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中，希臘、愛爾蘭、西班牙、意大利等歐元國家相繼陷入經濟危機，引發國際社會對歐元區未來的擔憂。此書回顧了歐元國家的危機應對過程，著重描述了歐元區兩個主要創始國德國和法國之間的相互斗爭與合作如何影響危機的進程，進而影響世界經濟局勢。
在作者看來，歐元區危機背后其實是一場思想之爭，主要表現為德國和法國之間的觀念差異。無論是在歐元創建之初的制度架構設計還是在危機應對中，兩國關于規則與自由裁量、國家責任和歐洲團結、償付能力與流動性、緊縮政策與刺激政策等方面，都持有相當不同的看法。這些觀念上的差異導致歐元區的制度架構從一開始就有根本性的缺陷，危機應對也時常矛盾重重，并在歐元區內部引發了一些不必要的混亂和國際經濟的緊張局勢。然而，幸運的是，即使長期以來存在這樣的經濟思想差異乃至政治傳統差異，德法兩國依然致力于建立歐洲層面的協調與合作機制，來解決歐元區面臨的問題。
此書是一本跨國和跨學科合作的產物，三位作者分別來自法國、德國和英國，其學科背景分別為經濟學、經濟史和公共政策。因此，全書給我們展現的是一幅多維度、多視角的歐元區經濟全景圖。
"44個歐洲國家和地區、58位歐洲政要、數百位經濟學家
從歐盟建立，到德法沖突；
從歐元誕生，到希臘危機……
歐元區能否安然度過危機？歐洲的未來將何去何從？
《歐元的思想之爭》將為你展現一幅多維度、多視角的歐元區經濟全景圖！
前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讓•梯若爾、
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
聯袂推薦！
"第一章 前 言
2010年10月18日是改變歐洲政治的一天。德國總理默克爾前往諾曼底的海邊小鎮多維爾，與法國總統薩科齊討論歐洲債務危機。新聞照片中，他們穿著黑色雨衣，漫步在潮濕而清冷的秋日木棧道上，薩科齊指手畫腳地爭辯著，而默克爾則顯得一臉茫然。事實上，為應對迫在眉睫的危機，世界觀完全不同的德法兩國不得不捆綁在一起，達成戲劇性的妥協：德國將放松法律規定，并對法國做出讓步，作為回報，法國將同意允許“私人債權人適度參與（債務重組）”。默克爾總理認為（她在德國擁有相當高的公眾支持率），銀行對過去不審慎的信貸發放負有責任，并應承擔其成本。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隨著雷曼兄弟的破產以及對美國國際集團（AIG）的救助，這種不得不進行救助的心態需要有一個終結。這場“法德協議”中的一些基本要點，在兩個星期前布魯塞爾召開“北約首腦會議”期間，兩國領導人舉行非正式會談時就已經達成，并一直處于保密狀態。
當其他歐洲領導人在他們的移動設備上得知以上結果時，都大吃一驚。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以下簡稱歐洲央行）負責人的第一反應是，這份協議是一個錯誤，而美國財政部部長蒂莫西•蓋特納則對此感到憤怒，他警告歐洲政策制定者：“如果你們要重組希臘……你們必須有能力提供有效的保護措施，保證接下來危機不會蔓延到其他歐洲國家。”市場對此亦有同感。就在多維爾會談之后，歐洲外圍國家政府債券的利率迅速上漲。德國對市場紀律作用于歐洲外圍國家表示欣然接受，而法國評論員則認為，從基本面的角度來看，利率上漲是不合理的——這純粹是流動性效應。
首先，多維爾會談明確顯示，在尋找歐洲金融危機解決辦法的艱苦過程中，德法兩國對“適當的經濟政策”持有不同觀點構成了困境的核心。這一事件還突顯出有多少權力已經從布魯塞爾的歐盟機構、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和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轉移到德法這兩個很難有共同語言的大國手中。
歐元危機在歐洲大陸引發了一場思想觀念之爭，使權力在歐洲內部大范圍轉移。2009年底，以歐洲最小經濟體之一的希臘財政問題為導火索，一場醞釀已久的關于適當的經濟哲學和歐盟未來設計理念的爭論，終于沸沸揚揚地爆發了。這場爭端是歐洲南部和北部之間的理論之爭，尤其是在作為北部代表的德國和作為南部代表的法國之間。但爭論并不局限于德法兩國：芬蘭、奧地利，有時還有斯洛伐克和波蘭，它們的行為有時候甚至比德國更加德國，而法國則通常被視為歐洲地中海地區的領袖。這場爭論，在日后推動英國脫歐的公投辯論中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實際上，這場沖突常常被認為是萊茵河兩岸不同思想觀念之間的交戰。意大利被分隔為南北兩部分，北部看起來在思維和經濟上類似于德國，而南部則更多地對法國式理論表示贊同。在這里概述的法國和德國的立場，應當被理解為“思想類型”。這是由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提出的概念，旨在思考事物截然不同的特性，來更好地理解問題、爭論以及制度。韋伯及其后的每一位優秀分析師都深知，現實情況混亂不堪，但他們認為，概念性澄清有助于更深刻地認識社會獨特性的來源。
本書的核心就是思想之爭。我們的主要目的，是對導致德法兩國經濟理念相互對立的長期歷史、知識和文化根源提供一種解釋。有人可能會認為，每個國家都完全是為了自身的物質利益而斗爭。這種狹隘的觀點忽略了一個更為重要的方面：利益是通過思想觀念持有者對未來展望這一透鏡來詮釋的。一些國家已經建立起自己的經濟傳統和經濟學派，由于歷史發展道路不同，歐洲各國遵循著不同的經濟哲學，由此也派生出有關如何應對危機事件的不同政策描述。以前，這些差異一直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因此總被一帶而過，從來沒有得到深入討論。歐洲一體化進程按理說是歷史上最成功的和平舉措之一，但在面臨危機時，表現出一種“過分樂觀”的傾向。事實上，各國之間的差異往往深植于國家政策制定者的思想深處，導致相互之間的不理解接踵而至。政策制定者們使用的同一個詞有時指的是不同的概念。舉例來說，“經濟治理”（economic governance）對德國來說，意味著朝向一個共同的穩定文化不斷靠近；而在法國，它意味著共同指導經濟發展的各種措施。同樣，德國人把歐元作為舊匯率機制的改良版本，是仰仗德國馬克的特點而建立起來的，而法國人則把歐元視為嶄新的全球貨幣，以及實施更有效的凱恩斯主義刺激政策的渠道。
當然，在歐洲國家之間也存在直接的利益差異，包括在德國和法國之間。但是，利益往往是通過意識形態的透鏡來解釋的。歐洲國家之間的分歧，常常被一些分析家簡化為基于凈資產地位的債權國和債務國之間的單純競爭關系。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德國已經通過持續的經常項目盈余，明確建立起凈債權國的地位。法國則偶有盈余，中間穿插著大量的赤字。因此，德國（及一般的債權國）可能被認為十分重視嚴格的債務償還，即使這意味著把債務人擠壓得喘不過氣來，而且他們更愿意保持低通脹以增加名義債務的實際價值。相反，法國（及一般的債務國）似乎更樂于接受債務減免，偏愛更高的通貨膨脹以蠶食債務的實際價值。但這個論點遭到反駁。凈資產頭寸是一個國家公民對外國人享有的全部權益，是凈資金流動的總和。但是，資金凈流量掩蓋了更大規模的總流量，以及各種不同的個人和機構的資產水平：在凈債權國可能存在大量有影響力的債務人。同樣重要的是，明智的債權人通常希望債務人財力雄厚和富有活力，從而能夠在未來償還債務。拼命擠壓債務人可能會降低悉數收回款項的機會。債務人也都應當知道，不償還貸款或者違約將破壞他們未來再次借款的機會。因此，對雙方的主觀判斷取決于對另一方的看法：債務增長是好還是壞？是對發展的良性推動還是一種肆意揮霍資源的跡象？這些都是意識形態的判斷：正像韋伯提出的一個著名類比：“直接支配人類行為的，不是思想，而是物質和理想化的利益。然而，已經被‘思想觀念’創造出來的‘世界形象’（world images），常常好像扳道工一樣，決定著在利益動力學的推動下沿著哪條軌道行動。”
歐洲一體化進程同樣充滿了誤會和曲解，這與經常出現在男女關系當中的情況相類似。一位廣受喜愛的美國心理學家試圖要提供“改善兩性溝通以及在兩性關系中各得其所的實用指南”。根據他的觀點，男人和女人來自不同的星球。這本書非常成功，售出了700萬冊。他的說法被羅伯特•卡甘（Robert Kagan）改編后用于國際政治領域，宣稱美國人來自火星，歐洲人來自金星。“是時候了，”他說，“不要再假裝歐洲人和美國人擁有相同世界觀，甚至擁有同一個世界觀。”歐洲現在已經發現，他們擁有自己版本的同床異夢。
關于相互對立的哲學，對其基本元素的描述其實很簡單。北方的觀點是關于規則、嚴謹性和一致性，而南方的重點則在于對靈活性、適應性和創新的需求。這其實是康德和馬基雅維利的觀點對立。經濟學家們早就熟悉這種辯論，把它稱為“規則與自由裁量”的對抗（rules versus discretion）。
馬庫斯•布倫納梅爾（Markus Brunnermeier）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專業講座教授，同時任教于普林斯頓本德海姆金融研究中心，他撰寫了大量關于金融危機和貨幣政策的著作和文章。
哈羅德•詹姆斯 （Harold James）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和國際事務專業教授及歐洲研究專業講座教授，曾出版《歐洲貨幣聯盟及歐洲的復興》（Making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and Europe Reborn）。
讓-皮埃爾•蘭多（Jean-Pierre Landau）是巴黎政治大學的經濟學副教授，曾任前法蘭西銀行副行長，法國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首席執行官。
"“比較譯叢”序
第一章前言
第一篇權力的轉移與德法差異
第二章權力的轉移
第三章德法差異的歷史根源
第四章德法兩國經濟哲學的差異
第二篇貨幣和財政穩定：《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幽靈
第五章規則、靈活性、信譽和承諾
第六章責任與團結：不救助條款和財政聯盟
第七章清償能力與流動性
第八章緊縮與寬松
第三篇馬斯特里赫特的繼子
第九章金融部門的作用
第十章金融危機：發生機制及其管理
第十一章銀行業聯盟、歐洲安全債券以及退歐風險
第四篇其他視角
第十二章意大利
第十三章英美經濟狀況和全球視角
第十四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第十五章歐洲中央銀行
第十六章結論：是黑？是白？還是二十八度灰？
第一章 前 言
2010年10月18日是改變歐洲政治的一天。德國總理默克爾前往諾曼底的海邊小鎮多維爾，與法國總統薩科齊討論歐洲債務危機。新聞照片中，他們穿著黑色雨衣，漫步在潮濕而清冷的秋日木棧道上，薩科齊指手畫腳地爭辯著，而默克爾則顯得一臉茫然。事實上，為應對迫在眉睫的危機，世界觀完全不同的德法兩國不得不捆綁在一起，達成戲劇性的妥協：德國將放松法律規定，并對法國做出讓步，作為回報，法國將同意允許“私人債權人適度參與（債務重組）”。默克爾總理認為（她在德國擁有相當高的公眾支持率），銀行對過去不審慎的信貸發放負有責任，并應承擔其成本。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隨著雷曼兄弟的破產以及對美國國際集團（AIG）的救助，這種不得不進行救助的心態需要有一個終結。這場“法德協議”中的一些基本要點，在兩個星期前布魯塞爾召開“北約首腦會議”期間，兩國領導人舉行非正式會談時就已經達成，并一直處于保密狀態。
當其他歐洲領導人在他們的移動設備上得知以上結果時，都大吃一驚。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以下簡稱歐洲央行）負責人的第一反應是，這份協議是一個錯誤，而美國財政部部長蒂莫西•蓋特納則對此感到憤怒，他警告歐洲政策制定者：“如果你們要重組希臘……你們必須有能力提供有效的保護措施，保證接下來危機不會蔓延到其他歐洲國家。”市場對此亦有同感。就在多維爾會談之后，歐洲外圍國家政府債券的利率迅速上漲。德國對市場紀律作用于歐洲外圍國家表示欣然接受，而法國評論員則認為，從基本面的角度來看，利率上漲是不合理的——這純粹是流動性效應。
首先，多維爾會談明確顯示，在尋找歐洲金融危機解決辦法的艱苦過程中，德法兩國對“適當的經濟政策”持有不同觀點構成了困境的核心。這一事件還突顯出有多少權力已經從布魯塞爾的歐盟機構、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和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轉移到德法這兩個很難有共同語言的大國手中。
歐元危機在歐洲大陸引發了一場思想觀念之爭，使權力在歐洲內部大范圍轉移。2009年底，以歐洲最小經濟體之一的希臘財政問題為導火索，一場醞釀已久的關于適當的經濟哲學和歐盟未來設計理念的爭論，終于沸沸揚揚地爆發了。這場爭端是歐洲南部和北部之間的理論之爭，尤其是在作為北部代表的德國和作為南部代表的法國之間。但爭論并不局限于德法兩國：芬蘭、奧地利，有時還有斯洛伐克和波蘭，它們的行為有時候甚至比德國更加德國，而法國則通常被視為歐洲地中海地區的領袖。這場爭論，在日后推動英國脫歐的公投辯論中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實際上，這場沖突常常被認為是萊茵河兩岸不同思想觀念之間的交戰。意大利被分隔為南北兩部分，北部看起來在思維和經濟上類似于德國，而南部則更多地對法國式理論表示贊同。在這里概述的法國和德國的立場，應當被理解為“思想類型”。這是由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提出的概念，旨在思考事物截然不同的特性，來更好地理解問題、爭論以及制度。韋伯及其后的每一位優秀分析師都深知，現實情況混亂不堪，但他們認為，概念性澄清有助于更深刻地認識社會獨特性的來源。
本書的核心就是思想之爭。我們的主要目的，是對導致德法兩國經濟理念相互對立的長期歷史、知識和文化根源提供一種解釋。有人可能會認為，每個國家都完全是為了自身的物質利益而斗爭。這種狹隘的觀點忽略了一個更為重要的方面：利益是通過思想觀念持有者對未來展望這一透鏡來詮釋的。一些國家已經建立起自己的經濟傳統和經濟學派，由于歷史發展道路不同，歐洲各國遵循著不同的經濟哲學，由此也派生出有關如何應對危機事件的不同政策描述。以前，這些差異一直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因此總被一帶而過，從來沒有得到深入討論。歐洲一體化進程按理說是歷史上最成功的和平舉措之一，但在面臨危機時，表現出一種“過分樂觀”的傾向。事實上，各國之間的差異往往深植于國家政策制定者的思想深處，導致相互之間的不理解接踵而至。政策制定者們使用的同一個詞有時指的是不同的概念。舉例來說，“經濟治理”（economic governance）對德國來說，意味著朝向一個共同的穩定文化不斷靠近；而在法國，它意味著共同指導經濟發展的各種措施。同樣，德國人把歐元作為舊匯率機制的改良版本，是仰仗德國馬克的特點而建立起來的，而法國人則把歐元視為嶄新的全球貨幣，以及實施更有效的凱恩斯主義刺激政策的渠道。
當然，在歐洲國家之間也存在直接的利益差異，包括在德國和法國之間。但是，利益往往是通過意識形態的透鏡來解釋的。歐洲國家之間的分歧，常常被一些分析家簡化為基于凈資產地位的債權國和債務國之間的單純競爭關系。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德國已經通過持續的經常項目盈余，明確建立起凈債權國的地位。法國則偶有盈余，中間穿插著大量的赤字。因此，德國（及一般的債權國）可能被認為十分重視嚴格的債務償還，即使這意味著把債務人擠壓得喘不過氣來，而且他們更愿意保持低通脹以增加名義債務的實際價值。相反，法國（及一般的債務國）似乎更樂于接受債務減免，偏愛更高的通貨膨脹以蠶食債務的實際價值。但這個論點遭到反駁。凈資產頭寸是一個國家公民對外國人享有的全部權益，是凈資金流動的總和。但是，資金凈流量掩蓋了更大規模的總流量，以及各種不同的個人和機構的資產水平：在凈債權國可能存在大量有影響力的債務人。同樣重要的是，明智的債權人通常希望債務人財力雄厚和富有活力，從而能夠在未來償還債務。拼命擠壓債務人可能會降低悉數收回款項的機會。債務人也都應當知道，不償還貸款或者違約將破壞他們未來再次借款的機會。因此，對雙方的主觀判斷取決于對另一方的看法：債務增長是好還是壞？是對發展的良性推動還是一種肆意揮霍資源的跡象？這些都是意識形態的判斷：正像韋伯提出的一個著名類比：“直接支配人類行為的，不是思想，而是物質和理想化的利益。然而，已經被‘思想觀念’創造出來的‘世界形象’（world images），常常好像扳道工一樣，決定著在利益動力學的推動下沿著哪條軌道行動。”
歐洲一體化進程同樣充滿了誤會和曲解，這與經常出現在男女關系當中的情況相類似。一位廣受喜愛的美國心理學家試圖要提供“改善兩性溝通以及在兩性關系中各得其所的實用指南”。根據他的觀點，男人和女人來自不同的星球。這本書非常成功，售出了700萬冊。他的說法被羅伯特•卡甘（Robert Kagan）改編后用于國際政治領域，宣稱美國人來自火星，歐洲人來自金星。“是時候了，”他說，“不要再假裝歐洲人和美國人擁有相同世界觀，甚至擁有同一個世界觀。”歐洲現在已經發現，他們擁有自己版本的同床異夢。
關于相互對立的哲學，對其基本元素的描述其實很簡單。北方的觀點是關于規則、嚴謹性和一致性，而南方的重點則在于對靈活性、適應性和創新的需求。這其實是康德和馬基雅維利的觀點對立。經濟學家們早就熟悉這種辯論，把它稱為“規則與自由裁量”的對抗（rules versus discretion）。
新書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