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記錄了綠十字生態文化傳播中心十多年的鄉村規劃與建設經驗。從北京延慶的地球村到湖北五山縣堰河村，從成都綿竹市遵道鎮的災后重建到湖北枝江問安鎮的整鎮推進新農村建設，從北京延慶縣的“都市新村”到山東費縣方城鎮的“田園方城”，在實踐細節和理論闡述中展示了北京綠十字生態文化傳播中心的新農村建設理念。
作者熟知國家政策，深入鄉村生活，做了大量的調研和實踐，不僅是一個鄉村實踐者，也是新農村建設的推動者，還是生態文明的傳播者�！ ”緯馄柿肃l村社會，特別是對城鄉文明的差異性有深刻的見解�！ ”緯缭搅巳r問題的本身，是從三農以外的角度來闡述新農村建設的實踐，內容涉及鄉村社會、鄉村治理、鄉村文化、鄉村規劃、生態學、建筑學、美學等領域。
孫君，1961年生于中國安徽。畢業于安徽師范大學美術系，職業畫家。曾經當過兵，當過工人，做過老師、校長。1999-2000年在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做志愿者，開始其鄉村建設之路。2003年創立北京綠十字生態文化傳播中心。他用藝術家的心態與農民對話，與大地和自然對話，與村民一起畫出了一幅幅鮮活的鄉村行為藝術作品。
2006年獲“中國最具有行動能力三農人物”評選提名，2008年獲全國優秀慈善工作者稱號，2010年獲“2009年中國綠色年度人物”稱號。
第一章 鄉村建設之道 農道 綠十字的鄉村建設理論 農民參與的新農村建設方法 三種中國鄉村建設者 慢行——建言“新農村建設”第二章 理解“三農”提取真經 解讀農村走近農民 城市是放大了的鄉村 水煮襄陽與新農村建設 三農時代與春秋戰國第三章 “五山模式”的實踐與思考 在實踐中提升“五山模式” 五山鎮堰河村內部關系剖析 2010—2013年的五山發展定位 在動態中尋找機遇的“五山模式”第四章 非政府組織（NGO）與新農村建設 NGO的出路與公民社會的成長 NGO與政府的融合 災后重建漂亮轉身第五章 未來城鄉生態與文明 風水中國時來運轉 田園方城的建設 改變中國的微生物時代 后新農村時代致謝北京綠十字鄉村建設路徑
NGO的出路與公民社會的成長
寫在前面的話：中國還不是一個公民社會，公益遠沒有成為一種社會氛圍，NGO群體全憑著理想和責任在做事。像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綠家園等影響較大的NGO，它們的領導人有著很好的社會背景，不靠這個職業謀生。但如果公益事業完全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極其不可行，因為像這樣的人太少，一般的工作人員如果要長期做，怎么生存？公益是國民義務，中國NGO的出路和公益事業的推進，需要公民社會的成長�！�
一
我做鄉村工作至今已11年。在此之前，我在北京待了很長時間，經常參加各種論壇和會議。在這些場合，大家都在談問題，但是漸漸地我覺得這樣意義不大，因為對于基層來說，它們最迫切需要的是解決問題。那時中國的NGO剛剛起步，一次偶然的機會，北京地球村環境文化中心的人找到我，想讓我幫他們畫一些環保宣傳畫，從那以后我開始真正接觸這個領域。1999年，我走進北京延慶縣碓臼石村，開始參與”地球村”項目�！ �
1．碓臼石村試點的失敗與反思
11年來我做鄉村工作的經歷可以分為三步：第一步，是從1999年到2002年做”地球村”項目，當時我是碓臼石村基地的負責人。這一步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今天我們再來看碓臼石村，我認為當時的項目就不成功。我作為項目負責人，那就是我做的不成功，今天，很多NGO實際上還在重復著這條路。說它不成功，就是說NGO在的時候，項目做得很成功，一切井井有序，但當NGO走了以后，鄉村又回到了原點。我們在碓臼石村的那幾年，該村的人均年收入從1600元增長到了3000-5000元，村里的垃圾分類、回收、資源化都做得很好，當時在國內影響也很大。而2002年我們離開以后，這種模式就不存在了。人們仍然在說它輝煌的那一段，卻沒人關注它很快又回到了起點。
對于這個反復，我感到很痛苦，因為當初的那幾年中，那里的農民是跟著我們一步一步、非常艱辛地走過來的，最終卻又回到了原來的狀態。我反思了很久，總結了失敗的幾點原因：第一，我們做項目的過程中沒有傳授一套”可持續的”方法給村干部和農民；第二，對農民素質的培養做得不夠，沒有把他們的理念和習慣從根本上改變過來；第三，我們一直在按城里人的思路，本著”地球村”項目要完成的目標來做事，實際上我們是主體，農民是在圍繞我們做事，為我們服務，所以當我們走了，主體也就不存在了�！ �
2．”五山模式”的摸索與形成
出于對碓臼石村試點的遺憾，我想，有沒有可能再找個點試驗？我的第二步，把點選在了湖北省襄陽市谷城縣五山鎮的堰河村。做五山項目時，我非常清晰地知道誰是主體了--村干部和村民才是主體。而在農村做事，其實只要把”家長”（村干部）的工作做通了，村民基本都聽”家長”的。我打過一個比方：對于農民來說，村干部就是”親媽”。如果我們去了以后把村干部晾在一邊，讓縣和鎮的干部來管他們，就等于是把他們的”親媽”趕走了，給找了個”后媽”，那肯定不行。所以主體明確之后，我們就知道應該把自己放到什么位置--我們要做的，主要的是制定一種發展思路。在想辦法讓這種思路落地的過程中，我們應該輔助村干部來完成工作。所以，做五山項目時我們充分尊重村干部的意見，所有事情都是由村委會先提出想法，我們再建議他們對某些不合適的進行調整，這個經驗非常重要。
另外，在做”地球村”項目的時候，由于我們來自城市，所以是按照城市的理念來推動。到五山之后，通過對那次不成功的原因的反思、剖析，我們得出一個結論：一定要”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為此我們開始琢磨，什么叫”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農村和城市最大的差距在什么地方？等等。邊試驗邊總結，在堰河村一步一步往下做，就逐漸形成了”五山模式”。
剛到堰河村，村干部就跟我們講：我們這個村多少年都是”望山山禿頭，望水水斷流，望人人發愁”，收入主要靠茶葉，但茶葉也不好賣，這些問題怎么解決？我說，你們要想把茶葉賣好，就一定要做一件跟茶葉沒關系的事情--我們與村民討論了很長時間，最后決定先搞好垃圾分類，先做”沒有錢”的事，把村里的環境衛生弄干凈。茶葉與環境、茶葉與文明是不能分割的。因為當時的堰河村到處污水橫流，簡直沒地方下腳，有的人家垃圾堆在門口，人都快跨不出門了，樹也被砍得一塌糊涂。村干部很懷疑，說：”衛生搞好了茶葉就能賣出去，這是什么道理？”我們讓他把村里的人家排一排序，干凈的排十戶，貧窮的排十戶，看看發現什么問題。結果一看，干凈的人家經濟情況都不錯，而貧窮的人家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臟”。我說，道理是一樣的，你們村變干凈了，就能跨入富裕的行列，第一年把垃圾問題解決了，第二年肯定就會有人來你們村莊吃、玩、買茶葉，因為別的村都臟，只有你們這里最干凈，所以別人就愿意來。做垃圾分類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讓大家都形成一個共識--咱們村跟別的村不一樣，家家都在為同一件事情忙，這種感覺在無形中就會讓村民形成一種凝聚力。他們覺得我講得有點道理，說那就試試看吧，垃圾分類很快就做了起來。
當然，剛開始村民很不習慣，但六七年下來已經做得非常好，不分反而不習慣了。每家門前兩個桶，干垃圾、濕垃圾分別放在不同的桶里；可燃燒的垃圾如廁所用紙自己燒掉，因為這部分很少；干垃圾送到垃圾池里，按紙、布、塑料等等分好，過一段時間就有人買走；濕垃圾還田，或者喂雞、喂豬。這樣村里就沒有垃圾了。現在，堰河村剛會走路的小孩拿著垃圾就知道往哪個桶里放。選村干部的時候，村民們的第一要求就是必須堅持做垃圾分類才選他。村里的婦女經常對不衛生的人說:你怎么和城里人一樣，垃圾到處亂丟?
由于樹砍光了，山洪暴發把路、橋都沖毀了，所以修路修橋的事也必須提上議事日程。但那時正是”三農”問題最嚴重的時候，村里沒錢。村支書問我，沒錢怎么做？我說可以做。城市是一個用貨幣交往的社會，而農村是貨幣、人情、實物三種東西結合在一起交往的社會。正因為這樣，在農村要完成一件事，它的成本運作三條線都走得通。農村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做什么都講公平。沒錢，那就集資，家家都出錢、出勞動力，這樣不就公平了？中央有文件，規定農民出義務工一年不能超過十個，我就跟鎮委書記講：農民搞自家門前的衛生，不準他出工，中央又不給撥錢，根本沒道理嘛！鎮委書記覺得說得有理。于是由政府出水泥和黃沙，村民自己出錢、出義務工，開始整治村莊環境、修路修橋。2003年到2006年，堰河村每戶村民出了260多個義務工，算起來得多少錢！在那三年里，政府基本沒撥錢，完全是靠村民自己把事情干成了。
村里一直沒地方開會，所以村民想建一個大會堂。我跟他們說，一年不就開幾次會嘛，為什么要花那么多錢建一個房子呢？于是村干部就在村里的一片樹林中做了一個很有價值的舉動，他們每家到河里摸一塊石頭來，往樹林里擺成一排排，以后要開會就挑不下雨的時候來這里開，這里就叫”村人民大會堂”。會堂”建”好以后，中央領導和湖北省委書記來視察，也在這里開會。大家都知道堰河村有一個真正的”人民大會堂”，就是每一塊石頭代表一戶人家，開會時大家就坐在石頭上。
很多人問我，你在五山做的工作中最有價值的是什么？我自己認為是改良土壤和建筑夢想。因為土壤是農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土地破壞了，農民的生活也就毀了。堰河村從2003年開始，茶園就不用農藥化肥，是中國較早進入了有機農業的村莊。我曾經說過，堰河村要做到什么程度，茶葉就能賣出大價錢呢？要蝴蝶、蜻蜓隨處可見，清晨能聽見各種鳥叫，夏天的晚上有蛙鳴、有螢火蟲在人身邊飛舞，這是城市人的夢想。這種情景在2007年就已經完全實現了�，F在的堰河村充滿了田園農村的意境，電影《茶色生香》就是在那里拍的。我們去的第一年（2003年），他們的茶葉是三五十塊錢一斤，第二年就賣到了1200元，現在是1980元，最貴的3000多元，還很難買到。
新農村建設，對農民光給予還不行，一定要對他們有要求。堰河村建立村規民約時，對村民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該他得、什么不該他得，我們都跟他們講清楚，并要求他們遵守。各地農民上訪的情況比較嚴重，但堰河村從2003年到現在，幾乎沒有上訪的，連打架的都沒有。正義感扶持起來了，邪惡的東西自然就下去了。
總體上說，五山項目的第一階段（2003～2006年）是做生態環境整治，先生活，后生產；第二階段（2006～2009年）是把茶葉做出品牌，邊生活，邊生產；第三階段（2009年后）做旅游，先生產，后生活�？梢哉f這是把常態的發展模式顛倒過來了。當我們把生態做好之后再回過頭來做工業，這時候的工業是現代化的、高科技的，少了很多污染�，F在很多做茶葉研究、加工、銷售的都到五山來了，臺灣的一個太陽能公司把全村的路燈都換成了太陽能燈。堰河村生態環境的建設、生產方式的改善、村民生活方式的轉變等，漸漸形成了”五山模式”。
五山項目在2009年算是結束了，但當地政府希望我們繼續做下去。那里已經換了三任鎮黨委書記，兩任縣委書記，兩任市委書記，到現在依然和綠十字保持著很緊密的合作關系�！蔽迳侥Ｊ健蹦壳皝碇v是成功的，但是它下一步的問題在于，”五山模式”主要還停留在堰河村的概念上，對周圍村莊的影響不是很大，沒有推廣到一個鎮。這和我們當初的定位有關：制定目標時只定了堰河村的小目標，而沒有定五山鎮的大目標，所以鎮的建設落后于村。
3．問安鎮的新起點
帶著這個遺憾，2009年底我們又開始去做枝江市問安鎮項目。
回顧綠十字從1999到2009的10年，我們都是在村和組中進行鄉村實踐。在農村工作時間長了，我們也形成了一些基本方法，于是就想做一個比”五山模式”更大、更系統的新農村建設試點。因為做項目，我們最關注的是它的可復制性和可推廣性--光試點成功了還不行，如果不能復制，不能成為經驗，價值就不大。這就是我們的第三步--問安鎮項目。
問安鎮的項目需要從生態系統、村民自治、文化教育、建筑藝術、環境保護等多方面著手，是NGO與政府的一次全方位的合作。新農村建設的試點鎮如何做？我一直在考慮到村與鄉鎮的區別。一個村大概是1000～5000人，而問安鎮有4.6萬人，23個村。過去我們面對一個個村，只要了解農民，教給村干部基本做法就可以了，而現在面對鄉鎮這樣一個大得多的”系統”，該怎么辦？過去做五山項目，是以堰河村的小目標為主體，而現在做問安鎮項目，首先得定好全鎮的大目標，然后再分解成小目標--這兩種思路是完全不一樣的。
以前綠十字做村的試點只需要幾個人，這回做鎮的試點，難度、強度大多了，得多少人��！別無他法，只能依托政府的力量，靠行政手法，用復制的理念，以點帶面來推動工作。我們的設想是，借用黨校的力量，把黨校老師先培訓一遍，由他們再培訓村干部。我們只設定一個檢查標準，而具體的檢查工作交給組織部門來完成。規劃與設計由我們制定標準，規劃和城建部門根據標準，包村包組地推行。宣傳部、學校和媒體側重于造勢宣傳。此外，動員義工與志愿者，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這次”快餐式”的新農村建設項目是第一次嘗試。為此，”綠十字”第一次把十年的鄉村工作經驗進行總結，編寫了一套培訓教材，前后兩個多月，改了26稿，最后定名為《農民參與下的新農村建設方法入門》，希望把不管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經驗都告訴大家。很多項目執行者不會說自己失敗的例子，但我們經常告訴伙伴：我們之所以能做到今天，是因為我們曾經經歷過很多失敗，它奠定了我們今天的成功的基礎，不能說很成功，但起碼算走得通。
前些天枝江市委書記和問安鎮黨委書記跟我談起這個項目，他們都覺得問安的起步很正，而且老百姓接受得很快，整個鎮的狀態非常好�？梢灶A期，它會比五山項目更前進一步，雖然它肯定還會有問題，最后也未必就是完善的。
二
我是一個畫家，畫家的思想有哲學性。哲學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在于還原一個人既本質又簡單的生活狀態。因此對于我而言，是把每一個農村建設項目都當作一個藝術作品來做。當然做的過程中，不會忘記目標是建設鄉村，是要讓那里的村民安居樂業。
每做一個鄉村建設項目之前，我都是先把這個村按心目中理想的樣子畫好，也就是在村莊原貌的基礎上做一些調整和美化，然后拿給村民們看：你們的村做成這樣，可不可以？村民如果認為很好，想做，我們就開始幫他們規劃：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做什么，怎么做，都寫成文字。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和村民經常討論。村民自己參與了討論之后就會很有興趣，自己家將發生什么樣的變化，要做哪些事情都有概念了，后面的行動也就主動了。
多年的鄉村工作中，我的幾條基本經驗是：第一，一定要尊重村民的想法；第二，對于他們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要有評估，不能超出他們的能力太遠；第三，建設過程中盡量做到差異化，每一個村要根據它的歷史和文化風俗，設計一個適合它的發展模式，原有的歷史文化元素保留，外加的元素盡量減少，這樣做投入小，農民也能適應，新農村建設就不會瞎折騰。
但是事情往往不會那么一帆風順，好的想法也會遭遇很多不理解。有時我們和當地政府、村民之間會弄得很僵。比如2009年湖北�？悼h一個村購買了綠十字兩年服務，服務費10萬一年，設計費15萬。做了不到一年和鎮里、村里鬧出了很大意見。那個村有很多土房子，有的已經有五六十年甚至上百年歷史，保存得很完好。這樣的房子在我看來非常漂亮，而且它們的牢固程度、穩定性比磚房好，冬暖夏涼，抗震性也強。當然它們也有缺點，比如說老鼠愛打洞、愛掉灰、沒有現代化的衛生間等等，但是這些改造起來很簡單。當時這個項目的定位叫作”貧窮山區的新農村”，既然如此，就不可能像東部農村一樣大拆大建，而且這種建筑文化是很寶貴的旅游資源，很多人都喜歡看。但是，確實也要考慮到農民的要求，既然大家都想住新房子，那么我們可以把廚房、廁所改造一下，把屋子里面弄得現代一點。所以在改造的過程中，我們小心翼翼，盡量不動房子的主體，功能設計往實用上靠。但是村民不滿意，他們喜歡艷麗的顏色，想把房子都貼上瓷磚，把木頭的東西都換成不銹鋼。我們認為農村本來就是很寧靜的狀態，弄得艷麗、跳躍反而不好。貼上瓷磚就好比人穿上了雨衣，會很不透氣。修廣場，他們希望用大理石，我們認為山里的石頭、拆下來的舊磚都很漂亮，用它們就很好。這樣分歧越來越大。但是在建筑過程中，他們還是很嚴格地按照我們的設計去做。我是個很認真的人，我跟他們說：既然你們請我來，我就是專家，我走了你們愛怎么建都跟我沒關系，但只要我在這里，你們就必須按我們的規劃來做。
他們覺得我們建的房子、廣場不好看，沒有達到領導的要求，也沒有實現農民的希望。農民說，你看別的村起的一排排新房子，多整齊、多漂亮！政府也覺得廣場看起來檔次太低。他們認為沒花多少錢就是檔次低，而不知道材料本身沒有好壞之分，顏色本身沒有美丑之別，只有用得合不合理。我說：如果我們今天做了你們想象中的建筑，十年以后你們就會罵我，因為那肯定不是一條新農村建設的路。我是寧愿不合作也一點不讓步的，這樣，一年后我們就離開了，大家搞得也不開心。
但是前些天，他們鎮的副書記打電話給我，說過去的一年，在全省各地新農村建設的評比中，他們這個村的項目點在全省排第一，很多專家、學者、設計院去看，都給了很高的評價。所以他們覺得還是綠十字的理念對，想再與綠十字合作。由于他們的項目已經取締，綠十字專家組沒有批準。第二天鎮黨委書記又來電話，我再次轉告了專家組的意見。綠十字每年只批準一個項目，要合作只能重新申報，能不能批還很難說。
在鄉村建設的過程中，這樣的情況非常多。我們不能因為基金會或政府的不認同就放棄自己的理念和選擇。只要是對的東西，早晚會得到認可�！ �
三
雖然做了多年的農村工作，但是對于這個領域，我的身份是處于一種游離狀態，因為我既不屬于”三農”這個口子，也不屬于社科院、中科院這個口子，甚至我都不覺得自己跟NGO有多大關系。當然，沒有關系不重要，重要的是事要做得好就可以。我一直認為我只是個畫家，因而在看問題、做事情的時候，完全是從畫家的視角出發的。
當然，綠十字本身是個NGO，它是在民政部門注冊的。NGO一般都在工商部門注冊，在民政部門注冊很難，所以我們比較幸運，可能是因為政府認為我們做的事挺好。綠十字的鄉村項目不是單一做環保、垃圾分類，也做系統工程：產業結構調整、建房子、農民自治體系和村委會的建設、旅游等等。綠十字是一個與多項邊緣學科合作的組織�，F在基本上是政府購買我們的服務，我們和基金會的合作很少，因為政府的項目資金量比較大，做的過程中能從大局考慮，人才多，寬容度也更高。
近幾年來，找我們合作的地方政府越來越多，有的還沒合作，就先把錢打到了賬上。按照目前的發展情形，綠十字不會走下坡路。但是我不想把綠十字做得太大，怕陷入太多的行政管理中。綠十字至今只有幾個人，接的項目也很少，一到兩年才批準一個項目。
說到今后的打算，對我而言，我是把每個鄉村建設項目都當作畫畫，它是我的興趣和追求，所以很難說將來會不會終止。很多專家學者跟我說，在新農村建設當中，你從你的視角產生了很多新方法，這些東西值得推介給大家，尤其是推介給政府，所以你應該更多地做培訓。現在，我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做培訓，我最近在編六本書，里面有論文、方法、隨筆、經驗、調研等，準備用作培訓教材，同時也請了三農研究方面的專家廖星臣、政策研究專家胡曉芹、鄉村工作專家賈建友(李昌平老師的同事)、社區參與方面的專家宋慶華、中國農業大學胡浩教授、�？悼h副縣長余保軍、襄城區副區長陳學斌、中國遠方網陳長春、微生物專家王立平等在做培訓教材。之所以轉向做培訓，我也是想慢慢淡出，若干年后脫離這一行。因為我不是特別想在這個領域做太長時間，畢竟我是一個職業畫家，希望有一天還是能回到我的畫室。
當然，這里面還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在中國做環保、公益事業確實太累，尤其是草根NGO，太辛苦！嚴格來說，中國的國民素質還沒有讓公益成為一種社會氛圍，NGO實際上就是”高級乞丐”，處于一種非常弱勢的狀態。我們不能得罪項目的管理者，如基金會。中國的基金會管理是比較脫離現實的，很多時候資金量少、要求高、項目設計不便于操作、目標定位不清晰。比如說有的項目，基金會要求就只做半年和一年。你說一個農村項目，沒有三年怎么能做成事？最起碼也要兩個春天吧？再比如說項目執行期間，有時基金會就不給NGO房租、餐費，或者不給買設備、買保險，那么NGO住哪里、吃什么、怎么辦公呢？國家規定所有社會人員必須有保險，打工的都有保險，有一些基金會卻不給NGO買保險，是什么道理？汶川地震災區重建，有的基金會規定，出租車票不能報銷，買東西都要有發票和證明，但是災區(5o12)那個時候哪有公交車？走到項目點可能得兩天，不找個車怎么過去？連電都沒有，買東西哪來的電子打印發票(規定手寫發票不能報銷)？基金會覺得自己沒法跟捐款人說，你捐的錢中有一部分要讓辦事人員去打出租車，那樣捐款人會不愿意。我們的國民在捐款時想得很簡單：你們要把錢直接給貧困人群，不允許拿去做辦公費用。但是找到那些貧困人群得花時間吧？找到了，還得考慮這筆錢怎樣合理地使用吧？沒有辦公費用怎么做這些？所以，一方面捐款人不愿意，另一方面基金會又不能很好地了解、幫助、體諒NGO，這樣就會帶來一個很大的弊�。涸谛量嗟臓顟B下，NGO可能就會做出違規的事，把自己帶到一個非常不好的狀態。你讓他開發票，他沒有，項目又要做，于是開假發票（充電子發票）之類的事就出來了。如果讓公眾知道了，會怎么看待NGO，看待公益行業？
而政府呢，總認為NGO有很多問題，會給它找麻煩。NGO也招不到人才，好不容易培養兩個人才，又常常被基金會挖走了，因為人家給的工資高。中國的基金會嚴格來講不是在養著NGO，NGO就像一個農民，只是在不停地干活，而沒有一個被培養的過程。誰去培養中國的NGO？
所以，中國的NGO面臨的困難太多，它本身有來自政府的壓力、資金的壓力、人才的壓力，另外還有家庭的、社會的各種各樣無形的壓力，你說不做公益會活的好好的，干嘛要去受這樣的罪？像我們這樣一群人，是憑著一種理想和責任在做事。時間長了，自己也會覺得很寒酸，沒什么意思，甚至還會怨恨：大家都不做，干嘛要我做？做公益本來是很崇高、很開心的事，但現實卻要把開心的事做得很心酸，何苦呢！所以很多人說要去做NGO，我就勸他們別做了--做這一行太苦。
等什么時候中國真正成為了公民社會，NGO做起來可能會很輕松。像西方社會，它有一個很好的”兩五制”，就是公民把時間的5%和收入的5%都拿出來支持公益，這樣，做公益成了一種國民義務。而中國的NGO和基金會的合作模式，如果公民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支持，那么做NGO就注定是個苦差事。
但是，我們當然不能說現在中國這么多NGO所做的事情都是沒有必要、沒有意義的，因為總會有一些人要率先去做，我們實際上是作為先驅者，走到了這一步，然而走得很不甘心。我來北京以后，把買房的錢、賣畫的錢全都做公益了，以至于朋友都說我腦子進了水，問我想干嘛，”這又不是你的事情，而是政府的事情”。所以我不大愿意待在北京，人家老說，說多了我心里也會惱火。
中國現在的NGO做出了較大影響的，像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綠家園等，它們的領導人包括我自己，都不是靠這個職業來謀生的，我們本身都有很好的社會背景，不存在生存的問題。但是如果公益事業完全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那是極其不可行的，因為像我們這樣的人太少。我們很多企業和有錢的朋友，他們想做公益，我都勸他們不要做，因為你們沒有做好準備，要想做公益就一定要像僧人一樣有”出世”的境界。不然做了一半會抱怨公益，壞了公益的名聲。一般的工作人員如果要長期在NGO做，他怎么生存？整個中國NGO的發展，就處在這樣一種特別艱難的狀態之中，即使來了人才也只是在這里過渡和感受一下。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我沒想過要永遠做下去。
中國的每一個NGO把自己的歷程寫出來，你看了肯定都會流淚。中國NGO的精英分子能夠做到今天這樣，他們是最了不起的中國人--至少我是這么認為的。這個群體中的很多人完全可以有更好的選擇，卻選擇了”乞丐式的生活”，他們是高級乞丐，生活中他們是最需要也最看重尊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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