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主要探討了傳統媒介與互聯網全球治理歷史上的三個重大事件：國際信息新秩序、信息社會世界峰會、全球網絡安全辯論。這三段歷史聚集了全球傳播研究的幾乎所有重要線索，構成了三段價值極高的事件和時間樣本。本書對它們的深入剖析有助于讀者了解互聯網全球治理的體系構成和本質。
《全球傳播政策：從傳統媒介到互聯網》為讀者呈現了傳統媒介與互聯網全球治理歷史上的三個重大事件。這三段歷史波瀾壯闊且影響深遠，讓人不禁對信息社會背后規模宏大的暗潮涌動嘆為觀止。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對三段歷史進行了深入的剖析，普通讀者在閱讀之后也能清晰地了解到互聯網全球治理領域的本質。
心比98%版心127*187上30，下23，內23，外2027行*34字
全球傳播政策：從傳統媒介到互聯網0000
導論傳統媒介與互聯網全球治理歷史上的三大事件
導論
傳統媒介與互聯網全球治理歷史上的三大事件導論傳統媒介與互聯網全球治理歷史上的三大事件本書主要探討了傳統媒介與互聯網全球治理歷史上的三個重大事件：國際信息新秩序（19761984年）、信息社會世界峰會（20032005年）、全球網絡安全辯論（2013年至今）。一、 國際信息新秩序（19761984年）國際信息新秩序（The New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Order）有兩個主要背景。一是美蘇冷戰，重要標志是1946年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美國富爾頓發表鐵幕演說，將蘇聯定義為敵對國家。二是亞非拉風起云涌的反帝反殖運動，僅60年代就有將近50個國家獲得獨立。在這兩個主要背景下，新獨立的國家發起不結盟運動，希望突破美蘇主導的兩極世界。不結盟運動在信息文化方面的努力獲得左翼傳播批判學者的同情與支持，他們在1976年發起國際信息新秩序，并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變成斗爭陣地。國際信息新秩序的主要訴求集中于三點：各國傳播實力相差懸殊、國際信息流通不平衡、西方媒介對發展中國家的片面扭曲報道。美國等西方國家不愿意面對這些指控，但是為了防止發展中國家利用聯合國及其附屬組織中的多數席位通過于己不利的決議，加上身處經濟危機無暇他顧，他們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主要采取了安撫、對話的策略。但是，到了80年代，美國里根和英國撒切爾政府上臺之后，其代表的保守勢力傾向于奉行單邊主義外交政策，利用西方商業媒介的主導地位，將國際信息新秩序定義為美蘇意識形態斗爭，而非南北信息流通爭議，從而在本國制造了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民意基礎。1984年，美英正式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標志著國際信息新秩序的失敗。這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為單邊主義政策的犧牲品，國際信息新秩序成為替罪羊。國際信息新秩序運動留下來三份重要遺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眾媒介宣言》（The Mass Media Declaration of UNESCO）、發展傳播國際項目（International Progra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麥克布萊德報告》（The MacBride Report）。其中，《大眾媒介宣言》流于左支右絀的外交詞匯，不具備上升為法律規范文件的條件。發展傳播國際項目本身是一個技術資助項目，而且頻繁陷入缺乏資金的境地，無法改變全球傳播的不平衡�！尔溈瞬既R德報告》雖然也失之于文字的模棱兩可，但卻全面地總結了全球傳播的困境，成為全球傳播史上的關鍵文本。《麥克布萊德報告》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提倡傳播權利，并將之定義為一項基本人權。國際信息新秩序運動失敗之后，傳播批判學者總結教訓并展開行動，高舉傳播權利的大旗。從1989到1999年，他們一共組織了十次麥克布萊德圓桌會議（MacBride Roundtable），分別是1989年津巴布韋哈拉雷、1990年捷克布拉格、1991年土耳其伊斯坦布爾、1992年巴西圣保羅、1994年美國檀香山、1995年突尼斯突尼斯市、1996年韓國首爾、1997年美國博爾德、1998年約旦安曼以及1999年德國萊比錫。同時，美國的格伯納（George Gerbner）發起文化環境運動；荷蘭的哈梅林克（Cees Hamelink）起草了人民傳播憲章；芬蘭的諾登斯頓（Kaarle Nordenstreng）啟動了國際媒介監督項目。1997年，這些批判力量創建了傳播權利平臺（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Rights）這個民間團體，并利用這個平臺在21世紀初召開的信息社會世界峰會上將傳播權利寫入了民間團體宣言。這是信息社會世界峰會與國際信息新秩序運動之間的重要鏈接。二、 信息社會世界峰會（20032005年）信息社會世界峰會（The World Summit on Information Society）分兩期召開。峰會總體上圍繞著該建設怎樣的信息社會展開，但是最重要的議題是互聯網治理。美國在1998年成立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分配機構（ICANN），監管互聯網核心技術資源，例如域名系統、根服務器等。兩期峰會的主要爭議就是美國監管的合理性。2003年，第一期會議在日內瓦召開。175個國家、481個民間團體以及98家公司參加了第一期峰會。中國、南非、巴西以及大多數阿拉伯國家成功地啟動相關程序，挑戰當時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日內瓦會議通過決議，要求聯合國秘書長成立工作組，探討合理的互聯網治理模式。2005年，第二期峰會在突尼斯召開。174個國家、606個民間團體以及226家公司參加了這一期峰會。歐盟在會議前夕提出互聯網治理的新合作模式，成為突尼斯峰會辯論的焦點。歐盟的本意是想在中美爭議之間尋找一種折中方案。中國提倡政府主導的互聯網治理模式；美國提倡市場主導的互聯網治理模式；歐盟提倡公私合作模式，主張由市場負責互聯網核心資源的管理，由政府制定互聯網治理的根本原則。但是，歐洲學者認為，中國與美國可能在突尼斯峰會之前已經私下交易：中國不在會上對美國壟斷互聯網核心技術資源發難；美國尊重國家頂級域名之下互聯網治理的主權原則�；ヂ摼W治理方面的爭議演化為歐盟與美國之間的沖突。峰會的最后結果可以用三點概括：（1）維持互聯網核心資源治理現狀；（2）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互聯網治理的主權原則；（3）成立互聯網治理論壇繼續探討新的治理模式。這兩期峰會發表了關于信息社會的五份重要宣言�？傮w上，這些宣言可以分為官方宣言與非官方宣言兩類。官方宣言是指《原則宣言》《行動宣言》《突尼斯議程》以及《突尼斯承諾》；非官方宣言是指《民間團體致信息社會世界峰會的宣言》與《民間團體聲明》。帕多文妮（Claudia Padovani）使用字句內容分析的方法將官方宣言、非官方宣言分別與《麥克布萊德報告》進行了對比，結果發現非官方宣言更完整地繼承了國際信息新秩序的遺產。20032005年前后兩期信息社會世界峰會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美國對互聯網資源的監管地位，但并未形成具有約束力的法律文件。跟麥克布萊德圓桌會議相似，信息社會世界峰會后續延伸出來十二屆互聯網治理論壇（The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分別是2006年希臘雅典、2007年巴西里約熱內盧、2008年印度海德拉巴、2009年埃及沙姆沙伊赫、2010年立陶宛維爾紐斯、2011年肯尼亞內羅畢、2012年阿塞拜疆巴庫、2013年印度尼西亞巴厘島、2014年土耳其伊斯坦布爾、2015年巴西若昂佩索阿、2016年墨西哥瓜達拉哈拉以及2017年瑞士日內瓦。這個論壇維持了對全球互聯網治理的高層討論，但并不具有決策能力。三、 全球網絡安全辯論（2013年至今）19761984年的國際信息新秩序的辯論局限于政府精英階層，20032005年信息社會世界峰會吸納了商業力量和民間團體。然而，這兩場辯論均沒有真正地引起全球公眾的關注。到了2013年，由于中美網絡安全爭議的爆發，尤其是由于斯諾登（Edward Snowden）泄密事件的影響力，互聯網治理和網絡安全問題終于進入全球民眾的視野。隨著美國國安局前雇員斯諾登不斷曝光美國大規模監控全球通信，網絡安全從一個專業議題迅速上升成為大眾議題，具備了地緣政治、全球治理、軍事外交等多重核心屬性。這促成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全球網絡安全辯論（Global Cybersecurity Debate）。全球網絡安全大辯論從2013年初期中美雙邊對峙開始，恰逢美國總統奧巴馬連任成功（2013年1月21日）以及習近平當選中國國家主席（2013年3月14日），正是在祝賀習近平當選中國國家主席的電話通話中，奧巴馬在兩國最高政治層次提及網絡安全威脅。這個時刻是美國通過發布國情咨文報告、《曼迪昂特報告》（Mandiant Report）等一系列行動所積累實現的外交結果。在此后的3個月中，中美網絡安全爭議按照美國設定的軌道進行，這構成了全球網絡安全大辯論的第一階段。然而，人算不如天算。2013年6月5日，斯諾登曝光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Bureau）棱鏡監控項目（PRISM），掀開了美國大規模監控全球通信的冰山一角，打斷了奧巴馬政府設定的政治進程，讓全球媒體和公眾意識到，反而是美國濫用自身互聯網壟斷地位，將美國自身監控全球通信的故事腳本栽贓到中國身上，美國對中國的指控就像回旋鏢一樣打回到了美國政府自己身上。從此，關于全球網絡安全的大辯論進入世界各國挑戰美國的第二階段。斯諾登并沒有一下子全盤托出美國所有的監控行為，而是如同此前的維基解密事件一樣，設計了一連串持續的、有技巧的曝光活動。除了棱鏡項目之外，在接下來兩年多的時間里，斯諾登爆出多個監控項目：針對移動設備每天收集50億條手機記錄的移動風暴（Mobile Surge）項目，針對不聯網計算機的量子（Quantum）項目，針對文件分享網站的懸�。↙evitation）項目，針對光纖電纜數據流的茁壯（Muscular）項目，針對中國企業和領導人的獵擊巨人（Shotgiant）項目，擁有電話通話回溯功能的玄機（Mystic）項目等。從俄羅斯到巴西再到德國，世界各國掀起了風起云涌的抵制美國監控的運動。為了扭轉斯諾登泄密事件造成的全球被動局面，美國竟然再次升級了中美網絡安全爭議。2014年5月19日，美國起訴五名中國軍官，中美兩國在網絡安全上的矛盾全面升級，進入短兵相接的對峙階段。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是全球網絡安全大辯論的第三階段。作為對美國起訴中國軍官的回應，2014年5月26日，中國互聯網新聞研究中心發布《美國全球監聽行動紀錄》，稱美國悍然違反國際法，嚴重侵犯人權，危害全球網絡安全。2014年6月9日，美國Crowdstrike網絡安全公司聲稱發現新的中國黑客部隊，稱中國具有從外國竊取商業秘密和軍事機密的行為和野心。2015年4月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行政命令，成立專門應對網絡攻擊的經濟制裁項目，并實施對朝鮮的制裁來進一步威懾中國。雙方在網絡安全問題上的對峙直到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訪美才走向緩和。也正是在這個階段，美國政府突然宣布放棄對互聯網核心功能的監管權，ICANN未來的走向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四、 地緣政治、產業、學術和技術的交叉點總之，國際信息新秩序、信息社會世界峰會以及全球網絡安全辯論都屬于全球傳播與治理的研究范疇，它們從20世紀70年代一直持續到今天，都試圖解決諸如全球信息流通的不平衡這些結構問題造成的后果。三者都是全球治理事件，各方力量主要辯論傳統媒介和互聯網治理問題。國際信息新秩序的主題是通訊社與信息流通；信息社會世界峰會的主題是互聯網治理與數字鴻溝；全球網絡安全辯論的主題是網絡安全和網絡監控。三者在較大程度上還是全球重大媒介事件。對國際信息新秩序的媒介報道超過800條，不少學者已經對此進行了分析，結果恰好證實了發展中國家在新秩序辯論當中對西方媒介的指控，即它們強調沖突、充滿偏見。信息社會世界峰會也是一項重要的媒介事件。僅就第二期峰會而言，會議網站在2005年11月1日到12月2日收錄的各國報道就達300多條。到了全球網絡安全辯論，全球媒介所奉獻的報道則數以百萬計，網絡安全問題由此真正成為全球公眾家喻戶曉的主題。這三段歷史恰好位于地緣政治、產業、學術以及技術的交叉點，聚集了幾乎全球傳播研究的所有重要線索，構成了三段價值極高的事件和時間樣本，完整、清晰而又集中地折射出來傳統媒介與互聯網全球治理領域存在的問題以及該領域弱肉強食之本質特征。
第一部分
徐培喜，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副教授、中國傳媒大學博士、芬蘭坦佩雷大學副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互聯網政策、網絡安全、國際傳播。
導論傳統媒介與互聯網全球治理歷史上的三大事件
第一部分國際信息新秩序及其理論第一章國際信息新秩序（19761984年）
第二章文化帝國主義觀點
第三章《麥克布萊德報告》與傳播權利（19801998年）
第四章污名化國際信息新秩序第二部分信息社會世界峰會及其理論第五章信息社會世界峰會（20032005年）
第六章信息社會理論/
第七章全球互聯網治理的關鍵文本（20032005年）/第三部分全球網絡安全辯論及其理論/第八章中美網絡安全爭議和美國網絡軍工復合體的崛起（2013年）/
第九章斯諾登泄密事件及其影響（2013年至今）/
第十章ICANN的重生之路（20142016年）/
第十一章草根媒介和民間團體在本土與全球公共空間的崛起/
第十二章結論：綿延四十年的辯論/
后記從沙溝西村到全球村：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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