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旨在揭示事業單位的體制與學校組織運行的關系。全書分五大章，第一章分析轉型社會的大背景下，作為事業單位的學校組織運行轉型脈絡，兼對事業單位視野下的學校組織變革目標做了評述。第二章到第四章是本書的主體部分，按照從外圍到內核的順序，分別對作為事業單位的學校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事業單位職能和教育職能的平衡，以及作為事業單位的學校與教師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考察。第五章站在教育學的學科立場上，提出通過國民性改造來形成某種集體人格，逐漸累積，積少成多，每一代改造一點，用理念去影響制度，以教育的社會擔當來為破解學校組織變革困局乃至事業單位變革困局積蓄根本、長遠和潛在的力量。
在我看來，社會學研究“社會秩序何以可能”，教育社會學則研究“教育秩序何以可能”，我的學術興奮點在于“學校秩序何以可能”。
我的老師吳康寧教授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大陸教育社會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既不是‘國外教育社會學研究’，也不是‘外國教育問題’，而是中國大陸自身的教育問題，盡管這些問題可能會含有‘普遍性’特征和‘全球化’色彩。”教育社會學研究應當主要置于中國語境，我特別同意這一點。因此，我的博士論文《一個稱作單位的學校》立足于中國語境，關注中國特色的社會組織形式——“單位”，分析“單位”框架下學校組織的運行秩序。參加工作以后，我越發發現“單位”這個框架之于學校秩序建構，用“嵌入”一詞形容一點也不為過，而且學校組織運行始終是和“事業單位”的標簽聯系在一起的。恰恰“一個稱作單位的學校”側重于“單位”框架下學校運行的一般規律，相對忽視了“事業單位”框架下學校運行的特殊規律。基于這些，我內心逐漸泛起了以“一個稱作事業單位的學校”為主題，撰寫一本書的沖動。沖動之后馬上就有了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的行動，幸運的是，課題“事業單位視野下的學校組織運行研究”得以獲批。在接下來的日子里，我立足鄭州一所學校，對課題進行了研究。
作為課題的終結性成果，本書是我第二次回答“學校秩序何以可能”的問題。政府是建構學校秩序的主導方，本書第二章描述了作為事業單位的學校與政府的三重關系，學校運行需兼顧“事業單位”的普遍邏輯和“學校自身”的特殊邏輯；第三章闡述了兩種邏輯之間的糾葛與協調，學校組織運行還需考慮教師群體的“事業單位秩序感”何以建立的問題；第四章分析了教師群體的共同愿景、地方知識和組織文化。本書第一章則闡明了課題的社會背景，第五章回歸教育學立場，提出化解學校組織改革困局的教育策略。這樣的答案，是我學術生涯階段性思考的成果，伴隨著本書出版后學術同仁的指正，必會促成下一個階段性的思考。
此時此刻，我也準備著第三次回答“學校秩序何以可能”的問題，其間的轉化性問題域是“事業單位視野下的教師存在樣態”，主要關注“人的秩序”。“人的秩序”或日“人的社會心理”，是學校秩序鏈條中極為有意思的一環。我醞釀著以此為題最后申報一次國家青年基金。如此一來，“單位視野下的學校組織運行…‘事業單位視野下的學校組織運行”和“事業單位視野下的教師存在樣態”就構成了“三部曲”，協同提出我對學校秩序的見解。
對“學校秩序何以可能”的作答，必會增進對“教育秩序何以可能”的作答，從而有助于對“社會秩序何以可能”的作答。解答“教育秩序何以可能”是每位教育學學者的心愿，解答“社會秩序何以可能”是每位哲學社會科學學者的心愿。在解答“學校秩序何以可能”的過程中，我感覺與千萬教育學學者同在，與萬千哲學社會科學學者同在。“在一起”的感覺，真的挺好！
王晉，山西平定人，河南大學副教授。先后在山西大學、東北師范大學和南京師范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多倫多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教育社會學和教育基本理論。
近年來，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教育學青年項目“事業單位視野下的學校組織運行研究”、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項目“事業單位脈絡中的大學組織變革研究”和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資助項目“事業單位背景下的學校組織運行現狀與改進策略研究”。出版專著《一個稱作單位的學校》，參編著作3部。圍繞“學校組織運行的本土社會學分析”“教育范疇的社會學審視”及“教育基本理論的具體問題”等主題發表論文50余篇。獲得廳級獎勵10項。
代序：學校秩序何以可能
緒論
一、緣何研究
二、研究什么
三、何以研究
第一章 轉型社會·非營利組織·事業單位
第一節 轉型社會與學校組織運行
一、轉型社會是什么
二、為什么是轉型社會
三、轉型社會意味著什么
第二節 非營利組織與學校組織運行
一、事業單位和非營利組織
二、公立學校和事業單位
三、公立學校和非營利組織
四、事業單位、非營利組織和公立學校
第三節 事業單位與學校組織運行
一、學校組織運轉類型
二、學校組織議程設置模式
三、學校組織變革主體心境特征
第二章 委托代理·行政管理·服務購買
第一節 政府與學校的應然關系：委托代理
一、何為政府和政府何為
二、第一重代理和第二重代理
三、雙重代理的連帶風險
第二節 政府與學校的實然關系：行政管理
一、委托代理何以“滑向”行政管理
二、行政管理的日常表現
三、行政管理的尷尬困局
第三節 政府與學校的或然關系：服務購買
一、市場經濟背景下的政府職能轉變
二、“管辦分離”的契機與難點
三、“服務購買”：化解管辦分離困局的頂層制度設計
第三章 外部功能·內部功能·平衡格局
第一節 學校的外部功能
一、事業單位“辦社會”的動力
二、學校“打點”多方關系提升辦學空間
三、學校組織運行的多樣性和復雜性
四、辦學空間提升的真實碩果
五、福利依賴對事業單位改革的沖擊
第二節 學校的內部功能
一、校長借事業單位負責人的身份落實辦學思想
二、行政力量和學術力量的效用
三、通過教師和學生的成長獲得正當性
四、通過儀式強化和獎勵積極分子鞏固學校體制
五、以活動為媒介、特色為抓手宣傳學校先進經驗
第三節 學校的內外部功能調適：平衡格局
一、學校內外部功能平衡格局的重要價值
二、以學校組織氛圍為表征來判斷平衡格局是否生成
三、作為能人政治伴生物的學校內外部功能平衡格局
四、作為學校組織運行背后的力量：能人政治
五、能人政治的局限性
第四章 共同愿景·地方知識·組織文化
第一節 教師群體的共同愿景
一、教師群體的共同愿景的重要性
二、教師群體的共同愿景之形成
第二節 教師群體的地方知識
一、教師專業成長僅憑職業良心還不夠
二、地方性知識：解釋教師專業發展核心動力的一個框架
三、晉升錦標賽：教師繼續職業社會化的主要制度情境
四、教師專業成長的晉升錦標賽制度修補策略
第三節 教師群體的組織文化
一、理性化：西方國家的教師文化發展趨向的一個可能解釋框架
二、西方國家的教師制度文化發展理性化趨向及其危機
三、西方國家的教師觀念文化發展理性化趨向及其危機
四、理性化和傳統之間必要的張力：對我國教師文化發展趨向的啟示
第五章 改革困局·社會擔當·國民性改造
第一節 學校組織的改革困局
一、學校組織改革的“行政級別”困局
二、學校組織改革的人事制度改革困局
三、學校組織改革的績效工資改革困局
第二節 學校組織的社會擔當
一、破解學校組織改革困局的精神力量
二、教育通過培養人進而改造社會文化心理
三、教育改造社會文化心理的指向所在
第三節 社會擔當的著眼之處：國民性改造
一、以國民性改造為抓手改造社會文化心理
二、教育改造國民性的操作策略
參考文獻
索引
后記
《事業單位視野下的學校組織運行研究》：
在我國，事業單位是公立學校的組織特性。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是大勢，作為事業單位的公立學校該何去何從？在相關文獻中，常常將事業單位與非營利組織作比對，公立學校的改革與發展之鵠的是非營利組織嗎？這些都是復雜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教育體制改革的難題。在破解難題之前，需對事業單位、非營利組織和公立學校三者的關系有一個清晰的認知。
一、事業單位和非營利組織
事業單位和非營利組織不是一個序列的概念，但二者指代的范疇卻有交叉之處，且隨著事業單位改革的推進，交叉之處會發生微妙的變化，而變化本身也是事業單位改革需審慎面對的問題。
（一）事業單位和非營利組織的界定
在我國語境中，事業單位是與行政機關單位、企業單位并列的一個概念；在世界語境中，非營利組織則是與政府、營利企業平行的一個概念。行政機關單位對應著政府，企業單位對應著營利企業，那么事業單位就相當于非營利組織嗎？問題恐怕不是中西之別那樣簡單。具體而言，“事業單位是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公共事業活動，采取政府管理模式的社會服務組織；非營利組織是具備正式組織結構，具有公共服務使命，以促進公共利益為目的的獨立的社會組織，包括從事業單位轉制形成的非營利組織，以及社會團體、民間非企業單位”。從對兩者的界定看，事業單位和非營利組織有契合的一面，都是為了公共事業或者公共利益。不過，前者采取的政府管理模式，事實上也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后者則是獨立的社會組織，其運行與政府有關聯，但遠未至千絲萬縷的地步。再者，有一部分事業單位轉制成非營利組織，還有一部分事業單位仍舊是事業單位，兩個叢概念所涵蓋的子集并非是一一對應的。
上面是從邏輯的角度說的，下面從經驗的角度談談。日本教育類NGO主要活動領域為兩項：一項是教育支援（兒童教育、寄養資助、獎學金、學校建設、教材提供、成人教育、識字教育、職業訓練等）；另一項是國內的全球市民教育等（發展教育協議會）。日本NPO體系的主要部分是廣義公益法人。學校法人是廣義公益法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學校法人的活動領域是各種私立學校，日本有7600個這樣的組織。②我國學校法人的主要活動領域是各種公立學校，私立學校只是學校法人較小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教育支援和全球市民教育兩個領域，我國NGO的活動影響似乎并不顯見。當然，承認中西之別是我們分析二者關系的一個前提。在“國家一社會”治理框架下，西方因其“社會”發育程度較高，非營利組織的發育也隨之較高，政府對其的干預，以及其對政府的依賴性都較低。我國非營利組織發育程度不高，“社會”發育程度低是一個重要影響因子，且很多精英分子并未意識到非營利組織存在的必要，進而在制度、政策和經費等層面，給予非營利組織這一必要存在的支持并不理想。NGO的發展依賴于一系列復雜的社會條件組合，中國非營利組織的處境較為艱難。
（二）事業單位改革的方向不是“三化”
所謂“三化”，指的是產業化、市場化、商業化。從難度上看，在單位改革中企業單位最易，事業單位繼之，行政機關單位最難。明顯地，我國單位改革的方略是先易后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單位改革的關鍵詞是“放開”和“搞活”。改制之后的企業單位確實釋放出了較高的生產效率，其蘊含的作為社會組織形式的“單位”色彩也漸漸褪去了一些，即企業單位“辦社會”的壓力得到了一定幅度的減輕。那么，事業單位改革是否要學習企業單位改革的精髓，即“放開”和“搞活”昵？整體而言，事業單位改革自然需要政府的干預少一些，自主權多一些。不過，事業單位改革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科教文衛單位畢竟要擔當一定的“公共使命”，與企業的“純營利”性質不可相提并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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