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是既有趣而又重要的。所以有趣,是因為它表現了當時有教養的希臘人的共同偏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成了直到中世紀未期·直有著重要影響的許多原則的根源。《哲學的政治: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疏證》是對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討論和分析,進而闡明“政治與哲學”的關系比人們通常所見的更為密切,甚至密不可分。
“盛世必修典”——或者說,太平盛世得乘機抓緊時日修典。對于現代之后的中國學術來說,修典的歷史使命當不僅是續修中國古代典籍,同時得編修西方古典經籍。 “亞里士多德注疏集”旨在成全注疏體漢譯亞里士多德著作集,亦選譯義疏性專著或文集。
中譯本說明
前言
導言:理性動物/政治動物
第一部 哲學與政治
第一章 吃人與自然:《政治學》卷一
第二章 弒父與政治:《政治學》卷二
第三章 哲學的貧乏:《政治學》卷三
第二部 政治
第四章 城邦的靈魂:《政治學》卷四
第五章 愛欲與自然學:《政治學》卷五
第六章 民主與偶然:《政治學》卷六
第三部 政治與哲學
第七章 政治與詩:《政治學》卷七
第八章 詩與政治:《政治學》卷八
索引
無物,因為生活最終不是靠城邦來過,而是要靠每個人來過;城邦不是有目的、有意圖的動物。與此相應,如果政治秩序的目的在于邦民的幸福,那么,從某種意義上講,公共領域永遠要為個人領域負責。沒有一種對不同于公平分配的善的理解,就不可能有正義,也不可能有對諸善的公平分配。如果德性就是正義,那么德性只不過是美好愿望,它想要做正確的事,卻完全不知道正確的事的內容。假設有必要為保衛城邦而犧牲某人的家庭。如果此人對家庭并沒有強烈的忠誠,那么這就談不上犧牲,更談不上高貴。因此,做一個真正的好邦民的前提條件是不把自己完全奉獻給城邦。那么,最好的政制中的好邦民的特征——奉獻——究竟是什么?對于他所奉獻的城邦的定義性原則,他應該如何理解?
亞里士多德在卷四討論農民的民主制與手藝人的民主制。作為城邦居民,手藝人對城邦的依賴不斷增長,并且相應地以犧牲個人領域為代價。農民則不同,他們在家勞作,對他們來說參與政治是種奢侈,而手藝人能夠經常參與[68]邦民大會。像當代每天乘車上下班的人一樣,手藝人變得部分地脫離于家庭。手藝人更像是卷三中組成城邦的個人,而非卷一中組成城邦的家庭的成員。農民作為純粹邦民的程度低于受益人,然而悖謬的是,恰恰由于農民不完全投入公共領域,農民成為更好的邦民。由此,卷三提出的好人與好邦民的關系問題,在卷四得到回答:在好政制中,好人與好邦民是一回事,只要好政制有意地不完善——不是“最好”的政制。政治生活大體上總有缺陷,要讓好人等于好邦民,除非讓他生活在要求人并不完全奉獻給它的政制中。那樣一來,好人不會完全投入生活于其中的任何城邦。最好的城邦要求這種情況;次好的城邦則于這種情況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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