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高陽在華人社會的影響力,有人曾這樣形容:有水井處有金庸,有村鎮處有高陽。
高陽被稱為“中國最后一位舊式文人”,他學富才高,著書百種,嗜酒如命。常自嘲:酒子書妻,即以酒為子,以書為妻。
清末有“三屠”,張之洞用財如水,人稱“屠財”;袁世凱好行殺戮,時稱“屠民”;岑春煊性好劾人,稱為“屠官”。對于清史獨鐘的高陽,以善“屠紙”予以自謂。
高陽的作品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總印數已經超過2000萬冊,“有村鎮處有高陽”之說名不虛傳。
何懷碩說“高陽是奇人。在這個舊文化崩析、新秩序未立的混亂年代,他兼有舊學與新慧”。
臺灣作家張大春說“高陽的成就獨一無二,甚至難以找到繼承人”。
臺灣著名小說家王文興說“高陽是國寶級人物”。
臺灣詩人痖弦稱高陽為“新文學運動以來中國歷史小說第一人”。
高陽本名許晏駢,字雁水,筆名郡望、吏魚,出生于錢塘望族。許家先祖在清朝世代為官,曾有人擔任兵部尚書、內閣學士之類的官職。高陽童年所居住的祖屋,門口就懸掛著由嘉慶皇帝親筆所題的“榜眼及第”、“傳臚”等匾額;在花廳中也高懸著慈禧太后親筆書寫的“福壽龍虎”世匾。高陽的父親許寶樸曾任浙江財政司官員。母親黃婉同是出身富貴的大家閨秀,不僅飽讀詩書,更能將正史、野史轉述為一個個精彩的小故事。因此,幼年時代緊隨于母親身旁的高陽,自然而然地聆聽了許多官場現形以及鄉野傳奇,無形中,母親也成了高陽文史修養的啟蒙之師!
有十個兄弟姐妹的高陽,在家排行老九。
高陽大學未畢業,就以優秀成績入杭州筧橋國民黨空軍軍官學校,當了空軍軍官。1948年隨軍赴臺灣。曾任國民黨軍隊參謀總長王叔銘的秘書。退伍后任臺灣《中華日報》主編,還一度出任《中央日報》特約主筆。高陽擅長于史實考據,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僅在于評史述史,更重要是將其史學知識用于創作歷史小說。
高陽的創作以清代宮廷與近現代高層人物生活為主,高陽對歷史小說的貢獻,最主要的在于他“以考證入小說,以小說成考證”,開創了中國歷史小說的新類型。
高陽讀書不記筆記,但卻有著超凡的記憶力,對中國歷代皇帝的生卒年月日、民族、籍貫、三親六眷、興趣愛好都了然于心,對于帝王們手下的文臣武將、宰相諸侯,以及嬪妃太監、心腹與政敵,也無不熟稔,朋友們便戲稱他為“皇帝老兒家的總管家”。更重要的是,高陽對于皇室權力斗爭、朝廷政治風云、宮闈秘聞、以及牽一發動全身,由此帶來的對于整個中國的各種影響,無不津津樂道,了如指掌,堪稱“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了。
1962年,高陽受邀聯合報副刊連載《李娃》,這部作品不但一鳴驚人,也成了高陽歷史小說創作的濫觴,而后發表的《慈禧全傳》及胡雪巖三部曲《胡雪巖》、《紅頂商人》、《燈火樓臺》,更確立了他當代首席歷史小說家的地位。
高陽一生著作共有90余部,約105冊。高陽的歷史小說注重歷史氛圍的營造,情節跌宕,旨在傳神,寫入物時抓住特征,寥寥數語,境界全出。
高陽幼承家學,其后自學有成,再加上此前已累積了多年現代小說的創作經驗,因而一步入歷史小說的領域,立刻創造出引領風騷的局面。由于其先祖在清朝世代為官,來臺后因而能為小說灌注濃厚的歷史感,其創作理念對后來者亦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高陽的小說以史料繁細、運用從容有余見長,就作者的取材角度及材料與小說的對應關系觀察,高陽作品的材料來源的確十分廣泛,幾乎囊括了歷史研究的全部范圍。小說的某些段落對史料的依賴極深,具有利用小說展現史料的企圖,一些看來不起眼的細節也有史料為依據,高陽的小說被稱許為“庶幾乎史”并非沒有原因。
高陽這種寫作風格的形成與高陽歷史學者的自我定位有很大關系。高陽具有強烈的考據癖,考證與小說互相影響,愈到創作后期二者的結合愈趨緊密。
高陽對歷代王朝興衰得失的關鍵,有獨到的見解。他總結了三條法則:一是歷史的重心在經濟,經濟的重心在交通;二是任何朝代都有中心勢力,此一中心勢力如為高級知識分子,必開一代之感運;三是一個王朝,亦如自然人之有生老病死,但在生老的過程中,休養生息,培養人才,就會出現中興的局面。
這個“中心勢力”的提法則可以用來說明高陽作品中關于官闈斗爭、政治風云的敘寫特別細膩曲折的原因。雖然高陽極為注重他的考證成果,但對讀者而言,小說中的歷史成分與人情法則可能才是閱讀樂趣所在。
高陽的作品不僅具有歷史百科全書的內涵,同時也是人情世故的百科全書,高陽的小說之所以能影響、流傳如此之廣,本身有其與眾不同的獨特魅力:
一是因為作者以獨到的眼光鉅細靡遺地挖掘了包含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等諸多史料,這些史料在古今的對照下毋須夸張點染,天然具有奇趣;二是對人情、世故、智謀的深研熟玩,有意用來建筑小說的戲劇性;三是小說中的人生態度符合今日大眾的需求,與舊式觀點產生了隔膜,因而能廣為大眾所接受。
高陽的歷史小說中寫了不少愛情故事,他寫出了愛情的真與美,又通過愛情,寫出了女人心機的縝密、應變的靈動、意志的果敢、生命的韌性。
高陽小說至今仍風靡的原因,正如林青在《高陽傳》中指出的:“時下,田園風光的鄉材原野早被日趨擴大的都市所蠶食、所吞噬,太多的是急小功近幺利者,大面積的伐樹木、采山石、排污水,為了追求生活的舒適與享受,而破壞了大自然的古樸與野趣,人們再也無需也無從張揚原始的天性。另一方面,立交、地鐵、別墅、霓虹、電視、飲料,人們飽嘗輕松自樂,人們的感官在體驗粗獷與雄渾上都顯得十分退化了,再往何處去體會撼天動地的悲劇意識和人文精神?”
“高陽歷史小說的走俏,也是當代人為自己的軟綿綿而又急切浮躁的生活與心態補充精神上的鈣和鹽!
01 蛤蟆祭天
青島成了民國的首陽山。
自從“新約法”公布,國務院改為政事堂,袁世凱特派長子克定,來勸徐世昌的駕,到北京出任國務卿以后,遺老的陣容,自不免減色。但“十老”之中,還有兩名“總督”、一個“狀元”,詩酒唱和,飽飫魚翅燕窩之余,大發“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的感嘆吟詠,依然是小報上的好材料。
這一天是在“周玉帥”家集會——周馥,字玉山,做過兩廣總督;他自己是袁世凱的親家,他的兒子周學熙又是袁世凱的財政部部長。這位齒德俱尊、頂有福氣的遺老,家廚出名,招待周到,所以每逢他做東,一定十老畢集。而這天卻少了一個。
“咦!趙次帥呢?他的興致最好,赴會必早,何以今天不見人面?”
問這話的是原籍山東,寄居浙江,做到學部副大臣的勞乃宣;他口中的“趙次帥”是指趙次珊,也就是當過東三省總督的漢軍旗人趙爾巽。
“你還不知道?”周馥答道,“趙次珊進京去了。應項城的征聘,就了清史館館長。名山事業,不急在一時;接了事,馬上就會回來的!
果然,十天以后趙爾巽由北京回到青島;勞乃宣特地去拜訪他,想打聽打聽“春明近事”。
“項城倒還是故人情重。”趙爾巽說,“雖談不上日理萬機,也夠忙的;承他兩次邀飲,談得很多,總算有幾句肺腑之言!
“喔,”勞乃宣急急問道,“他對‘皇上’是何態度?”
“項城自道:如今一切的作為,都在調護皇室,本沒有辜負先朝之意。他跟他的老把兄談過,想卸去仔肩,無奈找不到替手!
勞乃宣知道,趙爾巽所說的袁世凱的“老把兄”,是指“小朝廷”的總管內務府大臣世續。這“找不到替手”的話,是不是世續所說?倒要問個清楚。
“是的!壁w爾巽答道,“世伯軒認為當今尚無一位能夠籠罩全局,調護幼主的人。項城只好冒天下之大不韙了!
“看來項城倒是用心良苦!”
“也可以這么說!壁w爾巽點點頭。
“次帥!”勞乃宣很興奮地說,“我一直有個想法,如今倒像是可行了。”
“請教!”趙爾巽又問,“是不是你那《共和正解》的卓見?”
“時勢略有不同,我預備再寫一篇《續共和正解》,等脫稿后,請次帥指教!
勞乃宣連夜動筆,提出了他的復辟主張。袁世凱雖有歸政之心,但小朝廷的宣統皇帝,方在沖齡,大政不能親裁;如果另外找一位攝政,又難得適當的人選,算來算去,還是袁世凱最適當。
照勞乃宣的想法,宣統親政總得過了十八歲,那時袁世凱不死也衰邁了,所以預定“十年還政”,這十年中,袁世凱以民國的總統為清朝的攝政,他想出來很得意的一句警句:“以歐美總統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睂⒃绖P作周公、召公,不但頌揚得體,而且“共和”兩字有了著落,所以叫做“正解”。
為袁世凱著想,這十年之間,名位實權,一無所損;而在十年以后,還政之時,清朝應該封以王爵——當民國的總統,退位以后是老百姓;還政清朝,則當過總統,還可封王,不但護衛森嚴,得以保護他的安全,而且“世襲罔替”,他為袁家的子子孫孫都打算到了。
寫成了這篇《續共和正解》,勞乃宣異常得意,一面托趙爾巽帶到北京;一面寫信給周馥跟徐世昌,請他們在袁世凱面前,代為進言敦勸,采納他的建議。
趙、周、徐都不負所托,他的稿子他的信,一起都送到了袁世凱辦事所在的西苑春藕齋。
“勞玉初的心地倒還明白。記得庚子那年他當直隸吳橋縣令,嚴辦拳匪,地方未受騷擾,總算還有見識!痹绖P指著《續共和正解》問徐世昌,“菊人,你看他的意見如何?”
徐世昌慢條斯理地答道:“用心可嘉!
“我也是這么想。”袁世凱說道,“叫他來做參政吧!”
參政的正式“官名”叫做參政員——根據袁世凱一手制造的新約法,立法機構采取一院制,定名就叫立法院;在未成立以前,先設參政院,代行立法職權。特任軟禁在瀛臺的黎元洪為院長;參政員七十三人,由總統直接任命,除了被袁世凱指為“亂黨”的國民黨員以外,新舊名流,多被羅致在內。只看趙爾巽和另一個“總督”李經羲亦不過參政的名義,就可以想見此“官”不小。
民國而主張復辟,不但不曾辦罪,還做了高官,可見得袁世凱大總統心存清室。
于是遺老遺少大為起勁,認為“日月重光”之期不遠了。
復辟的說法,看來是荒謬的。國民黨領導的革命志士,前仆后繼,十次起義,不知丟了多少腦袋,才開創了一個從古未有的民國;袁世凱撿便宜搞了個總統當,豈有得福不知,再推戴宣統去當皇帝的道理?一個人犯賤也不能賤到這樣的地步。
話是不錯,但有些跡象又如何解釋?只說從夏天以來的變化好了,第一是改設政事堂,內閣總理變了國務卿。照袁世凱說法是仿照美國的名稱,可是美國的國務卿是外交部長,日本譯名稱為國務卿,有些牛頭不對馬嘴,特為采用這樣一個不倫不類的官名,無非是取那個“卿”字;皇帝對臣子客氣,不是稱“卿”嗎?
這一點用新官制來印證,更覺顯然,文官分三等九級,“卿、大夫、士”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三級,像“上大夫”這種官稱,封建意味太足了!
武官改稱“將軍”,這也是沿前清八旗駐防制度而來的官名;任命段祺瑞為“建威上將軍管理將軍府”,更是明朝都督府的遺制。此外還有祀孔、“郊天”之議。孔子萬世師表,不廢祀典,猶有可說;南郊祀天,則是皇帝獨有的祀典。“受命于天”,稱為“天子”;總統是受全國人民的托付,與天何干,祀天何為?
這些歷歷有據的事實,除卻是為復辟做準備以外,再也不能有適當解釋,因此小朝廷中上至毓慶宮的“師傅”,下至“打掃處的太監”,莫不欣然色喜,奔走相告;落魄的“旗下大爺”,日夜憧憬著按月“關錢糧”的好日子,更是興高采烈,加意渲染,于是有人把這一年——民國三年甲寅,叫做“復辟年”。
風聲越傳越盛,有個相當于前清御史的肅政史夏壽康,特參一本,案由叫做“檢舉復辟謬說”。層層轉到春藕齋,袁世凱提筆批了一句:“交內政部查明辦理!
查禁“謬說”的告示一出,小朝廷首先著了慌,怕因此會被取消“優待條件”,上上下下噤若寒蟬;已經到了濟南的勞乃宣,也不敢北上來就參政,轉回青島。這一下,京城里“復辟”的流言,才漸漸平息下來。
不久,冷鑊里爆出一顆熱栗子,有人到步軍統領那里去檢舉,說是國史館協修宋育仁公然演說“還政清室”,請求查辦。這個人是宋育仁的同鄉,借錢沒有借到,心中懷恨來告狀,但不是誣告。
宋育仁是四川人,也算是王湘綺的得意弟子——光緒年間四川總督丁寶楨禮聘王湘綺主講尊經書院,宋育仁跟他的師生關系,就是這么來的。
也就由于這一層師生關系,王湘綺當了國史館館長,宋育仁得老師的提拔,充任國史館的協修,修史在清朝,是非翰林不能承當的職司,但國史館協修,哪里有翰林院編修的稱呼來得高貴?因此,勞乃宣的《續共和正解》一流傳,宋育仁大為興奮,公然演說,“還政清室”便可國泰民安。當然,到那時候他就是翰林了。
一出門便發覺有異;看這兩名士兵的制服,是屬于步軍統領衙門的。這個衙門負責京師的治安,光顧上門,絕非好事。宋育仁不由得想到了“嚴禁復辟謬說”的告示,兩條腿瑟瑟地抖了起來。
“你是宋大人嗎?”
問話的態度,相當恭敬;宋育仁頗覺意外,“是的!彼麖姵宙傡o,“我就是宋育仁。”
“宋大人!”那士兵“啪嗒”一聲,皮鞋跟碰跟,行了個軍禮,“我們統領大人有請。”這看來沒有什么惡意,宋育仁就“抖”起來了,“我在廣和居有個飯局!彼喝淮鸬,“明天上午去拜訪你們統領好了!
“我們統領也備了飯在那里。說是務必請宋大人屈駕。”士兵將手一指,“統領特地派了他自用的馬車,叫我來接宋大人!
這變成情不可卻了。廣和居那個“文酒之會”可到可不到;宋育仁便點點頭答應,坐上馬車,直馳步軍統領衙門。
步軍統領名叫江朝宗,字宇澄,安徽旌德人;本來是當店里的學徒,不堪朝奉的虐待,一逃逃到天津,正好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江朝宗為了求個啖飯之地,投身行伍。當店的學徒要認當票,自然就認得字,所以為袁世凱所識拔。他的相貌長得很體面,個子雖不高,魁梧結實,是一副憨厚之相,而又最恭順不過,頗得袁世凱的歡心,不次拔擢,竟當到步軍統領。這個職位是當初袁世凱的“榮中堂”榮祿當過的,俗稱“九門提督”,在老百姓面前威風非凡。不過江朝宗倒頗有自知之明,才能絕不能跟“榮中堂”相比,因而也不敢作威作福,特別是對大小官員,一團和氣,十分可人。
“宋先生,久仰,久仰!”
宋育仁跟江朝宗還是第一次見面。看他穿一件閃光爍亮的醬色團花緞袍;黑緞珊瑚套扣的馬褂,下身卻著一條黃呢軍袴,足蹬一雙長可及膝的紅皮馬靴,這副中西合璧、文武兼資的裝束,配上他那傻乎乎的笑容,讓宋育仁差點笑了出來。
“不敢當!”宋育仁繃緊了臉還禮,“江統領見招,不知有何指教?”
“小事,小事!”江朝宗收斂笑容,皺一皺眉,“有人對宋先生不禮貌,說宋先生也贊成復辟?”
“不是!”宋育仁這樣分辯,“我是見了勞玉初的文章,想駁他——”
江朝宗連連搖手,打斷了他的話,“宋先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彼冒参康恼Z氣說,“請宋先生寫一篇答辯的文章,讓我能夠交差就行了。”
接著便替他預備筆墨茶水,留他一個人在屋子里靜靜構思。宋育仁定一定神尋思:如以為作篇文章,便可過關,是件很便宜的事,那就錯了!這篇文章可能會呈給袁大總統看,是個難得的機會,絕不可輕易放過。
主意一打定,下筆就容易了,開頭申明宗旨,說“勞乃宣著《續共和正解》,可采而有未洽。”未洽者何?就是他要補充的;“援春秋托王稱公之義,定名大總統獨稱公!眲谀诵ㄗh“還政”以后,袁世凱應該封王,而他主張稱“公”,近于貶下。這一點他也有解釋,照現行的官制,卿、大夫、士三等而論,上面應有一位“公”才構成完整的系統。接下來,論調便由復辟而隱隱然變為勸進了。
交了卷,由江朝宗的秘書奚以莊,陪著吃了飯,仍舊用馬車將宋育仁送回家。江朝宗并無下文交代,情形看起來似乎又不大妙了。
過了幾天,得到確實消息,內政部根據步軍統領衙門所送的那篇文章,呈文大總統,說:“宋育仁議論荒謬、精神瞀亂,應追回原籍!比缓,步軍統領衙門又派人來請,不用說是要執行命令了!所謂“遣回原籍”,當然是當犯人“遞解回籍”。
到了步軍統領衙門,才知不然。江朝宗設盛宴款待,酒過三巡,主人道明本意“大總統的意思,想請宋先生暫時回川休養。至于路費一層,宋先生不必擔心。”說著遞過一個紅封套來,打開來一看,是一張交通銀行三千元的支票。
宋育仁覺得這張支票,好比一張預約的保證書,袁世凱不做皇帝便罷,做了皇帝,自己必有“大用”之日。因而欣然收下,準備動身。
動身那天,江朝宗特派他的秘書奚以莊護送到車站,明為送行,實為監視;京漢路的火車一開,便算了卻這一公案。只是外界不明真相,以為宋育仁真的是因為鼓吹復辟謬說,被遞解回籍;一個個嚇得噤若寒蟬。當然,騙不過去的,也大有人在,其中之一就是宋育仁的老師王湘綺。
在袁世凱的心目中,負士林眾望的只有三個人:嚴幾道、章太炎、王湘綺。章太炎被騙到北京,不肯向袁,已遭軟禁。王湘綺則出于他的得意弟子又為至親的楊度的舉薦,袁世凱寫了自稱“世侄”的親筆信,禮聘到京,充任國史館館長,本來袁世凱對他抱著極高的期望,誰知他一到京就讓袁世凱啼笑皆非,不能不“敬鬼神而遠之”。
此老不為禮俗世法所拘,其妻悼亡以后,一直以仆婦為妻妾;最后一個是周媽,既老且丑,而情好彌篤。受聘入京,攜帶周媽同行。路過武漢,督軍段芝軍設宴歡迎,他居然帶著周媽赴席。到京那天,袁世凱在居仁堂歡宴,依然少不了周媽陪伴;車進新華門,他忽然問周媽:“我眼睛花了,認不清;這座門上三個什么字?好像是‘新莽門’?”
這是有意誤華作莽。當時有隨從打了“小報告”,袁世凱頗覺刺心——王湘綺將他逼迫清廷,比做王莽的篡位。
到了居仁堂坐定寒暄,王湘綺手指袁世凱,回頭向周媽說道:“喏,喏,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袁四少爺,現在做大總統了!”
這番老氣橫秋的樣子,近乎狎侮。袁世凱無可奈何,心里卻是涼透了,知道要想叫此人歌功頌德是不可能的事。
由于袁世凱的冷淡,王湘綺這個國史館長干得就不是滋味了。館里的經費每月八千元,都由周媽經手。兩個月未發,周媽便在枕邊訴苦。王湘綺親筆寫了一通公文咨財政部,說要經費像討債,“殊傷雅道”;他亦不愿屢屢索討,“相應咨請貴部查照,既不能逐月照發,請即轉呈大總統,將國史館取消可也”。
財政部接到這樣一通既似負氣又似兒戲的公文,當然不便跟他計較,更不能真的貿然呈請取消國史館;只有先發一個月經費,以為敷衍。
王湘綺、楊度師弟,平生志業,本在跳出儒家正統以外的“帝王之學”,當袁世凱接納楊度的獻議,卑辭厚幣敦聘出山時,此老一則動了游興;再則也要看看袁世凱究竟能不能成氣候,在京半年,所見所聞,莫不是袁世凱在玩弄權術,不免大失所望。
將袁世凱比做王莽,是就辛亥年而言;眼前的袁世凱,照王湘綺的看法,應該是曹操,因而他在日記函札中,以“陳思”作為袁寒云的代名——以袁二擬之為陳思王曹植,自然是以袁世凱比做曹操。論才論勢,袁不及曹,而曹操終其身不敢稱帝,袁卻已有猴急的模樣。就這一點看,便非人君之度。
復辟的流言一興,在對付宋育仁這件事上,王湘綺看透了袁世凱的本心:表面一套,暗底下又是一套,公然示天下以偽,這哪里是創業之主的作為?袁世凱一定要稱帝,而稱帝必;自己一生不做清望官,也說過“雖上西山,不必采薇”的戲言,諷刺過李經義、趙爾巽這班“貳臣”,結果蹬在“袁皇帝”這遭渾水里,豈不為天下人所笑,此老等宋育仁一走,也動了歸志。
走要走得瀟灑,才能使人有這個感覺:王湘綺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這一次來就國史館館長,無非游戲人間。乘興而來,興盡而歸,如此而已。
于是,靈機一動,他又在周媽身上找到了題目。周媽是國史館的“主婦”;八千元一月的經費,由她一手支配,節儉的經費,在東安市場大辦首飾衣服,此外還有許多“作威作!钡摹傲盂E”,因此,報上天天登她的新聞。王湘綺看了也不氣反覺得有趣,自以為是千古官場的創舉。
他找的這個題目,也是千古的創舉。用“慰亭老侄總統”這個稱呼,上書自劾——略有當年“翰林四諫”之一的寶廷,由福建學政任滿回京復命,納紅山船妓為妾,自劾無狀的意思,而更為詭譎;自道不能約束周媽是“帷薄不修”,應該解職。
信送了出去,不等有何下文;王湘綺就攜著周媽,飄然出京。臨走的時候跟館員半真半假地說:“你們可以議朝儀了!”
朝儀早已有人在議,而且也見諸行動了。
冬至之前數天,由新華門到天壇的大路上,廣征民夫、鋪黃沙、灑清水,仿佛整治“蹕道”,是為了“蛤蟆祭天”。
“蛤蟆祭天”這句謠傳,不知意何所指,但流行已久,直到袁世凱在冬至前三天發表明令,方始明白。命令中首先是駁斥民國不該祭天之說:“鼎革以來,群言聚訟,輒謂尊天為帝制所從出,祭祀非民國所宜存,告朔餼羊,并亡其體,是泥天下為公之旨,而忘上帝臨汝之誠!比缓笠浴疤煲暶褚,天聽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這四句振振之詞,將“天”與“民”綰合在一起,作為民國亦必須祭天的理由,說是“冬季令節應舉行祀天典禮,本大總統屆期敬率百官代表國民,親自行禮”;各地方則由行政官代表地方人民致祭。
原來“蛤蟆”是指袁世凱。他本來的外號,是章太炎所題,出于他為了挖苦黎元洪進京、被幽居瀛臺而改的一首杜詩:“云移鷺尾開軍帽,日繞猴頭識圣顏”,叫做“猴頭”。袁猿同音,由猿而轉為猴,又有沐猴而冠的意思在內。所以這個猴頭的外號,流傳頗廣。但市井小民卻不能欣賞這兩個字之中轉彎抹角的趣味,看袁世凱矮胖身材,說他像蛤蟆,倒也不錯,于是這第二個外號,很快地也叫開了。
典禮期前齋戒,仿照清朝的遺制,由內務部制發“齋戒牌”自大總統到陪祭官,無不佩戴。同時又特制“九章祀服”,大總統頭戴九梁冠樣的“爵弁”;身穿十二團的藍色大禮服;下面著的是印有千水文的紫緞裙,看上面像個茅山道士,看下面像是穿了蟒袍在唱戲。但是,這副不倫不類的模樣,老百姓是看不到的。因為步軍統領江朝宗、警察總監吳炳湘,還有高高在上,權力足以指揮京城一切警衛兵力的軍警執法處處長雷震春,已奉到密令,務必做足了“出警入蹕”的派頭,好讓袁世凱嘗一嘗“天子躬行南郊大典”的味道,所以從拆除乾隆回妃所住的寶月樓而開的新華門起,往南出正陽門,轉往永定門之東的天壇,五步一哨,十步一崗,甚至有些人家的屋頂上,也站著端了槍的衛兵,不準百姓窺看。至于天壇周圈,更不用說。總有兩三千橫眉怒目的士兵布崗,把個本該雍容肅穆的典禮,搞得殺氣騰騰,仿佛隨時會出現流血五步的劇變似的。
冬至這天是十一月初七,節氣交在子時,但祀典仍在黎明舉行。清晨三點鐘,大總統坐裝甲汽車出府,由正陽門到天壇,再換乘朱輪金漆的雙套馬車,到了昭亨門外,改坐椅轎進壇行禮——“祝片”上具銜是“代表中華民國國民袁世凱”;他默禱時是不是自稱“子臣”,就沒有人知道了。
02 梁啟超單刀赴會
接到袁克定的請帖,梁啟超頗為躊躇。這年二月“人才內閣”垮臺,他辭掉司法總長的時候,心還很熱,認為袁世凱還是可與共事的人,所以接受了幣制局總裁的任命,想在整頓財政上有所作為。而這番熱心,很快地灰冷。因為他從六月間開始,一連擬了七個整理幣制的計劃,有的已經批準,有的還擱置著,而不論已未批準,都成了紙上談兵。財政掌握在交通系手里,一切調度,都以方便袁世凱為原則;且不說渾水摸魚,談不到整理,就想整理,也輪不到梁啟超來插手。
因為,他算是覺悟了,一介書生,文章報國才是本分;所以堅決求去,借住在西郊的清華學校,埋頭著作,一個多月的工夫,寫成了一部《歐洲戰役史論》;同時跟中華書局談成了一項合約:中華書局發行一本《大中華雜志》,聘請他擔任主任撰述。一行作吏,萬種酸辛;還是筆墨中討生涯,方是安身立命之道。
如今袁克定特下請帖,注明只請他一個,并無別客,那就顯然有不足為外人道的話要談;而且也可想而知,絕不是談學問,而是談政治。好不容易才能擺脫宦海,如何又輕易卷入旋渦?這就是他躊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