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經典的《公共經濟學》仍然是迄今為止關于這一主題蕞好的高級教科書。該書首次出版于1980年，盡管已經絕版多年，但《公共經濟學》仍在許多頂*大學的閱讀榜單上名列前茅。此次新版，再次提供給新一代的學生和公共經濟學的實踐者。
本書探討了家庭和企業對稅收變化的行為反應。主題包括稅收對勞動力供應、儲蓄、風險承擔、企業、債務和經濟增長的影響。然后，深入探討了一些規范性問題，如稅收制度的設計、蕞優稅收、公共部門定價以及公共產品(包括地方公共產品)。
本書由安東尼·阿特金森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兩位杰出的經濟學家執筆，他們也為此新版撰寫了新的導言，討論了該領域的蕞新發展和未來研究的方向。
公共經濟學是一個有趣的主題，所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全世界政府都需要面臨的問題，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國家債務。公共經濟學關注的問題是各個國家的公民和他們選出的代表十分關心之事。更重要的是，公共經濟學涉及經濟學的方方面面。理解公共政策，首先要理解家庭和企業如何決策，他們如何在市場經濟中互動，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如何發展。
出于對公共經濟學的主題內容的關注，我們在20世紀70年代寫了《公共經濟學講義》這本教材（最終于1980年出版）。我們當時的初衷是將相關理論的研究成果納入公共經濟學這個主題，相關理論的內容包括了現代微觀經濟學一般均衡理論以及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更新理論體系尤其重要。與我們一樣，對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做出貢獻的保羅??薩繆爾森、雷夫??約翰森、彼得??戴蒙德、詹姆斯??米爾利斯等學者也是關注公共經濟學問題的經濟學家。可以說，公共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的主流。我們的書雖然定位于相關領域的研究生，但也不局限于專業的公共財政領域。《公共經濟學》這本書秉承我們一貫的觀點，即所有職業經濟學家都應該理解“政策爭論的語法”。
在今天，我們會換一種寫法來寫這本書嗎？是的。更多的變化是加法內容而非減法內容。公共經濟學的主題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2015年版導言中，我們對近期主要主題的發展稍作概括。不少公共經濟學的研究領域，甚至是經濟學理論，需要新的研究思路。我們當然是有選擇性地強調某些領域，同時為一些重要的主題提供研究線索，我們本來打算更新這本教材，并將新的內容都囊括進去。有許多新的其他內容值得探討。我們也不可能閱盡20世紀70年代以來出版的相關海量文獻。在此，推薦由艾倫??奧爾巴赫(Alan Auerbach)和馬丁??菲爾德斯坦主編的《公共經濟學手冊》（Handbook of Public Economics），現任主編是哈吉·柴提（Raj Chetty）和伊曼紐爾??塞斯(Emmanuel Saez)。稅收領域的問題可以參考米爾利斯所做的關于英國稅收背景的系列報告(Mirrlees, 2010)，以及Robin Boadway (2012)的研究。
國際和全球公共經濟學
在21世紀閱讀《公共經濟學講義》，馬上發現本講義缺失了(第4頁指出的)國際公共財政問題。如果在今天寫這本書，情況將大不相同。事實上，斯蒂格利茨關于全球化問題撰寫了大量文章，阿特金森也寫過一本關于全球公共經濟學的書籍。已經無法在一個封閉的國家經濟范圍中探討財政政策。由于國家之間存在稅收競爭，稅收政策會限制各國政府政策目標的實現。如第5講分析的企業決策，企業不僅要考慮投資和融資環境，而且還要考慮廠房選址，以及總部的選址問題。政府在制定稅收政策之時必然要考慮企業的反應。個人納稅者會考慮選擇居住地和稅居地的問題。因此，稅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也會影響人們的移居決策。
現在，一個國家的政府必須在國際競爭和國際合作的背景下來制定財政政策。進一步而言，全球問題需要各國共同應對，例如維持貿易平衡、為經濟發展融資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因此，我們應將公共財政問題視為全球政策——如可持續發展目標——政策的設計也需要借鑒國際化組織的視角。哪里有全球公共物品需要融資，那里就有債務共享協議。
需要說明的是，本講義的學術框架依舊提供了分析公共經濟學問題的基本理論。關于地方公共物品（第17講），盡管公共支出效益局限于區域的居民，但我們的分析考慮了區域內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的情形。很明顯，我們可以從一國公共物品擴展到地區公共物品，同樣可以再擴展到全球公共物品——影響世界上每一個人的福利的物品（包括知識、全球環境、全球安全或全球健康）（Stiglitz, 1995, 1999a）。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接下來要討論的財政聯邦主義和財政分權問題中，它們已成為政治辯論的核心問題。（以下討論的）重要的政治經濟學問題涉及：較低水平的政府更能順應他們的公民？在多大程度上，一個政治實體所做的決定的后果由其他人承擔？
將公共經濟學擴展至全球公共經濟學，隨之而來的挑戰也不少，尤其是公共經濟學的規范性分支內容。我們根據什么評估政策？我們不可能簡單地應用一個國家層面的成本和效益評估方法。但我們應該轉向一個完全成熟的國際視野——世界主義嗎？這可意味著世界上所有的公民都被賦予一樣的權重。這樣一來，步子似乎邁得有點大，畢竟國家層面政府的控制能力有限。英國財政部關于如何評估基礎公共投資的一份文檔正好描述了這種挑戰：“應該分別識別和計算對非英國居民和公司的所有影響(包括直接和間接的成本和效益)”。但英國財政部的相同文檔又認為“一般地不建議進行這樣的計算，凈效益是對所有人而言的，而凈成本只由英國居民承擔”（HM Treasury, 2011, 21n）。這種觀點似乎是使用了全球視角又拒絕了全球評估法。現實中，國家政府在衡量政策效益時賦予境外居民一定的權重，但遠非與本國居民相等的權重。這樣一種折中的方法也應納入全球福利經濟學的考量(Atkinson, 2014)。
行為公共經濟學
如果重寫這本書，我們當然要更加關注行為公共經濟學的相關文獻。較傳統的微觀經濟學而言，行為經濟學提供了一個更廣泛的經濟決策的視角，而我們的教材恰恰主要依賴于傳統的微觀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整合了心理學、社會學、神經科學等學科，行為經濟學模型提供了更豐富的視角來看待家庭和企業對公共政策的反應。我們現在意識到在許多場合下，個人的行為并不能用“其將最大化一個定義良好的效用函數”來完美描述，尤其是在不確定性下的選擇行為。概率判斷可能與任何合理的相關事件發生可能性的估計不相關。如何進行選擇的方法可能影響到決策結果：選擇框架變得很重要。個人的偏好可能受到其他人的影響。進而，行為經濟學對描述性經濟學內容提出了挑戰，更對規范經濟學提出了挑戰。
即使個人的行為看似非理性（從標準的效用最大化模型角度看），其仍然是可預期的非理性（利用了Ariely，2008的定義）。這是貫穿行為經濟學的主旨。因為非理性的企業和個人的行為反應有系統的影響，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需要將其考慮進去。因此，行為經濟學對使用舊模型分析某些政策變化的后果的方法提出了強有力的警示，它也為政府干預提供了新的工具。標準的理論認為，政府降低稅收對消費幾乎沒有影響，因為同時也降低了扣繳率。個人面對同樣的預算約束，行為也相差無幾。但是行為經濟學家爭論，如果個人見其銀行賬戶的錢或者實得工資增多了，他們會消費得更多。人們會被“助推”著消費（Sunstein and Thaler, 2008）。（這一思想實際上影響了2009年美國政府的減稅政策設計。）
安東尼·B.阿特金森
Anthony B. Atkinson
倫敦經濟學院終身教授，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榮譽院士。阿特金森對經濟學的研究與貢獻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關于收入不平等的測量與解釋，特別是財富的分配和財富在兩代人之間的傳遞問題；二是現代公共經濟學，特別是關于蕞優稅收制度的設計問題。他的著作包括《緊縮時代的公共經濟學》等。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所著的教材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教材之一，被翻譯成多種語言。他先后執教于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牛津大學，是著名的經濟學教育家之一。他的著作包括《不平等的代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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