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100多年里,人類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為了消除當前的資源環境危機、為了人類社會與環境的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已成為全球關注的重點。《中國經濟創造之路》通過對中國30年經濟改革的總結,以制度經濟學以及經濟創造論為理論基礎,著重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角度,分別從國家、區域、產業和企業四個層面研究中國經濟創造問題,通過詮釋和借鑒中外經濟創造的經驗與教訓,提出一個具有前瞻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可持續發展路線圖。筆者認為,中國經濟創造需要在國家層面制定開放型、知識型和標準型的戰略體系;在區域層面建立經濟的合作性、公平性和互補性的協調體系;在產業層面完善價值鏈、管理鏈和產業鏈的協同體系;在企業層面塑造制造力、創造力和影響力的能力體系,從而將綠色化、低碳化和循環化作為中國經濟創造的戰略定位。
《中國經濟創造之路》內容可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共有兩章,主要以制度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建立中國經濟創造的理論;第二部分共有四章,分別從國家、區域、產業和企業四個層面論述中國經濟創造的歷史、成就和問題;第三部分共有四章,從文化、人才、技術和金融角度分析中國經濟創造的背景和動力;第四部分共有兩章,通過歐盟經濟創造經驗,論述中國應如何實施經濟創造戰略。第五部分共有三章,論述以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的創造戰略,促進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國經濟創造之路》緊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力圖展現中國經濟創造的真諦,體現出三個特點:(1)國際性:《中國經濟創造之路》凝聚了眾多國內著名專家學者的智慧,還吸納了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并邀請國內外專家從不同視角對中國經濟創造進行評論;(2)學術性:《中國經濟創造之路》廣泛吸納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試圖以文明演替等觀點搭建“中國經濟創造”的理論框架,通過查閱英文、德文、日文和法文的文獻,對“經濟創造”的概念和內涵進行科學系統的闡釋;(3)實踐性:《中國經濟創造之路》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緊密結合,通過中外地區發展比較、行業發展比較等實證研究,從體制創造、模式創造和政策創造三個方面力圖展現中國改革的成果,從不同視角剖析中國企業在發展中面臨的困境,探索國家、區域、產業和企業的經濟創造之路。
本專著圍繞經濟創造專題,匯集眾家學術觀點,力圖展現中國改革成果,探討未來發展之路。美國詩人繆麗爾·魯凱澤(Muriel Rukeyser)說過,宇宙是由故事而非原子構成(The Universe is made of stories,not atoms)的;同樣,“中國經濟創造’’作為當代世界文明演進史上的重大創新,也是由無數激動人心的故事構成的。南開大學環境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坦認為,中國經濟創造之路就是“極大地調動了億萬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成功地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實現了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都發生了意義深遠的歷史性重大變化。這一切都是源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確路線的指引,是打破‘兩個凡是’、‘計劃經濟’等禁區,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充分體現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實事求是和改革創新的結果。特別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扎實搞好‘五個統籌’、積極構建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著力推進人與自然和諧等創新成就,突出體現了中國人民敢于面對客觀現實、敢于求真務實的偉大時代精神。這非凡的30年,培育和造就了幾代新人。這偉大的時代精神,鼓舞、指導和提高了我們在不同崗位堅持以時代精神要求自己、思考問題和處理問題的能力。可以說,中國經濟創造之路就是改革、創新、求真、務實之路”。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選擇了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經濟改革道路,所涉及的制度、管理、政策和方法,成為“中國模式,,而備受世人關注。中國政治學家俞可平認為:“中國模式實質上就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戰略選擇,成功的關鍵在于能否將自身優勢與全球化趨勢有機結合,‘中國道路’對于全球價值,的貢獻,拓寬了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豐富了人類對社會發展規律和選擇發展道路的認識,促進了全球化時代人類文明的多樣性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如果能從“經濟創造”的角度研究“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和“中國服務”的轉型,必將對中國經濟理論有所貢獻。
周國梅,北京師范大學博士。系日本京都大學經濟研究所、英國約克大學、世界銀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訪問學者。現任環境保護部中國一東盟環境保護合作中心副主任,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國際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國際生態發展聯盟常務理事。主要從事國際環境政策、循環經濟理論、發展模式與政策、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環境信息公開與公眾參與制度等研究,曾主持和參與了國家環境保護科技支撐項目、環境保護公益項目等多項研究工作,獲得2003年度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環境科學技術三等獎、2007年度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環境科學技術三等獎、2008年度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環境科學技術二等獎等。2009年入選國家級“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多次獲得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優秀調研報告獎、環境經濟政策征文優秀獎等。發表論文八十余篇,合作撰寫專著七部。參與編著的《德國循環經濟研究》專著榮獲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
黃海峰,德國柏林洪堡大學博士。先后在美國、法國和德國的跨國公司擔任過高級顧問,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人口、資源和環境委員會委員、國土資源部特約監察專員、國際生態發展聯盟亞太地區理事長、中歐社會論壇“綠色經濟與節能減排國際會議”中方主席、聯合國環境總署“綠色經濟報告”專家委員會委員、美國國際管理雜志(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Review)編委、中國管理科學學會理事、美中金融家協會副會長。2003年被聘為北京wT0事務研究咨詢中心副主任,2004年榮獲北京市市屬(管)高等學校特聘教授資格,2006~2008年入選北京市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2007年獲得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技術、經濟與工業部以及德國伍珀塔爾研究所可持續消費與生產合作中心和國家環保總局環境政策研究中心聯合頒發的循環經濟專家資格證書。現任北京工業大學中國經濟轉型研究中心主任和德國柏林洪堡大學中國學術交流部主任。同時擔任經濟與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風險投資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德國中心研究員。黃海峰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可持續發展、綠色經濟、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主持編著的《德國循環經濟研究》專著榮獲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
前言
1 中國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
1.1 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理論
1.2 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
2 中國經濟創造的理論研究
2.1 研究方法論
2.2 經濟創造論
3 中國國家層面的經濟創造
3.1 歷史背景
3.2 經濟躍進
3.3 經濟創造
3.4 實質分析
4 中國區域層面的經濟創造
4.1 區域發展理論
4.2 區域經濟系統
4.3 區域經濟模式
4.4 區域模式的不足
4.5 區域經濟創造——北京石景山區實證研究
5 中國產業層面的經濟創造
5.1 產業經濟發展現狀
5.2 產業經濟的制造業
5.3 產業經濟創造案例——四川省機械制造業
6 中國企業層面的經濟創造
6.1 企業發展類型
6.2 私營企業發展
6.3 中小民營企業的作用
6.4 外資企業的貢獻
6.5 “走出去”戰略
7 中國經濟創造的文化基礎
7.1 文化力的概念
7.2 中國文化的特性
7.3 培育創造文化
8 中國經濟創造的人才基礎
8.1 創新人才概述
8.2 人才培育模式
8.3 調整培育模式
9 中國經濟創造的技術基礎
9.1 技術創新概述
9.2 技術創新體系
9.3 技術創新能力
9.4 技術創新案例——廣州德威公司
10 中國經濟創造的金融基礎
10.1 金融市場概述
10.2 金融漸進創造
10.3 資本運營模式——企業融資案例
11 歐盟經濟創造的戰略管理
11.1 歐盟框架計劃
11.2 中小企業政策
11.3 人力資源政策
11.4 知識產權政策
11.5 歐盟創新政策評價
……
12 中國經濟創造的戰略管理
13 中國綠色經濟的創造戰略
14 中國低碳經濟的創造戰略
15 中國循環經濟的創造戰略
結束語
參考文獻
后記
1 中國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
中國經濟創造不僅承接了洋務運動以來的歷史創痕與創新思想,而且在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超越了傳統意識形態的束縛。中國經濟創造所提供的豐富、復雜而又獨特的案例,足以向經濟科學提出許多挑戰。有效率的制度促進經濟增長、發展和經濟創造,而無效率的制度則會起抑制甚至阻礙作用。本章在制度經濟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框架下,針對不同的經濟體制,探討與之相適應的經濟發展方式及其經濟發展效率。
1.1 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理論
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型將制度排除在影響因素之外,把制度作為已知的、既定的因素,或把制度作為外生變量,認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20世紀6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們的研究顯示,單憑技術創新不足以解釋全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美國經濟學家諾思(Douglass North)于1968年指出,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有其片面性,研究經濟增長必須考慮制度因素,制度變遷與技術進步在推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有其相似性,其表現形式都是推動經濟利益最大化,只不過是創新的行為主體不同。不同的行為主體如公眾、企業或政府推動制度變遷的動機、行為方式及其產生的結果是不同的,但是都要服從制度變遷的一般規律。雖然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但制度卻是決定經濟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且還是最根本性的因素之一(Lance E.Davis and DouglassC.North,1971)。諾思認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諾思,1995:5)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實現經濟增長,那就是因為該社會沒有為經濟方面的創新活動提供激勵,沒有從制度方面保證創新活動的行為主體得到最低限度的報償。諾思基于對世界經濟史的比較研究,力圖證明經濟增長的源泉在于制度變遷。歷史上的經濟增長之所以首先在荷蘭和英國發生,是因為荷蘭和英國最早進行了產權結構方面的改革,從制度上激發和保護了經濟領域內的創新活動,使得荷蘭與英國獲得了先發優勢,在工業革命中占據了重要地位,并且將這一壟斷優勢保持了兩個多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