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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與日本均為東亞的主要國家，且互為鄰邦，所以自古以來，兩國之間的交流就頗為頻繁，并最終使兩國的歷史文化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如此一來，無論是對中國學者還是對日本學者而言，以彼國歷史為參照顯然是深入了解本國歷史的重要方法。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日本國內一直有不少學者對中國史保持密切關注，日本的中國史學界也已逐漸成為域外最為重要的中國史研究力量之一。毋庸置疑，中國法律史是為中國史這一流域所涵蓋的一片風景，因此日本學者作為整個流域的觀察者自然也不會忽略對這片風景的“深描”。

　　那么，日本學者在中國法律史研究上具有哪些特點呢？周一良先生在為《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作序時曾概括日本學者中國史研究的特點，這些特點似乎也可適用于他們對中國法律史的研究：“一、遵守乾嘉樸學大師的教導：讀書必先識字。日本學者非常注重古漢語的訓練，例如大學的史料演習班上，必須弄清史料每個字的含義……二、注重窮盡資料，有‘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精神……三、日本學者注重結合書面記載進行實地調查……四、從研究領域來看，日本學者治中國史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族、思想、宗教、法制、科技、中外關系、歷史地理等各個方面，涵蓋極廣……五、就時代而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歷史幾乎從遠古到近代現代，各個時期都有人鉆研，沒留下多少空白……六、日本學者中國史研究的成果，有足夠廣闊的發表園地……”諸種特點的存在使日本學者的中國法律史論著在整體上和在學術意義上實現了“大小皆宜”的目標：于“小”的方面說，可謂資料詳實、立論有據、邏輯縝密；于“大”的方面說，歷史上的法現象既在某個朝代的文化網絡中覓得了自己的位置，又在前后朝代的更迭中獲得了較為合理的意義，且能引申出頗為宏闊的理論視野。

　　朱勇，男，1955年生，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研究生院院長，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院長，中國法律史學會執行會長。研究方向為中國法律史。曾在《中國社會科學》、《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等期刊發表文章數十篇，代表作有《清代宗族法研究》、《中國法律的艱辛歷程》、《中華帝國的法律》（譯著）。

　　張中秋，男，1962年生，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研究方向為比較法律文化。曾在《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等國內外期刊發表論文多篇，代表作有《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比較研究》和《原理及其意義一一探索中國法律文化之道》。

　　朱騰，男，1982年生，法學博士，廈門大學法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曾在《哲學研究》、《政法論壇》、《清華法學》等刊物發表論文十余篇，代表作有《思想家治國之道》（合著）及譯作《從編年史到經典董仲舒的春秋詮釋學》（譯著）。

“海外中國法研究譯叢”序

編者前言

上冊

包山楚簡所見的證據制度

秦律、漢律中有關共犯的處罰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之《盜律》所見磔刑的作用——諸侯王國視野之下的嚴刑適用

漢代的死刑奏請制度

通往晉泰始律令之路（Ⅰ）：秦漢的律與令

通往晉泰始律令之路（Ⅱ）：魏晉的律與令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聽訟與錄囚

隋文帝的樂制改革——以鼓吹樂的再編為中心

唐日賦役令的構造與特色

關于唐日律令制度下的雜徭

唐日律令賤民制的考察之——關于賤民間的階層性秩序

唐宋變革時期的軍禮與秩序

下冊

宋代斷例考

宋代官田的“立價交佃”與“一田兩主制”

開發·地價·民事法規——以《清明集》所見土地典賣關系法為中心

元代江南投下考——《元典章》文書所見投下有司的相克

擁擠列車模式：明清時期的社會認識和秩序建構

從做招到敘供——明清時代的審理記錄形式

明清時代“歇家”考——從訴訟的脈絡進行解析

“非規則型法”之概念——以清代中國法為素材

健訟的認識和實態——以清初江西吉安府為例

清代秋審制度的功能及其實態

現代中國的糾紛與司法

中國審判獨立的現狀及特征

　　但正役都是四十日以內的留役規定可以說是與百姓身役制相對應的。這有制定以留役的形式免除調庸和更替力役的規定的意思吧。與此相應，也設立了養老賦役令23差科條。

　　以上所述內容，最終只不過說明因《天圣令》的發現，證明了青木和夫氏的“雇役制的成立”的觀點是正確的。在此，就律令制所采用的雇役制的意義，結合若干私見予以總結。

　　大寶令制采用雇役作為唯一的國家強制性的力役，制定了從除去畿內的其他所有正丁征收庸作為財源的有償雇役制。大寶令以前沒有歲役的庸，也沒有雇役，實行的是無償的役。但為什么會從無償的役轉變為有償的雇役呢？那是因為役盡管稱作役，只是中央政府不支付對價，是由作為役的主體的國造等地方豪族負擔役民的資養，也就是說，在役民資養的主體從國造階層轉移到國家這一點上能夠看出其意義。把采女、仕丁的庸等共同體的資養制擴大到全體國民，把他們的庸作為稅交納給中央政府，根據計帳條決定分配計劃，并以由民部省分發雇傭價錢和食物的形式，不再經過地方豪族之手，直接資養役民。一唐令第30條（宋9條）中，縣令是依據“所部富貧，丁中多少，人身疆弱”而規定戶等的主體（如《唐六典》卷三〇中也列舉了作為縣令職掌的定戶等與差科簿）。繼承此條的日本有關雇役方式的22雇役丁條規定：“國司皆須親知貧富強弱，因對戶口，即作九等定簿”，此處將郡司改變為國司。這種情況顯示了到此為止役的主體不再是郡司層，應該意味著是由國司組織雇役的吧。

　　在大寶令編纂時，日本令雖然從根本上改變了唐令的庸與雇役等，但在養老令中的改變，只是把歲役條、差科條等修訂為形式上更近似于唐令而已。這可以說是單純的合乎體裁，雖然也有人批評其難以考慮現實的需求，但作為修訂的要因應該有如下的考慮吧。百姓身役制可以說是雇役制的輔助規定，作為免除庸調的替換是可以無償役使百姓40天以內的制度。考慮到日本的調、庸的各自固有特征，及其共同體的屬性，等等，而將對其的免除替換為中央政府可以征發百姓服力役，這應該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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