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今解》吸收語言論轉向以來的現代思想成果，從天真性與建構性兩方面，頗具新意地闡述文學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并客觀地在語言論視野中接通這兩方面，表明建構既然歸根結底是語言符號在建構，便是被敘述的過程，即文學在深層次上發揮語言創造能力的過程。文學由此逐漸不限于名詞性狹義，而日益成為一種活的思想方式。本書適合我國高等院校文學理論課程在今天的教與學，也可供廣大讀者閱讀參考。
劉陽，復旦大學文學博士，任教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出版個人學術專著5部，發表學術論文70余篇，榮獲教育部第十五屆高等院校霍英東青年教師獎一等獎，以及其他20余種榮譽獎項。
緒 論
一 理論的本義
二 從天真性到建構性
三 文學是一種活的思想方式
上 編 天真的文學
第一章 文學的源流
一 文學觀念在中西方
二 歷史走向：從雜到純
三 由此看文學狹義與本義
四 文學本義的實質與原因
五 當今走向：從純再到雜
第二章 文學的性質
一 日常活動：在大于說
二 科學活動：說大于在
三 文學的前提：說與在統一
四 文學的說與文學的在
五 文學由此與人生同構
第三章 文學的功能
一 再現功能：形象與認識
二 表現功能：情感與體驗
三 顯現功能：悲憫與見證
四 中西文學功能比較
五 中國文學功能反思
第四章 文學的敘事
一 敘事語言：文學用什么講故事
二 敘事視角：文學如何講故事
三 事件與敘述的分離及意義
四 敘事要素：文學講誰的故事
五 敘事聲音：誰在文學中講故事
第五章 文學的抒情
一 隱喻的實質
二 這一實質的意義
三 中國抒情傳統的成因
四 中國抒情傳統的成就
五 中國抒情傳統的局限
第六章 文學的想象
一 人為何需要想象
二 想象區別于聯想與幻想
三 何為文學想象
四 想象由此具有情理邏輯
五 文學如何想象
第七章 文學的虛構
一 虛構的意義
二 虛構與事實
三 虛構與經驗
四 虛構的動機
五 實現動機的理由
第八章 文學的語言
一 與日常語言的區別：陌生性
二 與科學語言的區別：多義性
三 多義性帶來看護與傾聽
四 陌生與多義未干擾真相
五 意義：從工具到本源
下 編 建構的文學
第九章 文學與時代
一 文學的古典、浪漫與現實
二 文學的現代
三 文學的后現代
四 這一演變的實質
五 這一演變的兩重性
第十章 文學與政治
一 政治的狹義與廣義
二 文學的意識形態性
三 文學的非意識形態性
四 文學與權力：重建政治
五 審美閱讀與解碼閱讀
第十一章 文學與性別
一 文學的建構與意義
二 文學的建構途徑
三 性別寫作的成因
四 性別寫作的特征
五 性別寫作的問題
第十二章 文學與文化
一 何為文化
二 文化研究的內因：語言—符號
三 文化研究的外因：歷史—權力
四 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
五 面對文化，文學何為
第十三章 文學與批評
一 側重世界的批評
二 側重作家的批評
三 側重作品的批評
四 側重讀者的批評
五 理論的批評
第十四章 文學與解讀
一 印象：從發生到發展
二 先見：從消極到積極
三 區分點：自我反思意識
四 解讀的過度與適度
五 解讀與轉寫
第十五章 文學與學術
一 文學走出建制與進入他者
二 文學如何進入他者：從能指到所指
三 文學進入人文學科
四 文學進入社會科學
五 文學進入自然科學
第十六章 文學與理論
一 從文學理論到理論
二 從理論到后理論
三 后理論的既有思路
四 后理論的新思路
五 從理論地做文學到文學地做理論
附 錄 一 文學理論重要知識點索引
附 錄 二 課程進一步研修參考書目
后 記
查看全部↓
一、從文學理論到理論
從有了學科建制意識的近代直到二十世紀前期，文學理論一直是具備著穩定研究對象與方法的專業學科。按美國現代著名文學理論家勒內·韋勒克影響深遠的經典界定，文學研究由文學理論、文學批評與文學史三部分組成，文學理論主要“研究文學原理、范疇、標準等方面”[1]。這一定性意味著文學理論是不容置疑的“文學的理論”，也使初學者心目中形成了對文學理論學科的通常印象。
但是，文學理論的上述穩定格局自二十世紀中后期以來被打破了。如前所述，文化研究興起，以符號對意義的自由創造能力而突破了文學的邊界，大大延伸至各種文化現象并打開其廣闊空間，對傳統文學理論研究構成了巨大沖擊力，由此帶來的每每以種族、階級、性別、意識形態等大詞為主題的理論，以很新的面貌逐漸進入了文學理論界的視野。美國當代著名文論家喬納森·卡勒在出版于1997年的一部新著中，用一個詞將它們與傳統習見的“文學理論”區分開來，這就是“理論”。卡勒認為，“文學理論”指涉及“文學的本質和文學的分析方法的系統解釋”的“關于文學的理論”，在這一點上韋勒克的界說并未過時，除此以外，還有一種“純粹的‘理論’”，這種純粹的“理論并不是關于文學的理論”[2]，而已使文學研究發生了質的變化，使得只研究“文學理論”的傳統格局，在晚近正向研究“理論”的新格局嬗變。比起前者來，后者可以合法地不去聯系具體文學現象而存在。這也是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等“理論”使傳統文學理論界深深感到異趣與艱澀的原因所在。總之，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變成了理論（Theory），[3]“理論的時代已經開始”[4]。何以會出現這種演變呢？
因為同樣如前所述，二十世紀中后期開始，文學的建構性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先自明的天真性而成為文學研究的主題。語言論思想的積極推動，使符號的意義創造功能逐漸越出文學范圍而幾乎變得無所不在，向影視、廣告、傳媒與網絡等文化領域大力延伸，它們為何能在很短的時間里迅速俘獲消費者的心而征服大眾？當然是由于它們中都蘊藏著類似于神話力量的深層結構，也由此“支配表層現象的深層結構越來越多地被設想成權力”[5]，權力的建構與對權力的解碼便成為二十世紀中后期以來文學理論研究的新聚焦點——必須注意，上述文化現象的根因始終還是語言論思想，而這是現代文學理論的共同源泉，只不過在文學理論研究的名義下，我們現在研究著因視野的極大打開而面對的豐富文化現象，它們與文學無關，使我們的文學理論研究顯得越來越疏離文學，實際上變成了文化理論或者說批評理論。所以，逐漸形成了這樣的新局面：文學理論自二十世紀中后期以來以形形色色的非文學話題與內容為自身研究對象。為了醒目地標示文學理論研究的這種新形態、新階段與以往傳統形態、舊階段的區別，學術界便用“理論”一詞（在西文中首字大寫）替代“文學理論”一詞了，“理論”也可以被稱為文化理論或批評理論。這種演變因而有明晰的學理發展軌跡可循。
二、從理論到后理論
理論從二十世紀中期開始一直發展到二十一世紀初，又進一步走向了新的發展階段——后理論（Post-Theory）。什么是“后理論”呢？它是“理論之后”出現的反應。隨著英國當代著名文學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的引人注目的新著《理論之后》在2003年出版，關于“理論之后”的各種探討逐漸成為文學理論研究的新議題，后理論可以看作是理論家們對于這一議題的回答的總稱。
出現這一新演變，當然與理論在自身發展進程中顯示出的問題及其所引發的反思有關。從上面的分析可見，理論基本可以視為文化研究的代名詞，或者說理論以文化研究為自己的必然性質。由于文化研究致力于對文化現象進行解碼，意在揭示出隱藏在文化現象之下的、權力化的深層結構并解開其建構過程，帶有強烈的批判性，而如前面的章節所指出，權力的建構過程就是廣義的政治，這就必然使理論呈現出政治化的色彩與面貌，簡言之，理論注定在本性上就是政治的。伊格爾頓便認為一切批評都是政治的，文學理論乃是社會意識形態的一個分支，那種企圖使它充分區隔于其他社會文化思想的想法只能是“幻覺”[6]。文學研究在理論的視野中、特別是世紀之交越來越熱衷于社會學路數，原因便在于此。這也正是當今國際上的大學文學系中往往充滿著政治學派的聲音的原因。既然是政治的，便不可避免地總是在某種程度上帶有宏大敘事的性質，正如法國思想家利奧塔所精辟指出的那樣，政治性的解放敘事是宏大敘事的一種，而宏大敘事是歷史上一切形而上學的基礎。經驗常識也不難使我們明白這點：政治總與權力聯系在一起，而權力因素的存在便始終呼喚著進一步的批判與反思。這些反思不僅體現在對理論愈來愈疏離文學作品的憂慮，而且體現在對理論中每每顯得愈演愈烈的政治訴求的警惕，“學術左派”等與之相關的討論，已在西方學術界展開了。在這種情況下，從理論繼續合理地往前走，便順理成章而合乎文學理論學科發展的內在邏輯。怎樣立足于“理論之后”的時代語境來建設后理論，由此遂成為擺在了我們面前的新議題。
三、后理論的既有思路
文學理論的后理論之路可以怎樣展開呢？讓我們先來考察兩條既有的、富于代表性的后理論建設思路。
第一條思路來自伊格爾頓。他出版于2003年的《理論之后》引出并啟動了后理論探索之途。這本小冊子梳理總結文化理論的利弊得失，但不認為應就此終結理論，因為理論提供的特定切入角度，恰是文學獲得有效理解的一條必由之路。擁有精英理論家身份的伊格爾頓未流露出絲毫放棄理論的意思，相反，在諸如“沒有理論就沒有反省的人生”之類宣示中，他不僅繼續談論著客觀性與真理，而且在最后得出了后理論建設之道，即“理解它(引者注：指理論)深陷其中的宏大敘事”[7]。換言之，理論之后在他看來，意味著讓文化理論掙脫宏大敘事。
伊格爾頓固然正確指出了現有種種文化理論在犯宏大敘事方面陷入著某種共同的困局，但他留下的疑點也十分顯見。從某個意義上看，難道文化理論本身不正是也只能是一種宏大敘事？按利奧塔，宏大敘事，包括政治性解放敘事與哲學性思辨敘事，兩者都屬于形而上學話語。如前所述，文化理論中的大部分確實呈現出政治方面的積極介入姿態，往往在外觀上愈來愈脫離具體的文學藝術，熱衷于借談論文藝推銷自己，到文藝作品中去試驗自己，每每以艱深晦澀的形態引起藝術家與讀者的困倦乃至反感。如此看來，文化理論確實成其為一種變相重蹈著宏大敘事的知識話語，要求它依靠自身跳出宏大敘事，某種程度上無異于失據。因此，我們暫時看不出伊格爾頓這個后理論建設方案如何順利落實。有無他法可循呢？
第二條思路是被伊格爾頓作為反例提出來的：反理論。既然文化理論已暴露出諸多作為宏大敘事的不足，反抗它對于具體文學藝術現象的粗暴干預，便成為一些學者愿意采納的后理論思路。除被伊格爾頓提到的美國思想家理查德·羅蒂與斯坦利·費什，受到關注的聲音至少還包括美國理論家兼文學家蘇珊·桑塔格的“反對闡釋”。我們注意到，最后一種聲音并未一概反對理論闡釋，而只是在批評那種動輒以解碼為己任的文化理論對文學藝術的豐富意義的僭奪。[8]在此思路下推出的后理論歸宿，恐怕只能是回到韋勒克意義上那種以文學原理、范疇與標準為研究對象的文學理論。然而，依然如前所述，相對于后起的文化理論而言，這恰是理論之前的狀態，如果后理論就意味著反對文化理論而回到文學理論，我們又該怎樣解釋文化理論當初出現的因緣呢？它本就是鑒于傳統文學理論研究的局限而出現的，呈現與文學理論的異質性是它賴以成立的基礎，現在又讓它倒過去回復文學理論，它便在不斷取消自身成立基礎的前提下讓自身不斷向某個目標回復，這種回復行為本身便自相矛盾，嚴格而言是無從談起的。
更重要的是，這種方案還極容易滑向習焉不察的極端，即反對理論思維本身。桑塔格等人只就文化理論的某種弊端表示隱憂，所進行的反思都有特定的指向。另一種尤其來自國內學界的聲音卻常常有意無意遮蔽了這點，而流露出對理論活動本身的厭惡與排斥情緒。這是值得警覺的。許多有識之士都注意到了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反理論傾向，并將之概括為“實踐理性主義”[9]、“不成系統的經驗主義”[10]、“實用理性”等，[11]它構成我國文化的獨特特征。然而，反理論情緒何嘗不可能落入另一種隱性宏大敘事？道理很簡單，從歷史上看，反理論情緒作為一種反智論立場，常常不乏被權力利用之處，一些學者關于中國思想傳統中反智識主義的深刻揭示即為明證。可見，后理論若沿循反理論的思路進行規劃，仍無法為人文思想在新世紀的重度出場奠基。
在上述兩條不盡合理的既有思路之外，還有第三條后理論建設思路嗎？鑒于前兩條思路或偏重理論的一面，或偏重文學的一面，都存在著某種片面性，我們不妨有趣地追問：有沒有可能找到理論與文學的結合地帶呢？
四、后理論的新思路
對此的回答是樂觀的。因為晚近以來，世界范圍內的人文學術呈現出一種新變，那就是文學的思想方式正逐漸滲入理論的書寫，這啟示我們，用文學的思想方式來研究文學理論，文學地做理論。
首先引起我們興趣的，是美國學者大衛·辛普森出版于1995年的著作《學術后現代與文學的統治》。在這本書里，辛普森致力于揭示他眼中后現代思想的一個醒目特征，即文學性話語方式正在并且還將進一步“統治”后現代社會中的人文社科學術研究。他的分析表明，當身處后現代，文學與學術研究并非截然相對的兩種東西，它們完全可以且應該發生關聯，成為一體。文學的術語概念正成為學術研究也樂于、慣于采用的術語概念，文學批評的一系列方法也正逐漸走進人文學術研究的視野，變作后者安身立命的血脈。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后現代學術著作中也開始頻頻使用文學的顯著方式，例如講故事。人類學、社會學與文化批評諸學科領域，均不同程度地以講故事為展開學術論述的重要手段，特別是歷史學，其敘述大量使用著文學擅長的那種混淆真實與想象的敘事方式，例如在文學修辭意義上對各種細節的敘述，以淡化歷史的距離感。同理，在哲學與其它領域的學術書寫中也出現了講述故事之類文學方式，文學性隱喻等元素在哲學書寫中屢見不鮮。此外，受到后現代學術推崇的基本方法，還包括自傳、商談及維持商談的趣味性奇聞軼事等。自傳是文學常用體例，如今也被以相仿的形式運用于學術書寫中。所謂商談，即學術寫作者與讀者的對話，后現代學術運用豐富的想象力智慧，來最大限度地維系這種對話的有效性，不能不借重于文學性的想象能力，它帶來理解的親緣融合，營造出一種類似于讀文學作品時慣會獲得的體驗。而在商談中，奇趣逸事充當著重要的興奮劑，發揮著刺激商談進程的作用，以文學化的戲劇性方式增進對話雙方的溝通，實現學術的承諾。
縱然如此，辛普森談論的尚只是文學性對一般人文學術的滲透。理論包含于人文學術，卻畢竟還需對自身何以擁有文學性特征作出更具體的合法性論證。喬納森·卡勒引人注目地承擔了這項工作。在問世于2007年的《理論中的文學性》一書里，他沿著辛普森已提供的思路繼續關注理論與文學性的結合，指出在這個已被不少理論家宣判為“理論死了”的時代，理論可以從文學何以能引起人們的關注興味這點上獲得根本啟示，尋求讓自己以新形態繼續穩健存在下去的發展前景。卡勒分析道，文學不是靠理論式的冰冷生硬的外殼、而是靠自身特有的結構激發人解釋它的沖動與興趣，這是一種讓指涉對象與表述語言結構本身合而為一的特殊結構。一方面，文學通過語言表述來指涉某個對象，形象就是這種指涉的成果。另一方面，文學又促使人對展開該指涉過程的語言表述本身發生興趣。在這里，文學既是表述的客體，也是自為的主體，正是這種兩重性永恒地逗引著一代代人對它產生持久而始終新鮮的解釋興趣。以此為參照系，文化理論是否可以考慮借鑒文學的這種特征呢？卡勒以為是可行的。那意味著，理論的持續之道也在于激發其自身融個別與普遍、情境與理路于一爐的文學性，進而賦予人們進入它的興趣。有學者很好地概括道，“對普遍推理和以規則為基礎的道德理論的信任不足以完全說明人類所面對的境遇的復雜性和道德選擇與兩難。小說敘事具有個體的、截然不同的人物，關于環境的細節化的詳情，以及錯綜復雜的情節，因而提供了一個與道德評價相關的要素網并提供了大量細節，這些細節適當地使顯著的事實與環境復雜化、集中化。”[12]這讓人產生心往神追的激動。文學性便由理論的對象逐漸嬗變為理論自身的特征，文學進入了理論。
這樣，我們看到一種國際范圍內正微妙展開的學術前沿發展趨勢，即理論的文學性。對“理論之后”似乎已遭遇瓶頸的理論，它不失為新生的機遇。后理論的第三條、也更合理的建設思路就從此起步。
這條新思路，同時包含著更為合理可取的研究觀念與方法。首先，在觀念上，文學進入理論，意味著理論研究有必要重視復雜性思維。將理論還原為問題，正是為了避免理論常見的那種簡化傾向，防范其作為思辨敘事容易落入的大敘事形而上學窠臼，看護住問題的客觀全貌，這種看似革新的努力實為理論的返璞歸真。因為，與后世以直線、透明與簡明為標志的純粹理性相反，人類原初的智慧樂于保存復雜、易變的偶然因素，呈現出注重復雜性的迷宮思維特征，成為人類最初的敘事形式。這樣的敘事，本質上乃是一種寓嚴肅于輕松、回歸生活世界的游戲。如果聯系荷蘭著名思想家赫伊津哈有關“文化乃是以游戲的形式展現出來，從一開始它就處在游戲當中”的著名思想來看，[13]有理由確認，文學性敘事正是理論文化的源頭。確實，問題本身從不為某種理論而預設，被復雜的問題所相應決定了的復雜性，才是理論研究與教學的常態。人為的抽象與化約，雖為理論思維慣于采用，卻每每可能并不曾真正面向生活世界中的問題本身。科學主義在當今思想視野中的式微，便有力證明著這類清晰的簡明的可疑。基于此，文學恢復著理論的復雜性，便為一個價值失范的時代主動保存著世界的真理性。其次，在方法上，文學進入理論，則意味著重視個體性與個案性的協同參與。文學故事的敘述，在傳統理論研究與教學格局中似乎顯得別致、另類，但其實卻屬于現代理論精神的題中應有之義。只要試圖確保理論的文學性，我們就必然是立足于個體本位而講述著一個個鮮活個體的故事，這是一條理論從宏大敘事中拉回來的行之有效之道。美國著名思想家威廉·詹姆斯的《宗教經驗之種種》并不是文學理論著作，但其對神秘經驗的個體體驗性描述無疑值得文學理論思考與借鑒。然而，受“反思重于描述”的古典傳統觀念掣肘，這種方法長期以來沒有得到必要的伸張，每每被視作對理論的干擾，這就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德國思想家狄爾泰有關人文研究較之科學研究更應重視體驗與理解的方法論原則。與個體性相映成趣的是個案性。作為問題與理論的中介，個案內含著問題的邏輯脈絡，可以被理論作生動的敘事，有了它，一種文學性談論變得可能。美國著名思想家弗洛姆的《人類的破壞性剖析》也不是文學理論著作，但其中所關涉的愛生性思想，卻堪稱是注重人的生存活動的現代文論的重要資源，當面對作者圍繞希特勒的“戀尸癥”這一經典個案展開的精彩敘事時，我們對個案將使文學性來穿透文論這點獲得了確切的信念。這是一條可以在更高的層面上來有機整合以往文學理論問題的后理論之路。
文學進入理論的根本意義，在于將理論對于人的關懷落實于個體心靈。因為文學的思想方式即語言的創造性活動，它是對人與世界的關系的更合理調整，如前面的章節所述，通過故事來獲得記憶，正是現代性思想特征。文學進入理論，由此積極地演化為后理論時代人文學術的前景。
[1] [美]韋勒克：《批評的概念》，張金言譯，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2] [美]卡勒：《文學理論入門》，李平譯，譯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頁。
[3] James Seaton: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Postmodernism: The Humanistic Alterna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55.
[4] [美]迪克斯坦：《途中的鏡子》，劉玉宇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96頁。
[5] [澳]哈特利：《文化研究簡史》，季廣茂譯，金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頁。
[6] [英]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伍曉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頁。
[7] [英]伊格爾頓：《理論之后》，商正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71頁。
[8] [美]桑塔格：《反對闡釋》，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頁。
[9] [德]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頁。
[10] 顧準：《顧準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頁。
[11] 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上冊，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5頁。
[12] [美]考斯梅爾：《味覺》，吳瓊、葉勤、張雷譯，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96頁。
[13] [荷]赫伊津哈：《游戲的人》，多人譯，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頁。
查看全部↓
新書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