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通過研究認為，對我國財產犯罪理論、審判實踐及其所依附的本土環境，必須結合我國實際展開實證分析，以此解決"同案異判"問題，并形成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財產犯罪的基礎理論和審判實踐。這既是落實我國新一輪司法改革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讓老百姓在每一個案件中感受到司法的公平和正義"的要求，又是我們理論工作者在新時期的一個嶄新課題。
“同案異判”問題的出現，使理性的法律變得隨意，并損害人們對法律的信仰，這對于我國本就薄弱的法律權威形象和群眾法治意識基礎無疑是個沉重打擊，也折損法律的公平和正義。財產犯罪理論本身是復雜的，頗具爭議，尤其是財產犯罪法益保護等基礎理論聚訟不斷。財產犯罪基礎理論涵涉內容較多，但從某種意義上說，財產犯罪法益保護理論是財產犯罪基礎理論中的重點和核心內容，對財產犯罪中的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起著決定性影響。因此，本書聚焦財產犯罪法益保護基礎理論，以及與此緊密相關的目的論、對象論等，并以審判實踐的實證路徑，從本土文化考察的視角進行研究與論證。
法律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而是一種社會歷史文化現象，因而是一個歷史文化的范疇。法律（包括刑法）是人類社會發展至特定文明階段的產物，并總是與特定的社會整體文明發展狀況相應對、相銜接。因此法律與社會文化之間存在著一種持久的、多方面的、深刻的關系。同時，法律不是游離和超乎社會之外的自給自足的孤立存在，不是一種自然存在，而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至特定階段為應對和解決生存與發展問題的一種智慧設計、文化創造。生活于地球上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由于面對和遭遇的具體生存和發展的問題與解決這些問題的程度和方法上的差異，形成了凝聚、沉積該民族知識、思維、價值、審美和生活樣式的不同類型的文化，從而使作為社會文化組成部分和文化積淀物并承載社會文化使命的法律也各不相同、品格各異。而不同的文化類型（模式）賦予其法律不同的品格，因此釋義法律、理解法律就必須與其賴以產生、存身立命的社會文化自覺勾連起來。唯此，才能精準地釋義法律、并穿透法律規則的外在形式，洞悉法律的內在文化命意。
對財產犯罪的理論研究，應結合我國本土文化及審判實踐，使三者進行有機融合，互動前行。縱觀域外財產犯罪的理論與審判實踐，不同國家、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對同一問題的觀點并不完全一致，這與一國的社會治安狀況、國民的財產觀念、文化傳統、刑事政策密切相關。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財產罪保護法益從本權說轉為占有說，向擴大處罰范圍的方向發展。這與當時日本社會財產秩序處于極度混亂狀態、侵財犯罪激增密切相關，可以說是“治亂世用重典”的刑事政策思想的具體體現。在19世紀的英國，作為財產罪對象的財物只能是“他人的財物”，如果行為人能提出取得的財物是自己的這種“權利主張”，那就可以否定盜竊罪的成立。這種重視行為人主觀思想的做法，與英國十一二世紀受羅馬法、教會法的影響，在犯罪成立時注重考察行為人的心理因素有關：也是英美法系國家“個人本位”思想在刑事立法、司法中的反映。我國對于財產犯罪的諸多問題究竟應持何種立場，單純進行理論思辨或者照抄照搬域外的做法并不合適，現有關于財產犯罪的研究言必稱德日的做法必須重新審視。我國財產犯罪的審判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是本土文化的真實反映，有其合理性，需要進行系統歸納、梳理和總結。例如，行為人通過竊取方式取回自己所有但被他人占有的財產，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認為不成立盜竊罪，主要原因在于：中國國民的財產觀念更重視的是所有權；我國公權力對財產權利保護的不足也決定了公民通過非法手段取回自己所有的財產有其必然性；我國財產犯罪的法定刑過重，對侵犯占有權、所有權的行為不加區分以財產犯罪論處，勢必有違罪刑均衡原理；較之財產犯罪，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對貪污賄賂犯罪的處罰都相對較輕，擴張財產犯罪的成立范圍會影響刑法的公眾認同。有必要對我國審判實踐中的做法進行系統梳理，尤其是了解爭議類型財產犯罪審判實踐的主流處理模式及其背后所體現的社會文化（本土文化），進而提出更加符合我國司法實踐的財產犯罪相關理論。
杜文俊，吉林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博士畢業，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學術秘書室主任，副研究員，碩士研究生導師。兼任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特約檢察員；中國法學會立法學研究會理事、中國法學會行為法學研究會理事、上海市法學會理事、上海市法學會司法研究會副秘書長。2011年至2013年掛職任上海市閘北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主要從事經濟刑法、職務犯罪、財產犯罪、金融犯罪研究，刑法學理論的司法化研究，現已發表論文60多篇，其中法學類核心期刊20多篇，出版專著及編著5本。2014年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財產犯罪基礎理論、審判實踐的本土文化考察”。2016年獲上海社會科學院很好教學獎、上海社會科學院張仲禮學術獎（應用類）；論文《論使用假幣罪與相關犯罪的關系——兼與陳興良、張明楷二位教授商榷》獲2016年上海市法學會第三屆“上海市法學很好成果獎”論文類二等獎。
前言
第一章 我國財產犯罪法益保護理論概覽
第一節 我國財產犯罪法益保護學說綜覽
一、所有權說的內涵與堅守
二、占有說的興起與反駁
三、中間說的妥協與分類
第二節 特定情形下財產犯罪法益保護的觀點述評
一、行為人獲取他人非法占有之物
二、行為人取回他人合法占有情狀消失后仍非法占有其所有之物
三、行為人取回他人非法占有其所有之物
四、行為人取回自己所有而由他人合法占有之物
第二章 財產犯罪法益保護司法實踐的現狀考察
第一節 非法取回被公權力機關合法占有的本人財物
一、對竊取本人被司法機關扣押財物的行為的處理——陸惠忠等人非法處置扣押的財產案
二、對在盜取自己被公安機關依法查扣的機動車輛的過程中致人死亡的行為的定性——王彬故意傷害案
三、對聚眾以暴力手段搶回被依法查扣的制假設備行為的定性——江世田等妨害公務案
四、對竊取被交通管理部門扣押的自己所有的車輛后進行索賠的行為定性——葉文言、葉文語等盜竊案
第二節 非法取回被他人合法占有的本人財物
一、對將質押給債權人的質物竊回的行為定性——孫瀟強盜竊案
二、竊回質押在他人處存款單行為的定性——郭玉敏盜竊案
三、對幫助他人竊回本屬于自己公司經營的財產的行為定性——廖承龍、張文清盜竊案
四、對偽造證明材料將借用的他人車輛質押得款后又秘密竊回的行為定性——孫偉勇盜竊案
五、對出質人竊回質押財產并向質權人索賠的行為定性——李含笑盜竊案
六、對出質人竊回質押物的行為定性——宋平盜竊案
第三章 財產犯罪基礎理論與本土刑法文化的契合
第一節 刑法文化在財產犯罪釋義中的作用
一、思維方式與法律文化的發展
二、立足刑法文化的意義
第二節 刑法文化在財產犯罪基礎理論中的契合性表達
一、注重國家、社會秩序維持契合占有說（或經濟的財產說）
二、重視習慣作為（刑）法之外社會調節手段契合特定情形下的私力救濟
三、緩和的違法一元論立場的肯定
第四章 我國財產犯罪法益保護理論修正與完善
第一節 財產犯罪法益保護理論評析
一、所有權說的缺陷
二、占有說的不足
三、中間說的問題
第二節 我國財產犯罪法益保護理論再考察
……
第五章 財產犯罪目的論的法律價值
第六章 財產犯罪對象論的時代特性
第七章 常見財產犯罪爭議問題的司法認定
附錄
參考文獻
后記
《上海社科院法學所法治文庫：司法實踐視閾下財產犯罪法益及相關理論研究》：
可以說，一國刑法理論的繁榮發展離不開對該國司法實踐的考察。作為大陸法系國家的德國和日本，特別重視基礎理論在審判實踐中的運用與發展。這點對于我國財產犯罪的研究而言，值得借鑒。目前，我國財產犯罪法益保護等問題的研究應當注重對判例的梳理考察，并從中尋找我國財產犯罪法益保護的本土資源，進而構筑契合我國本土刑法文化的財產犯罪法益保護等基礎理論。
與德日財產犯罪法益保護的審判實踐在不同理論學說下所形成不同的判例迥然有別的是，我國財產犯罪法益保護的審判實踐卻對刑法理論上的不同學說爭議“置若罔聞”，并未受到理論學說更為直接的影響，①而是“令人驚奇般”地以較一致的裁判結果回應理論上“自顧自”的爭議。可見，建立在邏輯基礎上的法律結論若不能有效契合于人們的生活經驗，需要修正的肯定不會是生活經驗。如前述，中國財產犯罪法益保護理論中“強勢”的所有權說和其他“弱勢”的學說之間的爭議基本局限在特定情形下，且實踐中的案例又集中在行為人取回自己所有而由他人合法占有之物。從十多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等公開的相關判例來看，所有權說并未在實踐中得到如同其在理論研究中那樣“強勢”的支持。第一節非法取回被公權力機關合法占有的本人財物～、對竊取本人被司法機關扣押財物的行為的處理——陸惠忠等
人非法處置扣押的財產案②
被告人陸惠忠與劉敏原系夫妻關系。2005年2月21日，江蘇省無錫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開發區法院）受理了謝某與陸惠忠買賣糾紛一案。同年3月28日，開發區人民法院作出（2005）新民二初字第0096號民
①徐光華、郭曉紅：《我國財產犯罪的保護法益應堅持所有權說——以非法取回自己所有而為他人占有的財產類案例的“同案異判”為例》，《政治與法律》2013年第3期。
②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刑事審判參考（1999-2011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頁。事判決，判決被告人陸惠忠于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內給付謝某貨款人民幣2.5萬元，并承擔訴訟費用。在訴訟期間，被告人陸惠忠與劉敏協議離婚，約定所有財產歸劉敏所有（財產中包括登記在陸惠忠名下的號牌為蘇BB9162的起亞牌轎車1輛，但雙方約定陸某仍享有對該車的使用權，且離婚后，二人并未至車輛管理部門辦理車輛登記變更手續），所有債務由陸惠忠負責償還。因被告人陸惠忠未在判決確定的履行期內支付貨款，2005年4月29日，謝某向開發區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同年4月30日，開發區法院向陸惠忠發出執行令。5月10日上午，開發區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扣押了陸惠忠所有的起亞牌轎車（號牌為蘇BB9162），并加貼封條后將該車停放于開發區人民法院停車場。當天下午2時許，陸惠忠得知其汽車被法院扣押，即讓劉敏以汽車歸劉所有為由去法院交涉。當得知若陸惠忠不履行判決確定的付款義務，法院將依法拍賣該車的信息后，劉敏即唆使陸惠忠將汽車開回來。當天下午5時許，陸惠忠至開發區人民法院停車場，乘無人之機，擅自撕毀汽車上的封條，將已被依法扣押的起亞轎車開走，并將該車藏匿于無錫市新區坊前鎮新芳園賓館停車場內。
公訴機關以被告人陸惠忠，劉敏犯非法處置扣押的財產罪向法院提起公訴。而被告人陸惠忠、劉敏對被指控的犯罪事實未提出異議，但被告人陸惠忠的辯護人提出，陸惠忠的行為尚達不到刑法第314條所規定的“情節嚴重”的情形，其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認罪態度較好，請求法庭對其免予刑事處罰。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被告人陸惠忠在被告人劉敏的教唆下擅自轉移、隱藏已被司法機關依法扣押的財產，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非法處置扣押的財產罪。被告人劉敏教唆他人犯罪，其行為亦構成非法處置扣押的財產罪，應當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處罰。對于辯護人提出的不能認定陸惠忠的行為屬“情節嚴重”的意見，法院認為，被告人陸惠忠在人民法院依法扣押其轎車后，擅自轉移、隱藏該汽車，其非法處置的行為，已給法院正常的執行工作帶來惡劣影響，屬情節嚴重，故對此辯護意見不予采納。據此以被告人陸惠忠犯非法處置扣押的財產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被告人劉敏犯非法處置扣押的財產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緩刑一年。宣判后，二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也未提出抗訴，判決發生法律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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