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大清帝國中興名臣，曾國藩白手起家創建湘軍，于重重危難中摸索出治軍之策、戰陣之法，以其韜略智慧歷時11年終獲勝利。作為歷史名人，曾國藩的人生軌跡不可避免地與當時中國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交織在一起。作品不僅刻畫了曾國藩大智大勇、堅毅果敢的性格特征，同時也從側面論述了太平天國起義的興衰成敗歷程。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本書的意義不僅在于以一種獨特的視角、顛覆性的觀點將曾國藩展現在世人面前，更是將詭譎多變的晚清政治風云展現在歷史面前。
我們生活在一個現代化的世界中，但聽著太平天國運動那段歷史時期所發生的反抗以及被鎮壓的故事，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中古時期。也許我們從來沒想過，在中國爆發太平天國運動的時候，世界的其他地區也發生了很多大事。如克里米亞戰爭發生于太平天國早期，而太平天國晚期，美國爆發了南北戰爭，日本進行了明治維新改革。然而，假若我們以當時歐美的精神世界步入曾國藩時代的中國人的內心，我們就被帶入了以尼羅河、克里特島、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為中心的文明的那些灰暗的古代。我們只有假想有這么一個人，從孔子所處的時代，也就是柏拉圖時代，一直活到了維多利亞時代中期，才能真正理解曾國藩和李鴻章一起上奏皇帝，派遣有智慧的孩子到國外留學的精神境界。曾國藩寫的詩文、書信、奏折和日記中的很多史料被保存了下來，根據這些史料寫一部關于其精神世界的傳記，肯定很有趣。這么有價值的資料只能在這一章中體現，盡管篇幅不長，不過最起碼能看到對曾國藩的個人生活和家庭產生影響的那些充滿活力的準則，也對他以怎樣的態度來看待家鄉的社會風氣產生了決定性作用。
翻看曾國藩的家譜，發現其祖先可有跡可循地追溯到孔子最早的徒弟曾子，曾國藩是曾子的第70代后人。他們這一脈上是曾氏家族在湖南的支系，元朝在衡陽定居，17世紀遷移到湘鄉，并世世代代生活在這里。[i]曾國藩的祖父叫曾玉屏，在曾國藩的文章中，也被叫作星岡。在星岡之前，曾氏家族的人都是默默無聞的。曾國藩受祖父的影響很大，并且年齡越大越明顯。曾玉屏早年時好吃懶做，直到他聽別人說曾家會敗在他這一代時，才浪子回頭，安下心來耕作，成了別人的榜樣。他非常崇敬自己的祖先，在他看來，祖先的神靈是所有神靈中最值得后輩尊敬的，不管怎樣，在一個家族中，祖先們的興趣和影響力對后輩來說都比虛無的神鬼重要，因此，他建議為祖先建祭祀宗祠。[ii]
曾國藩的祖父個性很強，曾國藩在他的陪伴下長大成人，自然會受到感染，其家族意識自然會很強烈。曾國藩為了維護一個井然有序的家庭，始終把家族放在中心地位，也為此花費了很多的心血。在流傳下來的眾所周知的曾國藩書信中，很多都和家事息息相關。其中一封寫到：
諸弟仰觀父、叔純孝之行，能人人竭力盡勞，服事堂上，此我家第一吉祥事。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錦繡，竟不能效半點孫子之職；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親之勞。每一念及，不覺汗下。
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愿其為耕讀孝友之家，不愿其為仕宦之家。諸弟讀書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時時為科第仕宦起見。若不能看透此層道理，則屬巍科顯宦，終算不得祖父之賢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則我欽佩之至。澄弟（國潢）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謂我是孝子賢孫，殊不知此非賢孝也。[iii]
當時，曾國藩在北京為官，并被委以重任。一天，祖父重病的消息傳到了曾國藩耳朵里，他想到了在家鄉勤勞耕田的父母，再看看自己在京城的奢侈生活，頓時覺得非常慚愧。不過，看到自己的兄弟都非常孝敬父母，他又覺得很開心。
曾國藩認為，家庭成員之間的團結和真誠，首先要做到孝敬父母，和兄弟和睦相處，這對家庭有序的生活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一人因高升，就使關系不再那么單純了，也會對家庭生活產生影響。因此，他常常勸導自己的弟弟們，家人要依靠農耕養活自己，要始終熱愛農耕生活。他說：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規；不恃一二人之驟發，而恃大眾之維持。我若有福罷官回家，當與弟竭力維持。老親舊眷，貧賤族黨，不可怠慢。待貧者，一亦與富者一般。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曾國藩也常常告誡家人，要勤勤懇懇，不要被好吃懶做所擊倒，要生活得簡單樸素。因此，他曾在信中寫道：
甲三、甲五等兄弟，總以習勞苦為第一要義。生當亂世，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財，多財則終為患害。又不可過于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轎騎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練習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積銀錢，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一日不勤則將有饑寒之患，則子弟漸漸勤勞，知謀所以自立矣。[iv]
曾國藩認為，自己曾經親身遭遇過的痛苦和災難始終不忘記，才是最優良的藥。1867年，他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v]
吾家現雖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風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聲罵仆從為首，戒惰以不晏起為首。吾則不忘蔣市街賣菜籃情景，弟則不忘竹山坳拖碑車風景。昔日苦況，安知異日不再嘗之？自知謹慎矣。
不過，曾國藩對于自己的家族有著很強烈的自豪感，他對家族成員的一言一行都有著很高的期望，希望持之以恒維護自尊。因此，由于曾國藩在京城位高權重，為了不使同低級官吏的交往危害到自己，他希望家人能遠離這類官員，以免他們仗著自己的兄長濫用職權。曾國荃考上秀才時，依照以往的慣例，曾國藩應給主考官寫信表達感激之情，但因此主考官聲名狼藉，他不愿意在信中這么做。他又寫道：我家既為鄉紳，萬不可入署說公事，致為官長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虧，萬不可與人構訟，令官長疑為倚勢凌人。[vi]這種行為不僅會傷害家族的名聲，還會引起京城的高官因曾國藩親屬在家鄉的活動而給他蒙羞。[vii]
但曾國藩的這種家族自豪感并非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那些在家鄉生活貧困的人除外。對于家鄉所發生的婚嫁娶喪等事，曾國藩還是時時關注的。他希望在家鄉的親人們該做的事還是要做的，尤其是對自己的鄰居。1867年，他寫信給大兒子說道：[viii]
李申夫之母嘗有二語云：有錢有酒款遠親，火燒盜搶喊四鄰，戒富貴之家，不可敬遠親而慢近鄰也。我家初移富圫，不可輕慢近鄰，酒飯宜松，禮貌宜恭。建四爺知不在我家，或另請一人款待賓客亦可。除不管閑事，不幫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處，亦無吝也。
在家族中，曾國藩對于自己作為長子所應履行的職責始終都在認真地踐行著。他曾多次寫信誠懇地勸告弟弟們，明確指出弟弟們不要去承擔本應由他承擔的責任。一次，他在信中責備道[ix]：家中之事，弟不用管，天破了自有女媧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只安心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沒過多久，也許是希望家鄉的親人們很好地協調與配合，他讓曾國潢打理家中的事務，告訴他要讓后輩們繼承祖先傳下來的氛圍良好的家庭傳統。[x]作為弟弟，不能接受長兄控制一切。弟弟們常常因為此事誤解曾國藩，有時也會起爭執，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的話，主要在于他說話坦率，毫無顧忌。曾國荃常和兄弟爭吵，難免讓人覺得他們之前的紛爭從來沒有結束過。
1841年，曾國荃在曾國藩北京的家里讀書時，就和兄長爭吵了起來，并且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收到父親的來信，他們才停止爭執，都安分守己起來。[xi]1842年，曾國荃不愿意待在北京，堅持要回湖南，回到家后，他給曾國藩寫信，信中將不滿統統發泄了出來。曾國藩在給弟弟的回信中，耐心地給弟弟解釋自己身為長兄應承擔的職責，以及嚴格要求他的原因。[xii]1844年，曾國藩抱怨道，除了自己的弟弟們外，其他人都會去執行他的命令，也愿意聽取他的告誡。[xiii]1854年，曾國藩在長沙，與弟弟曾國潢發生了一次嚴重的爭吵。曾國潢到了大營，給曾國藩的事業帶來了很大的影響，也讓他感到不得志、不順意。這件事后，曾國藩寫信給弟弟們，警告他們不準去大營，在家中要盡到自己的職責。[xiv]可能曾國荃看了長兄的這封家書，認為自己的升遷之路是被長兄攔截了。1856年，清政府的統治最為昏暗，清朝讓曾國藩待在江西，哪兒都不能去。曾國荃當時在長沙，執意要招募兵丁。黃冕剛擔任吉安知府，發現了曾國荃。當時太平軍已占領了吉安，黃冕就是被派去鎮壓太平軍的。黃冕和曾國荃經過一番商討后，覺得曾國荃很聰敏。曾國荃告訴黃冕：方吾兄戰利，事無所須于我，我亦從未至營相視。今坐困一隅，我義當往赴。然若無資力募勇。君但能治餉，我當自立一軍以赴國家之急。[xv]因此，曾國荃沒有通過兄長曾國藩，而是憑借黃冕走上了征戰之路，去攻打金陵。
曾國荃似乎一輩子都喜歡和兄長為敵。外人覺得曾國藩做的事是一個長兄應該做的，甚至為了維護弟弟的抱怨，甘愿擔著被別人指責自己用人不問人的德才，只選跟自己關系親密的人的風險。他派曾國荃去攻打安慶，并且讓其擔任奪取金陵的最高將領，這樣做或許對清政府當時的情況是不利的，但曾國藩還是這么做了。當皇帝下旨讓曾國荃去上海或杭州時，曾國荃卻不愿意去，想要留在金陵，因為能給他帶來很大的榮耀。曾國藩為了滿足弟弟，派李鴻章去了江蘇，派左宗棠去了浙江。[xvi]當忠王對曾國荃發動猛烈攻擊時，形勢非常緊急，盡管曾國藩當時想讓李鴻章到金陵，支援曾國荃，但最終還是沒有這么做，為了滿足弟弟的愿望，為他設法遮蓋真實情況。1864年，皇帝下旨讓李鴻章火速前往金陵，為此，曾國藩和弟弟吵了起來，希望他能面對現實，并心甘情愿地接受。幸虧李鴻章擅長揣度別人的心思，這件事很快平息了。[xvii]盡管曾國藩始終堅定不移地支持曾國荃，但曾國荃一直沒有放棄長兄對他有偏見的想法他滿腦子想的只有國家利益和家族的利益。一次曾國荃給兄長寫信，希望兄弟之間在給出建議時盡量不要冒犯到對方。曾國藩回信說：此言精當之至，足抵萬金。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謬，惟說些厲害話，至今悔恨至極。[xviii]
曾國藩對家族具體事務的處理，也深受祖父的影響。從18591861年的家書中，曾國藩多次談到相關的幾件事。祖父把家庭的基本事務主要總結為八個字，并以此教導他們：書、蔬、魚、豬、早、掃、考、寶。書者，所讀之書也，學業不可荒廢；蔬、魚、豬者，皆農事也；早者，起早也；掃者，掃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顯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該也；寶者，親族鄰里，時時周旋，賀喜吊喪，問疾濟急，星岡公常曰人待人無價之寶也。[xix]
在另外寫給家人的信里[xx]他開始思索， 諄諄教導兄弟子侄們一定要牢記：祖父星岡公之八字曰：考、寶、早、掃、書、蔬、魚、豬。又謹記祖父之三不信：不信地仙，不信藥醫，不信僧巫。余日記冊中又有八本之說，曰：讀書以訓詁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不扯謊也），居家以不晏起為本，作官以不要錢[xxi]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此八本者，皆余閱歷而確有把握之論，弟亦當教諸子侄謹記之。無論世之治亂，家之貧富，但能守星岡之公八字，與余之八本，總不失為上等人家。此外，還有三致祥的秘訣，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最后一項依據的是孔子的不刊之論，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xxii]
關于財產和家庭道德的問題，在1867年，曾國藩在一封信中又講到了，很有意思。[xxiii]那時，他在信中寫道，自己不能寄太多的錢給家里。自有兩江總督以來，無待胞弟如此之薄者。然處茲亂世，錢愈多則患愈大，兄家與弟家總不宜多存現銀。現錢每年足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間之大福。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積谷積產積衣積書，總是枉然。子弟之賢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訓，惟星岡公之教尤應謹守牢記。吾近將星岡公之家規編成八句，云：書、蔬、魚、豬、考、早、掃、寶，常說常行，八者都好；地、命、醫理、僧巫、祈禱、留客久住，六者俱惱。蓋星岡公于地、命、醫、僧、巫五項人，進門便惱，即親友遠客久住亦惱。此八好六惱者，我家世世守之，永為家訓。子孫雖愚，亦必略有范圍也。
有人覺得曾國藩只是舊時期傳統觀念的代表者，這種認識是不恰當的。其實，在有關女子家庭生活中地位的觀點上，曾國藩是不贊同舊觀念的。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某些觀念是很傳統的，覺得女子就應該在家里做紡織、針線、做飯等活。曾國藩在北京時曾給祖父寫信，為自己的夫人道歉。因為自己的妻子遠在北京，沒有盡到孝敬和服侍長輩的責任。在另一封寫給家人的書信中，他又責備已嫁人的四妹，不是早早地起床服侍婆婆，而是賴在床上，等著別人伺候。[xxiv]在長子成親時，他寫信勸誡：新媳婦娶進門后，要讓她做家務活，包括針線、做飯等。這是已婚婦女應盡的責任。[xxv]在另一封家書中，他告誡兒子即使媳婦家有錢，也要做這些家務。[xxvi]
如果看到曾國藩的這些傳統守舊的觀念，我們根本不會覺得，他曾對中國不同姓氏的近親結婚持反對意見，也不完全認同距離遙遠的男女二人只因是同姓就不能結婚的規定。或者他對這種婚姻關系是存在質疑的。在近親結婚的問題上，他覺得姐妹的孩子和兄弟的孩子也算是近親，但中國人始終不認可同姓近親不通婚的原則，不管其他實際上親戚之間的通婚，顯然是不實際的。[xxvii]
在祖父所提出的家庭職責中，祭祀祖先是排在首位的。關于這一點，曾國藩和他的祖父一樣都是推崇的，就像信仰宗教一樣。這是一種中國傳統習俗的核心觀念，遠古時代就有了，后一直延續至今。除了中國之外，其他一些國家在古代也有這種觀念。面對許多隱居在黑暗中的鬼魂，只有過世的祖先鬼魂是最讓人敬重和畏懼的，也最不應該被忽視的。也許他們擁有的善惡之力很強大，所以在子孫需要時，祖先會懷著恐懼之情去安慰他們。對這些靈魂的祭祀是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對曾國藩的祖父來說，實際上這都是宗教信仰。[xxviii]在寫給長子的家書中，曾國藩曾根據祖父的觀念談到了祭祀祖先的問題：昔吾祖星岡公最講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掃潔凈，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里。凡親族鄰里來家，無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濟之，有訟必排解之，有喜必慶賀之，有疾必問，有喪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讀書、種菜等事尤為刻刻留心，故余近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豬四端者，蓋祖父相傳
之家法也。爾現讀書無暇，此八事縱不能一一親自經理，而不可不識得此意，請朱運四先生細心經理，八者缺一不可。其誠修祭祀一端，則必須爾母隨時留心。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飲食第一等好者亦備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講究祭祀，縱然興旺，亦不久長。至要至要。[xxix]
在曾國藩的觀念中，祖先祭祀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選擇好的墓址也是至關重要的。根據曾國藩祖父的言行，我們發現，曾國藩和他的祖父一樣，都對堪輿之學持懷疑態度，并且不讓自己的弟弟相信這些。但是，在他的家書中，我們還是能看出來，他對能否給祖先選擇好的墓址非常關注。他的祖母過世后，在下葬時，他特地給祖父寫信，祝賀葬禮的順利進行，還毫不避諱地詢問是否為祖母選擇了合適的墓地，還有沒有空間搭建牌坊和豎銘碑，離河邊近不近等。他建議遷墳，并不是因為自己想要獲得名利和運氣，只是考慮到墓地是否能防蟻、防潮、應對危險等，并且通道是否狹窄。[xxx] 因此他認為好的祖墳對家族的命運有影響，但他不覺得這和財富有關。
堪輿不過是有關土地的學說，還有比堪輿更高的法則。曾家人心里始終牢記著孝敬父母和祖父母的天道。曾國藩聽說祖父不同意遷祖母的墳后，就讓弟弟們放棄了尋找更好的墓地，免得惹祖父不高興，使病情加重，這樣的話，才是大大的不孝。這樣不管墓址怎么好，都不會帶來好運。[xxxi] 如果只是從這件事來看，曾國藩遵守天道的決定是沒有錯的。7月，他在信中寫道：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癬疾亦愈，且驟升至二品，則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xxxii] 不過，這個墓地帶來的好運一直都沒有停止。1849年，他寫道家族中新增加了三個男丁，他的官職最高做到了內閣，曾國荃也通過考試了。盡管他不相信堪輿風水等學說，但這些都不得不使他覺得是好墓地給他的家族帶來了好運。
很多年后，在三河戰役中，曾國藩的弟弟犧牲了。曾國藩在家書中說，由于祖母的墓地選得好，給家里帶來了好運，因此希望弟弟也能選一個合適的墓址。[xxxiii]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他的叔父喜得兒孫時，他給叔父寫信說：今叔父得抱長孫，我祖父母必含笑于地下，此實一門之慶。而叔父近年于吉公祠造屋辦祭極勤極敬，今年又新造兩頭橫屋，剛值落成之際，得此大喜，又足見我元吉太高祖庇佑后嗣，呼吸可通，洋洋如在也。[xxxiv]可見，曾國藩接受了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墓地要選擇風水好的，祠堂要謹慎地維護，要不失時地祭祀祖先。
1844年和1845年，曾國藩家里有很多人都生病了，于是他給弟弟寫信，讓他們好好整修祖墳，在他看來，這么多人生病和祖墳欠修整有關。他還不讓弟弟們動土，以免驚擾到祖先們的靈魂。[xxxv]從1851年起，在曾國藩的家族中，好壞事經常交替發生，直到1858年才停止。他弟弟在三河戰役中犧牲，算是最壞的一件事了。因此，曾國藩和弟弟們都覺得一定要把父母的墳墓遷到好的地方，只有這樣才能轉運。[xxxvi]我們從很多史料中都能發現，曾國藩遵循著中國的傳統，信仰祖先崇拜。他覺得祖先的墓址一定要選合適的。從上面的書信中可以看到，曾國藩對待中國人迷信活動的態度是很小心翼翼的，但這些迷信在一定程度上對他的行為產生了影響。人活著是不能不去祭祀自己的祖先的。
從理論上來說，曾國藩也迷信其他事情，但對這些都不是太相信。1838年，曾國藩曾到樊城河旅行，突然遭遇了風暴，讓他們置于危險之地。在這危難時刻，他向觀音菩薩許愿，希望得到護佑和幫助。到1851年，他都沒有忘記那天發生的事情，當時的恐怖場景依然歷歷在目。他在信中告訴家人永遠不要接近樊城河。[xxxvii]在信中，他相信顯示出的預兆和神跡，他在1864年看到金陵城上陰云密布，就認為這預示著太平天國會覆滅。[xxxviii]1858年，浙江和其他幾個地方的軍事指揮權掌握到了曾國藩的手中，沒過多久皇帝就下召，任命曾國藩的弟弟擔任浙江的高官。曾國藩在家書中說，其父親在世時曾去南岳上香，有人預言并告訴曾父：二珠聯手，輝耀杭州。曾父將此事告訴了曾國藩，說自己將有兩個兒子會到浙江做官。曾國藩和弟弟這次到浙江，也算是印證了父親的預言。[xxxix]
一次，曾國藩悼念在三河犧牲的弟弟時寫道：今年四月，劉昌儲在我家請乩。乩初到，即判曰：賦得但武修文，得閑字。字謎敗字，余方訝敗字不知何指？乩判曰：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訝九江初克，氣機正盛，不知何所為而云然？乩又判曰：為天下，即為曾宅言之。由今觀之，三河之挫，六弟之變，正與不可喜也四字相，豈非數皆前定那？然禍福由天主之，善惡由人主之，由天主者，無可如何，只得聽之。由人主者，盡得一分算一分，撐得一日算一日。
到這里，讀者應該明白了，對于宗教迷信，曾國藩只相信祭祀祖先，或有時會去祭祀當地的神靈，其他的不太相信。他是因為不相信太平天國所宣揚的教義，才開始接觸基督教的，后來由于要對教案引起的破壞事件做出處理，才有所了解。有一篇文章是關于宗教哲學的[xl]應該看一看，在文章中，曾國藩講到了自己對佛教和基督教的態度。曾國藩認為起初人們宣揚天主教是為了發財致富。他們說教會很有錢，不過現在很多國外的教徒都沒什么錢。盡管教會有錢，但也不會分給教徒，而他們所說的是無法相信的。從秦漢開始，周公和孔子對世人產生的影響開始變少，佛教有了很大的發展。天主教發源于西方，但西方國家的人現在信的是完全背離天主教的新教。因此，那些虛假不真實的教義一時繁榮，一時又衰亡了，但周公和孔子的影響卻自始至終指導中國人建立政權，并作為準則約束中國人的言行和習俗，使中國的禮儀和教育在世界上聞名。盡管很多人想盡一切辦法要中國人放棄孔孟之道，但他們所采取的方式卻是無法令人信服的。
在這封信中，曾國藩非常清楚地表達了自己最發自內心支持的信仰是孔子和其他思想者，他始終都站在他們這一邊。他認為普通人所信的鬼神是不可知，只有祖先崇拜和上天給予的預兆是可知的。我們也能從中看出，他也經常相信一些普遍存在的神靈，如他曾向慈悲女神許愿。其實，他也知道一些神秘的事情是不能從自己所掌握的哲學中追根溯源的，只有承認人的命運是由上天來主宰的。因此他也記載過這樣的事：一個自己熟悉的人，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應該是生活得幸福美滿，不應該是短命的人，竟然很早就去世了，這只能說是生死難料，一個好人能否得到好報，不是常理能解釋的。[xli]曾國藩的弟弟在安慶之戰后，又去了金陵，當時曾國藩告誡他不要焦急，要沉得住氣，自己已經盡力而為，至于能否達到目的，那就要看時運如何了。他寫道：[xlii]
以余閱歷多年，見事之成功與否，人之得名與否，蓋有命焉，不盡關人事也。
在另一封家書中，他又詳細地闡述了這一觀點：
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凡成大事，人謀居半，天意居半。往年攻安慶時，余告弟不必代天作主張。墻濠之堅，軍心之固，嚴斷接濟，痛剿援賊，此可以人謀主張者也。克城之遲速，殺賊之多寡，我軍士卒之病否，良將之有無損折，或添他軍來助圍師，或減圍師分援他處，或功慕于垂成，或無心而奏捷，此皆由天意主張者也。
譬之場屋考試，文有理法才氣，詩不錯平仄抬頭，此人謀主張者也。主司之取舍，科名之遲早，此天意主張者也。若恐天意難憑，而必廣許神愿，行賄請槍；若恐人謀未臧，而更多方設法，一或作板綾衣以抄夾帶，或蒸高麗參以磨墨。合是皆無識者之所為。弟現急求克城，頗有代天主張之意。若令丁道在營鑄炮，則尤近于無識矣。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靜以緩圖之，則善耳。[xliii]
盡管曾國藩對于普通人所信仰的宗教存在質疑，但身為清政府的官員，在遇到危險時，他也不得不參加傳統的祭祀活動。1867年5、6月，地方發生了旱情之后，他曾三番五次地去水神廟拜祭，為百姓祈求降雨。他也去了其他神廟，在地上灑圣水。結果，真顯靈了，第二天就下了很大的雨。曾國藩為了表達對神靈的感激之情，特拿出四千兩銀子捐贈給了廟里。[xliv]1868年，他又去了廟里拜祭神靈，祈求停止降雨。[xlv]曾國藩的這種祭祀活動，在很多書上都沒有記載，因此，我們不能確定他的這種信仰，有多少是因形勢所迫。但我們能想到的是，曾國藩并不是絕對否定老百姓的信仰，有時也是相信的。若一種信仰可能有些是真的時，他寧愿相信它有，不可相信它沒有。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他始終都不贊同從國外傳入的宗教信仰。
和生活在當時的很多中國人一樣，曾國藩有時也是很迷信的。他對八字之說深信不疑，認為八字好壞，會對一個人一生的運勢產生深刻的影響。而人的出生年、月、日、時都能體現在八字中。很多人都覺得一個人的性格和八字有關，也就是說由八字中所含有的不同元素比例決定。[xlvi]當一家有喜事時，家人都會找陰陽先生算一下，想知道新娘和新郎的氣質是否合適，性格上能否合得來。很多時候，曾國藩是不相信這些的，甚至有些輕視。不過在1871年，他寫給家里的信中，卻多次談到自己長子的兒子出生：紀澤生一子，小大平安，深以為慰。紀澤今年三十三歲，正在望子極其殷之際，如愿得之，滿門欣喜。惟八字于五行缺水、缺火，不知易于養成否。[xlvii]他的擔憂被證實了，這一年的九月，孩子得病早夭。曾國藩寫道：此兒出生時，余觀八字于五行中缺水缺火，與甲一兒中缺水缺木者相同，即已慮其難以長成，不料其如是之速。紀澤夫婦年逾三十，難免憂傷。然此等全憑天事，非人力所能主持，只得安命靜聽。[xlviii]
在西方人看來，中國官員生活腐敗，貪官橫行，這是官場上的最大弊端。敲詐勒索的行為四處可見，官員們互相包庇，官官相護，行賄受賄，憑借著這些手段，他們才能仕途一路順利，發財致富。但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下，曾國藩依然置身之外，不參與其中，真是很有意思。他的升官完全憑借自己的功績，這在當時的官場是很少見的。他苦口婆心地教導自己的弟弟及家人，不要仗著自己的官位去謀取個人私利。同時，他也竭盡全力不讓自己去攀關系。對于別人給以的好處，他不會輕而易舉地就接受，也不會阿諛奉承他人，更重要的是，他會謹慎地處理別人對自己的感激之情，也不倡導別人凡事都來求助自己。在他看來，如果開始這樣施恩于人，就會引誘更多人到他這里尋求幫助。那他的官職越高，身上的擔子就越重，即使用十倍返還回去，也是無法卸下這個重擔的。[xlix]
另外，當時很多官員中飽私囊，搜刮民脂民膏，放入自己的腰包中，但曾國藩沒有這么做。1849年他在家書中寫道：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后人。[l]
幾年后，曾國藩步入官場，有能力貪污腐敗，就像當時官場中普遍采用的手段聚斂私財，但當他的弟弟曾國潢向他索要二百兩銀子時，他寫信勸誡說：余往年在京曾寄錢回家，每年或百金或二百金不等。一以奉堂上之甘旨，一以濟族戚之窮乏。自行軍以來，僅甲寅冬寄百五十金。今年三月，澄弟在
省城李家兌用二百金，此際實不能再寄。蓋凡帶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崇。余不能禁人之不茍取，但求我身不茍取。以此風示僚屬，即以此仰答圣主。[li]他總是很認真地看待這些事，并將其概括為八大基本的做人準則：做官以不要錢為本。[lii]這些陳腐、空泛的論調，曾國藩不只是說說而已。在任內，曾國藩是因廉潔聞名的。他還小心翼翼地不讓家人接受別人的恩惠。1863年，二兒子從長沙老家到曾國藩為官的安慶，曾國藩特意寫信警告兒子，不要打著他的旗號行事，所到之處，也不要去麻煩當地的官員。如果去打擾他們，他們不得不耗費一定的時間，還得花錢去款待他。他不想家人因私事來找他，反而被地方官員照顧，這樣就是欠下了別人的恩情。他禁止家人用自己的官位謀取私利。[liii]
曾國藩做事的獨立真誠在給家人和其他官員的書信中能看出一二。中國人說話常常是委婉含蓄的，但曾國藩的家書不是這樣，經常說話坦率，毫無顧忌，只是在言語上稍微小心而已。他上奏給皇帝的折子和寫給京城大員的信中，措辭可能更加高雅，不過不怎么用虛筆。例如，在針對政府是否應該招收外國軍人的事情上，皇帝想聽取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等人的建議，這三人在給皇帝的奏折上，就有明顯的不同。李鴻章和左宗棠是盡量不得罪別人，曾國藩卻將自己的想法坦誠地表達出來。[liv]對于那些弄虛作假、瞞報軍情的行為，曾國藩是非常看不上的。如1854年王錱和左宗棠本來打了敗仗，結果卻向京城謊報說勝利了，曾國藩對這種行為是不恥的。[lv]
曾國藩在為人處世方面，嚴格遵守四書五經。他不僅以身作則，還讓家人也按照孝悌仁義的原則行事。在道德和人格塑造上，他把勤、儉、剛（意志堅強）、明、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謙、渾這八種美德作為自己追求的標準。[lvi]在去天津處理教案的前一天晚上，他給兒子們的永別戒條，其中講了四條應該追求的美德：
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lvii]
曾國藩非常贊同書籍本身具有的價值，因而他始終都在諄諄教導自己的弟弟們要刻苦讀書，而他自己一輩子也是這么做的。不論是作為武官在戰場上帶兵打仗的艱苦環境下，還是作為文官，每天處理很多繁雜的事務，他都是天天誦讀經典著作、歷史或詩歌，幾乎一天都離不開書，甚至在閑暇之時，抽時間寫散文等文章。他每天都寫日記，這些記載非常有價值，有利于我們的研究，遺憾的是，他的日記和一些文件消失在了九江城。他對后輩們也抱有這樣的期望，希望他們養成愛讀書的好習慣，把學習作為居家最重要的事。他經常給他們布置文章，還給他們找合適的先生，并不斷地給他們鼓勁。如果他們完成得很好，他會給以獎勵，要是做得不好，就會懲罰和訓斥他們。同時他還會拿別人做比，告訴他們，人家的條件雖然很差，可是一直在努力讀書，讓他們覺得慚愧。
1843年初，曾國藩在一封家書中寫道，要想進步，必須具備有志、有識、有恒這三個必要條件。有志則斷不甘淪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觀海，如井蛙窺天，皆無識也；有恒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我們也能從一些史料的記載中了解到曾國藩的學習情況。1844年的9月12月，他認真地讀了《王荊公文集》（100卷）、《歸震川文集》（40卷）、《詩經大全》（20卷）、《后漢書》（100卷），并在每一本書上做了批注。[lviii]在他開始忙于打仗后，盡管沒有充裕的時間來讀那么多的書，但他還是為自己安排每天應完成的讀書量，制訂了一份非常詳細的學習計劃。他這么做，就是不讓自己因誘惑而將學習拋諸腦后。在一封信里，他把學習比作烹飪。如果一直用大火燉肉，那肉會很快燉好，如果一會兒用大火，一會兒又用小火，甚至有時不用火，那肉是不可能燉好的。[lix]他在另一封信中寫道，這個比喻他是用的哲學家朱熹的[lx]。先須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溫。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功亦不過優游玩索而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慢火溫之，將愈煮愈不熟矣。[lxi]
學習和環境沒有關系，不論是什么地方，只要想學習，就是好環境。學習和心中的定位有關，關鍵在于自己是否是真的渴望學習。曾國潢想通過當一名老師，來爭取到學習的時間和動力，曾國藩在信中告訴他：且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茍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凈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lxii]
他對后輩有很高的期望，希望他們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發奮讀書。因此在他過世前幾天，他給后人就寫了四條準則用以指導學習：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閱則太陋；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一曰習字宜有恒，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跋不能行。[lxiii]
一直以來，曾國藩的身體素質都不太好，他曾對弟弟們說，自己這么弱的體質是遺傳自母親。因此他必須時刻關心自己的健康狀況。在北京生活的那幾年，他的身體始終不太好，他也問過別人，在1842年其中一個對他說，他的身體要想健康，徹底治愈，最重要的是靜靜地修養，這比吃藥管用得多。[lxiv]1857年左右，給曾國藩看過病的大夫不計其數，但大部分都沒什么真本事，身體又增加了70%的損害，只有30%是見效的，因此曾國藩不再讓他們治療了。[lxv]32歲時，他徹底不抽煙了，他的弟弟們到了30多歲也都戒了。不過，他覺得沒必要戒酒，喝少許還是可以的。[lxvi]他覺得早起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不僅體現在工作上，也對身體有好處。[lxvii]
關于養生這一問題，我們也許能從曾國藩在1866年7月16日的家書中有一個全面的了解：
余老境日逼，勉強支持一年半載，實不能久當大任矣。因思吾兄弟體氣皆不甚健，后輩子侄尤多虛弱，宜于平日講求養生之法，不可于臨時亂投藥劑。
養生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懲忿，三曰節欲，四曰每夜臨睡洗腳，五曰每日兩飯后各行三千步。懲忿，即余匾中所謂養生以少惱怒為本也。眠食有恒及洗腳二事，星岡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學行七年矣。飯后三千步今日試行，自矢永不間斷。
從現代養生的理念來看，他認為陽光和新鮮空氣對養生是十分有價值的。若濕氣太重，人或受之則易傷脾。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風難入，日亦難入，必須設法祛散濕氣，乃不生病。[lxviii]
針對兒子們的學習情況，在同一封信中，曾國藩為他們制訂了六條養生之道并教授給他們，
在這封信中，曾國藩除了關心兒子們的學習外，為了不使他們因身體素質差而影響學習，他寫了六條養生之道教導他們：第一，吃完飯要走1000步；第二，睡覺之前要用熱水泡腳；[lxix]第三，不要動怒；第四，按時靜養；第五，定期練習射箭（他覺得這樣最容易鍛煉肌肉）；第六，早餐要簡單，不吃菜，只吃一碗米飯就行了。
在他最后的兩年里，他眼睛的舊病又發作了。當年，在處理天津教案時，他有一只眼睛看不見了，經常還頭暈目眩。在臨終前幾日，他又暈倒了，這次情況很嚴重，使他的朋友很擔心，時刻保持警惕。當時，他坐著轎子到河邊，本是會見客人，結果眩暈卻突然發作了。正是因為疾病的產生，他迫切想要盡自己最后的一點兒力量，讓后輩們懂得練就一副好的身體。在太平天國運動的那段歲月中，我們看到了中國人面對痛苦時的強大忍耐力，使我們覺得他們的骨子里還有著中世紀的精神。現代戰場的清理是從克里米亞戰爭和美國內戰開始的，當時的處理方式已經在考慮人類所能承受的痛苦程度了。但太平天國運動是非常慘烈的，不僅是對太平天國而言，對鎮壓太平軍的清政府而言也是如此。曾國藩殺了那么多太平軍戰俘，是覺得心安理得的。1861年，他的兩個弟弟認為戰爭死了太多的人，寫信征求他的建議。曾國藩對他們說：要想把毒瘤徹底割掉，只有這么做才行，殺越多叛亂者，毒瘤才能根治。同時鏟除天父和天兄的宗教和天燕、天豫的官員是合乎情理的。[lxx]雖使周孔生今，斷無不力謀誅滅之理。既謀誅滅，斷無以多殺為悔之理。在攻陷安慶后，曾國藩領導的湘軍殺了兩萬名太平軍。[lxxi]有資料顯示，在金陵周圍的戰場上，三河口戰役結束之后，共有兩萬多名太平軍慘遭屠殺。[lxxii]金陵陷落后，湘軍將城門緊緊關閉，在街頭巷尾到處追捕太平軍，當時，有近十萬人被湘軍殺死了[lxxiii]。此后沒多久，鮑超在撫州又無情地殺了四萬太平軍。[lxxiv]盡管太平軍被殘忍地殺害，但那時的人們都覺得理所應當。降王八人在蘇州投降，被砍了頭，人們也沒有絲毫的同情。盡管戈登對此事很生氣，想要殺了李鴻章，但就像前面講的那樣，曾國藩不僅不同意戈登這么做，還非常贊同李鴻章的做法。閱本日文件，見李少荃殺蘇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殊為眼明手辣。[lxxv]從這些記錄中可以發現，曾國藩對這種戰爭造成的殺戮是麻木不仁的，甚至是贊同和認可的。
我們在前面的幾章中，也講述了曾國藩對外國人的態度。他在京城為官的那幾年，從不和外國人聯系，也不去了解他們，但他覺得要想對政府有利，就不能讓外國人踏進國門。[lxxvi]1849年，清政府正在想是否讓外國人進廣州城時，曾國藩寫道：英夷在廣東，今年復請入城。徐總督辦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從此永無夷禍，圣心嘉悅之至。[lxxvii]我們知道，曾國藩開始征戰的生活時，對火炮非常有興趣，覺得沒有大炮他什么也做不成。我們也能發現，在后來的戰爭中，他覺得是汽船和汽艇有助于他取得成功。當他聽到容閎提議在上海建立鐵廠時，他欣然同意，并積極給予支持。最初，他不允許用來復槍，最終還是被迫同意了。我們已經了解到他對除了用國外的軍隊防御以外的事的態度，但我們也明白，他的想法正在逐步發生改變。臨終前，他想采用外國的軍隊模式來改變中國，在當時來看，他作為政治家的代表，算是最膽大和眼光最長遠的人。
在對外關系上，他最初不太喜歡西方人，充滿敵對之情，但隨著事情一步步的變化，他的這種情緒發生了改變，漸漸地對西方人的力量和毅力有了一定的認識。1862年，他回信給李鴻章講道：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lxxviii]幾天后，針對對外政策，他又在另一封書信中展開了敘述，其中關于使用外國軍隊的事，寫道：
與洋人交際，其要有四語：曰言忠信；曰行篤敬；曰會防不會剿；曰先疏后親。忠者，無欺詐之心；信者，無欺詐之言；篤者，質厚；敬者，謙謹。此二語者，無論彼之或順或逆，我當常守此而勿失。
第三語他在別的地方講過，這里不再多說了，看第四語：
先疏后親一語，則務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獨剿一二處，果其嚴肅奮勇，不為洋人所笑，然后與洋人相親，尚不為晚。本此數語以行，目下雖若龂龂不和，久之必可相合相安。[lxxix]
很明顯，曾國藩不想把外國人看成差等人。與之相反的是，從曾國藩和外國人接觸中可以發現，由于中國人和外國人在人種上的不同，如果從長遠利益出發，只有以儒家的恕和仁為原則，才能更好地相處，有利于雙方關系的發展。如果相處過程中只是為了獲得短暫的利益，就采用欺詐的手段，曾國藩是完全不同意的。這種行為目光太短淺，會影響中國的大業。
對于向西方敞開國門，讓外國人來華經商的做法，曾國藩是完全不同意的。他其實知道尋求國外的幫助是必要的，但他不想讓外國人過多地參與其中，這樣就會使許多中國人失去工作，使中國商人的利益受到損害。在建立商船隊時，一些最底層的工作，他先讓中國人來做，等中國人有了經驗之后，能夠自己掌管商船，就讓他們接替外國人的職位。他不太樂意見到全國到處都有很多新鮮的東西存在，而是更樂意采取傳統的方式，使職位和產品等沒有太多的改變。他曾這樣寫對外貿易（不知是在早年寫的，還是在晚年寫的）：總的來說，西方人數百年來始終處于弱的被強的吞并的狀態。他們來到中國，到處建廠，販賣各種各樣的商品，是有目的的，居心叵測，會損害我們國家人民的利益，給老百姓的生活帶來災難。西方入侵后，中國老百姓所受的災難是無窮無盡的，生活極端痛苦。在對外開放的幾個港口上，在長江貿易沿岸，他們的生意做得紅紅火火，可生活在底層的百姓卻什么也沒得到，生活困苦不堪。如果再答應了西方人販鹽的要求，一定會使現在合法販鹽商人的利益受到損害，難以維持生計。如果讓他們到處建房屋和倉庫，那貨站和店鋪的買賣就會受到影響。如果讓他們在河岸上自由行駛汽艇，那么在大小船上生活的水手就會受到影響，使他們沒有生活來源而貧困。如果同意他們架設電報線修建鐵路，那車夫、搬運工和旅店的人就會沒有工作。他們想要的東西太多，但我們能答應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用他們的工具挖煤，來維護中國的長遠利益。[lxxx]
通過這段話，我們對曾國藩有了一個清晰的了解，對于中國之后的那些妥協退讓政策，即清政府把中國大量的資源拱手讓給外國人，把中國的財政收入的絕大多數用來償還貸款的利息。不管曾國藩聚集到了哪種力量，他肯定是不同意的。
但是，不管是一名文官，還是一位武將，不論取得了怎樣的功績，曾國藩自始至終都認為他靈魂的所歸之處只有中國的文學和哲學。他在書信中展現了一種特殊的人格，這是文章的典范。他是一個散文家，功底扎實，文章曾被編選入中國十八位大詩人的作品集中。有人認為他是清朝最出色的文學家和大學者，盡管這種評價并不是所有人都贊同。
。
[ix] 《家書》，1845年1月25日。
[x] 《家書》，1847年8月28日。
[xi] 《家書》，1841年10月29日與12月1日。
[xii] 《家書》，1842年9月1日。
[xiii] 《家書》，1843年2月15日。
[xiv] 《家書》，1854年5月12日及6月15日。
[xv] 《大事記》卷一，第12頁上欄。
[xvi] 《大事記》卷二，第7頁下欄及第8頁上欄。
[xvii] 《家書》，1864年5月21日。
[xviii] 《家書》，1859年1月16日。
[xix] 《家書》，1860年5月19日。祖父的生活方式很難用中文翻譯，用詞很恭敬，但和西方的形式又不同。
[xx] 《家書》，1861年4月4日。
[xxi] 在4月14日的信中，他用愛字取代了要字，將做官的原則定為不愛錢。
[xxii] 《家書》，1861年4月13日。
[xxiii] 《家書》，1867年1月11日。
[xxiv] 《家書》，1843年1月20日。
[xxv] 《家書》，1856年3月14日。
[xxvi] 《家書》，1856年11月11日。
[xxvii] 《家書》，1845年4月11日。
[xxviii] 《大事記》卷一，第1頁。
[xxix] 《家訓》（給兒子們的信），1860年夏歷閏三月初四的信。
[xxx] 《家書》， 1847年3月3日。
[xxxi] 《家書》，1847年3月28日。
[xxxii] 《家書》，1847年7月29日。
[xxxiii] 《家書》，1859年3月17日。
[xxxiv] 《家書》，1856年1月8日。
[xxxv] 《家書》，1845年12月18日。
[xxxvi] 《家書》，1858年夏歷十二月十六日，以及1859年夏歷一月初一。
[xxxvii] 《家書》，1851年8月4日。
[xxxviii] 《家書》，1864年1月9日。
[xxxix] 但他的弟弟們當時并沒有去那里。
[xl] 川崎三郎；《東方的偉人》，第126頁。
[xli] 《家書》，1851年夏歷九月初五。
[xlii] 《家書》，1861年2月10日。
[xliii] 《家書》，1863年9月3日。天字用在這里，指的是某個具體的神，不是隨意的事務，耶穌會會員愿意用它指上帝，是覺得這個詞含蓄地表達了個性和智慧。
[xliv] 《年譜》卷十一，第18頁下欄。
[xlv] 《年譜》卷十一，第22頁下欄。
[xlvi] 五行是金、木、水、火、土，它們作為一種符號用于標識時間。
[xlvii] 《家書》，1871年3月15日。
[xlviii] 《家書》，1871年9月10日。
[xlix] 《家書》，1847年8月7日。
[l] 《家書》，1849年4月13日。
[li] 《家書》，1856年12月26日。
[lii] 同上書，1861年4月4日。
[liii] 《家訓》，1863年9月24日。
[liv] 見上面第十二章的奏疏。
[lv] 《家書》，1854年5月16日。
[lvi] 《家訓》，1866年4月28日。他在一首詩中說最好的美德是恕（見《家書》夏歷五月初五）。
[lvii] 《家訓》，1870年7月6日。
[lviii] 《家書》，1844年12月30日。
[lix] 《家書》，1856年12月2日及12月26日。
[lx] 宋朝的哲學家，儒家經典的正統注釋者。
[lxi] 《家書》，1842年12月21日。
[lxii] 《家書》，1842年夏歷十月二十六日。
[lxiii] 《家書》，1871年12月5日。
[lxiv] 《家書》，1842年夏歷九月十八。
[lxv] 《家訓》，1860年夏歷十一月初四。
[lxvi] 《家書》，1852年2月28日。
[lxvii] 《家書》，1860年4月24日。
[lxviii] 《家書》，1860年2月29日。
[lxix] 有利于血液循環。
[lxx] 《家書》，1861年7月19日。
[lxxi] 《大事記》卷二，第6頁下欄。
[lxxii] 《大事記》卷三，第10頁下欄。
[lxxiii] 《大事記》卷三，第10頁下欄。
[lxxiv] 《大事記》卷三，第14頁上欄。
[lxxv] 《日記類鈔》卷二，第38頁。
[lxxvi] 《家書》各處。
[lxxvii] 《家書》，1849年5月8日。
[lxxviii] 《書札》卷十八，第17頁。
[lxxix] 《書札》卷十八，第29頁下欄第30頁上欄。
[lxxx] 川崎三郎：《東方的偉人》，第1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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