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描寫具有現代意識的知識分子倪吾誠在中國舊式家庭生活中的苦悶與迷惘，向往西方現代文明而不可得，一生掙扎終無所獲。
小說精煉、生動，人物尤為傳神。
適讀人群 ：大眾讀者
作者鮮有的“審判”題材佳作
夾縫中求生知識分子的苦悶迷惘
舊式家族的真實寫照，中西沖突中人性的掙扎與陷落
王蒙 中共第十二屆、十三屆中央委員，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當代作家、學者，文化部原部長、中國作家協會名譽主席，任解放軍藝術學院、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新疆大學、新疆師范學院、中國海洋大學、安徽師范大學教授、名譽教授、顧問，中國海洋大學文新學院院長。
曾獲意大利蒙德羅文學獎、日本創價學會和平與文化獎、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與澳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約旦作家協會名譽會員等榮銜。作品翻譯為二十多種語言在各國發行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江南初春，我獨自漫步在林蔭小路上，寂寞而且自由。
你說，這弦有多長？
樹干細而高，淡灰色的樹皮上出現了黑的與褐的斑點，柔嫩的樹枝網一樣地伸向天空，久雨后的，開始晴朗和溫熱起來的灰藍色的天空。
這根弦已經沉睡了五十年，五十年了，一年又一年，直到今天。
看樹葉像北方的槐樹，但又比北方的槐葉肥大。最奇妙的是，盡管樹葉密而多，它們只長在樹冠的頂部，像一層薄薄的華蓋，于是樹葉下面的網狀交錯的枝條、線條與空隙與天光，完全分明。
所以說那弦是太長了，穿行了整整半個世紀，我不愿也不敢輕易地將它撥動。
我知道旁邊就是柏油馬路，不時有高級轎車從這路上駛過，路的兩側是豐滿而又恢宏的法國梧桐。我知道另一邊是迷人的美麗的湖。我知道這又是一個鬼使神差的、綿綿無盡而又轉瞬即逝的春天。春天遼闊無邊。但我暫時只愿在這小路上漫步，好像我只屬于這條路，這條路也只屬于我。
如果這樣一根弦震顫起來了，它的聲音，難道能夠是和諧的、能夠使喜歡鮮花和糖果的好人們覺得入耳嗎？
一九八年六月十七日，語言學副教授倪藻作為中國學者代表團的一員，訪問歐洲一個發達國家北方的著名港口城市H市。倪藻四十六歲，滿頭青絲，談鋒機敏，眼神活躍，動作麻利，走起路來兩條并不健壯的腿得相當快。如果不是看到他臉上的特別是眼角和嘴角的細密的皺紋，如果不是看到他陷入沉思的時候目光中那種深含的悲憫，大概會認為他年輕有為，善于調攝，駐顏有術，風華正茂。
早晨八點十三分，倪藻他們在B市的機場登上不列顛航空公司的飛機。他的左側，坐著一位穿著講究的風雨衣、亭亭玉立的灰發女士，女士面孔莊嚴，像個男子。女士攜著一個講究的提包。待飛機飛行平穩以后，她打開皮包，竟從皮包里取出一只小小的金毛哈巴狗。她牽著銀鏈，將玩物一樣的馴良的小狗放在腳下。倪藻恍然她的表情多半是因為偷偷節省了一個動物所需的機票而莊嚴。倪藻的右側，是一位專心致志地操作著計算器，填寫著不知什么表格的男子。男子工作得那樣專心，不但不去注意飛機的起飛與飛行，不去欣賞舷窗下的風光，而且用“不”字回答了端來飲料的空中小姐。他真忙。
九點剛過，飛機在H市機場降落。“這么說，我們來到了H市了？我也許可以找到史福崗教授了吧？”他問擔任他們團的向導和翻譯的貝蒂小姐。
“我一定盡力幫您找到您的老朋友史福崗。”殷勤的、一絲不茍的貝蒂小姐，用清楚而又標準的中文回答。
倪藻有點惱恨自己。為史福崗，他啰嗦什么呢？史福崗究竟和他有什么相干？歸根結底，真正曾經是史福崗的老友的并不是倪藻，而是倪藻的父親倪吾誠。倪藻這次出訪，與父親倪吾誠有什么相干？倪藻即使不出國，即使他與父親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城市，他們父子二人之間又有多少相干？
然而半年之前得到國外有關方面的邀請的時候他立刻想起了史福崗。一路上他沒有忘記史福崗。去H市看望一下史福崗，這似乎是去還一個愿，似乎是一種尋根究底，似乎是去撥動一根久已沉睡的古弦。
到達H市以后先是參觀東方書店，然后到一個國際學術交流機構與一位體態嬌小、面孔莊嚴、戴著兩片巨大的眼鏡的女博士會見，然后到港口參觀和用飯。用飯的時候由當地最大的報紙的主編陪同，倪藻與他隨意地卻是全神貫注地討論了毛澤東在世界歷史特別是思想史上的地位。報紙主編向倪藻介紹了一九六六年和六七年“毛主義”的紅衛兵運動對于當時的歐洲青年的重大影響……他們談得這樣津津有味，以至午餐以后登上去H大學的汽車的時候，除去最后的澆白蘭地酒的布丁以外，倪藻想不起來中午究竟吃了什么。對，有一小碗濃湯，有很重的洋蔥味，又咸……日程排得太緊了。
下午兩點鐘開始與H大學的六位漢學家座談。這六個人當中有四個人是歐洲血統的。一個長著漂亮的大藍眼睛，棕色的頭發向后背過去，說話細聲細氣，彬彬有禮，紳士派頭十足。但他帶著善良無邪的微笑提了許多乍一聽是相當令人為難的問題。第二個人長胳臂長腿，說話的時候愛擠眼睛，一邊說話一邊自己先笑個不停。第三個人雖是男性，卻留著披肩的長發，他的漢話說得最好，對中國的事知道得相當多，有點當今中國通的勁兒。第四個，第五個……第六個人目光非常陰沉，身體的每個部位都是渾圓多肉的，看著他的肥嫩欲滴、洗得清潔得像是半透明的蠟團的手指，倪藻覺得有點不太自在，就像看到餐桌上的香腸突然變活了，動作起來了一樣。
另外兩位先生本是倪藻的同胞。年長的那位是漢口的一位著名京劇武生的弟弟。那位武生演的武松風靡大江南北幾十年，以至后來取材于《水滸傳》的連環圖畫畫武松的時候都以這位演員為模特兒，如果你畫得不像這位名武生，老少讀者就不認可，就認為你畫得不像武松。名武生的弟弟從四十年代出洋留學，后來定居在H市，現在穿著合身的米黃色西服，打著一條雙色領帶，戴著一副寬邊眼鏡，氣度與做派與那六位無異，完全看不出他的兄長及武二郎對他有什么影響。連他表示興趣或者沒聽清楚時眼睛一張、下巴一歪的姿勢都是充分地歐化的，絕無任何京劇或者漢劇或者任何其他中國劇種的做派的影響。只有他說話的腔調，包含著一種老式的多禮和親熱，使倪藻不時想起他接觸過的為數不多的梨園子弟來。
另一位同胞一下子就引起了倪藻的興趣，就像他們過去曾經熟識。那人寬肩膀，身材適中，兩頰像刀砍過似的平直有力，大眼睛柔和當中充滿畏縮和惶恐，與他那上挑的、眉心連在一起的長眉頗不協調。依倪藻的經驗，這樣的眉毛應該是爭強好勝、顯露浮躁的性格的征兆，這樣的眉毛的主人的目光也應該是得意洋洋的。這樣的人按理屬于一觸即發、隨時準備露一手和壓別人一頭、什么情形下面都不甘寂寞的那種類型。
這位同胞的整個神態也是自從倪藻在F市航空港繳驗護照入境以來所沒有看到過的。這里與以謙虛為最大美德的東方不同，這里的每個男人與女人，包括小孩子都是那樣的挺胸腆肚，神氣活現，趾高氣揚。用現在比較時髦的話來說，就是一個個都顯得那樣自我感覺良好。但是，現下的這位西裝筆挺的同胞老弟，雖然具有一切令人自我感覺良好的外部征兆，卻表現出一種莫名的卑怯，近乎凄涼。可又為什么要去關心一個萍水相逢的不相干者呢？天涯海角，到處都有形容枯槁的、心情憂郁的、處境艱難的與自己偏偏和自己過不去的令人感到親切的人。那些直接與倪藻有關的人倪藻還關心不過來呢。
一進這一間清爽的、一塵不染的、雖然頂棚不高面積也不大卻是非常明亮和舒適的會議室，倪藻第一眼便發現了這位同胞老弟。他身上的悲劇氣氛，悲劇氣氛下蜷縮著的暴躁、才情或者頑劣，一下子就打動了倪藻。倪藻選擇了一個離他近的座位，向他微笑，并遞過去自己的一張名片。
“老弟”立刻掏出了自己的淡藍色的姓名卡。一面是英文，一面是中文。（中文！）H大學副教授文學博士、歷史學碩士趙微土他向他點頭致意，并奇怪世上竟還有這樣的名字。
座談進行得比較表面，主要由健談而又博學的代表團團長與德方的幾位學者進行。倪藻，稍稍放松了一下自己。他一會兒欣賞房間四角呈大花瓶形的臺燈，一會兒抬頭望著窗外的綠樹和樹枝上跳躍著的兩只小鳥。小鳥互相跳了、叫了一會兒，然后靜下來，各自轉過頭頸用尖尖的黃嘴巴啄洗整理自己的羽毛。倪藻覺得不可思議。甚至連種類相同的鳥兒也生活在不同的國度。它們不是能夠在天空自由地飛翔嗎？是它們自己選擇過了嗎？是不是鳥兒也有自己的命運、自己的怨嗟和快樂呢？
倪藻他們的代表團長侃侃而談：
“先生們對于中國歷史上，近百年來、近三十年來以及近年來所發生的一些事情覺得困惑、意外、難以猜測甚至難以理解，這本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要說你們，就是我們這些從祖先就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參與了許多事變、對于在中國發生的許多戲劇性事件都是身臨其境的人，就是我們也常常覺得困惑和難以理解……”
團長的話引起了笑聲，倪藻也笑了。笑是好兆頭，倪藻想，共同的笑聲，這也算是一種溝通吧？
“……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運，用革命的手段把中國社會翻了一個個兒，用革命的手段對中國社會進行根本的改造，這是絕對必要的、偉大的與神圣的。沒有這樣一個天翻地覆的革命，古老的中國就無法繼續生存，無法邁開一步。當然，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
團長繼續談。倪藻覺得他談得很好。為了振作精神好好聽一聽團長的談話，倪藻站起身來，走到透明的恒溫咖啡壺邊，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趙微土示意他加糖和白色配料（用來代替奶粉以免催肥的“咖啡之友”），被他謝絕。喝黑咖啡，這是他小的時候便從父親那里學到的習慣。
“……但是我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感到遺憾，”長著多肉的半透明的手指的渾圓的學者結結巴巴地用中文說，他尋找翻譯，掃了一圈，貝蒂小姐不在場。趙微土向他做了一個“您請”的手勢，他改用母語說話，趙微土給他當翻譯。“我對中國的紅衛兵運動的失敗感到遺憾。一九六六年我還在大學讀書，我認為中國的紅衛兵為全世界樹立了榜樣，反傳統、反體制的青年人找到了一條快速地改造社會的方法……”
多肉的學者的話使倪藻吃了一驚。這次出國，對于來自右面、來自西方世界的反共偏見的種種誤解、疑問乃至挑釁，他是有準備的。但他沒想到這里還有這種超左的論調。只是這位先生的外形與他的觀點似乎一下無法令人協調起來。按照公認的標準，這位先生顯然應該算是屬于“資產階級”的。
“然而，改造社會的任務，從來不是能夠快速地完成的。”團長簡略地、卻是針鋒相對地回答。
再一次響起了共同的笑聲。
趙微土用英語補充了幾句話，然后自己翻譯說：“我說，我對他所說的文化革命與紅衛兵運動的‘失敗’感到快慰，感到歡欣若狂，要不然，咱們中國就完蛋了……”
倪藻立即聽出來了，趙副教授的中國話不像久居海外的人的那種口音和腔調，倒更像“自己人”。同時，趙的這幾句相當口語化的話，反而一下子給一直溫文爾雅的座談增加了一點沉重的氣氛。
天色突然黑了，主人打開了會議室屋頂上的隱燈。倪藻看了看表，還不到五點鐘。他又看了看窗戶，是天陰了上來。停在樹枝上的兩只小鳥不見了。從窗前飛過的鳥兒顯得驚惶，雨快要來了。不知道H市的小鳥能不能找到避雨的地方……這里的房子好像缺少屋檐。
貝蒂小姐匆匆走進了屋子。她走路的時候決不擺弄腰肢與賣弄風情，而是帶著一種職業婦女的目不斜視的莊重與講求效率的緊張。其實，貝蒂小姐還很年輕，正是談情說愛的年紀。但她的穿著、舉止、言談乃至于笑容都帶有一種中國式的樸素。倪藻堅信這種樸素是中國式的。學習某一種語言就會不自覺地受到某種文化的熏陶，倪藻自己就有這樣的經驗。而且，他相信，把一種語言當做一種文化的軌跡而不是僅僅當做一種表意的、隨時可與自己的母語互換的符號，乃是學好那種語言的首要條件。
貝蒂小姐徑直來到倪藻身邊，拉過一個椅子坐下來，悄聲告訴倪藻說：“我去掌握有關史福崗的信息。史福崗從中國回來以后，一直在這所大學任教。去年十一月，他已經退休。他經常不在這里，或者到亞洲一些地方旅行，或者到鄉下去。據說前不久他和他的太太還在中國，現在呢，人們說他們夫妻二人可能是在馬尼拉。史教授在這里退休了，卻接受了菲律賓大學的聘書……”
“您是說，現在在這里，是找不著他或者他——太太了。”“太太”這個詞，已經擱置得很久了，倪藻用起來略覺異樣。
窗外似乎已經淅淅瀝瀝地下起了雨，樹葉和細枝顫動著，道路上駛過的汽車濺起了些許水花。窗子的隔音性能絕好，人們在室內聽不到雨聲，因而看起來一切像是一幅畫。遠看山有色，近聽水無聲，
春去花還在，人來鳥不驚。這是童年時姨母教給他的謎語。這里鳥不躲人，因為人不傷害鳥。為什么我們那么不注意保護鳥呢？甚至公布了法案也不行。有些人硬是要去傷害從不傷害人的鳥。他們一有機會就要去傷害別的生靈。而他們自己，又常常被……
“是的，這里只有他們的空房子。您大概很悲哀，您看不到老朋友了。”貝蒂同情而又無可奈何地說。
“看來，不該見他們……”倪藻輕輕地舒了一口氣，若有所動，不知道是解脫還是惆悵。趙微土向他淡淡地一笑。
座談結束了，人們準備離去。趙博士走了過來，略略前傾著身子，對倪藻說：“您想見史福崗或者他的太太嗎？”
“是啊，您認識他？”倪藻的眉毛一挑。
“熟得不得了，”這“不得了”三個字的發音有點夸張，有點像解放前話劇的舞臺腔，有點——不，顯然不像當今中國大陸的人們說話的語氣。“據我的最新消息，史太太已經回來了，她是昨天晚間到的，乘的是西班牙航空公司的飛機，機票要便宜一些。據我所知，情況就是這樣。”說著，他向貝蒂小姐點了點頭，似乎為自己提供的情況與貝蒂不同而感到歉意。
“那就太好了，請您幫助倪先生與史太太聯絡一下，可以嗎？”貝蒂小姐高興地、湊趣地說。
按原來的計劃，代表團現在應該回旅館，六點半鐘，與一位老太太共進晚餐。這位老太太年輕時與一位思想激進的中國留學生結婚，后來與他一同回中國參加革命活動，又一起去了延安，一起迎接了四九年的解放。她有中國國籍，是一位著名的老革命，現在年老體衰，回到故鄉治病、度其余年，但仍然充滿著對中國的感情。晚飯以后，八點半鐘，他們將去劇院欣賞一臺古典歌劇的演出。而次日，活動排得就更緊。
趙博士建議說：“您只好放棄與這位老太太共用晚餐的機會，我們一起吃一點便飯，然后我們去看史太太，八點半以前，我送您去劇院……這樣，我也可以有機會與您再談談心。”
“這是個好辦法。”不等倪藻開口，代表團的其他同志都認為這是可行的，紛紛表示贊成。倪藻雖然對見不到那位老太太頗覺遺憾，但想到有這么三個多小時可以放松一點，似乎也恰恰是他所需要的。而且，他預感到趙微土似乎還有一點話要與他說。他點點頭，事情就這樣定了。
趙微土似乎由于自己的建議被采納而頗受鼓舞，他顯得活潑了，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小小的電子計算機，按了幾個字母，顯示盤上出現了施特勞斯·沃爾夫崗（史福崗）家的電話號碼。抄起電話聽筒，按照這個七位數字的順序，輕按著電話機上的小小的鍵盤，鍵盤發出高低不一的短促的樂聲，過了一會兒，趙微土興高采烈地說：
“史太太嗎？辛苦辛苦……我是誰，喲，您沒聽出來，準是讓飛機的發動機的噪音給吵的，我是小趙……”
趙微土的整個語調、語氣、神氣似乎都與他們腳下的這塊歐洲國家的土地、與H市、與他跟“史太太”的所在國籍及“史先生”的純正歐洲血統無關。電話耳機里清晰地傳出了北京味兒很足，而且是老北京味兒（解放前的北京味兒）的史太太的說話聲：“小趙呀，你這個機伶鬼從哪兒打聽到我回來啦……”霎時間，倪藻完全忘記了此身何地，他只當是在隆福寺東四人民市場旁邊的一個公用電話間里呢。
“……北京來的一位朋友，他的父親是史先生的老朋友……您猜猜……什么？您猜不著，他姓倪，倪藻同志，怎么樣？”短促的沉默，對方大概仍然沒有反應。這使倪藻有點傷心，他甚至懷疑自己不遠萬里而來打問他們并且今晚離團獨自行動是否明智、是否必要、是否荒謬和愚蠢了。
趙微土捂住了送話器，他用與他打電話的腔調全然不同的禮貌的態度問：“史太太問令尊大人是不是叫倪無塵……”
“是的，他叫倪吾誠。吾人的吾，誠實的誠。”
“是的是的，”趙微土對電話講得很興奮，“就是倪吾誠老先生的兒子，人家大老遠的要去看您……不，不吃飯，我們這兒有安排……是的，他八點鐘以前要離開您那里，八點半他還有事……好的，我們七點二十分到您那里，在您那里呆四十分鐘……招待？您剛回家用什么東西招待我？噢，不是我，是招待倪先生……有沒有菲律賓帶回來的芒果……那就給碗清茶吧。”
趙微土笑呵呵地放下了電話。幾乎是拉著倪藻的手走出會議室，走進電梯間。“是的，我們的時間有限，近處有一個意大利餐館……您喜歡嗎……好的，您喜歡各種新鮮的經驗，這真是一個長處……到了，請。”他們走出電梯間。大門口擺著一張寫字臺，寫字臺上的臺燈放射出柔和的光，一位看不到面貌的女士低著頭兩手像彈鋼琴一樣地按動面前的一排排鍵鈕。趙微土行經她身旁的時候向她揚起手，道了一聲晚安。她含糊不清地應了一下，略一抬頭。倪藻只來得及看到她額頭的皺紋。趙微土推開玻璃大門請倪藻先走，隨后他跟出來用一種瀟灑的姿勢歡快地邁動步子走向路旁的一排汽車。倪藻立刻聞到一股清涼、濕潤的氣息，樹葉似乎正在雨中融化，放出一種嫩生生的芳香。細雨若有若無地觸著面孔，好像是一種爽人的撫摩。一陣風吹過來，倪藻還覺得有點冷呢。雖說是夏天，但這里——倪藻出國以前不止一次地看過地圖——的緯度與中國最北部的城市黑龍江的漠河差不多，又加上陰雨，倪藻只覺得像是春天。也許更像乍暖還寒的早春天氣呢。
趙微土來到一輛在雨中閃著光的猩紅色的汽車旁邊。車頂上覆蓋著幾片雨中飄落的楓葉。楓葉水淋淋的。他先打開右面靠前的門，請倪藻坐好，然后他麻利地轉到左面，打開車門，坐到駕駛的座位上。他發動著車子，喟嘆著說：“我有許多話，許多話想與你們說啊……見了面，又不知道從哪里說起。”
車子開到了路上，轉過了方向，沙沙地跑起來了。從擋風玻璃上方懸掛著的反光鏡上，倪藻看到了趙微土的陰沉的、拉長了的臉。
“您是……”倪藻試探著問，語調里流露著關切的興趣。
“我也許該槍斃，”趙微土突兀地說了這么一句，把右手從方向盤上拿起來拂了一下，低聲說：“我是一九六七年從中國大陸跑出來的……本來也是干部……請原諒，也許您對這些并不感興趣。”
“沒有什么。我們隨便談。如果您愿意的話，請隨便談。”
道路右側出現了一幢孤零零的煙色木房子，標有意大利餐館和意大利薄餅字樣的霓虹燈在薄暮中閃著微光。他們停好了車，走下來，推開門，首先聞到了一股濃熱的奶酪干氣味，趙微土走向迎面的光亮的柜臺，在那里點了飯并且交了錢，這是倪藻出國以后碰到的第一家先交錢后吃飯的飯館。然后，他們踩響一個吱吱扭扭作響的木階，繞過一個小小的噴水池，進入低矮幽暗溫熱的大廳。雖說是室內，卻生長著不少樹葉巨大、形狀奇特的高貴植物，還有攀附在墻壁上的藤蔓。一間大廳，修得高高低低，既有高臺，也有低地，任憑顧客選擇自己的座位與“地勢”。只是顧客很少。他們走到一張小桌旁邊坐了下來，依稀聽到了搖滾樂曲的立體音響，那本來應該是聲嘶力竭地大喊大叫的歌曲，由于音量被調到了最低程度，變成了一種有氣無力、想使勁也使不上的虛弱的哀鳴，好像是一群啞了嗓子的病人在吃力地唱歌，振動不起空氣與耳膜，倒使倪藻覺得怪可愛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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