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歷史上的中國與異域文化的交流源遠流長，不同區域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在長期的相互交往過程中，不斷融合創新，有力地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發展。特別是15世紀大航海時代以來，不同民族、國家與地區的交往范圍日益擴大，在政治、經濟、軍事的動力機制作用下，在世界各地演繹了波瀾壯闊的歷史景觀。當我們以上海為視角縱觀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時，我們的目光會聚焦在一位偉大的先驅徐光啟和一座歷史建筑遺址徐家匯藏書樓上。徐光啟作為明末朝廷高官，以“中西會通第一人”的形象奠定了上海勇于面對時代變革潮流、善于學習和接受外來文化的歷史基因，塑造了上海包容和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底蘊。而與徐光啟墓毗鄰的徐家匯藏書樓，不僅是一座建筑意義上的圖書館，它還是具有歷史與文化意義的建筑，其中的藏書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縮影，在中外圖書館史、學術史上具有特殊的價值。關于徐家匯藏書樓，正是我們在研中的《徐家匯藏書樓珍稀文獻整理與研究》課題的對象。本書作為項目研究的階段性成果，擇要揭示了徐家匯藏書樓收藏的部分文獻，從多個角度展示了徐家匯藏書樓所藏文獻與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本前言略陳我們對研究徐家匯藏書樓與藏書的認識。
一、徐家匯藏書樓的沿革
鴉片戰爭后，隨著上海的開埠，來自西方國家的商貿、外交人員等紛紛進入上海，一度被清廷禁止的傳教活動又恢復在華傳播。1847年3月（道光二十七年二月），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南格祿委派司鐸梅德爾在徐家匯置地，經西班牙籍耶穌會士范廷佐設計，建造耶穌會修院、會士居所和小堂。據同治《上海縣志》記載：“徐家匯天主堂舊建在西門外肇嘉浜徐文定公光啟廬墓之東北，為近地教中人瞻仰禮所。”同年7月竣工后，耶穌會修院由青浦橫塘遷至徐家匯新舍。關于徐家匯地名的形成，《徐匯記略》云：“徐家匯者，系明徐文定公之故鄉也。公之子孫世居其地，又以肇嘉浜及法華涇二水匯為合流，因名曰徐家匯。”修院新院所啟用后，將陸續搜集的圖書置于專辟的三間“修士室”收藏，此為藏書樓的雛形，專供耶穌會士查閱資料。之后修院藏書處所經過調整，隨著藏書增多而逐步擴大。1867—1868年，原有平房改建為兩層樓房，上層為神學院教室，下層為藏書室，并在樓東側新建三層耶穌會住院，即神甫樓。1897年，原先的兩層樓房拆除，藏書室移到神甫樓東北側，擴建成了一幢上下兩層的專業藏書樓，原神學院藏書隨之移入藏書樓新樓。此樓即現存的藏書樓東樓。其建筑結構為磚木混合，南北設歐式壁柱尖券窗框和百葉窗，上層為西文書庫，仿照羅馬梵蒂岡圖書館布局。木質書架自地板至天花板，半腰的木質走道有鐵欄桿支撐，3架扶梯與半空的走道相連，形成上下整體的書架回廊結構。下層原為中文書庫，以“天一生水，地六承之”的觀念為指導，布局為朝北一通間，朝南六開間，取以水制火之意。木質書架沿墻固定，共12格，頂格處安裝鐵桿，以供特制的竹梯移動掛靠。現存的藏書樓西樓，即原神甫樓，曾于1931年改建為四層。朝東的大開間外寬敞的大陽臺，與東樓過道相連，組成現今徐家匯藏書樓的建筑格局。至20世紀40年代，徐家匯藏書樓有西文文獻8萬冊，中文文獻13萬冊 。
1956年11月，上海市文化局根據當時市軍管會的命令，接管了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交上海圖書館進行管理。1957年1月經調整后，定名為“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1957年2月，上海市文化局指令上海圖書館接管了亞洲文會圖書館藏書、尚賢堂藏書，以及西僑青年會、工程學會、古錢學會等機構藏書，這些藏書均移入徐家匯藏書樓。1958年上海圖書館等“四館合并”后，調撥了原海光西方思想圖書館的藏書。1996年，徐家匯藏書樓的中文圖書和報刊遷藏到淮海中路上海圖書館新館。2010年，徐家匯藏書樓入藏了從瑞典引進的“羅氏藏書”1551種。2015年，上海圖書館在徐家匯藏書樓成立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資料中心，與九家高校和科研機構在徐家匯藏書樓建立了教學研究實踐基地，并從外圍書庫調回三千余冊中文基督教書籍，形成了館藏達數十萬冊中西文圖書，以西方漢學、宗教、歷史、地理、藝術、哲學、科學為特色的專藏，涉及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意大利、丹麥、希臘、拉丁文等近20種語言。
二、推進中國西方漢學文獻學的發展
不論是“西學東漸”，還是“中學西傳”，其“學”的形態主要是以圖書為主的文獻。中外文獻學皆重視目錄編制與研究，通過編制目錄既可獲知文獻的存世概況，同時可揭示其學術發展的面貌，具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能。目錄是學術研究的重要工具，是圖書館人的工作內容之一，因此整理徐家匯藏書樓珍稀文獻，編制館藏目錄，正是我們的職責所在。
西方漢學目錄的編制是漢學研究的基礎工程，中外學者為此作出重要貢獻。最重要的漢學目錄學名作是考狄的5卷《西人論中國書目》（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s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這部西方漢學集大成的書目，所收書目數量空前，時間下限到1921年，其中的大量圖書均經他寓目。考狄的漢學生涯始于在華任職的圖書館。他于1869年來華，之后擔任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的圖書館管理員。為編《西人論中國書目》，他曾在徐家匯藏書樓查看圖書，收集資料。我們雖不知道徐家匯藏書樓的藏書為他提供了多少種書目，但考狄難以忘懷徐家匯藏書樓給予他的幫助。他簽贈給當時主管費賴之的《西人論中國書目》1877年版至今仍藏于徐家匯藏書樓。目錄編纂往往難以收錄窮盡，在考狄之后，有學者接續了他開創的西方漢學文獻學工作，在國際上推出了多種漢學書目。中國現代圖書館事業的先驅袁同禮先生也為此作出了重大貢獻，完成了一系列漢學書目，最令人稱道的是1958年出版的《西文漢學書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收錄了從1921年至1957年間出版的西方漢學著作18000種。其書名全稱的中譯是《西方文獻里的中國——續考狄之〈西人論中國書目〉》。
與徐家匯藏書樓有關的另一部西方漢學書目是瑞典藏書家羅聞達編纂的《從西文印本書籍（1477—1877）看中西關系，中國觀，文化影響和漢學發展》（Sino-western Relations, Conceptions of China, Cultural Influen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Disclosed in Western Printed Books 1477-1877）。此書目雖不是在徐家匯藏書樓所編，但該書目中著錄的全部文獻1551種均收藏于徐家匯藏書樓。其原委始于我們見到了這本被譽為自考狄之后西方最重要的漢學目錄。
徐家匯藏書樓曾對不同來源的文獻編制過多種目錄，先后完成了《前亞洲文會圖書館圖書目錄》（1955年）、《徐家匯藏書樓西文目錄初稿》（1957年）、《亞洲文會所藏外文期刊補充目錄》（1959年）、《上海圖書館藏前海光圖書館圖書目錄》（1959年）、《上海地方資料（西文著者目錄）》（1963年）、《上海圖書館藏外文舊報紙目錄稿》（1977年）、《上海圖書館西文珍本書目》（1992年）、《上海圖書館館藏舊版日文文獻總目》（2001年）等外文館藏文獻目錄，收錄了近20萬冊館藏外文文獻的基本信息。此外，還初步建成了“上海圖書館館藏舊版西文文獻目錄數據庫”與“上海圖書館館藏舊版日文文獻目錄數據庫”，收錄了13萬條書目記錄。以上目錄有力地支持了學術研究。
因此，漢學文獻的目錄編制是漢學文獻整理的基礎，我們期望通過正在進行的徐家匯藏書樓藏書的整理，編纂完成一部《徐家匯藏書樓珍稀文獻目錄（1477—1900）》，以此踐行圖書館人為學者服務的初心。我們在此倡導中國的各大圖書館適時開展館藏西文漢學目錄的編纂，時機成熟時，各館合作完成《中國外文漢學文獻總目》的編纂。目前，中國所藏西文珍本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在國務院開展的“中華古籍計劃”中，“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從第五批起開始登記西文古籍，徐家匯藏書樓有五種漢學珍本被收錄。我們相信，在圖書館與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將會完成建立中國收藏的西方漢學文獻目錄體系的目標。
三、加強圖書館個案研究
徐家匯藏書樓在國際學術界與羅馬梵蒂岡圖書館、東京東洋文庫并稱世界三大漢學文獻中心，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文獻收藏機構。對于上海而言，它地處徐家匯的核心地區徐匯源，是中國歷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徐光啟的故鄉。上海開埠后，徐家匯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域，也是海派文化的重要源頭，位居其間的徐家匯藏書樓則是上海近代歷史上最早的圖書館之一。所以，從中國圖書館史與圖書館藏書史的角度考察徐家匯藏書樓，其意義顯而易見。
自1847年起，徐家匯藏書樓的文獻資源建設在歷任藏書樓主管的主持下，根據徐家匯藏書樓的定位，形成了鮮明的館藏特色。在歷任主管中，有晁德蒞(Angelo Zottoli)、費賴之(Louis Pfister)、夏鳴雷(Henri Havret)等外籍神父，他們同時是從事中國教會歷史、漢學研究的專家；也有張璜、徐宗澤等主攻中西文化交流、漢語神學、西方哲學等方面的中國籍神父。他們在各自主管任上對藏書與研究工作均有建樹，形成了一系列特色專藏。他們既是徐家匯藏書樓館藏文獻的整理者，也是卓有成就的研究者。如晁德蒞翻譯編纂的《中國文化教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費賴之撰寫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夏鳴雷的《西安府景教碑考》（La stèle chrétienne de Si-Ngan-fou）、徐宗澤的《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等書，均為漢學研究的代表作。歷年來以館藏出版的文獻數量蔚為可觀，而各方學者在此創作的鴻篇大著不知凡幾，演繹其中的往事也未云散。歷經百年的積累，徐家匯藏書樓蘊藏了獨特的歷史與豐富的文獻。由于徐家匯藏書樓的特殊性質與特定的閱讀對象，以往長期處于少為人知的狀態。1956年之后，隨著公共圖書館的對外開放，徐家匯藏書樓的神秘面紗漸漸揭去，但人們對此研究與認識仍不全面，亟需我們去發掘。
把一個特定的館藏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研究，從圖書到館史，從以往單純的書目整理深入到內容和館史的研究，拓展了傳統的以書目為對象的文獻整理視野。對徐家匯藏書樓珍稀文獻來源、結構、內容、服務的整體研究與揭示，將有助于我們加強館藏文獻整理研究的系統思維、整體觀念，促進當代中國圖書館學理論與實踐的發展。
對徐家匯藏書樓與藏書的研究將有助于開拓中國圖書館史和中國藏書史研究領域的視野，同時涉及中國教會史、上海文化發展史等多重視野，也涉及歐洲文化的東傳和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的西傳。徐家匯藏書樓誕生于上海開埠后的1847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國現存規模最大的原教會圖書館，但以往的研究存在較大的局限，未能充分展開教會圖書館的研究。其原因之一是受社會環境的約束，對教會背景的文化機構研究不夠開放。原因之二是徐家匯藏書樓本身的開放度有限和資料的準備不足。2003年裝修之后的重新對外開放，使徐家匯藏書樓加強了館藏文獻的整理，加大了文獻服務的開放力度，特別是我國改革開放帶來的思想解放，為我們開展學術研究創造了條件。所以，通過課題的方式，徐家匯藏書樓的研究將呈現出更豐富的內涵，為教會文化機構的歷史專題研究提供參照。
四、圖書是文明互鑒研究的載體
徐家匯藏書樓與所藏文獻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我們據此可近觀上海，放眼中國，遠望世界。我們從世界的視野、中國的視角、上海的特殊樞紐地位來看，徐家匯藏書樓具有典型的研究價值。因為徐家匯藏書樓不僅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意義的節點，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載體與標本。我們在研究中增強了對圖書館和文獻在推動人類文明進程中作用的認識，提高了我們保護歷史文獻遺產的責任感與使命感，進一步考察了中國與西方世界文化接觸的歷史圖景。
以全球史的視野，我們將徐家匯藏書樓與館藏作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對象，從西方看中國、看上海到從上海看西方，在中國與外部世界相互融合的大背景中展現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的成長和近代上海文化中心的形成。近年來，上海史已成為國際史學界關注的重要主題，中外學者歷年來從徐家匯藏書樓獲取了豐富的資料，在多個領域產生了若干重要的學術成果。因此，有必要從上海史的視角研究徐家匯藏書樓與珍稀文獻，闡述其價值和地位，并借助宗教史、教會史、文獻史、圖書館史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詳細分析徐家匯藏書樓的珍稀文獻，進一步揭示其對中國與世界的巨大影響和深刻意義。
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在主動與被動的發展中，有著復雜的接受與誤讀、融合與沖突的過程。通過考察特定文獻的接受和流變過程，能為理解多元文化的沖突和交融，自主選擇和被動接受等不同狀態，找到一些可資說明的典型個案。所以，以文獻為對象的研究對當下思考中外關系與文化對話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正確認識“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有助于堅定我們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與社會環境已不同于19世紀中葉以來的百年，中國人可以全新的姿態與西方交往，打破過去長期以西方為中心的局面。
從國家發展層面看，當今的中國更加正視歷史，更加客觀地評價中外文化交往對促進中國歷史發展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也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中外文明的互學互鑒和交流交融對當代中國發展所具有的價值。我們從昨天的歷史與今天的國際交往中看到，不同文明和國家間借助圖書這一載體進行交流的模式，演繹了多姿多彩的佳話，體現出不同時期人類的思想文化溝通，為我們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當代文化觀提供了歷史資源與實踐經驗。我們寄希望于本書有助于人們深刻認識中西文化交流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發揮的作用，有利于以歷史文獻的成果深刻理解和闡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類文明互學互鑒與交流交融的理論思想。
“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我們要加強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鑒。”（習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鑒，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6月，第468頁）圖書館是蘊藏人類文明智慧成果的中心，這里閃耀著中西文化交流的璀璨光芒。
黃顯功于上海圖書館
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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