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退化論：哲學·文學·社會》從哲學、文學、社會三大視角論述當代建筑，既有對空間、美學等建筑學永恒論題的文學性闡釋，也有對臺灣當代建筑師與建筑作品的評介，以及對城市與建筑等社會性話題的論述，觀點獨特。
阮慶岳，臺灣建筑評論家，臺灣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教授，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碩士（曾為開業建筑師，美國及臺灣執照），第三屆中國建筑傳媒獎建筑評論獎得主，2006年威尼斯建筑雙年展臺灣館策展人。
阮慶岳身上體現了多產與身份跨界的現時代特征，他同時進行文學創作、建筑評論與策展活動。已出版著作近30本，文學著作包括《林秀子一家》等，建筑著作包括《建筑師的關鍵詞》、《城市的蘇醒》、《弱建筑》、《煙花不堪剪》、《屋頂上的石斛蘭》等。曾于臺北當代藝術館獨立策劃“長安西路神話”展、“黏菌城市”展；與安郁茜聯合策劃“城市謠言：華人建筑2004”展。2006年策劃威尼斯建筑雙年展臺灣館“樂園重返：臺灣的微型城市”，并與徐明松于臺中TADACenter合策“久違了，王大閎先生！”建筑展。
摘自《騷擾而不安的靈魂天使》
時間，一直是普魯斯特文學創作里最在意的對話主題，他通過一己內在的記憶與追尋，將本是定量物的時間，自由地延長、停頓，變幻成詩成文。在他描述斯萬夫人客廳的景象里，空間、物品與人，同樣交織在記憶里而形同一物：“這些物品和斯萬家庭一同生活在我的記憶中”。
對擅長以描述微物來彰顯整體形貌的普魯斯特來說，把空間描述的注意力，放到這些“地毯、安樂椅、蝸形腳桌、屏風和圖畫上”，而不是在整體空間的個性，可能并不令人驚異。但是，這些一直不能被現代主義所接受的微物（唯物），是不是真的有普魯斯特所描述的能與空間及人交混難分的能力呢？是不是真能成為人的生活和習慣的象征物呢？以及，空間是不是主要是為了生活而存有的呢？他接續寫著：
我認為，斯萬一家在這套住宅中度過的時間不同于其他人的時間，這套住宅之于斯萬一家每日生活中的時間猶如肉體之靈魂，它應該體現靈魂的特殊性……
普魯斯特將屬于個人經驗的吉光片羽，視作肉體（猶如空間）內里的靈魂，也大聲宣示他相信空間會因時間而改變，而時間亦因人、事、地而異，這些相異的時間記憶“混雜于家具的位置、地毯的薄厚、窗子的方向、仆人的服飾等等之中”，以一種內在思維的方式銘刻在對象之上，而非僅以具象的實證形式存留。
就是說我們感知的空間，不僅局限在可觸摸的實體物上，還依靠著不可見的時間與記憶來組構完成，而這些不可見的抽象物，十分適于寄生（或共生）在微小物的用品對象上，也就是現代主義視作罪惡淵藪的“無用（裝飾）物”上。
普魯斯特完成這些作品的年代（《在斯萬家那邊》于1913年上市），與現代主義的起源時間十分相近（包豪斯創立于1919年）。那么，這兩個時間點有什么特殊關聯性呢？在霍布斯鮑姆（EricHobsbawm）所寫的“19世紀三部曲”的《帝國的年代》里，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視為新舊世紀交替的轉折點，他認為這一年的八月：“在當代人的感覺中，它代表了資產階級所治所享的世界的終止，也標示了漫長19世紀的終止。”
普魯斯特在書中款款追憶的似水年華，在某方面講，就是追念因應工業革命后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興起，而不得不淡出歷史舞臺的貴族階級生活。在那個當時正要革命造反、翻天覆地的年代里，他卻仿佛不見外在世界的天旋地變，只專注于自己生命里一些細微瑣碎的小細節，并以極優雅、動人心弦的耐心與才華，將這些有如夕陽余暉般美麗的時光記憶，一筆一筆地書寫描繪了下來。
以包豪斯為主軸的現代主義，本是肇因于要為新興無產階級服務而起的，對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貴族品味，自然大加韃罰并棄之如敝屣。近日炙手可熱的德國作家本雅明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德萊爾》書中，對那個時代的現象，有很好的描述：“盡管資產階級不能令其世俗生命永垂千古，但他們卻將保存日用品的痕跡視為一種榮耀。他們愉快地記下對各類物品的印象，諸如拖鞋、懷表、溫度計、蛋杯、餐刀、雨傘之類，他們都竭力庇護、裝箱。他們尤其喜歡那些能把所有觸摸的感覺都保存下來的天鵝絨和絲絨罩子。至于第二帝國末期的馬卡爾特風格是：一所住所就是一個箱子。這種風格把住房看成是裝人的容器，把人和他的一切所屬物深埋其中，就像大自然將死獸埋藏在花崗巖般地關照人的形跡。我們必須辨別出這個過程中的兩面，這樣保存下來的物品是其物質價值被強調，還是感情價值被強調。”
但是如今，隔了一個世紀后，再重看普魯斯特與包豪斯，居然發覺根本無法像本雅明或那些現代主義先賢們一樣義正詞嚴地譴責普魯斯特的品味，因為在現今的后工業國家，貴族階級早就消失，不再是時代的“人民公敵”（而正在形成中的
……
新書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