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創造豐富而高妙，它所展現的藝術天地，給人以高度的美學享受，令人贊嘆不已、品玩不厭。這是一個博大精深的藝術礦藏，也是一筆寶貴的藝術財富，值得深入地挖掘、享用和借鑒。
接受古典詩歌這份珍貴的遺產，首先要讀懂它。所謂讀懂，有兩方面含義：一是能夠打通古今語言的隔閡，明曉其文字含義；一是掌握其藝術創造的特點、路徑和手法。而這二者的前提，是要了解文學創作的基本特點（古典詩歌屬于文學創作），這是一把打開藝術創造包括古典詩歌的藝術創造不可或缺的鑰匙。
文學創作與一般意識傳輸有根本的不同之處。譬如我們用語言交流思想，關注點只在將思想傳達給對方。只要話講得清楚，對方聽得明白，就達到目的了，看重的主要是傳輸的結果。至于傳輸的過程，也就是傳輸的方式和形態，并非問題的本質所在，則不甚在意。可以說，重結果，輕過程。但文學創作不同，它的獨特價值，恰恰表現在傳輸的方式與形態的創造上，是在傳輸的過程里。所謂文學的藝術創造、文學的特殊價值、文學的創造性，都表現在這個傳輸的過程中，表現在傳輸的方式與形態的創造上。這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文學的形象性所在。稱為形象性也好，稱為傳輸信息的獨特性也好，都在提示我們不能只看傳輸的結果，而要重視傳輸的過程，要特別注意這個過程中的傳輸方式與形態的創造，在其中發掘、體認和享受其藝術美。
我們可以舉一些詩歌為例，具體認識這種特點。唐人王之煥寫有一首《登鸛雀樓》，詩曰：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鸛雀樓，位于山西永濟市蒲州古城西面黃河東岸，共三層。前望為中條山，俯瞰為黃河。全詩只五言四句，很簡單，傳達的意蘊也很單純，但它的藝術創造卻極高超。詩的前兩句推出一個闊大的畫面。登上城樓，縱目觀望，遠處是白日落山，眼下是黃河奔流，展現出一個異常浩渺廣遠的空間，激起了詩人深邃的哲思：“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那中條山的背后是什么樣子？那從天邊流來向東海流去的黃河延展的情況又是什么樣子？要看得再遠一些嗎？那就再上一層樓。全詩所表達的意蘊可以用六個字表現出來，就是：“站得高，看得遠。”但如果我們只是說“站得高，看得遠”，那還有詩嗎？只成了一句格言或諺語。這首詩的價值和獨創性，不僅表現在所傳達的意蘊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傳達此意蘊所創造的特殊方式與特殊形態上，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形象的創造上。開篇推出的闊大場景，是通過遠山落日、大河奔流的景象表現的；其哲思的吐露，又與登樓遠望密切相關，乃即景生思，水到渠成，全詩渾然一體，也就是這首詩的藝術美的創造性所在。看不到這種表現形態的藝術創造，就沒有文學了，跟讀非文學作品一樣，只有一個“站得高，看得遠”的觀念存在。對文學作品，就是要注意掌握這種獨特的東西，即審美感受，是美的鑒賞與享受。
再看一首詩，宋人王安石的《登飛來峰》：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詩里也含有站得高的意蘊，不過與前一詩的側重點不同。前一首是說要想看得更遠，就要上得更高；這首則是說已經站在了最高處，浮云盡在腳下，不怕浮云遮了視線。“浮云”二字，有所喻指，此處不細論。詩歌表現意蘊所創造的形象也與前詩不同。詩的前兩句著重突出一個“高”字。飛來峰在浙江杭州靈隱寺南，傳說是從天竺靈鷲山飛來，故曰“飛來峰”，高可五十丈，已是高峰；人又站在此峰峰頂的千尋塔上，可謂高而又高了。所以最早見到太陽，雞鳴天曉，即見日升，這句仍是烘托所處地位之高。濃墨重筆，突出了“高”字，便水到渠成地過渡到了下兩句，浮云再也擋不住望眼了。如果我們讀了這首詩，只是明白了站得高就什么也遮不了眼，那也就沒有了文學，也沒有了藝術創造，只剩一個抽象的理念。
從這兩首詩的對讀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正是傳達意蘊的形象創造，使相近意蘊的表達也有了不同的表現形態。文學作品所以千姿百態，也是來自這里。掌握文學傳達意蘊過程中的這種創造，是讀懂文學作品的關鍵。
再舉兩首小詩。一首是唐人宋之問的《渡漢江》，也有人說它是晚唐李頻的作品，且先拋開作者不論，詩曰：
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嶺外指五嶺以南，今兩廣一帶地方，是詩人故鄉所在。來人，指由家鄉來的人。音書斷絕，沒有消息，又經冬歷春，時間不短了。作者十分擔心家鄉有了什么變故，所以越接近家鄉，心里的恐懼感越是增多，生怕迎面而來的是不幸的消息。抒寫歸鄉時的一種心理、一種感情，堪稱入木三分、真切動人。另一首是唐人賀知章的《回鄉偶書》：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抒寫少小離家、老大歸鄉的情景和感慨。雖然家鄉口音未變，兩鬢的毛發卻己花白稀疏。小時離鄉，老大歸來，鄉里成長起的一代新人，哪里認得這個老鄉親，倒把他當作過路的客人了。情景的描繪同樣傳神。兩首詩都是寫歸鄉，但各有各的感受著力點，也各有各自的形象創造。情事相近，而情思情景以及表現的形象卻各不相同、各有千秋，就在于它們有不同的藝術創造。所謂藝術，所謂文學，就表現在這里。
再看一首詩。宋人楊萬里的《檄風伯》：
峭壁呀呀虎擘口，惡灘洶洶雷出吼；泝流更著打頭風，如撐鐵船上牛斗。風伯勸爾一杯酒，何須惡劇驚詩叟！端能為我霽威否？岸柳掉頭荻搖手！“檄”是古代公文的一種文體，用于征召、告諭或聲討。“風伯”指風神。作者向風神發布檄文。試想一下，這首詩是寫什么，作者想表現的是什么。實際內容非常簡單，只是寫風。如果用概念表述，就是一個字——“風”，這自然不是詩。作者在這首詩里，不局限于描寫風的狀態，還采取擬人化的趣筆，與風神對話，所以寫得意趣盎然。前四句描繪峭壁險灘逆流遭風行船之難，形象鮮明；后四句轉為趣筆，寫無法使風停止。詩人向風神奉上一杯酒，請它享用，跟它說，何必如此惡作劇驚嚇這個一把年紀的詩人呢。于是與風神商量能否收斂一下威風，別那么狂嘯不息了。結果風神未理，詩人沒有再從風神落筆，而是用柳枝翻飛、荻草搖擺這些自然景物的狀態來表現風沒有停，而且還不小，構思巧妙。這首詩的藝術價值、藝術創造，就表現在這些獨特的表現方式中，離開這些，就沒有此詩的妙處了。不了解這些，就讀不懂古典詩歌，進入不了它的藝術創造天地，也就沒有審美的享受了。
可以說，古代文學作品，就表現的思想內涵來說，是相當有限的，諸如表現愛國思想，關心民生疾苦，批評政治腐敗，抒發士不遇的憤懣，以及寫愛情、親情、友情、鄉情等等，但歷久經年，給我們留下那么多膾炙人口的作品，百草爭奇，百花斗艷，各自不同，千形萬態，能把人帶入各種不同的審美境界中，主要是來自詩人這種獨特的藝術創造。
了解和把握了文學創作的根本特點，是讀懂古典詩歌、走進古典詩歌藝術天地的第一步；是跨入門坎，而非終點。明了文學創作這種特點比較容易，但要掌握具體分析和認知其藝術創造的能力，就非輕而易舉的事了，而這是真正讀懂古典詩歌所不可或缺的。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要通過對其藝術創造進行認真、具體地分析來鍛煉：分析它用了什么素材，建構了怎樣的形象體系，采用了哪些藝術手法，表現了怎樣的主題思想。每一首詩都有其獨特的表現方式、獨特的藝術創造，如上舉的五首小詩，就是顯證，不可一概而論。但只要對具體作品分析多了，就會逐漸積累起審美的認知和經驗，提高分析和審美的能力，逐步掌握詩歌藝術創造的規律及其主要手法與途徑，就能讀懂古詩，打開其藝術創造的奧秘了。
本書就是基于上述認識，選了上百首古典詩歌，對每一首都作了具體解析。所謂“解”，即釋其義，講清該詩詞語的含義；所謂“析”，即賞其美，揭示該詩藝術表現方面的創造。這些解析并非完美，只是提供參考，希望能起到引路和啟導的作用。這上百首古典詩歌，從作者說，包括了從《詩經》《楚辭》起，直到“五四”時期兩千多年來的一些著名詩人；從作品體裁說，包括了詩經體，楚辭體，樂府體，五、七言古詩（包括歌行），五、七言近體詩（律詩和絕句），從短至二十個字的五言絕句，至長到一千七百字的五言古詩，可以說囊括了古代各種體裁、各類特點的詩歌；從詩歌筆路來說，有抒情，有敘事，有頌揚，有諷刺，有以韻勝、興象豐滿之唐音，有以意勝、生澀瘦勁之宋調，有以意境勝之陶詩，有以朦朧著之李詩，各有其獨特的創造與貢獻。相信讀者經過這一百余首詩的解讀的鍛煉，從這些作品的具體分析中了解每一首詩的藝術創造，當能進一步提高識解古詩文字的水平，也能大大提高賞識古詩藝術創造的能力，會向讀懂古典詩歌邁進一大步。本書對所選的詩歌，按主題或風格分組編排，以便讀者比較和揣摩。
孫靜，1932年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受聘為香港樹仁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先后參加撰寫人民文學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出版社出版之《中國文學史》（后者任編委、分卷主編）。著有《中國文學》《陶淵明的心靈世界與藝術天地》等。
“憐琴為弦直，愛棋因局方”
——劉一止《小齋即事》
憐琴為弦直，愛棋因局方。未用較得失，那能記宮商？我老世愈疏，一拙萬事妨。惟此二物隨，不系有興亡。
“即事”為詩，比較自由隨意。這首詩即從小齋常具之物——琴、棋上著眼。不過詩并沒有去描寫小齋主人的琴棋生活，而是借琴、棋二物以寫志抒懷，顯得機杼獨出、別開生面。前兩句單刀直入，直陳本意：“憐琴為弦直，愛棋因局方。”雖屬徑直的敘說，但所言均出常情之外，便有一種新穎引人的力量。“憐”“愛”意同，都是喜歡之意，變換詞語，以避單調。“憐琴”，一般說來，自然是因為喜音。王維“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竹里館》），是把琴彈出聲來，意在音，而不在琴。傳說陶淵明撫無弦琴，不一定可靠。即使確有其事，當其撫時，也是在意想中聽到了琴聲。作者則不然，愛琴不是為了聽音，而是為其“弦直”，所以言琴，別有屬意。“愛棋”，不是為了對弈娛戲，而是因其“局方”，所以言棋，亦別有屬意。“局”即棋盤，方形。二句實際都是在琴、棋的相關物事上尋其品，琴取其弦直，棋取其局方。言在物“品”，意在人“品”。“直”就是正直，不邪僻；“方”就是有棱角，不圓滑。作者在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登進士第后，曾官監察御史，“封駁不避權貴”（《兩宋名賢小集》），他的為官態度正好做“直”“方”的注腳。
次二句分承首二句，是對首二句句意的補說。“未用較得失”承“愛棋”句，因為只愛“局方”，不在對弈，所以并沒有用它較量勝負輸贏；“那能記宮商”承“憐琴”句，因為只愛“弦直”，不在音聲，所以哪里能夠記得曲譜！“宮商”，古代宮商角徵羽五音中的兩音，這里用以代稱五音，即指曲譜。有了這兩句，上兩句句意更加顯豁，對“為弦直”“因局方”具有突出和強調的作用，并非贅語。
以“直”“方”自守，其結果如何呢？便過渡到下四句。“我老世愈疏，一拙萬事妨。”古謠諺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后漢書》）在南北宋之交的腐敗現實中，為人為官“直”“方”而行，自然更不容于世。所以，年紀愈長，世也愈加疏遠。不是詩人有意疏世，而是“直”“方”品格乃濁世所不容，為世所疏。“拙”與“巧”相對。便佞應世，自能圓轉自如，所以為“巧”；直道而行，必然處處碰壁，所以為“拙”。因此，一拙萬事皆妨，百途不通。二句字字是說己，卻無字不是諷世，反語藏鋒，頗有意味。
末二句再推進一步。“惟此二物隨，不系有興亡。”雖然琴、棋二物始終相隨，意即“直”“方”之品一直持守不變，卻只落得小齋獨處，無關乎國家興亡了。感慨由一己浮沉提升到了家國興亡的高度，詩境更高了。方直之人無關國家興亡，那么什么樣的人占據著關系國家興亡之重位呢？聯系到宋徽宗以來，蔡京等“六賊”當路，國事日非的時局，更可體會到此聯感慨之深。但表現上含而不露。末二句又回扣首二句的琴棋，使首尾緊密關合。
全詩主要以陳述語說理抒慨，這樣的詩最不易寫好，易流于枯燥無味。此詩的妙處，是作者抓住琴、棋二物生發，有了琴、棋，便有了小齋生活的氣息，不單調了。琴取其“弦直”，棋取其“局方”，以物品言人品，構思巧妙，便不平淡，而饒有趣味。詩所歌詠的內容，直叩人心，而人之持品又與國家興亡關合一起，境界亦闊大。呂本中、陳與義曾評劉一止的詩說：“語不自人間來。”（《宋史》本傳）大約也正是感受到了詩人標格既高，思想亦深，較少俗味吧！
宋詩重意、重趣、重理，這首詩意、趣、理均佳，也是一種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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