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和”這兩個字 1921年，當小洛克菲勒登上“亞洲快線”輪船時，《紐約時報》說“ 他去了中國”。同行的還有約翰斯·霍普金斯醫學院的校長韋爾奇，他在六年前就造訪過中國，為了一個建造“北京協和醫學院”的計劃。
這一行人登上“亞洲快線”后，引起了眾人的注目。在小洛克菲勒的六只行李箱中，有一大箱全是書，其中一本是描寫亞洲的《中國、日本和韓國》。韋爾奇則在輪船上被邀請做演講，他的題目是《中國的醫學教育》。乘客們被他的熱情打動，特別是講到現代科學的價值、西方醫學如何助力中國文明、又如何適應中國需要而改良。但這些問題對已為“北京協和醫院”準備了七年的洛克菲勒基金會來說，再熟悉不過。
他們乘了一個多月的輪船，到達中國。站在離天安門不遠的飯店陽臺上，他們往東北望去，在王府井和東單之問，有一組中國宮殿式建筑，綠色琉璃瓦，漢白玉圍欄，畫棟雕梁。那片在清朝豫王府舊址之上、琉璃瓦之下的世界，就是即將創建的協和醫學王國，老百姓傳聞中的“油王府” 。
協和的“志在世界一流”，并非今天大學運動中的空洞口號。她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時間，讓世界知道協和。1923年，美國《時代》周刊回顧洛克菲勒基金會成立以來的十年之路。除了驚人的撥款數字，就是它在發展中不斷鎖定的中心主題：為全人類的健康。而聳立在這個主題兩旁，是兩大偉績：一個在美國，是約翰斯·霍普金斯醫學院；另一個則在中國，是 PuMc——北京協和醫學院。40年代，湯佩松在清華大學創辦農學院時提出的目標是：“清華農學院應當辦成中國農學界的PuMc。”1951年，新政府接管協和時指示：“協和醫院在亞洲乃至全世界都很有名望，我們一定要把她辦好，辦不好影響不好。” 協和的成長，充滿了醫學和醫學之外的傳奇故事。
這所學校開風氣之先，成為中國第一所招收女生的醫學院校，有了中國真正的護士學校；這里的一位來自加拿大的解剖學教授，根據周口店的一塊牙齒化石，確定出一個獨特的人種——“北京人”，兩年后在周口店挖出的第一塊“北京人”頭蓋骨，轟動了全世界；一位n1浦愛德的美國女人，來協和醫院創建了“社會服務部”，關心病人出院后的社會鏈接，賦予醫學以溫情，許多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畢業生來此求職；一位叫蘭安生的美國教授來到協和，給學生們講“一盎司的預防，勝過一磅的治療”。
他和中國人喝酒交朋友，帶著協和學生走出醫院，走進胡同，關注更多百姓的健康。日后他的一位學生受到感召，畢業后去了農村，在定縣創造了中國“赤腳醫生”的雛形。
這所學校的辦學，也成了獨特的“協和現象”。曾經的巨大投入，在實施“淘汰制”、“寬進嚴出”之后，只有極少數的產出。而這每年平均十六位畢業生的“極少數產出”，后來卻成就了中國醫學界的大半精華，他們每一位都撐起了中國半個世紀的醫學世界。在校園里和醫院里，它曾擁有一批醫學大家，教學嚴格并帶有強烈的啟發式，鼓勵學生“以病人為中心，向病人學習”。一批批年輕人來到這里，在協和式的氣氛中“熏” 著成長，內心的熱忱被激發，體悟著怎樣成為一位好醫生。
在今天的北京東單三條，協和建筑群的雕梁畫棟、俄式大樓、現代大廈交雜在一起。一塊標著“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的門牌，提醒著時問的力量。在今天，這群建筑代表著：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院。對后兩者，經九十年的積淀，人們概括為兩個字：“協和 ”。
準確地說，“協和”這兩個字暗示的是：曾經對中國醫學教育和中國醫學的推動，醫事之道的至高境界。但她在時間打磨中積累的內涵，已超越了醫學學科和醫生職業。在民間，人們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期望，賦予了 “協和”許多延伸內容，這兩個字漸漸演化成——醫療安全感、醫學精英、關愛百姓的親切姿態、病人重獲健康與溫情的可能。病人說：“我們千里迢迢到北京協和看病，是到了頭。無論如何我們心甘了。” 到了新世紀，有報道題為《全國人民看病上協和》。2O07年的一則“ 協和打假”新聞，告訴人們一個簡單事實：全國那五十多家盜用“協和” 名號的機構，其實在老百姓腦中偷換不了“協和”這兩個字所蘊含的醫事概念。
九十年后已是別樣的時代。協和仍然矗立在沸騰生活中，呼吸著有些渾濁的現代空氣。它鍛造出來的第一代名醫，多已不在世上，但名字恒久流傳，成為不可復制的神話。西醫已改變了人們的生活，醫療再次成為中國的尷尬問題。今天的協和，更像一個警世者，提醒著人們什么是更純粹的醫學意義，什么是以實現這純粹意義為目標的醫學生活。雖然有人感嘆，在數次中斷、演化之后，協和已失去了一些內涵，但仍然是一清早門診號就掛沒了，仍然有一些協和人，拒絕平庸，保留著精英的自律，選擇對病人最實惠的方案，仍然盡己可能維護著醫患交流的正面形象。
在今天談協和，不只是為了在曾經的功績傳奇中獲得一種因懷舊而生的安慰，也希望通過解讀九十年的協和醫事，為眼前的醫療困境找到一些標準和答案：什么是卓越的醫學院和優秀的醫學教育?好醫生是怎么產生的 ?什么是為醫之道和為醫的幸福感?病人在醫生眼中是什么位置?醫學如何去關心廣大民眾?這也許就是我和讀者所共同關心的。
如果我們問，在九十年之后，“協和”這兩個字，對中國老百姓、對醫學生、對醫生的吸引力，究竟來自哪里?也許是因為人們懷著這樣一種不滅的期待：這個世界仍存醫學溫情，醫學以己之力解除病痛。而協和曾以自己獨特的醫學方式，向人們展現了這種可能。
我的協和情結與“泛意義協和\" 十六年前，我在高考志愿表里擦去了“北京大學”，寫上“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用的是一支六塊錢的灌了碳素墨水的鋼筆。尖銳的筆頭，甚至在志愿表上劃了個洞。
現在想來，這次修改志愿，是協和的民間影響力的結果。當時，我對這個學校僅有的印象，就是中學里為即將報考大學的高三學生張貼的大學宣傳畫。它們的樣子如出一轍，如果不是好友的提醒，我的目光甚至會掠過“中國協和醫科大學”那張設計得一樣平庸的招生廣告。但好友跟我說起了一部講述林巧稚的紀錄片。那是我第一次聽說一個西醫領域的人名，第一次聽說協和。林巧稚是老協和畢業的婦產科醫生，習于協和，作于協和，卒于協和。基督徒，終身未婚，卻被尊為百萬嬰兒的母親。我被朋友的描述觸動了，確切地說，是被她描述的那種生活方式中包含的內省、專注、慈悲感動了。
因為一部紀錄片與一位醫生的名字，我決定考協和，把未來交給一個從未設想過的醫學領域。否則，我奔向的可能是另外一個專業，另外的成長路途。這個曾經被稱為“東方的約翰斯·霍普金斯”的學校，校園局促得連個像樣的籃球場都沒有，卻有著長燈不滅的通宵教室和呼吸中有古老灰塵的圖書館。迂回的地下走廊，使得我們可以自如地在教室和醫院之間往來，而不需露出地面、接受陽光，到處可見置身在金街、銀街的世俗熱鬧氣氛之中那一張張蒼白的“協和臉”。那時，學校門前的東方新天地，還不是十幾棟連成一體的高樓，它是一片灰塵滿天飛、噪音不斷的工地。
在這里，我和我的同學們完成了入學時曾覺得無法堅持的八年，也是堪稱艱辛和折磨的八年。
我們的畢業典禮，像前輩一樣，是在被列為文物古跡的協和禮堂舉行。這一回，沒有傳說中的“淘汰制”，也沒有民間傳說中的“世界承認” 的醫學文憑。在收下寫滿中國字的畢業證書的同時，我的一些同學們已收拾好行囊，準備去美國，讀一個“世界承認”的文憑，去醫，去教，或者去研。一些留在了那個琉璃瓦覆蓋下的醫院。我則離開了醫生這個行業。
十年前的夏天，有兩位朋友同時接到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錄取通知書。一位是我的師姐，一位是我的中學同學。在即將畢業的夏天，他們的眼里閃耀著憧憬的光芒。這所位于美國馬里蘭州一個叫“巴爾的摩 ”城市的學校，為何吸引了許多這樣的醫學熱血青年?師姐告訴我，協和與約翰斯·霍普金斯很像，甚至建筑都差不多。三年后，我駕車穿過“巴爾的摩”，經過城中心一棟棟看起來破舊的公寓，有的窗戶玻璃已殘缺不全，傳說中這里時有事故發生。突然眼前就出現了古城堡一樣的建筑，自成體系的王國，年代古老，這就是約翰斯·霍普金斯醫學院。我認識的兩位優秀青年，正在其中的某棟樓的實驗室里埋首青春，體驗某種接近科學的神圣。
而在我的英文簡歷里，仍然有時常被不同國籍人問起的畢業學校，那個曾經在美國《時代》周刊上叫做“東方約翰斯·霍普金斯”的醫學院。
這時，我還會與“協和”相遇。但除了知道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林巧稚、張孝騫、豫王府、八年制……這幾個詞之外，和我的同學們一樣，即使在那里度過了八年時光，其實我對協和歷史知之甚少。可能我們唯一閱讀過的協和歷史就是林巧稚的傳記，那是第一年在信陽陸軍學院軍訓時，學校派入去看我們，帶給我們的禮物。即便那本書，也未能深入地掀起我們思考的帷幕。對于歷史的回望，在我們這一代已經開始缺失。
協和的誕生及迄今九十年的生存，如同一位參與協和建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官員所說：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故事——人與命運搏斗，失敗摧不毀的理想”。如果不是去寫這本《協和醫事》，我可能再也不會去閱讀如此多的與協和有關的文字，它們包括：協和的編年史、夾雜著每個時代色彩的各種論述文章、中國西醫的醫學教育發展、美國人寫的關于洛克菲勒基金會與協和關系的論文、美國那一場上世紀初的著名醫學改革、關于協和名醫的各種傳記和自傳、歐美醫學教育史……其間，有三次我的眼淚奪眶而出，那是在讀到林巧稚和張孝騫的經歷、聶毓禪回憶協和護校的遷徙時。文字已不重要，我的思考和他們的內心似乎融為一體。那是十七歲的我用碳素鋼筆修改志愿時，曾經渴望接近的內省、專注和慈悲。在深夜燈光下的眼淚里，想起來難免遺憾。
在探尋、回望歷史的路途上，我終于明白了在心底深埋的協和情結，它的起源在哪里，去向哪里。在那里，我曾經渴望被激發起內心的熱忱，希望那熱忱最終自律而專注地匯成一股創造力，點火升天，懸壺濟世。可是，如同有人描述的，“在90年代的中國，大學是一個愚蠢自在地消磨時光的地方，或是一個背爛英語單詞或者學會其他實用技能的地方。”我在 90年代的協和讀書時，八十五分是每個人的生死線，不少人半帶將就地選擇了成為醫生。我在畢業時，面對不理想的現實，掩面而逃。可是直到今日，“協和情結”仍深埋在心底。它就像讀到林巧稚、張孝騫、聶毓禪時我涌出的眼淚，是我對內省、專注、慈悲的向往，對醫學實質的仰望，對有氣氛和有傳承的大學精神的期待。
可以表達這種大學精神的，在今日世界里越來越少，協和仍是一個。
對于那些沒有在其中學習和工作的人來說，協和的吸引力，也許可以從我這個曾身在其中的人的情結、從這本書的剖析里，找到自己需要的答案。
在寫這本書時，有兩部偉大的作品一直在影響著我，用不同的方式，在相同的時間。一部是V.S.奈保爾的《印度三部曲》，一部是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在到達一定年齡后，人對時間和內心這兩樣東西的注意開始增多，對歷史的興趣也開始超過其他。也許有一個比揭開我的“協和情結”更美妙、深遠的愿望促使我回望、解析協和歷史：展現一所曾經偉大的醫學院如何在精細策劃中誕生，如何不惜一切代價去追求卓越，又如何在命運的漩渦中破碎、重整、堅持至今，西醫如何在一百年的時間里改變著每個人的生活，醫學教育如何達到它期望的巔峰，大學精神在醫學院里如何體現，曾經達到的為醫的至高境界是怎么樣的一幅圖畫，又是哪些因素促成了這個圖畫，在變成眼前景象之前它經歷了哪些流轉……這就是“ 泛意義的協和”，比簡單的協和歷史，對今日有著更深遠、更溫暖的意義。
講述協和的意義，也許比講述協和歷史本身顯得更加重要。這本《協和醫事》可以看做是我上一本《醫事——關于醫的隱情和智慧》的延續。
它希望討論和關注的，其實更多的是“泛意義的協和”。在梳理九十年協和的脈絡之時，一些當今醫療存在的問題，對照過去也許就有了答案和啟迪。這也許是讀協和醫事，可以給生活在今天的為醫者和雖不為醫但需看病者的更多效用。
感謝董炳琨、張之南、胡天圣、吳寧、方圻、魯重美、袁鐘、尹佳、倪超、曾學軍這些老、新協和人提供的部分資料和口述史實，他們心底、言語中對協和的熱愛一次又一次地打動了我。感謝朋友師永剛、陳彤、馮金紅的幫助、鼓勵和靈感。感謝汪家明老師的編輯和指導。所有的努力，是為了讓人們在協和九十周年時，了解這部眾人成就的激動人心的偉大故事，獲得解決今日醫療困境的啟迪。如果那些讀到這本書的人，能夠在其中感受到一種純凈而頑強的力量，能夠為找回一些標準和智慧而思考，那么這整整一年辛苦的燈下勞作，就算最大地實現了它的價值。文字在觸動讀者神經的那一刻，也最終展現了它的存在意義。
站在20世紀的起點，美國正在進行一場足以拯救它的醫學教育的革命 。而中國的一位醫學博士孫中山，則在醞釀著新的革命。另外一位去日本 留學的中國學生，決意學醫，試圖以“新醫學”來療救病苦并促進中國人 對維新的信仰。但他在仙臺學醫的第二年，“正值俄日戰爭，偶爾在電影 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 藝。”于是化名魯迅，用筆作為一把手術刀，試圖切開中國人麻木的靈魂 。相比之下，這時的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想法，則顯得更加科學 和實用。 在洛克菲勒之前，一批批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試圖用一種宗教的方 式接近巾國人的內心，而洛克菲勒在美國日漸濃厚的科學氣氛的影響下， 開始了在中國的新醫學征途。
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曾在洛克菲勒基金會工作多年， 他參加過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創建和管理。1951年，他寫了《洛克菲勒基金 會故事》一書，其中有一章叫“中國的約翰斯·霍普金斯”，說的就是協 和。其中寫道：“中國一直以來都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興趣點，除了美國 以外，它在中國的花費也是世界上最多的。” 多年之后，他把這所叫做“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學校描述為一個故事 、一個理想：“激動人心的故事——人與命運搏斗，失敗摧不毀的理想。 ” 約翰·洛克菲勒（J0hn D.R0ckefeller）在19世紀末期發跡，在20世紀 初成為美國最富有的人。除了是“石油大王”之外，他還是一名基督徒。
在發跡后，身邊一位頗有遠見的顧問建議他將精力轉至慈善，成立慈善基 金會。投入慈善的收入不納稅，總收入未減少，還能贏得樂善好施的社會 形象。老洛克菲勒在六十歲時這么說：“我相信這是一個宗教任務：公平 誠實地去賺你能賺到的錢，盡可能地攢住錢，然后盡可能地給出去。” 在他兒子小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Jr）給父親的一封信中， 也說：“把一部分資金投入到慈善事業上，專門用來接濟貧困的大眾，改 進教育，發展科學及傳播宗教，我以為可取。” 大手筆起自1901年。那一年在紐約建立了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共有 十一座大樓，頗為壯觀。從這家醫學研究所里，先后走出了十二位諾貝爾 獎獲得者。后來的約翰斯·霍普金斯醫學院院長韋爾奇（William H.Welctl），曾在這里任職。1909年，洛克菲勒又出資防治黃熱病和鉤蟲病 。后來任教協和的第一位公共衛生教授蘭安生（John B.Grant），畢業后最 早參加的就是這場美國鉤蟲病防治運動。
所有的錢，必須是以“大規模的整體形式，而非零散的形式給出去” ，“避免零打碎敲的捐款方式，避免在過于廣泛的范圍進行慈善活動”， 洛克菲勒父子曾這么闡述他們的慈善之道。錢要用在“關鍵拐點”。而什 么是關鍵拐點呢?在他們看來，必須是：根除某種疾病的致病因素，根除某 種不良社會現象的原因，或者播種一種“有生命力”的觀點，一種產生變 革的能量。基金會的資金必須用在“大規模的示范”，以便他人能復制， 最終得到傳承和延續。
當1910年轟動美國醫學界的“弗萊克斯納（Eqexner）調查報告”說到， 在美國和加拿大共一百五十五所醫學院校中只有六所好學校時，洛克菲勒 基金會看到了“關鍵拐點”。自此，他們動用大筆金錢，投入極人的精力 ，致力于建立新的醫學、護理、公共衛生學院，提高那些已存在的學校的 水平。 據美國《時代》周刊記載：從1913年5月開始的十年內，洛克菲勒基金 會花費了近八千萬美元，其中，超過一半的錢用于公共衛生和醫學教育。 而“最大的單筆禮物是給了北京協和醫學院”，截至那時，用于協和共計 一千萬美元，比用于約翰斯·霍普金斯的七百萬美元還多得多。據1956年 統計，實際上，加上后來的投入，基金會為打造北京協和醫學院總計投入 四千八百萬美元。
弗雷德里克·蓋茨（Fredrick Gates）就是建議洛克菲勒把財富用來轉 做慈善的那個顧問。他一直對中國懷著濃厚的興趣，希望在這里實施一項 計劃。他最初向洛克菲勒提出的建議是——在中國建一所大學。在那時的 西方人眼中，中國貧窮、落后、文盲很多，是“異教徒”之國，是疾疫流 行的“東亞病夫”之國。
洛克菲勒在正式行動之前，總是先作精細調查。為在中國建一所大學 ，他前后三次派出考察團來中國，分別是1909年、1914年、1915年。 1909年派出的“東方教育考察團”團員中包括芝加哥大學的兩位醫生。他 們突出提到中國在醫學教育方面的迫切需要，建議在北京成立一個自然科 學的教育機構。洛克菲勒初步認為在中國的計劃不宜過大，宜限于醫學事 業。 1911年在美國成功進行的鉤蟲病防治，加上著名的Flexner于艮告的問 世，使得洛克菲勒更加關注醫學、衛生、醫學教育。
1913年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會。一次會議上，董事會在《遠東的教育 及其他需求》的報告中說，“必須對遠東的教育采取行動，包括醫學教育 和建立好醫院。”兩個月后，專門對中國問題進行了討論，決定在中國的 項目首選醫學，投資中國的醫學教育，“漸進有序地在中國發展一個完善 的、有效的醫學系統”，并派考察團去中國進行更詳盡的考察。洛克菲勒 在會上說：“基金會現在還是一個小孩，很年輕，沒什么經驗。世界都是 它的試驗場……它準備在起步時隉慢發展，希望在不同的可行領域，先收 集所有能收集的信息，以便日后真決定去做時，明白可能面對的問題，并 在我們所能得到的最佳建議下行動……我們對中國感興趣已經好幾年了。 ”敏銳的“石油大王”看到了“巾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出現了機會，空 前絕后”。
1914年派往中國的考察團，考察范圍鎖定中國的醫學教育。考察團中 有哈佛醫學院內科教授、芝加哥大學校長、美國駐漢口總領事。這位美國 駐漢口總領事，名叫顧臨（Roger S.Greene），他此后的二十年時間都貢獻 給了洛氏駐華醫社與協和。
考察團用四個月時間，訪問了中國十幾個城市的醫學校和八十八家醫 院，最后總結成一份名為《中國的醫學》的報告。這份報告，至今仍是西 方人寫成的中國醫學教育的寶貴史料。《中國的醫學》共十個章節，包括 ：中國衛生現狀、中國本土醫學和手術、西方醫學在中國、傳教運動的醫 學教育標準、用中文還是英文教學、解剖和尸檢、中國政府對西方醫學的 態度、中國人對西方醫學的態度、相關建議及預算。
在報告中描述的中國醫學教育水平很低。所有醫學校的師資水平和教 學設備都很差，學生的預科教育不足，用中文教學有很大局限。即使是當 時的教會醫學校，也大都是1900年前后新辦，外國教員的專業知識跟不上 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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