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義“好媽媽”？母親和保姆誰是更好的照護者？如何理解保姆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如何界定和維護母親與“非母親”之間的邊界？
基于對30位職場媽媽和50位兒童看護的深度訪談，人類學家麥克唐納從有償兒童照護切入當代家庭生活的核心，探究代理母親工作。她深入家庭內部，觀察商品化的母親工作，包括雇主媽媽和兒童看護在情感和金錢上的矛盾和協商、家庭照護安排中的規則和期待等。
本書校正了對于有酬家庭雇工的典型理解，闡明了當代女性對母職和雇傭策略的理解，揭示出家庭與社區、居家與工作、愛與金錢之間不斷變化的邊界。其英文版出版十年來好評如潮，被譽為“工作和家庭生活領域的學者的必讀之作”，其中文版的出版更將為相關研究提供極具價值的研究范本和理論啟發。
為了建立合作育兒的伙伴關系，我們更應關注的不是如何維持社會地位，而是如何維護照護者的尊嚴。
作者簡介
卡梅隆·林·麥克唐納（Cameron Lynne Macdonald）， 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學社會學系和威斯康星-麥迪遜分校社會學系，主編《服務工作》（Service Work: Critical Perspective）等著作。她對母親與保姆關系的興趣源于自己作為保姆的田野調查經歷，以及對當代競爭性育兒文化給母親和育兒工作者造成的巨大壓力的擔憂。
譯者簡介
楊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從事性別社會學、勞動社會學、社會史、婦女史研究。
目錄
前言001
致謝001
面臨審判的兒童看護001
里里外外負全責027
市場上的保姆069
“她們太窮，而且還都抽煙”107
請人代理密集母職137
制造影子母親169
“第三位家長”的理想207
保姆的反抗策略233
伙伴關系267
解開媽媽保姆之間的結317
附錄 研究方法334
注釋351
參考文獻399
母職理想
自從19世紀時以父親為中心的育兒方式轉變成以母親為中心，美國關于母職的論述就一直堅持孩子要由母親來“全面照顧”。中產家庭告誡母親不要雇用仆人；階層較低的家庭，也期望母親們放棄外出工作的想法。這種“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的意識形態在其他方面也是（并仍然是）以階層為基礎的。
對如何實現自身再生產的憂慮，以及對于母親在地位獲得中所起作用的關注，特別能體現中產階層女性的職業抱負與所謂母親的奮斗和孩子需求不相容的假設之間的張力。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難題。
20世紀最后一二十年，大多數受過大學教育、有年幼子女的女性都在工作，她們繼續留在職場。但這些母親以及其他千千萬萬的上班族媽媽，并未減少照顧孩子的時間。事實上，當下的母親用于陪孩子的時間比她們的母親當年花在她們身上的時間更多。她們有酬勞動的時間更長，和孩子在一起的時間也更多，這是因為她們減少了用在做飯和打掃衛生上的時間。她們也減少了睡眠、休閑以及與伴侶相處的時間，以滿足日益嚴苛的“以母親為中心”的育兒文化對她們的期待。
正是由于母親們在勞動參與上的深刻轉變，人們對女性育兒的文化期待也變得日益嚴格。當前女性工作已經成為一種常態，甚至那些孩子年幼的母親以及被認為有條件“待在家里”的女性也外出工作，對上班族媽媽的文化批評也因此變得尖銳起來。
我訪談的這些雇主媽媽代表了從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中獲益的一代人。她們的職業包括醫生、牙醫、主管、教授、律師、工程師、軍官、科學家等，都在男性主導的行業工作。她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候年齡比較大，在職業生涯開始之前大多受過研究生教育。由于她們生孩子的時間也比較晚，事業心和養育孩子的愿望有點撞車。大多數雇主媽媽在第一個孩子出生的時候正處于職業生涯鞏固期，陷入了“無負擔員工”（unencumbered worker）和“好媽媽”理想之間的兩難困境。 “她們越是努力去成為理想的母親，花在工作上的時間就越少；而越是努力滿足工作的要求，留給孩子的時間就越少。”
“我一直特別焦慮。”一位雇主媽媽解釋說她“每周”都“重新評估”自己要不要去上班，繼續從事自己“深愛”的工作，但代價可能就是不能完全滿足自己16個月大的女兒的需求。
“密集母職”在近幾十年來加速發展，對于兒童發展指標的關注也與日俱增。這種新的競爭性的母職意識形態瞄準中產階層的母親，告誡她們要讓嬰幼兒做好準備，以進入人人夢寐以求的學前班，最終進入哈佛大學。這種強烈的負全責的意識和孩子的日常照看由他人完成的事實，構成了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戰。她們必須想辦法保住自己的工作；同時要了解什么對孩子是最好的，并確保孩子每天都照此培養，接受適當的刺激；雖然她們出門上班去了，但還是要在孩子們的精神生活中保持至高無上的地位。如果像專家所說的那樣，母親和孩子之間的紐帶是“不可分割的”，那么這些上班族媽媽怎么能跟他人分享對孩子的照顧，同時繼續當理想母親呢？如果她們的工作需要“要么全干，要么不干”這種程度的付出，這些母親如何才能滿足職場的要求，在她們的高級職位上做出杰出的成就呢？當杰西卡說“我認為你不可能從職場、從一個高級職位中抽身好幾年，然后又回到原來的層級”的時候，她說得對嗎？那些身居要職的母親是如何應對那些影響其家庭和職場生活的各種職責、責任、期望、機會和約束的？她們的反應對于她們選擇如何照顧孩子又產生了什么影響？
大多數關于上班族女性如何試圖在家務勞動分工中尋求性別平衡的社會學研究都認為，在“第二輪班”中進行更為公平的勞動分工，可以解決許多上班族媽媽面臨的問題,包括缺乏睡眠、休閑時間不足、婚姻壓力和職業發展機會不平等，等等。然而，最具爭論的其實是第一輪班的勞動分工中對于好媽媽的定義。或許是因為我訪談的雇主媽媽們把大部分的第一輪班工作委托給了保姆，所以她們都沒有要求丈夫更多地參與第二輪班工作，尤其是照顧孩子；對于第一輪班期間的保姆管理工作，她們也沒有尋求額外的幫助。照顧孩子和保姆管理都跟密集母職直接相關，難以委派給孩子父親。孩子的父親要么被排除在母親孩子保姆這個鏈條之外，要么就被視為這一微妙平衡的威脅。
不過，父親在媽媽-保姆關系中也有自己的用處。他們經常承擔中間人的角色。即使在最和諧的媽媽-保姆關系中也有意見分歧和感覺受傷的時候，父親們經常會被叫來調停關系。父親們更常見的角色是充當家里的“壞人”。許多母親承認，她們會派丈夫去跟保姆談那些困難的、不愉快的問題，比如協商薪水或者拒絕要求等等，盡管這些令人不快的決定可能是母親拍板的。
母親和保姆對孩子父親的看法，凸顯了育兒和家務勞動之間的關鍵區別。撫育兒童賦予了主要父母一定程度的權力，而且會給人帶來情感上的滿足，做家務則不會。因此，雇主媽媽們即便希望丈夫能做得更多，也不愿放棄對育兒的控制權。而那些將丈夫視為“平等的分擔者”的媽媽們，實際上是認為他們不多不少地完成了她們想要他們做的第二輪班工作。
小結
我所研究的雇主媽媽們都非常依賴專家的意見，而且還盡力去滿足當代中產階層育兒方式的所有標準和期待。她們接受了密集母職意識形態的各種核心原則，包括成年子女是母親勞動“成品”這樣的觀念。她們被“可完善的孩子”這一概念背后的信息所困擾： 如果她們可以培養出一個更好的孩子，她們就應該這么做。此外，盡管外出工作的母親不可能不讓別人來分擔一部分育兒任務，我訪談的雇主媽媽們還是認為母職基本上是她們自己的責任。盡管她們沒有親自完成所有必要的母親工作，但她們仍要負全責，承擔孩子成長過程中各個方面的全部責任。
在幾乎所有的案例家庭中，雇主媽媽都擁有高薪職位。然而，她們還是對經濟安全存在各種擔憂。她們的目標是為孩子在向上流動的階梯中提供一個穩定的立足點。即便只是給家里掙第二份收入的母親們也認為，正是有了她們的收入，她們家才能夠在好學區安家置業、送孩子上私立學校、請輔導老師、參加特別定制的課程和活動，她們希望這些優勢能夠保證孩子將來在管理和專業技術階層有一席之地。她們的收入也為失業、離婚、生病等意外情況提供了緩沖，她們中大多數人都有這方面的防范意識。
這些雇主媽媽的職業抉擇，給她們帶來了財富和成功，但也將她們置于多重實際和潛在的約束之中。她們試圖滿足負全責的要求，同時通過外包家務和密切監管育兒保姆的辦法，來解決第二輪班中的矛盾。然而，盡管她們設法找到了各種詞匯來對抗身為女性、員工、妻子和母親的文化壓力，即便她們能夠適應競爭性結構的需求，她們還是發現，在生活中，一個領域的成功可能會使另一個領域面臨失敗的風險。如果她們找到了“疼愛”孩子的“完美保姆”，自己和孩子之間的情感聯系就被破壞了，而這種依戀關系對于履行母親的職責，促進、保護孩子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如果她們足夠幸運，能夠維系完滿的婚姻，也仍然面臨著兩難處境： 不是去承擔職業生涯“停滯不前”的風險，就是錯過她們心中孩子成長的重要時期。
她們力爭滿足有關母職的文化標準、社會期待和個人觀念，即便這些東西要求她們為了孩子的幸福承擔重負也在所不惜。考慮到需要同時擔當員工和母親兩重角色——她們的工作要求過高且不切實際，但她們仍然決心保住自己喜愛和需要的工作。她們被夾在密集母職意識形態的文化壓力和男性模式職業的剛性結構之間，看不到相應的公共政策變化的可能，于是只好轉向用私人的解決方案來處理公共問題——她們雇了一個“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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