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分為五部分，按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軸講述了化學品的產生，被戰爭年代參戰各國的利用，現代化學工業對環境對人類的進一步影響和毒害，官方組織對一切真相的隱瞞與無力控制，以及化學品對人類未來的致命性打擊。化學品是一把雙刃劍，我們一邊在享受它帶來的福澤，一邊在無知且無助地被它推向可怕的深淵。
這是一本前所未有的書，它第一次完整地剖析了生活中化學品肆虐的可怕局面。全書以犀利不乏幽默的筆鋒，以及揭露一切真相的態度向我們解釋了為什么七億不同的化學分子會出現在水里、空氣里、土地里、食物里，甚至是新生兒的血液里；拜爾、巴斯夫等化工巨頭是如何發跡的；為何在同一時間，癌癥、肥胖癥、厭食癥、阿茲海默癥、帕金森癥、哮喘與自閉癥突然泛濫；所謂的飲用水里到底藏著什么；跨國企業如何用包裝過的信息欺騙全世界……作者是法國《十字架報》、《查理周刊》專欄報記者，在2015年1月7日襲擊事件中幸存但多處受傷。正如作者所說“也許真相可怕，但一個成熟的民族應該有知道的權利。”
法布里斯?尼科利諾記者，法國《十字架報》專欄作者，曾出版《誰殺了環保？》《一滴水的旅程》《肉工業威脅世界》等書。《中毒的世界》一經推出，立刻在法國等歐洲國家引起強烈方向，短短一個月，銷量逾萬。
第七章殺蟲劑：近之者亡下面，我們將——看到詞匯是一項冷酷無情的格斗運動；欽佩孟山都講教化故事的才華；猶豫要不要和農藝學大師讓?比斯塔雷握手；情愿一醉方休，而這是危險的。眾所周知，詞語之爭通常是搶奪實在之物的生死之爭。在我們的論題里，工業部門寸土不讓，如果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的話，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是自有其道理的。無需等待便可以對他們下判詞：當代農藥誕生以來，其生產商們從始至終都試圖將他們的詞匯強加于我們。自始至終，在法國也就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本書作者與弗朗索瓦?韋耶萊聯合署名的一本書1將這段歷史的細枝末節展現無遺。在此我們只重提其中幾個突出的部分。例如Phytoma。當費爾南?維堯姆（Fernand Willaume）——第一個新產品的鼓吹者——決定于1948年創辦一份與殺蟲劑革新同步的報紙，他把報紙命名為Phytoma，取自古希臘語的Phuton，意為“植物”“草木”。多妙呀，這個名字直指遠古，人類無法追憶的往昔，甚至是在那些分子誕生之初、尚未被大自然在如此漫長的有生命的歷史中將之匯集之時。操縱術？毫無疑問，盡管維堯姆是相信這些發現之益處的。接下來的都如出一轍。維堯姆1951年遙控指揮成立了一家前途看好的學術性團體，其名一清二白：Société Fran?aise de Phytiatrie et dePhytopharmacie（法國植物病理與植物病藥物學協會）。這個SFPP，在精雕細琢的詞句的掩護下，將為法國殺蟲劑井噴式的涌現提供絕佳的技術擔保。“phytiatrie”意指植物病理的科學，而“phytopharmacie”顯然就是治療植物病的方法。因此，一切都無可辯駁了：聽醫生的。委婉說辭的威力從那時起，事情從沒有真正地改變。農藥產業以控制植物病害產品的供應者自居。其事業進而可謂有助于植物的健康。時至今日在農藥工業全體周邊的最大的游說集團親切地自稱植物保護工業聯盟（UIPP）。但是，上帝啊，為什么要有這么多的委婉說法呢？不存在什么奧秘。如果有誰使用準確的字眼“pesticide ”（農藥，殺蟲劑），那他就是在直言不諱地說“有意識地致命”。這個詞來源于英語的pest，意為“害蟲”（農業意義上的），再往上說，是拉丁語里的pestis，意為“有害的動物”。我們在后面添了個詞尾-cide，也就是拉丁語中的-cida。cida來自動詞caedere，其意為“殺”。一旦從小動物開始下手，何以保證也能收手于小動物呢？ 1962年10月，已是大農藥產商的孟山都（Monsanto）在其商業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聳人聽聞的故事The Desolate Year（《荒年》）——荒蕪的年代。作者在書中描繪了一個沒有農藥的美國的噩夢。沒有判斷力的人得牙齒打戰成什么樣子呀，因為“昆蟲無處不在。既看不見，又聽不到。難以置信地遍布各地。整個美利堅合眾國的每個地區、每個州、每個縣、每一畝土地、每一平方米土地，上上下下，無所不在：在每個房屋、每個谷倉；在人類的住所；在他們的雞窩里、屋架里、地基里、家具里；在地下，在水里；在枝上、在枝里，在莖上、小枝丫上，在莖里、小枝丫里；在石頭下面，在樹、動物和其他昆蟲的內部；也在人的內部。”從文學的角度看，這些文字有待商榷，因為我們儼然在看一部50年代的恐怖電影的預告片。但是，戰爭就是戰爭。至于別的么，這是戰爭，哪里還顧得上別的。修改，毋寧說詐騙換一個角度看，這段文字還挺有趣的，因為如果我們用“殺蟲劑”來替換掉“昆蟲”，就會得到一份世界狀況的診斷表：事實上殺蟲劑無所不至，直至到了成人、小孩和嬰兒的身體里。再精確一點，這本書發表的前一年——1961年——美國空軍的飛機開始在越南噴灑一種叫做“橙劑”的落葉劑，其成分之一就是二氧雜芑。這種除草劑是當時的全新產品，本是用來摧毀越共和北越人藏身的熱帶樹林的，卻也向著有數百萬農民居住的幾千個村莊噴射。傷亡總數至今沒有確切的統計，但是越南政府估計有2百萬成年人感染了與橙劑有關的十三種嚴重疾病，其中包括癌癥。此外有500000個嬰兒先天畸形。這些人沒有獲得任何賠償，相比之下，孟山都連同其他六家化學公司卻同意為成為橙劑受害者的美國軍人提供180億美元的賠款。當然，賠償之前也是為橙劑的無害性激烈地辯護過的。一直等到1990年，多虧了一份由權威機構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副署的官方調查，我們才知道，孟山都只是簡單地修改了一下數據結果，就得出了他們想要的結論。后果？按照美國人的說法是None——一點也沒有。英國《衛報》又火上澆油，2006年12月8日，《衛報》揭露，流行病學者理查德?道爾（Richard Doll）從1979年到1986年之間一直接受來自孟山都的秘密酬金，最高時達到每天1500美元。孟山都為什么付錢？為了信件。比方說，道爾寫信給澳大利亞研究橙劑的公共衛生安全后果的委員會，信中他以“科學”權威的身份信誓旦旦地說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落葉劑與癌癥之間存在關聯。蕾切爾?卡森：人性女英雄讓我們再說回上文中提到的關于昆蟲的大作。為什么它出現于1962年10月？因為蕾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這位上世紀的美國女性的重要性怎么評價都不為過。鑒于她的故事在很多國家還不為人知，最好還是先簡單地講一講。蕾切爾1907年出生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她一開始是動物學系的高材生，后來為了幫忙養家而在獲得博士學位之前中斷了學業。1935年，她父親去世之后，她在漁業管理局謀得了一份職位低微的工作，這對后來的事情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事實上，就是在這里，她開始了對海洋的終生迷戀。而且，由于她有嫻熟的教育學修養，她開始寫作關于魚類和海底生命的文章和專著——先是給她的單位寫，后來又給著名的《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等報紙寫稿。她的創作生涯從這里起步，終于獲得了出版上的巨大成功。第一部為她贏得聲譽的是《我們周圍的海洋》（The Sea Around Us1），這本書完成于1951年，至今在美國仍是一本名著。1952年，她版稅足夠高了，就辭去了本職工作。她學識淵博，熱愛海洋，從此以后又可以自由支配所有的時間了，她會做什么呢？1958年，在進行其他工作的同時，她仔細地研究了對抗Solenopsisinvicta的斗爭過程。Solenopsis invicta是一種紅色的螞蟻，一般叫做“紅火蟻”，來自拉丁美洲，侵占了美國南方的部分地區。殺蟲劑工業的強大機器，在聯邦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決定發動一場夸張的化學戰爭。螞蟻原是克格勃農業部的一個新部門植物害蟲控制（Plant Pest Control）重磅出擊。8百萬公頃的土地經受了（有的動用了飛機）毒性極大的最新型殺蟲劑有機氯的處理。在冷戰的時代背景下，一場難以置信的宣傳戰打響了，“紅”螞蟻被界定為美國的敵人。有一篇文章干脆寫道：“這種兇殘的小螞蟻將共產主義發揮到了極致，其行動給人以一種冷血的精明之感。1”然而，螞蟻并不像滅蟻者所宣告的那般危險，尤其是，農藥噴灑了二十來年，金錢浪費了好幾億美元，卻沒阻擋住它們向北推進的步伐。唯一的受害者，又一次的，是大自然：動物、水、土壤、人類。在20世紀的50年代末，蕾切爾大概已經懂得了化學大威脅的要義，只待寫下來了。寫出來的，就是那本出版于1962年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本質疑（以DDT為首的）化學殺蟲劑運用的著作。蕾切爾認為，殺蟲劑是一個事關全球的災難，鳥類首當其沖，繁殖能力面臨威脅。這個可怕的寂靜的春天里將不再有鳥鳴。而且她指出，由于很難大量地銷售旨在改變世界樣貌的毒藥，工業部門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傳遞虛假信息。作品的帶來的沖擊力是巨大的，殺蟲劑生產商立馬作出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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