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雖舊制，其命維新
夏中義教授《百年舊詩，人文血脈》
王德威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已有百年歷史，各種新文類的生產與評估也蔚為大觀。但回顧歷來文學史的理論和實踐，古典體制的詩詞創作顯然是最被埋沒的領域。一般論者不僅對其視而不見，甚至引為反面教材，作為“現代”文學的對比。這樣的文學史觀在近年有了改變。隨著新舊材料的重整，我們逐漸理解盡管五四以來白話“新文學”占據主流位置，舊體詩詞書寫唱和續存在。不僅如此，在許多歷史關鍵時刻，舊體詩詞見證嬗變、銘刻憂患的能量遠遠超過任何以“新”為名的文類。回顧百年文學流變，我們首要挑戰就是重新思考舊體詩詞如何介入文學現代化歷程，并且召喚一種有別于“革命”、“啟蒙”的文學典范。
夏中義教授新作《百年舊詩，人文血脈》示范了這樣的嘗試。這本書重審現代舊體詩及詩學大家如王國維、錢鐘書、陳寅恪、聶紺弩、葉元章等其人其作，也著墨新文學健將如文學革命大將陳獨秀、九葉派成員王辛笛等“推新復舊”的來龍去脈。更有意義的是，本書以清末民初大畫家吳昌碩開始，以“五百年來第一人”的張大千結束，思考中國文人傳統中詩書畫同源的時代意義。夏的文字夾議夾敘，既不乏細讀文本的功夫，也透露個人詠史抒情的豐采。究其極，他有意藉此叩問中國詩歌傳統最古老的命題——詩言志——的當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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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盡管新文學當道，舊體詩的命脈不絕如縷。八十年代末以來拜“重寫文學史”運動之賜，文學研究者對現代舊體詩的研究浮出地表。但各家對這一文類的定位莫衷一是，或謂之封建傳統的回光返照，或謂之騷人墨客的附庸風雅，或謂之政治人物的唱和表演。如果我們按照文學史公式，視現代文學發展為單一的、線性不可逆的、白話的、現實主義的走向，舊體詩聊備一格、每下愈況的特征就愈發明顯。
但這類詮釋至少遮蔽了以下事實。首先，文學史不必是進化論、反映論的附庸，更不必是意識形態的附庸。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如果可觀，理應在于不必受到任何公式教條的局限。但“史”與愿違，論述文壇的眾聲喧嘩只是愿景。即便如此，舊體詩獨樹一格、傳誦不輟的事實必須受到重視。既然這一文類在過去百年呈現豐富面貌，我們就必須視其為現代文學的有機部分。
其次，舊體詩只是傳統詩詞籠統的統稱。十九世紀以來，從文選派到同光體，從《人間詞》到《雙照樓詩詞槁》，從大陸的南社到臺灣的櫟社，從呂碧城到郭沫若，從毛澤東詩詞到紅旗歌謠，舊體詩體制多元，題材有異，書寫主體、傳閱的位置也大相徑庭。換句話說，在文學現有的單向時間表下，我們往往忽略了“現代”這一場域如何提供了“共時性”的平臺，讓舊體詩呈現前所未見的多聲歧義的可能。這其中的互動絕不只是新舊之爭而已，而是現代性種種難題的又一對話或交鋒的場域。
除此，新文學的倡導者，尤其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多半接受不同程度的古典教育。一九四九年后現代文學史興起，論者囿于意識形態，或根本的世代差異，以今視昔，容易忘記舊體詩其實是一代文人知識分子養成教育的重要部分。不論是魯迅還是毛澤東、郁達夫或是沈從文，都展現他們與古典的淵源。舊體詩的熏染可以造就“骸骨迷戀癥者”，也可以鑄成“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摩羅詩人。馮至頌贊杜甫，艾青師法白居易，現代史的旋律里總也不乏傳統回聲。
這一觀點引導我們再思舊體詩的“詩”在傳統中國文明里的意義，無從以學科分類式的現代“文學”所簡化。作為一種文化修養，一種政教機制，甚至是一種知識體系和史觀，“詩”之所以為詩的存有意義遠非現代定義的詩歌所能涵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文人學者沖刺于啟蒙和革命陣仗之余，驀然回首，卻每每必須寄情舊體詩的創作或吟誦，仿佛非如此不足以道盡一個時代的“感覺結構”。恰恰是現代文人對舊體詩的迎拒之間，有關中國“人文精神”存續這類的辯證陡然變得無比鮮活。而海外“漢詩”在二十世紀所形成的強大脈絡，從臺灣、香港，延伸到星馬，更為辯證增添了空間向度。
必須強調的是，以上論點無關復古主義，而更指向傅柯(MichelFoucault)式的“知識考掘學”。據此，舊體詩的式微不應僅只是“封建文學”的宿命，而成為一個文明危機——或轉機——的征兆。王國維嘗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舊體詩未來如何我們無從置喙。但既然新文學包含傳統風格的元素，我們就必須實事求是，正視其間重層板塊的撞擊和變動。舊體詩詞的特色，無論是陳陳相因的頹廢自戀，或是“于無聲處聽驚雷”般切中時代要害，同樣值得關心。現代文學一向以除魅為號召，但除魅之外，招魂的工作更為艱鉅。而這也就是夏中義教授新書的用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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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舊詩，人文血脈》是部有相當個人風格的著作。此書雖謂“百年”，并未隨俗對舊體詩詞的發展作地毯式處理。一般想象的典型人物，像懷抱遺民情結的陳三立、朱祖謀，出入政治的郭沫若、柳亞子，或新文學的舊詩好手如郁達夫、魯迅等，也沒有出現在作者的譜系里。夏中義另辟蹊徑，標舉上述從吳昌碩、王國維以降等九位詩人作為貫穿論述的范例。這些詩人里，王國維、陳寅恪、聶紺弩等也許并不令人意外。但夏引入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者陳獨秀，或原以現代詩知名的王辛笛，就必須讓我們仔細思考他的論述邏輯。他念茲在茲的是新中國“人文血脈”的賡續問題，而他以舊體詩人作為研究方法。
現代中國文學的興起與感時憂國的情懷息息相關。梁啟超倡導詩界文界革命，魯迅向往“新聲”，無不希望藉由新文學改造中國，改寫歷史。白話文類應聲而起，曾被視為最能顯現真實、進而加速“現代”大計的形式。然而曾幾何時，這樣的新文學論述有了左支右絀的裂縫。當政治強權左右文藝政策，當意識形態遮蔽歷史真相時，新文學面臨挑戰。別的不說，四九年后，曾有多少作家文人或噤聲不語，或附和霸權，甚或流徙喪生。歷史成為“一言難盡”的言說禁區。
二十世紀的文學史原本就是一部墨水與血水交相渲染的痛史。在那因言賈禍，萬馬齊瘖的時代里，面對歷史的荒謬或暴力，現代文人每每無言以對。反倒是舊體詩人調動龐大的隱喻典故系統和修辭技巧，將史識深藏在表面文章之下，因此言人所不敢言不能言。言志緣情，嬉笑怒罵，其中針砭時事的郁憤、感時傷逝的沉痛，種種曲筆盡在不言之中。這一龐大的隱喻系統自然有待后之來者的詮釋解碼行動。論中國版的“潛在寫作”(esotericwriting)，舊體詩歌的寫與讀當之無愧。而這是夏中義教授用力極深的主題。
于是有了陳寅恪在五十年代錐心刺骨的“以詩存史”：“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有了六十年代王辛笛橫眉冷眼的“國史冷吟”：“更與何人問暖涼，秋深廢井對幽篁。”。有了葉元章楚囚天問般的“詩中涅盤”：“囊中搜得焚余句，俱是醉人醒后裁。”。有了聶紺弩的自諷諷人的“紫色誹諧”：“百事輸人我老牛，惟余轉磨少風流。”我們可以想象在極度困蹇的情況里，這些文人和知識分子如何引譬聯類，借此喻彼，歌哭之余，找到自我安頓的方式。錢鐘書七十年代末重提“詩可以怨”，自然有深意存焉。
但如果我們只汲汲于舊體詩人的潛在寫作的政治意義，未免仍有其局限。詩史互動原來就是中國文明的基礎之一，而夏中義教授更要強調的是詩史的現代意義。當現代性風暴將中國文明遠景摧折得四分五裂之際，舊體詩提醒我們在現實的瓦礫之下，仍有更龐大的時間、知識、和情感符號體系可以作為參照或反思的資源。舊體詩有其抱殘守缺的一面，但也從不乏厚積薄發的一面。當未來的發展看似只此一家、別無分號之際，甚或顯現走投無路的可能時，舊體詩人以退為進，從歷史無比繁復的來時之路定義現在，譬喻未來。他們因此為另類現代性投射復雜動線。“史亡而后詩作”這類古典觀念，也因此有了新的詮釋。
王國維一九二七年的自沉事件是現代中國文化史和精神史重要的轉折點。作為《人間詞》和《人間詞話》的作者，王不僅是詩（詞）人，更是現代詩學的肇始者之一。王的守舊政治立場迨無庸議，他的自沉卻引來眾多說法。是陳寅恪排除眾議，謂詩人之死非為一家一姓之故，而出于對神州陸沉的巨大憂傷。陳所謂的“神州”與其說是政治地理的指涉，不如說是文化命脈的總稱。而其結晶就是以“詩”為名的文化。而王國維之不得不死，恐怕正是看出現代中國詩、史俱廢，帶來文明掏空的危機。超過一般遺民論述，王的自沉有其激烈面，代表一種“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的抉擇。
仿佛有意在史/詩互動的辯證里找出王國維的對立面，夏教授另以專章討論陳獨秀的舊體詩。陳一生的大起大落早有評論，但夏從其人與舊體詩的因緣看出歷史吊詭。作為革命文學健將，陳在五四前后激烈反對傳統文學，首當其沖的當然包括舊歌。但夏指出陳一生不乏舊體詩作，恰巧分布在生命前期（1903-1916）和后期（39-55）。陳中期意氣風發之際，自然對所欲革命的對象視若敝屣。但舊體詩作為一種教養、或一種抒情言志的方法，畢竟在陳一輩人中根深蒂固。陳晚年賦詩遣懷無疑揭露傳統在他身上去而復返，也更說明他所倡導文學革命論的不足。
胡適、陳獨秀等倡導白話文學革命，對中國的現代化設計功不可沒。但他們想象言文合一的透明關系，以及白話作為文明進化的表征，卻將歷史化為簡單公式。恰是因為陳龐大的歷史身影，他歷經革命考驗和牢獄之災后回歸舊體詩就有象征意味。我們不禁要問：陳晚年的選擇是反璞歸真，還是自甘墮落？是從面向未來改為本雅明（WalterBenjiamin）所謂“退向未來”？或是勇于面對白話文學史論述和實踐“有效性”的巨大裂口？
“干戈今滿地，何處著孤身？”千帆過盡，陳獨秀或許終于理解現代之路千頭萬緒，白話文類畢竟難盡其功。陳獨秀的問題不是個案，而是許多奉新文學之名的文人、知識分子甚至政治人共有的經驗。果如此，文學新舊之爭的復雜面就有深究的必要。
《百年舊詩，人文血脈》立論最令人矚目處在于夏中義教授認為，現代舊體詩引領詩人和他們的知音參透“自由”的真諦。這和以五四或四九為主軸的文學論述不啻背道而馳。一般認為新文學才是解放傳統束縛、安頓個人主體的不二法門，夏中義卻看出作為對立面的舊體詩詩人自有其義無反顧的韌性與堅持，并以此成就一己自為的天地。他的例子再度來自王國維與陳寅恪的精神對話。王國維逝后，陳寅恪挽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引起眾多辯論。陳未必同意王保守的政治立場，卻在王赴死行動中看出一股擇善固執的精神，沛然莫之能御。這“善”不再是世俗倫理的好惡，而恰是夏所謂傳統文人俯仰天地，問心無愧，一任我自由之的形上精神。
夏中義藉舊體詩所思考的“自由”的定義，其實帶有康德式的超越色彩。然而他選擇了陶潛作為古典中國自由觀的典范，而以陳寅恪作為其現代代言人。除此，他提名吳昌碩作為畫中有詩，體現自由的另一案例。夏詮釋自由的獨特方式勢必引起討論，而他藉此一澆自己心中塊壘的用心尤其令人深思。再次強調，夏所謂的“詩”不僅只是一種古典文類的統稱，也指向一種人格特質，文化涵養，知識體系，歷史抱負。“詩”的自由不僅在于開啟無限想象空間，也在于從中規畫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審美境界。在這層意義上《百年舊詩，人文血脈》所處理的都是在極端歷史情境下自由的探索者——以及他們所必須付出的沉重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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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中義教授早年著有《世紀初的苦魂》、《九謁先哲書》等作，方法介于思想史與文化史之間。即在彼時，他行文字里行間已經顯現強烈的個人風格。這一風格毋寧是帶有詩人的氣質。許多年后，夏終于在現代文人的舊體詩歌研究中，展現了他的本色：“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夏中義教授的努力讓我心有戚戚焉。過去幾年我曾致力“史詩時代的抒情傳統”研究，重思文學與中國現代性的淵源。我的用意不外是對行之有年的啟蒙加革命論述提出新的對話可能，而我的資源之一來自傳統抒情詩學。這一抒情論述曾引起誤解，關鍵恰恰在于“抒情”的定義。
“抒情”在現代文論里是一個常被忽視的文學觀念。一般看法多沿襲西方浪漫主義遺緒，認為抒情不外輕吟淺唱，感事傷時。相對啟蒙、革命論述，抒情顯得如此個人主義、小資情懷，自然無足輕重。然而只要我們回顧中國文學的流變，就會理解從《詩經》、《楚辭》以來，抒情一直是文學想象和實踐里的重要課題之一。《楚辭·九章》《惜誦》有謂“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時至二十世紀初魯迅寫《文化偏至論》，則稱“鶩外者漸轉而趣內，淵思冥想之風作，自省抒情之意蘇，去現實物質與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靈之域。”“抒情”在新舊體文學中各有表現，用法和喻義也頗不同，但在現代性的罡風里，這一觀念的活力未嘗或已。
我以為《百年舊詩，人文血脈》所處理的詩人和詩作，就是“發憤以抒情”現代表征的一端。抒情詩學不應僅見諸文本和文論而已，也落實在人間煙火之中。惟有在歷史經驗的脈絡中，抒情的隱與顯才更加耐人回味。從王國維到陳寅恪，從陳獨秀到張大千，夏著中的每一案例都見證現代文人學者畫家，甚至革命者，折沖在不同的抒情理念、條件和效果之間，早已為這一文學觀念開發出更多對話空間。
我是夏教授多部著作的讀者，與他僅有一面之緣。承夏教授之請為新作作序，其實十分惶恐，畢竟我的專業不是舊體詩歌與詩學。但夏著論點讓我心有戚戚焉，因此愿意提出個人看法就教方家，也藉此表示對夏教授的敬意。是為序。
夏中義，1949年1月生于上海，1982年春本科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后留校執教，2000年擔任教授、博士生導師。1986—1996年任該校文學研究所副所長。自2003年受聘擔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歷任中文系系主任、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主任。2009年至今受聘為中國美術學院南山講席教授、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2016年擔任英國劍橋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史案、20世紀中國思想史案。主要學術論著有：《朱光潛美學十辨》《學案?學統?學風》《王國維：世紀苦魂》《王元化襟懷解讀》《從王瑤到王元化》《學人本色》《九謁先哲書》《新潮學案》《思想實驗》《藝術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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