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中國文人》選擇了從戰國時代以來2300年當中歷朝歷代的十八位大文人的生命歷程和文學功績，再現他們當年生存的真實和局限，評點他們的文化創造帶給中華民族的貢獻和缺失。作家選擇的十八位大文人是，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嵇康、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煜、蘇東坡、柳永、歐陽修、王安石、陸游、辛棄疾、李清照、曹雪芹、魯迅。從這些大文人的名單中我們就可以窺見作者的用意。作者試圖在梳理這些文人生命的歷程中幫助讀者看清楚，中國作為文化和歷史悠久的大國，其歷史、文明是怎樣積淀起來的，成為民族情感、性情的一種基本表達形式。
屈原（戰國 約前34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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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是《詩經》后三百多年的一部詩歌總集，屈原是其中的主要詩人。宋人黃伯思說：“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屈原在今天是家喻戶曉的、卻也是謎一般的人物。在靠近這個謎團之前，我們先來看他的只能是粗線條的生平事跡。屈原是戰國后期楚國人。
屈原所處的年代，秦國雖然強大，但還沒有強到橫掃六合的地步。楚國和齊國、秦國實力相當。其他幾個諸侯國，燕、趙、魏、韓，由于接連吃敗仗，割地求和，只能采取巴結強國的戰略。事實上，戰國七雄，這時候只剩下三雄，秦、齊、楚，類似后來的三國鼎立。三雄拼上了，拼實力也拼謀略。
楚國地處長江中下游，版圖涉及今之湖南、湖北、安徽、江蘇、江西、浙江，一度還向西南擴張，其富庶和遼闊一望而知。自西周立國以來，近千年的經營，人口眾多，大小城郭無數，生活習俗迥異中原。首都叫郢都，繁華冠絕當時。
繁華的背后卻潛伏著危機。
屈原是洞察危機的先知。
楚國先后出現了兩個先知式的大臣，一個是楚悼王時代的吳起，這個人既是軍事家，又是改革家，他先于秦國的商鞅發起變法，其策略和改革方向跟商鞅一樣，也是抑制貴族，廣納人才，鼓勵士卒沙場建功業，以強兵的方式強國，收效很大。他的個人命運也和商鞅相同，被貴族殺掉了，死得很慘，亂箭穿身。令他在九泉之下不得安生的，是他的變革事業被楚國強大的貴族領主的勢力全盤否定。這一點商鞅比他強：商鞅生前制定的變革路線，在秦惠王的時代得以延續。
屈原是吳起的后繼者。
屈原出身王室貴族，祖上曾有莫大的榮光。《離騷》開篇就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朕是“我”的意思，到秦始皇，朕才為皇帝所專用。高陽是古帝王顓頊的別號，也是楚國遠祖，顓頊的后人熊繹被周成王封于楚。
屈原生于秭歸（今湖北秭歸縣），距郢都（今湖北荊州附近）有一段距離。家道中落，于是讀書蓄志。也許父親伯庸常常指著郢都方向教導他，鼓勵他，甚至刺激他。他二十歲過后就離開秭歸赴京城，重返祖宗居住過的繁華都城。
戰國盛行雄辯術，口才非常重要，一般讀書人，光有“肚才”不夠，還得善于表達。策士通常是辯士。辯才無礙通仕途，庶人也能成為大貴族的門下士。秭歸是座小城，但不算閉塞，青年才俊不少，常常聚在一塊兒討論、辯論。
屈原口才好，《史記》有記載。從他的詩句看，他長得高大俊美，佩長劍，戴高冠，身掛鮮花香草。
當時楚威王還在位，太子熊槐，即是幾年后的楚懷王，這兩位至高無上者充滿了詩人的想象空間，伏下日后強烈的離愁別緒。
屈原二十歲赴郢都后，寫下名篇《橘頌》：“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詩人與楚國血肉相連。詩句卻輕快。年輕的屈原格外陽光。
屈原為什么能從小城秭歸遷入郢都，原因不詳。
屈原來到了郢都，沒過多久，就做了王太子熊槐的侍讀。
屈原善學多才，外表出眾，國王和太子都對他印象不錯。古人注重相貌，除了悅目之外，還認為相貌的背后潛伏著命運。
屈原在一個叫蘭臺的地方侍讀，長達五年，他和后來執政長達三十年的楚懷王朝夕相處。
侍讀不單是陪讀，也含有帝王師的意思，是古代知識分子的最佳位置之一。未來的君王必須讀很多書，以應對天下大事。按宮廷的規矩，侍讀通常有若干人，輪流陪太子讀書，可是有些人幾天就走掉了。蘭臺這地方競爭激烈，競爭的結果是互相拆臺。一群侍讀中唯有屈原，把太子熊槐送上了國王的寶座。
熊槐的年齡和屈原相近。莊子后來描繪他：“形尊而嚴，其于罪也，無赦如虎。”
未來的國王脾氣也大，不知趕走了多少侍讀，單留屈原侍讀到底。兩個年輕人互相吸引，君臣、師生、朋友，關系是多方面的，一起讀書也結伴游玩。想想那位熊槐，大約也是目光炯炯的有志青年。不過，他作為雄視天下的楚威王的兒子，壓力又特別大。楚國持續的富庶與軍事擴張，已經引來秦國的虎視眈眈。誰都想一統天下。戰國七雄，尤其是秦、齊、楚三雄，誰也不服輸，打一陣又好一陣，一面是刀光劍影，一面是耍不完的外交手段。和平共處并不是大勢所趨，恰好相反，弱肉強食才是逼到眼前的現實。如果熊槐沉溺于聲色犬馬，屈原這樣的人，能長期呆在他身邊么？
不過，莊子對楚懷王的評價，“其于罪也，無赦如虎”，會令人聯想到屈原未來的命運……
屈原初人朝廷，可謂一帆風順。學識好，口才好，儀表堂堂，即將登上王位的熊槐視他如手足。
楚懷王五年（公元前328年），二十九歲的屈原當上左徒，相當于副宰相。《史記·屈平賈生列傳》稱他：“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王甚任之”的意思是：楚懷王很重用屈原。
令尹為相，左徒為諫官，根據也在司馬遷。當時的令尹，集軍、政大權于一身，強于后世的宰相。左徒僅設一人。楚懷王繼位五年，年輕的屈原得此顯赫之職。
屈原年紀輕輕得高位，也有人不高興，對他側目而視。應該說，這些人都不簡單，有朝廷重臣如靳尚、上官大夫、令尹子椒，有懷王寵妃鄭袖，后來加上她的寶貝兒子子蘭。
鄭袖、子蘭能量大，各有好戲上演。子蘭平生做的一件大事，是慫恿他父親楚懷王到秦國去送死。而鄭袖作為寵妃，美貌出眾。南國美女多的是。郭沫若先生寫話劇《屈原》，安排她勾引屈原，強行跟屈原親嘴。
屈原“與王圖議國事”。政治家的大事，不外乎對內和對外，屈原于二者，都有明確的主張。他是聯齊抗秦派，敵友分明，目光長遠，而且始終如一。在當時的楚國，這些品格遠不止是道德意義上的，它關乎國家存亡。目光長遠的人，才能夠始終如一。而鼠目寸光之輩，注定要朝三暮四，即使他不是小人，是庸人，他也一定會瞻前顧后東張西望的。 秦國的崛起，和商鞅變法的徹底性有直接關系。屈原要在楚國加以仿效，修法度，抑“心治”，削減貴族的既得利益；“舉賢而授能”，不拘一格用人才，以強化王室集權。國家處于戰爭狀態，王室不集權，仗也沒法打。楚威王時代，楚國軍隊打到西南、打到中原飲馬黃河，不過，老子強悍不可一世，兒子卻可能是個軟蛋。
楚懷王繼位不久，和秦國打了一仗，打輸了，失掉大片國土，國內很恐慌。軍隊打不贏是有原因的，貴族不肯削減特權，國家的財力無法集中。軍費不足，平時養兵難，戰時又不能鼓舞士氣。庶民出身的戰士，即使他奮勇殺敵，屢立戰功，也不能晉升為將軍。庶族與貴族之間隔著一條鴻溝。楚威王后期，這些毛病都已經暴露出來了。這是危險的信號。
可惜，能嗅出危險的人，總是太少。
楚國打仗打輸了，也是一件好事：變法的聲音大起來了。
屈原變法度，“造為憲令”，并不是孤立的，將軍們支持他，比如楚軍名將莊喬、昭睢。變法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是全方位的，一旦推行，就不是和風細雨。
朝野上下，拭目以待。
上官大夫是個老資格的貴族大臣，自視甚高，脾氣火暴。司馬遷講他和屈原爭寵，“心害其能”，很不喜歡屈原有才華，有“官運”，何況還是個破落貴族!貴族通常是看不起破落貴族的。上官之所以能被載入史冊，只因他和屈原斗，既是貴族的一員，又是他們的代表人物。楚國的貴族勢力盤根錯節，上層人物的腐朽由來已久。這個有過輝煌歷史的老牌的南方大國，到戰國后期，貴族領主的驕奢淫逸是常態，故步自封成宿命。銳意革新的人，必成眾矢之的：當初弄死了一個吳起，現在又來了一個屈原。
憲令的具體內容，司馬遷沒有講。
上官大夫很有幾分勇氣，別人做縮頭烏龜，他敢冒風險挺身而出，斗一斗懷王身邊的大紅人。屈原殫精竭慮完成了憲令草稿，準備呈送給楚懷王。上官大夫索要不成動手搶。
也許事件發生在朝堂外的階梯上，兩個男人言語沖突，發生肢體沖撞。勸架的王公貴族涌上來，暗助上官大夫。憲令草稿被搶走。草稿的內容迅速公之于眾，引起貴族的普遍憤怒。
司馬遷寫《史記》慣用《春秋》筆法，寓褒貶于冷靜而簡潔的敘述中。這個歷史細節對屈原、對楚國將產生重大影響。司馬遷寥寥數語，揭示了屈原與貴族舊勢力的尖銳對立。
形勢對主張變法抗秦的大臣不利了。而上官說屈原居功自傲：“每一令出，平伐（自夸）其功。”屈原招架艱難。他屢屢向懷王作解釋，懷王聽得不耐煩，后來索性不見。“王怒而疏屈平。”
追捧過屈原的大臣們開始躲開他。
而將軍們為左徒屈原講情，又種下日后的禍根。
雄心勃勃的屈原變得憂心忡忡了。他喝酒，據說酒量不大，他經常喝悶酒。
這個戲劇性的事件鬧了一年多，結果是屈原遭貶，降為三閭大夫，掌管宗社之事。楚國宗社遠在漢水之北的夷陵（今湖北宜城一帶），屈原到那兒喝西北風去了。
醞釀多年的變法圖強，終成泡影。
楚國宗室三大姓：屈，景，昭。屈原除了掌宗社祭祀，還負責教育這些分散在各處的貴族子弟，奔波勞累不說，還被嘲笑，被捉弄。屈原不是要抑制貴族嗎？這些個紈绔子弟先來整治他。
屈原受點閑氣不要緊，他牽腸掛肚的，是郢都，是懷王，是楚國富饒的五千里江山。
這一年，屈原三十八歲，當左徒近十年，呆在楚懷王身邊，十八年。眼看大功告成，卻被小人轟出了郢都的權力中心。他的憂憤之廣，牢騷之甚，有如連日大暴雨，傾入長達三百七十多句的《離騷》。楚懷王讀沒讀過這首詩，不得而知。當時還不興文字獄，不然的話，屈原發那么多的牢騷，言辭那么尖刻，恐怕早就砍腦袋了。
屈原可能在夷陵呆了數年。《離騷》作于此時，據司馬遷的說法：“屈平見疏乃作《離騷》。”游國恩先生則認為是屈子晚年的作品。當代名家張煒的《楚辭筆記》認同前者：詩中反復隱喻的君王是楚懷王，而不是后來的楚頃襄王。
司馬遷說：“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疾王聽之不聰”，疾是痛心疾首。王聽不聰，是說楚王聽言，不能辨是非。
不過，臣僚無數的君王，能輕而易舉地辨明是非么？
詩人屈原徘徊于大江之北，仰天嘆息，暴雨般的句子揮向郢都。他是有遠見的政治家，不諳權謀術。他不退縮，不迂回，不妥協，所以他是屈原。他把政治的理想方向，保存在文化的基因之中。
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他這樣解釋自己的名和字：“名余日正則兮，字余日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正直而有原則，有豐富而高尚的品德，有不同凡響的才能。
名字對人有暗示和指引，古今皆然。
楚懷王在位的前半期，借他父親楚威王的余威，尚能對抗虎狼之秦。形勢急轉直下，是在后來的幾年間。楚懷王兼聽不明，類似三國時代的袁紹。內憂外患之際，若非大智大勇者，怎么能有英明決斷？
懷王聽讒言，認為是高見。讒言之所以能夠流行，說明它有著廣泛的基礎。國家處于非常時期，各利益集團跳得很厲害。楚懷王聽誰的？好像人人都有道理。抗秦有理，聯秦也有理……細想這位楚懷王也是可憐。戰國后期的楚國更需要鐵腕人物，他恰好不是。
楚懷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形勢再度緊張，秦國對楚國拋去的媚眼不予理睬，反而搞邊境摩擦，探虛實，為大舉進攻楚國作準備。
懷王又懷念屈原了，急召屈原回郢都，讓他出使齊國。
劉向《新序·節士》說：“屈原為楚，東使于齊，以結強黨。”
齊國的強大，源自春秋時代的名相管仲和軍事家孫臏。它占據著華北大平原，富庶不在楚國之下。秦、齊、楚三國，秦是易守難攻，民風兇悍，斗志最強。它的地理位置也利于打仗，居高臨下，如從漢水順流而下，很快就可以打到郢都。相反，楚國攻秦國是不利的。楚國親秦派勢力大，除了貴族要自保，也有現實的考慮。聯秦派有市場。不少人抱著僥幸心理，看不透秦國的野心。秦國攻伐趙、魏等小國，楚國還有人拍手稱快，認為秦軍幫了楚軍的忙。
秦國之外的六國，曾經有過聯盟，楚國還是盟主。六國聯軍也曾攻秦，卻因各打各的小算盤，形不成強大的戰斗力，被秦軍擊敗。
現在，楚國的戰略是：不管那幾個小國了，直接與齊國聯合，兩股力量是加法，六股力量，卻可能是減法。而齊楚兩國擰成了一股繩，其余諸侯國，自然會靠過來。即使不加盟，也會保持中立。
在今天看，所謂聯齊抗秦，確實具有遠見。
作為聯齊派的中堅人物，屈原此番東山再起，車駕向東千里，又是春風撲面躊躇滿志了。
屈原在齊國和齊宣王談得很融洽。他思路清晰，言辭鏗鏘，而且他的舉止多么有風度啊，齊宣王被他給迷住了，嘆齊國之大，未必有這樣的人才。兩國訂交，聯手對付秦國。
屈原在齊國受到的禮遇幾乎和君主一般，駟馬高車，錦衣玉食。他登泰山臨渤海，拜謁禮教之鄉，偉岸的身影豪放而又瀟灑。
楚懷王十六年（前311年），楚軍為收復商于之地（今陜西商縣至凋南內鄉一帶），主動出擊，先后將秦軍圍困于今河南鄭州、山西曲沃。齊宣王說話算數，派精銳之師襲擊，秦軍大敗。商于之地眼看要收復，楚國將大面積恢復楚惠王時代的版圖。懷王樂得手舞足蹈，逢人就說：“三閭大夫真是了不起啊，勝過大將軍……”
秦楚爭雄，楚國因處江漢下游，地勢不利，總是處于被動。大軍遠征不易，既然打起來了，就應該打到底，打掉秦軍主力。
屈原和齊宣王，已經喝起了慶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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