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用經濟學研究與教學方法論叢書：發展經濟學模型與案例分析》：
第三，國際比較缺陷。在以實際GNP為標準進行國際比較時，必須把不同的貨幣轉化成一個共同的貨幣（通常用美元來表示），而用這種方法來比較各國實際GNP的高低是不準確的。首先，發展中國家的匯率大多因政府的過度干預通常不是由市場來決定的，這就導致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一般存在偏差，有時甚至相差甚遠且變動幅度較大。采用官方匯率作為貨幣換算率當然不能反映甚至完全不能反映所比較的國家GNP的差別。其次，即使排除政府干預外匯市場的影響，各國相差較大的通貨膨脹率，也使完全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匯率難以達到均衡水平。這是因為通貨膨脹由于種種原因并不一定完全在外匯市場上反映出來。此外，匯率還要受各國利率變化和其他復雜因素的影響。最后，即使匯率達到均衡水平，它也只適合作為可貿易商品和服務的貨幣換算率，而不適合作為一國GNP的貨幣換算率。這是由于國民總產品中大量產品和服務并不進入國際貿易。建筑、教育、醫療保健、政府管理、法律機構、國防以及其他許多服務行業都屬于此類，因此被稱為不可貿易品。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不可貿易品價格一般低于匯率。因此，按照匯率來計算發展中國家的實際GNP時，這些國家的人均GNP就被低估了，
綜上所述，用匯率把各國的GNP換算成統一貨幣不能真正反映它們之間的實際水平，為解決這個問題，國際上有些機構和學者試圖運用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作為貨幣換算因子，以此來估計和比較各國的GNP的實際水平。PPP是指通過一定的折算方法使不同的貨幣具有相同的購買力。也就是說，一個既定數量的某種貨幣在以PPP換算成其他國家貨幣時可在這些國家購買到與國內同種數量的商品和服務。
從以上分析可知，用實際GNP（或GDP）的增長率作為經濟增長率的指標存在上述缺陷，但在進行一國長期或國際比較時，我們不應忽略這些缺陷。當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比GNP（或GDP）更好的統計指標作為衡量一國GNP（或GDP）的綜合指標，因此這個指標仍被廣泛地使用，不過在使用這個指標時，在可能的情況下，應該對這一指標進行一些調整，或者用其他一些指標作為補充。
既然經濟增長不能等同于經濟發展，GNP指標就不能如實反映經濟發展，因此，需要一套由一系列指標組成的指標體系來綜合地衡量經濟發展。目前關于衡量經濟發展指標的體系仍然在探討之中，一些學者和科學研究機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下面列舉兩個世界通用指標。
1.物質生活質量指數
物質生活質量指數（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PQLI）是用于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人民的營養、衛生保健和國民教育水平的綜合指標，等于識字率指數、嬰兒死亡率指數和1歲平均壽命指數之和除以3。PQLI的評價標準：PQLI大于80為高素質人口，PQLI小于60為低素質人口。該項指標是引起人們很大興趣的成果之一，由美國經濟學家莫里斯（M.D.Mirrlees）于1977年提出。莫里斯用人們在1歲時的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和識字率三項指標組成一套簡便的綜合指數。每項指數都用100分制來表示各個國家的成績，“1”表示最差，“100”則表示最佳，預期壽命的上限100分定為77歲，下限1分定為28歲，各國的預期壽命就在上下限之間，從1到100評分。例如，預期壽命上下限的中點為52歲，就將52歲定為50分。與此類似，嬰兒死亡率的上限為9%0，下限為279%0。識字率因是采用百分比來衡量的，可以直接用百分制劃分等級。一旦給出一個國家的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和識字率評分，用加權平均就可以計算出這個國家的綜合指數PQLI。
通過這項研究發現，人均GNP低的國家PQLI值也低，但是二者之間的相關關系并不十分密切。一些國家人均GNP高，但PQLI值卻很低，而另一些國家人均GNP很低，但PQLI值卻比中上收入水平國家的平均值還高。一個國家只有當人口的大多數在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和識字率這些領域中都取得進步時，PQLI值才能提高。PQLI值的三個方面也是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PQLI值可以進行國際比較，指標體系所需要的資料容易找到，計算也簡便易行，這是PQL1方法的優點。但是也有人批評PQLI所衡量的生活質量的范圍過于狹窄，沒有考慮到社會和心理上的許多因素，如安全感、公眾、人權等。更重要的缺陷是PQLI的三項指標的加權數相同，而且同時收進了預期壽命和嬰兒死亡率這兩項反映類似現象的指標，這些問題并沒有從理論上進行相關解釋，因此PQLI還存在著一些問題。盡管如此，它彌補了用GNP來衡量經濟發展的不足，為探討衡量經濟發展的方法開辟了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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