺灘，根本無法成港；但南翼的杭州灣畔卻還有另外一些海口，如漴闕、澉浦和乍浦。漴闕如前所述，明代時已是著名漁港和海舟輻輳之所。但從明末崇禎年間起，塘岸不斷坍塌入海，雖然屢經修筑，頹勢終不可遏。清初江南海關大關一度設于漴闕，但終因處所狹促，塘岸不穩，未幾即遷上海，而大小商賈亦隨之而去。以后，漴闕雖仍為江海關一分口，但實質上只是一個較為繁盛的漁港而已。“松人捕魚，俱從漴缺出海，三月間百市湊集，村落若雄鎮，五月后以冰養之，名冰鮮。”貿易海船已多不至此，作為商港的作用已經無足輕重。
澉浦、乍浦皆為浙海關所轄歷史悠久之海口。澉浦早在宋淳祐七年（1250年）即設有市舶場與諸番通商。康熙中葉浙海關設立后又為其分海口之一。然而陵谷變遷，沿岸海潮洶涌，“綿亙數百里船只難停，客商難以往來”，貿易船只遠不及前朝之盛。與澉浦同為浙關分口的乍浦，港口規模較澉浦為盛。乾隆《乍浦志》稱：“康熙甲子，臺灣入版圖，大弛洋禁，嗣是四方輻輳，千騎云屯，積今七十余年，極熾而豐，儼然東南一雄鎮”。乍浦口岸的進出海船主要是南洋及外洋貨船。進口商貨除洋銅外主要是木材、糖、洋貨、雜貨四大類；出口商貨大宗為土布、牛骨和豆餅。土布中質量上乘的紫、白標布都是從上海販來，豆餅也是關山東船運到上海港后，再由乍浦商人從上海辦來轉售閩廣客商。道光以后，由于上海港日益繁盛，一部分原來收泊乍浦的廣東糖船也“多汛至江南之上海縣收口”。
綜上所述，雖然至近代前夕，乍浦已成為上海南翼的最大海港，但無論從進出口海船的種類、數量以及販運商品的結構以及商業組織的發育程度等等方面觀察，它不僅尚不能同上海港鼎足而立，反而在某種意義上只是起著輔助和補充上海港的作用。這正如道光年間一位上海地方官員所聲稱：“上海號稱小廣東，洋貨聚集……稍西為乍浦，亦洋船碼頭，不如上海繁富。瀏河亦相距不遠，向通海口，今則淤塞過半，”惟有上海港“適介南北之中，最為沖要，故貿易興旺，非他處所能埒”。上海在明代時已有“小蘇州”之稱，至近代前夕又獲“小廣東”之稱，足以可見海上貿易及港口繁盛所反映的城市發展從開發日益走向開放；同時亦可證明，到近代前夕，上海作為江南第一貿易大港的歷史地位已完全確立。
早在乾隆二十一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畢谷從廣州取海道北上，已了解到上海是一個有聲望、有潛力的商港，并竭力主張英國應取得在那里的貿易權利。道光十二年，東印度公司職員胡夏米、郭士立等人駕船進入上海，在作了十多天的實地考察之后，他們一致認為當時的上海港已經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港口設施，便利的通航水道以及縱深廣闊的腹地；繁盛的海上貿易已使上海港成為當時的中國南北之間、沿海和腹地之間交換各種商貨的最大商港；上海港不僅只是長江的門戶，而且已是江南以至東亞最重要的商業貿易中心之一。她在中國的國內貿易以及整個社會經濟中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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