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字版自序
《杜甫的五城》簡體字版，終于要在中國內(nèi)地出版了，真是高興。欣喜之余，我不禁想補寫一篇自序，以記其事。此書的繁體字版最初在臺灣由爾雅出版社印行時，只有一篇后記，沒有自序。
近年中國的經(jīng)濟蓬勃，旅游業(yè)跟著興起，出門游玩的人多了起來。出版界也出了不少旅游書以應(yīng)付市場的需求。我想這類書大概可以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是“旅游指南”，英文稱之為“travelguide”。這類書的好處是，一般都附有地圖、交通與住宿信息，以及各種大大小小旅游景點的介紹，非常實用。但不足的是，它沒有旅行者個人的經(jīng)驗呈現(xiàn)，沒有細膩生動的敘事細節(jié)，一般也沒有任何“文采”可言。更重要的是，旅游指南必須不斷更新修訂。歐美著名的旅游指南，比如《寂寞星球》（LonelyPlanet）系列，幾乎每年都要出版一個修訂本，否則交通、住宿等信息就會過時。
第二類旅游書我想稱之為“旅行書”，也就是英文所說的“travelbook”，以示和“旅游指南”有別。很多時候，這類書剛好和第一類相反：常常沒有地圖，沒有交通、住宿的詳細導(dǎo)引，經(jīng)常也不介紹所有旅游景點。但旅行書的優(yōu)點是，它重視旅行者個人的經(jīng)歷，通常放在一個特定的敘事框架下來敘述，而且一般都要求有點“文采”。比起旅游指南，旅行書最占優(yōu)勢的一點是，它可以說“不會過時”，因為旅行者的那些旅行經(jīng)歷，是獨特的，不會因時間流逝而有所折損。這些經(jīng)歷一旦鎖定在某個歷史時空，甚至?xí)兊酶袣v史感，更有歷史價值。比如，日本和尚圓仁（794—864），隨遣唐使來唐九年，走過了大半個中國（主要在北方），寫下一本十分精彩的旅行書《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如今成了我們唐史學(xué)者最珍愛的史籍之一。圓仁在書中常常提到唐代米粟等物的時價，以及他雇用驢子或請人抄書的價錢等細節(jié)。這些在當時想必是十分瑣碎的事，但現(xiàn)在卻成了十分珍貴的唐代經(jīng)濟史資料。
這本《杜甫的五城》當然屬于第二類。我自己給它的“定位”是：它不但是一本“旅行書”，而且還是一本“文學(xué)旅行書”。祈望讀者不要把它錯當成是一本旅游指南才好。
為什么要那么強調(diào)“文學(xué)”呢？我目前的專業(yè)雖然是歷史和唐史研究，但我少年時卻是個文學(xué)青年，也曾經(jīng)發(fā)表過一些現(xiàn)代詩作。大學(xué)時代在中國臺大外文系念英美文學(xué)，對18、19世紀浪漫時代英國詩人如拜倫（GeorgeGordonByron,1788-1824）、雪萊（PercyByssheShelley,1792—1822）和濟慈（JohnKeats,1795—1821）的歐洲“壯游”（GrandTour）有過不少幻想。這些年來對現(xiàn)代英美作家的文學(xué)旅行書也頗愛讀。
我在《杜甫的五城》原繁體字版“后記”中說過，我“想以一種沉靜的筆調(diào)，細寫火車旅行的樂趣和一些比較少人去的非旅游熱點”。所謂“沉靜的筆調(diào)”，就是用我少年時所習(xí)得的寫詩方法，在下筆時特別留意那個敘事語調(diào)，再以一種看似“極簡”的句子和字詞去表達。在本書中，我刻意不使用任何四字成語，就是因為覺得成語不免都是語言中的“陳腔濫調(diào)”，會破壞我那“沉靜的筆調(diào)”和極簡的風格。
幾年前，有一位住在海外的中國內(nèi)地讀者，讀完臺灣版《杜甫的五城》后，給我寫了一封電郵，告訴我說，他讀我的書，常感覺到一種“難以解說的悲傷”。這是我收到的眾多讀者電郵中，最讓我感動和高興的一封。我猜想，那就是我那“沉靜的筆調(diào)”在發(fā)揮作用吧，可以讓這位讀者感覺到一種“悲傷”，卻又是“難以解說”的。
繁體字版的《杜甫的五城》，原本連一幅地圖、一張照片也沒有。這次出版簡體字版，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的編輯，信息非常靈通，竟發(fā)現(xiàn)我原來還有另一本書《坐火車游盛唐：中國之旅私相簿》（臺北：人人出版社，2002；內(nèi)地簡體字版預(yù)定2009年面世）。這本《坐火車游盛唐：中國之旅私相簿》實際上就是《杜甫的五城》的圖文圖解版，內(nèi)收240張我自己拍的照片，配上全新的文字，以一種寫明信片似的輕快筆調(diào)來重寫我的內(nèi)地旅行經(jīng)驗。于是編輯建議采用該書中的數(shù)十張照片，好讓《杜甫的五城》看起來不至于那么單調(diào)。我覺得這辦法真好，甚至更可以讓本書讀者預(yù)先“嘗嘗”我另一本圖文書的“滋味”（這些照片在《坐火車游盛唐：中國之旅私相簿》中原為彩色印刷，但在本書中改為黑白，大小也略有不同）。編輯又替我制作了一些旅行路線圖，費了不少心力。這里我要特別感謝他。
賴瑞和
2008年5月21日于臺灣新竹
賴瑞和，廣東梅縣人，馬來西亞國籍，1953年生。中國臺灣大學(xué)外文系畢業(y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xué)唐史碩士及博士。曾任教于香港嶺南大學(xué)、香港中文大學(xué)和馬來西亞南方學(xué)院。臺灣清華大學(xué)歷史研究所榮譽退休教授。著有《坐火車游盛唐：中國之旅私相簿》以及專題散文書《男人的育嬰史》等。
人生旅程的一半：拱北?廣州?長沙?岳陽
一
十多年前，我還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xué)念博士的時候，經(jīng)常有機會和教我宋史及近代史的劉子健教授，在東亞系那間雅致的壯思堂，喝茶聊天。有一天，劉老師對我說：“你是念唐史的，應(yīng)該到西安去看看。”跟著，劉老師突然站了起來，用雙臂做了一個環(huán)抱的姿勢說：“西安南部都被整個終南山包圍著。你去看了，就知道為什么唐朝要選在長安建都，因為那里可守啊！”
劉老師的這一番話和他那個生動的環(huán)抱手勢，正好打動了我內(nèi)心深處，一直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時還以為，到了西安，只要站在市區(qū)，往南一看，就可以見到終南山！從此，我更下定決心，有一天不但要到西安去，而且還要走遍整個中國大地。
當然，我這個走遍整個中國的夢，并不是在普林斯頓時開始的。我記得，早在中學(xué)時代，讀了許多新文學(xué)作品和武俠小說，我的幻想已經(jīng)到了黃河、長江、峨眉山、大理等地。不巧，整個中學(xué)時期，國內(nèi)都處于“文化大革命”中，對外深鎖。20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在臺大外文系念書，內(nèi)地開始慢慢開放，但我是窮學(xué)生，也不敢有太多奢望。所以，這些幻想和欲望，都被埋在心底深處了。
在普林斯頓五年，我改行專治中國文史，其中一個原因，恐怕也是因為這些幻想和欲望，在現(xiàn)實生活中得不到實現(xiàn)的另一種反映。既然到不了中國，那么在故紙堆中，捕捉中國的影子，也是一種補償吧。不料，這樣做真的是愈陷愈深。書本上的中國，反而常常更增添了我的幻想和欲望。
我的博士論文題目，選的是《唐代的軍事與邊防制度》。這題目正好可以讓我在幻想中，奔馳在整個大唐帝國的廣大版圖上，從西北邊疆跑到西南邊界，再隨著隋唐大運河，跑遍江南沿海各地。
要了解唐代在全國各地的軍事部署，當然要先弄清楚整個唐代的歷史地理。在這方面，一般的歷史地圖集是不足以應(yīng)付的。幸好，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已故嚴耕望院士，是這方面名滿國際的權(quán)威。世界上恐怕沒有其他人，比他更清楚唐代的地理和交通了。當年我讀他的一系列論文，和他那套大部頭的專書《唐代交通圖考》，都深為傾倒，也常常在想，甚么時候我能到那些地方走一趟，圓了我少年時代的一個夢，那就好了。
在普大那幾年，我常常想起杜甫一首詩《塞蘆子》的起首兩句：“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歷代注釋杜詩的學(xué)者，對“五城”何指，不敢確定，看法也不盡相同。連博學(xué)的錢謙益，也只引了幾則前人互相矛盾的說法了事，把讀者更弄糊涂了。據(jù)嚴耕望的考證，這里應(yīng)當取朱鶴齡的注。這“五城”其實是指唐代在河套地區(qū)的五座主要的軍城：豐安、定遠、西受降城、中受降城和東受降城。
這五座軍城，對唐代的西北國防太重要了，所以連杜甫寫詩，也要提上一筆。它們的位置和距離，在《元和郡縣圖志》等唐代的地理書中，都說得清清楚楚，但到底有多遠，有多“迢迢”，我就沒法體會了。所以，我常想，總有一天，我一定要乘搭火車，沿著黃河，走這一段路。從現(xiàn)代的蘭州出發(fā)，往北走，經(jīng)中衛(wèi)、銀川、平羅、五原和包頭，一直走到呼和浩特，去感受“五城何迢迢”的滋味。
在普林斯頓期間，我靠獎學(xué)金過活，收入正好抵消支出，沒有多余的閑錢去旅行。到中國內(nèi)地去的機緣，一直要等到在普大寫完了論文，轉(zhuǎn)到香港去教書后，才給我碰上。1988年的秋天，我決定接受香港嶺南學(xué)院的聘約，到翻譯系去教中英翻譯。我想其中一個促使我接受聘約的原因，恐怕是因為香港和內(nèi)地，只隔了一條短短的羅湖橋。我心想，從此住在中國這個南方的門戶，必定有許多機會，經(jīng)常回內(nèi)地去圓夢。
嶺南的這份教職，也是我?guī)缀跏嗄陙恚恢痹诖髮W(xué)里頭讀書，沒有正常工作后的第一份“正業(yè)”。我這才開始有了“正規(guī)”的收入。嶺南的暑假長達三個多月，閑我也有了。于是，到香港后的第一個暑假，我終于踏上往中國內(nèi)地之路了。那一年，我三十五歲，正好走到了詩人但丁在《神曲》一開頭所說的“人生旅程的一半”。我有幸在這一個意義深長的年齡，開始整個內(nèi)地行，覺得真是一種美麗的巧合。
二
那年暑假，我籌劃旅程，一開始就決定，火車將是今后中國行的主要交通工具。這可能又是我少年時代的另一個夢想。在整個中學(xué)期間，我們一家就住在一個火車站附近的一座高樓上。在那個慘綠的，帶點莫名苦悶的年代，我經(jīng)常無聊地站在門口，望著樓下路過的火車發(fā)呆。久而久之，火車變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火車到站的聲音，常常可以作為我家生活作息的時鐘。
清早第一班從北方開來的客運火車，開進站時，我知道是早上7點10分左右，必須趕緊下樓上學(xué)去，再遲就來不及了。傍晚另一班北上的列車進站時，我知道家里就快開飯了。夜里，睡在房中，常常可以聽到最后一班載貨的列車開過去，那便是半夜12點左右。它的老式蒸汽引擎發(fā)出的清脆聲音，那種一長三短的韻律和節(jié)奏，我到今天依稀還記得。下午放學(xué)回家，無聊時望著這些火車，常在幻想，什么時候，這些火車可以載我離開那個南方閉塞的小城，到外頭遼遠的世界去浪游。
少年時對火車培養(yǎng)出來的這種特殊感情，到我走到“人生旅程的一半”時，一有機會，真是一發(fā)不可收拾。我這個“火車迷”，不但決意要乘火車，從廣州坐到西安，而且還要從西安，乘火車到遠在新疆的烏魯木齊。這些都是長達好幾千公里，好幾天幾夜的旅程。我想，也唯有這樣，才能感受到杜甫所說的“何迢迢”的滋味，才能親身體會兩地的距離，才能讓美好的河山，在我眼前慢慢流過去。這些，都是乘搭飛機沒有辦法做到的。
翻開中國地圖，發(fā)現(xiàn)地圖上幾乎每一個地方，我都想去。唐代軍隊到過的地方，我更想去。唐朝建都長安，整個國防的中心點在西面。主要的外敵，初期是西北方的突厥，后期是西南面的吐蕃和南詔。這幾條防線上，每一個重要的據(jù)點，我都想去走一走。
翻開地圖，我仿佛是一個七歲的小男孩，打開了世界上一家最大玩具店的大門。店里的各種玩具，現(xiàn)在可以任我挑選了。我貪心地圈下一個又一個地名。但中國畢竟太大了，要去的地方太多了，整整三個月的暑假，走也走不完。我決定分成好幾個暑假和寒假，來完成我的中國壯游。
畢竟，我當時還沒有在國內(nèi)旅行的經(jīng)驗，也不清楚國內(nèi)的火車鐵路系統(tǒng)，不敢一起步就到西北去。我決定先來個暖身試探。第一年暑假的六月，先乘火車，最北只到長沙、岳陽，然后就折返南方的桂林和當年柳宗元被放逐的柳州。再乘長途汽車到梧州，順著西江，漂流到廣州。最后，要回到我的祖籍，也是我母親的故鄉(xiāng)廣東梅縣。而且，我要追隨我母親當年下南洋“出番”下嫁的路線，從梅縣乘車到潮州和汕頭，再乘大船出海回香港。
這一段路程，只要兩個多星期。到八月底，天氣比較涼快以后，我再到西北和西北的大漠去。
三
一般從香港進入內(nèi)地，是穿越羅湖橋的。不過，還有一個更吸引我的方式，是從澳門出發(fā)，進入拱北。我想，多半是“拱北”這個別致的地名吸引我。而且，在清代，外國使臣到中國去朝貢，也多半取道澳門，沿著珠江北上，而非香港。在唐代，澳門、珠海一帶，還是南蠻之地。
澳門的關(guān)閘是個不設(shè)防的地方，不查護照，門戶大開，旅人自由進出。不少中老年婦女，推著手推車，或提著菜籃，好像去內(nèi)地趕集一樣。那年六月的一個早晨，我一個人提著一件簡單行李，一直走到中方的關(guān)口，有個女海關(guān)人員問我要護照，我才知道自己早已離開了澳門，進入內(nèi)地的領(lǐng)土了。
在拱北市區(qū)乘了一輛小巴士，在路上搖晃了四個多小時，來到了廣州。車子停在廣州火車站對面的站前路。一下車，便可見到好幾家賓館。我選了一家叫“新大地”的賓館，當年每晚只要六十元，屬于“中下檔”，還過得去。這條站前路，車子稀少，行人也不多，在廣州這個好幾百萬人口的大都會，可說十分幽靜難得。而且，走不到五分鐘，便是火車站了，是個十分理想的中途棲息地。從此以后，每次到廣州，必定住在站前路這些賓館。
吃過中飯后，我走到火車站，準備買一張到長沙去的軟臥車票。這是我第一次在國內(nèi)自己買火車票。一走進售票廳，里面的人、汗味和氣氛，便讓我覺得暈眩。從來沒有見過那么多人，擠在那么一個空間里，而且每個人看來好像都那么粗蠻，隨時準備打架的模樣。售票窗口有十來個，每個窗口前都有一條人龍。這些人龍仿佛永遠那么長，永遠不會移動一般。排在隊的后頭，不知要幾個小時才會輪到。我無助地觀望了一會兒。
突然發(fā)現(xiàn)有一個窗口前的人龍最短。原來，那是專供外賓、記者和人大代表買票的，看來正好適合我。我擠到那里去，只有五六個人在排隊，不久便輪到了。這時，才發(fā)現(xiàn)所有售票窗口都很高，幾乎到我的下巴，矮小的人不知怎么辦？洞口很小，僅僅可以容許一只手伸進去，好像古老監(jiān)牢里給囚犯送飯用的那種小窗。周圍都是厚厚的水泥墻壁，沒有任何玻璃。只有透過這個小窗洞，才能見到里面的售票員。而她和窗口又隔了一張她自己的辦公桌子。從小洞望進去，她坐得老遠的，至少在一米外。我唯恐她聽不見我的聲音，只好大聲喊道：
“請給我一張明天十六次，到長沙的軟臥票。”
“拿證件來。”她說。
她看了我的護照，非常友善地告訴我，十六次車是開往北京的，票不好買，建議我不如改坐剛開辦的七十六次。這班車只到長沙，而且開車時間比十六次早了一個多小時。票價九十四元六角，要收外匯券（外匯券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才取消）。
我沒想到那么輕易便可買到一張軟臥票，高高興興地把一張當年一百大元的外匯券奉上。當時，我還不清楚外匯券和人民幣在市場價值上的分別。直到后來才知道，當時我付的票價，比國內(nèi)老百姓付的高出好幾倍，等于一般人民半個月的工資。這名售票員見了我的護照，完全把我當作“洋鬼子”看待，老實不客氣地要了最高一級的車費。難怪，她當時給我的服務(wù)，也是第一流的。找錢的時候，滿口“請稍候”“謝謝”，聲音甜美極了。
買好票后，又乘小巴到北京路一帶的書店逛。在教育書店，見到一套精裝的《新唐書》。平裝本的《新唐書》很常見，我也已有一套，但精裝本倒是很罕見，很想買下。可惜還有一大段路要走，不方便帶著，還是沒買。又到古籍書店，見到《全唐文》《冊府元龜》和《太平御覽》。這幾部大書，都是我在普林斯頓當研究生時，經(jīng)常要翻查的，如今在中國本土見到，分外親切。我又想起我那位指導(dǎo)教授說的：“唐人寫的幾乎所有傳世的文獻，就收在這幾部書里。你若有恒心，可以坐下來慢慢讀，在你這一生中是可以讀完的，但唐以后的文獻就太多了，想讀也讀不完。”或許，等我到不惑之年，有一天，不再教書了，真的會坐下來把所有唐文讀完。
第二天，我還有幾乎一整個白天的時間在廣州。七十六次火車，要到下午五點半才開行。清早游過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后，童心大發(fā)，決定順道乘巴士去游廣州的動物園，想去看看中國的大熊貓。在我的印象中，熊貓是很金貴的動物。好些年前，在美國華盛頓特區(qū)第一次見到的熊貓，是關(guān)在一個特制的玻璃大箱里，里面有假山和竹子，還有全套的空氣調(diào)節(jié)。那一對中國送給美國的大熊貓，在玻璃箱里，悠閑地吃著竹子。它們的毛色，正像明信片上所印的那樣黑白分明，干凈漂亮。然而，可能是因為玻璃箱的關(guān)系，這一對熊貓，卻給人很不真實的感覺。
相比之下，廣州動物園的這頭熊貓，便沒有那么嬌貴了。它的籠子，和其他動物的籠子一樣平凡，沒有甚么特別之處，甚至可說相當簡陋。這里也沒有空氣調(diào)節(jié)。籠里的地面是水泥地，布滿黃塵土。看來，熊貓雖貴為國寶，卻沒有享受到甚么“特權(quán)”。我到的時候，熊貓正好爬到一棵矮樹上，背靠著樹干，雙手捧著一個圓形的大鐵盤子，在舔食物，模樣可愛極了。更可愛的是，不久，它舔完食物后，把那個大鐵盤子，重重地往地上胡亂一摔，活像個任性的小男孩，在發(fā)脾氣。圓鐵盤落在地上，真是“擲地有聲”，不斷在盤旋，發(fā)出清脆的聲音，回音久久才息。然后，熊貓懶洋洋地從樹上爬下來，走到籠子中央的另一棵樹下去睡午覺。好些年過去了，直到現(xiàn)在，鐵盤落地的清脆聲音，還在我耳邊繚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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