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前言
一、思想史研究的獨特角度
當我做出了這個決定，要把原本當作一篇導言來構思與講授的《前期與后期》，單獨地辟成另外一本小書時，幾位弟子居然都不約而同地，由此想到了梁啟超當年的故事。——可不管怎么說，轉來轉去的是，現在又輪到為這本小書寫篇簡短的引言了。
其實，如果從自己原先的寫作初衷來說，并不是在刻意模仿本院早期的哪位導師。我畢竟只是在替本人的著作撰寫導言，而不是在受托來為別人的著作——具體在當年的梁啟超那里，是為蔣百里的那本《文藝復興史》——撰寫序言。這也就意味著，在這篇導言跟它打算導引的正文之間，原本有著更加緊密而內在的關聯，并不至于去一味地“顧左右而言他”。
所以，直到我從篇幅和體例方面都發現了困難，擔心有的讀者還沒讀到正文就感覺累了，還真沒有料到會是這個結果。所謂“精神生產”，往往就是這個樣子，有時會顯得“神出鬼沒”。——不過細想之下，又是唯其如此，才顯出了它那“九牛拉不回”的力量，反要牽著作者去跟從它。
當然，從更積極和更開放的角度，做出這樣的選擇也是因為，自己借著“前期與后期”這個視角，從古到今、由遠及近、自外向內地，發現了越來越多的、可供發揮的話題，也就越發恣意自如地鋪開來抒寫了。——于是便可以說，我是借著“前期與后期”這個話題，飽覽了太多的人生景致，而不由自主地浮想聯翩，乃至竟越寫越長、一發地無法收攏了。
也正因為這樣，我后來在本書的副標題中，才索性給進一步地挑明了，看來“前期與后期”這個視角，也可被凸顯為思想史研究的獨特角度。——我們循著這種角度，既可以見出在“生命周期”中紛至的困擾、固有的節奏，和獨到的徹悟，也可以領略分屬于不同人生階段的特定心氣、風格和語調。由此，有些以前往往百思不解、卻又常常強作解人的事情，也就在這種視角下變得不在話下、迎刃而解了。
當然，從另一個方面說，這也屬于我對于自家生命的體悟，——甚至，說得更透徹直白一些，這正是自己在步入了生命的轉折點之后，并且在經歷了驚心動魄的困惑、失望和頹唐之余，乃至于，在不得不又先把自己從思想上“置之死地”之后，才基于已經是“退無可退”的人生底線，而不得不得出的大徹大悟，和不得不進行的自勉自勵。
說白了，我是既不信有什么“天地之心”，也不信有什么“天地不仁”的！——如果仍是那樣的一廂情愿、天真爛漫，還在盲目執信前一種不成熟的臆斷，那么，又哪來的這許多解不開的人間苦難？反之亦然，如果緣此就心灰意冷、老氣橫秋起來，又墜入了后一種同樣獨斷的猜疑，那么，這浩浩渺渺、莽莽蒼蒼的天地之間，又豈能生得出和容得下我們嬌弱的生命？
可不管怎么說，至少照我本人看來，這世上總還有一種東西，是可以被自己堅守與執信的，那就是不管那個“天地”，是否對我們表現出了“仁愛”，甚至，就算那個浩浩渺渺、莽莽蒼蒼的“天地”，果然露出了它的“殘忍”與“不仁”，我們作為置身其間的生命體，總還可以用“仁者愛人”的態度，來憐愛和呵護自家的生命。——這也是這班壽數有限的生靈，一旦被這么“置之死地”之后，總還可以獲得的生命的“底線”。在我看來，孔子當年所以要講“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所以要講“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無非是在凸顯與堅守這樣的“底線”。
這樣一來，也就無可回避地意味著，我們既然已經僥幸地“受之父母”，而獲得了眼下享有的“身體發膚”，從而獲得了這次彌足珍貴的生命歷程，那么，自然也就應當竭盡全部的所能，來營衛與呵護自家的生命，——最起碼的，在那個“大去之期”終于到來之前，在這個眼前的“當下”和那個遙想的“終點”之間，還是要盡可能仔細地傾聽心底的脈動，和盡可能充分地發揮生命的潛能。
可惜說到這里，又不得不引入另一種復雜性了，那是孔子的時代所無法逆料的。由于現代社會的切割式的“分工”，或者說，是因為它所帶來的極端的“異化”，又把我們各自的“生命周期”，給改造和封閉得如此不同，仿佛這世上并沒有“同一種人類”似的。——比如，如果那些四肢發達的運動員，或者天生麗質的演員，都是在青春勃發、身心歡快的當口，便已達到了他們事業的頂端，去享受各種各樣的喝彩或起哄，那么，這些絕沒有什么“青春飯”可吃，只是在苦等“大器晚成”的學人，卻只能拖著日漸老去的身體，忍受著種種苦痛、疲憊甚至傷殘，而繼續向那個尚不可企及、甚至尚不可窺知的上方，拼盡了最后的氣力去嘗試著攀緣。
這種現代生活的殘酷性，也就無可奈何地意味著，對于“命定”要來治學的人們，除了在求學階段的那些練筆，他們真正堪稱“成熟”的成果，往往就只能指望到“生命后期”的“病夫治學”了。——說得更直白些，這些學人必須拖到了比及“退休”的年齡，對抗著精、氣、神的明顯衰減，控制著慢性疾病的逐步侵蝕，抵制著身體上終將到來的無序化，而以意志上的刻苦、堅忍與煎熬，來守望那次等待了大半生的、卻仍然不知道有沒有的“后期寫作”。
的確，這正是他們等待了大半輩子了，因為那才是他們生命的意義所在，才是他們生平中的真正“轉機”！事實上，也只有在咬定這一點之后，那點兒“不幸中的僥幸”，才有可能轉而對他們表現在，正因為業已“置之死地”或“先行到死”了，反倒激發出一種積極的生命狀態。——想到這里，我們也就可以順勢領悟到，看來那些以學術為“天職”的人們，越是能把“后期寫作”啟動得及時，越是能把“后期寫作”進行得自覺，此外，倘若他們又能“僥幸”獲得相應的“天年”，越能把自己的“后期寫作”向后推延，那么，他們也就越有時間來讓自家的生命，相對充分而從容地迸發出來。
這就是自己到了這個“轉折點”上，所得到的既悲壯又悲涼的“徹悟”！而回顧起來，又何以偏偏會在這次寫作中，得到了這樣的領悟和驚覺，當然也跟此番的具體論述對象有關，畢竟早期國學院的那幾位導師，也都曾嚴峻地面對過這樣的問題，甚至也都未曾很好地解決這樣的問題。——說來見笑，我經常是不知不覺和不由自主地，就把親身經驗給太積極地調動起來，投射到對于其他生命的閱讀中，由此一來，我也就經常在臺燈底下讀著讀著，便把“書里書外”的種種不同際遇，都給懵懵懂懂地讀成“同一種經驗”了。
這樣的交混閱讀心境，如果非要動用解釋學的術語，也可以勉強算作“視界融合”吧？更不消說，一旦自己就此再動起筆來，就更會發生類似的同情或“交感”了，以至無論此番又要就誰下筆，到頭來弟子們都有這樣的反應：這讀起來又很像老師“您自己”呀……是啊是啊！不過話又要說回來了，又有哪位學者寫起作來——只要他還算是有血有肉的——不會碰到諸如此類的問題呢？
那么，還不如索性從學理上挑明了：只要還沒挨到人生的“那個階段”，或者說，只要還沒劃出類似的人生軌跡，那么，不管一位研究者多么下功夫，搜羅了多少字面上的材料，也很難把握住他的寫作對象，尤其是人家未曾講明的內在動機。——所以，要是有誰哪天回過頭來，發現居然是唯有你自己，才差可算是洞悉了那位對象，也不要覺得有什么難為情，因為這也很可能正好意味著，唯有熬到了“那個份上”的你，才憑借著你自己獨享的主體性，敞開了那個對象的內在世界，或者至少是，洞穿了他以往不為人所知的哪個幽深的側面……
正是在諸如此類的浮想中，前兩年教過的那個近代思想史課程，卻被我不得不地剖分成了《前期與后期》《進化與革命》《激進與保守》《跨越與回歸》四個部分。——而凡是聽過那門課程的同學，都應當能回想起前邊的三個題目，均曾被我在課堂上講成過《跨越與回歸》的導言。
只不過，依照我眼下已經想定的計劃，只會先交出《前期與后期》的書稿，以及緊隨其后的《跨越與回歸》一書，以便大致交代出這方面的思緒了。——至于另外的兩個題目，當然也會擇機再鋪陳成另兩本書，以免讓它們落得個“胎死腹中”；只不過，依照眼下日益嚴峻的情況，即便由著性子全都寫了出來，也只有再耐著性子壓在抽屜里，先留給馬克思所講的老鼠去批判了。
話雖如此，正因為它們是在一起構思的，所以這里還是要預做一點提醒，無論這些書中的哪一本，總還會多多少少地，再牽連到另外的那幾本。比如，在閱讀這本《前期與后期》的同時，最好也能打開一并交稿的《跨越與回歸》，——畢竟正是那中間論述的特定案例，才促動筆者想起了“導言”中的諸多話題，盡管眼下這些個話題，已被我相對地獨立出來了。
如果進入更深的層面，而就筆者本人的寫作心境來講，那么，想到讓這個話題去單獨成篇了，也就不言而喻地意味著，自己是在埋頭寫作的過程中，對照著那幾位特定的研究對象，而大吃一驚、如夢方醒地省悟到，原來我本人也已進入“后期寫作”了！說起來，有點像是法國文學中的“紋心結構”，在“論述者”及其“論述對象”之間，構成了心智上的反饋或回環？——且不管是也不是，反正這下就讓自己殘留下來的生命，越發地顯得分量沉重，乃至有點不堪其重了，因為正是在這樣的領悟中，竟然映襯得自己的學術生涯，像是在接著前幾位導師“往下活”……
然而，又得把話說回來。遂說真的只剩下這點“余生”了，我仍然負隅頑抗般地，不愿老是“為賦新詞強說愁”，那會在無形中毀了意志和生趣。事實上，上次在回答記者的提問時，正是在念到這句辛詞之后，我又轉而發出了這樣的自述：“就個人的生命狀態而言，這對我是較為順暢豐足的一個時期。無論你在書房，在課堂，在書店，都能看到我盡情燃燒的跡象。而生命潛能的極限發揮，也確實給了我抵抗流年的心理依據。”[ 劉東：《人生不過是將錯就錯》，《道術與天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22頁。]這種心態，也正是我另一個標題的來源，即所謂《詠嘆之年》。而且，就算那之后又過去了十年，到了再寫下這些文字的當口，也還并非全無這樣的可能，使得前述的那種“不幸中的僥幸”，對我本人仍以“工作年限”的形式轉化出來。
雖則說，對于身體是越來越要當心了，對于精力也是越來越要節省了，對于“可有可無”的邀請也更傾向于“說不”，可至少在內在的精神唯獨里，我自認為尚未露出太多的“老態”。——非但如此，如果只看求知的饑渴程度、閱讀的緊迫程度、思想的活躍程度、立論的大膽程度，和創造的享受程度，那么自己眼下的生命狀態，反而使弟子們往往感到吃驚，不知道我的心態何以如此“年輕”，從哪里來的這種興奮勁，哪里來的這種專注度？
正因為這樣，就算到了眼下的節骨眼上，而且，我也開始用“后期寫作”的心態，來倒逼“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和“我行我素”的自由度，以便加緊和改進今后的寫作了，可畢竟說起來，這至少還不意味著當即的“結清”，——也就是說，至少在我的生命現階段，這一盤“棋局”還沒有被催著去“數子”，還有不少當年下的“大模樣”，其學術潛力尚未得到充分發揮，由此也便讓自己的學術生涯，迄今仍保留的相應的開放性。
又不得不承認，這樣的一種生命狀態，也讓自己又陷入了某種尷尬。因為正是在如此的活躍中，反使自己無論正寫什么書，都會在那閱讀與寫作的過程中，又萌生出“再寫幾本書”的愿望；而且，那后幾種尚在構想中的書，正因為還在緊張而激越的構想中，就顯得更新鮮、更要緊，也是更有學術難度，從而更像是“最終要做的事”。——我當然也知道，正是因為這樣的緣故，自己的那些仍屬于方生方成的腹稿，就總是讓弟子們等得心焦，弄得他們雖然嘴上沒講，在心里也難免有幾分失望……
那該怎么辦呢？看起來，自己總也完不成“寫作計劃”了，總也不可能像別人，既自信已然是“功成名就”，又在享受這種“功成名就”了。這也就使我本人的生命歷程，很可能最終“盤點”起來，會像一部殘缺不全的、舒伯特意義的《未完成交響樂》。——更不消說，不管自己怎么樣去抓緊，可正如我剛用前一本書論證過的，在我們人生的“天邊”上，還隱約飄著“一塊烏云”呢，它“代表著歷史的不確定性，代表著人生的偶然與無常，代表著天命的不可知與不仁，代表著世事的白云蒼狗，代表著世界的神秘莫測，代表著美景的稍縱即逝，代表著韶華的白駒過隙，代表著任何習慣都不能成為自然，代表著‘病來如山倒’的隨時降臨，也代表著大去去期的絕對預約。……”[ 劉東：《天邊有一塊烏云：儒學與存在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2頁。]
也正因為如此，其實我早在寫作那本書時，就已鐵下心來告誡過自己：不管你怎樣專注地閱讀與運思，不管你怎樣努力地鍛煉和保養，也不管你多想避免在學業上“半途而廢”——就像眼下在同儕那里慣見的那樣——你自己的那個總想往下延長的“后期寫作”，終不可能沒完沒了地拖延下去！事實上，“我多次跟好友陳來兄念叨，活到了今天這個份上，竟然無時無刻不覺得，身體就像站久了的雪人，雖然看起來還是輪廓依舊，甚至身形很結實硬朗，可就是不覺間這邊淌幾滴水，那邊又穿個小洞，真不知支撐到什么時候，就會轟然化作一汪清水了！”[ 劉東：《長達三十年的學術助跑》，《思想的浮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7頁。]——所以說，活到了人生的這個階段，就算你自己還在那里“發憤忘食”，而“樂以忘憂”而“不知肉味”，而渾然“不知老之將至”，也總會又傳來同齡人的訃告，讓你不禁在心頭凜然一驚。所以，我從那時起就做好了這樣的準備：說不定還是會像自己筆下的梁啟超那樣，壯志未酬地面對著那個“未竟的晚期”。
這也就是為什么，我總是念念不忘“悲劇”的研究，就連在興高采烈地觀看足球時，都會突然又想起了“悲劇”的主題——“盡管足球并沒有正面地敘說任何具體的故事，卻活生生地象征著人生最殘忍的一面。只要稍微放縱一下聯想的思緒，我們就會想到，在足球場上奔跑的正是我們自己。在到處充滿偶然性陷阱的有限時間內，人生的結局未必會比足球的結局更公正。那些付出努力去耕耘的人就一定會有收獲嗎？那些被人們普遍看好的人就一定能心想事成嗎？那些具備了最大可能性的人就一定有指望笑到最后嗎？只怕除了傾聽冥冥運數的最終回答之外，誰也不敢在這類問題上說大話。在這里，概率論的統計數字并不能緩解我們的焦慮，因為生命對任何人來說都只有一次；正像每一場球賽的結局都是特殊的一樣，每一個人的遭遇也都是具體的和不可置換的。因此，對于種種偶然性的擔憂會伴隨我們始終，而一旦這種懸念被最終化解，也就輪到我們下場去休息了。”[ 劉東：《看球的門道》，《詠嘆之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12頁。]
而身為學者的我們，所踏上的這塊競爭的“足球場”，也同樣充滿了這樣的“殘忍”，——我在悼念好友魏斐德時，蘸著血淚寫下了就此的體會：“可惜Fred這一去，把許許多多的交往之樂都給帶走了！而恰值此時，又有學生把列文森的遺著《革命與世界主義》譯了出來，寄到我這里投稿，益發使人黯然神傷。偏就那么巧，在列文森這部死后整理出版的遺稿之前，正好印著Fred當年為自己老師所寫的序文，這不能不使我聯想到，現在又輪到Fred的弟子們，來整理他本人的未竟遺作了！綿綿無盡的學術事業，竟這么殘酷這么森嚴，這么一言不發著，可那中間流淌的，卻都是古往今來的英雄血呀！”[ 劉東：《未盡的文字緣》，《道術與天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10頁。]
當然，就算人生總有這樣的歸宿，終會來到“泰山其頹”的那一天，以自己眼下的心情來說，我覺得還是可以去面對，哪怕是有點咬著牙面對。無論如何，我既不會像為了“知也無涯”而變得“倦殆”，乃至對什么都“無可無不可”的莊子，也會不像為了“知識悲劇”而變得絕望，以致連命都賭給了魔鬼的老浮士德。毋寧說，自己能給出的理由是剛好相反：要是普天之下的學問與道理，竟能在哪個具體的時間點上，就被哪個人給一次性地完成了——不管哪個人是不是我——那么，等我們歡慶過了這一天以后，還能再拿什么來“過癮”呢，還能再用什么勁頭來“過活”呢？
無論如何，也只有等活到了“這個份上”，方知道中國那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成語，其中所講的“天”不是在指別的，正是在指一個人能享有多少“天年”呀！
新書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