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書以“重商主義”和“國家趕超”為焦點，著重闡釋一個命題：重商主義實乃國家趕超的必由之路。假如該命題聽起來有異于流行“常識”，則更可說明，本人的經濟史研究及這本書冊尚有價值。
至少自近代以來，你追我趕、競相發展進一步成為世間常態，落后者該采用何種方法加速前行甚至后來居上，也成為主政者與研究者念茲在茲的經國大事。那么，在至今有數的趕超成功案例中，從早期現代的威尼斯和荷蘭、19世紀前的英國和法國，到19世紀的美國和德國、20世紀的日本和韓國，究竟有無以及有何一以貫之的要訣呢？我的答案是：有的，此即重商主義。
毫無疑問，這個重商主義決非主流話語中的“重商主義”，因為由亞當·斯密起，重商主義早已被扭曲得面目全非。而本書的歷史考察足以表明，真實的重商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把金銀積累、貿易保護、工業扶植、就業促進、國家干預、強權打造、殖民擴張等方針融為一體的民族主義發展戰略，其中尤其包含了前人本已領悟、后人卻有意淡忘、今人多不甚了了的趕超發展之道。
常言道，大道至簡，重商主義所包含的趕超發展之道其實也不復雜。撥開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迷霧，細察近現代國家趕超的政策實踐，可見趕超之道原已蘊含在重商主義的以下要點中：
——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具有不同的質量內涵，有些活動更有利于經濟增長和福利改善；區分不同經濟活動質量高低的要害在于，它們究竟是報酬遞增的還是報酬遞減的；只有報酬遞增的經濟活動才能降低擴張成本、造就規模經濟、帶來更大收益、提供更多就業、擴大競爭優勢、奠定繁榮基礎，一國由貧弱邁向富強特別是加速發展根本上有賴于此。
——農業及其他初級生產屬于報酬遞減的活動，工業制造才是報酬遞增的活動，其中的技術創新尤能推動生產力提升和經濟增長；工業進步和技術變遷長于引發不完全競爭，由此能比農業等初級生產帶來許多倍的收益；一國應該在報酬遞增部門積累自身比較優勢，出口制成品、進口原材料才是“好”的貿易，專門從事報酬遞減的經濟活動終將落入貧困陷阱。
——越是數量大且多樣化的工業活動越能創造有活力的經濟結構，帶動商業和農業的成長，同時吸引更多素質較高的人群參與其中；城市化特別能產生人口和工商業的群聚效應，良好的地理條件和后天的基礎設施更會放大這種多元群聚效應；多元群聚的環境能夠生成復雜的分工協作和互動激勵，從而造就一個不斷強化、良性循環的經濟加速增長體系。
——日益復雜的經濟活動需要適宜的制度環境，市場本身也由制度所規范和支撐，政府的作用、良好的治理因此至關重要；政府尤可以協助培育具有報酬遞增特性的產業與技術，以此干預經濟結構的演化方向；政府干預突出體現于，通過關稅、專利等手段保護市場與知識、吸引先進生產要素、移植外國新興產業、鼓勵進口替代與升級并轉而推動出口。
——國際競爭中的成功關鍵在于效仿領先者，從事高質量的經濟活動，專業化于報酬遞增部門，邁向更高的生產和出口結構；而失敗根源在于被剝奪了或放棄了發展制造業并提升經濟結構的機會，最典型者莫過于殖民地；凡是“棄工業化”者，只會陷入低技術、低競爭力、低附加值、低工資的惡性循環，被鎖定于貧困和依附狀態，從而更難以追趕先進。
以上要點或許頗顯新潮，但是400多年前的重商主義先驅（如那不勒斯人安東尼·舍拉）實際上早已提出這些見解。重商主義的國別“版本”，無論是意大利的“國家經濟學派”、西班牙的“欠發達經濟學”、法國的“科爾貝主義”，還是德國的“官房學派”、英國的保護主義“貿易學”、美國的“美利堅體制”，都在16—18世紀集中討論過相關問題。弗里德里�！だ钏固赜绕溽槍τI革命后的新局面，光大了重商主義趕超之道，確立起一個與斯密學派“世界主義一體發展范式”相對立的“民族主義趕超發展范式”。
應當強調，從舍拉到李斯特，重商主義者展現了很好的政策直覺，經世致用而非坐而論道原乃其突出品格。他們的探究申論始終直面富國安邦、爭強好勝的迫切現實需要，也由此有效推進了一浪高過一浪的國際趕超發展。然而，偏偏在英國長期依靠重商主義而趕超成功后，重商主義的前述“明智之道”（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語）隨即橫遭非議，輕則被藐視為純屬“靈機一動”的權宜之策，重則干脆被斥為“徹頭徹尾的思維混亂和胡說八道”。如此一來，契合落后國需求的這套重商主義不僅得不到正面傳揚，反而被打入“前斯密時代經濟謬誤”的冷宮，豈不哀哉？
可慰者，話語不可能被徹底壟斷，真相尚可從歷史中窺見。世上主要大國的近現代經濟發展歷程終究有案可稽，重商主義趕超之道的屢試不爽也從來有跡可循。本書對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俄國等列強的經濟史考察及相關理論分析，即展開了一種沉入歷史、窺視真相、驗證規律、啟迪現實的嘗試。其中的核心點就是揭示，當前的富強國家在自己貧弱的當年，是如何借用所謂“異端”的重商主義手段而迎頭趕上的。歷史堪稱社會科學的實驗室，查檢過往的經濟“實驗”無疑有助于呈現實證經驗、重拾趕超之道，也可為當今中國的趕超實踐提供資鑒。當然，歷史不可能簡單重復，所以重商主義趕超之道也必然需要我們參照國內外變局而權衡采用、適時匡正、揚長避短、興利除弊。
多年來，我圍繞本書主旨有計劃地展開研究，書中內容先以論文及譯序、評論、訪談等形式陸續發表。特此感謝原刊方《社會科學》（第一、二、三、五章）、《馬克思主義研究》（第四章）、《國家現代化建設研究》（第六章）、《政治經濟學報》（第七章）、《史林》（第八章）、《海派經濟學》（第九章）、《國外社會科學》（第十章）及《社會觀察》《解放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報》《社會科學報》《澎湃新聞》《學人讀書》，以及曾予轉載的人大資料中心《理論經濟學》《世界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還有刊登了序文等的商務印書館、中央編譯出版社、中國出版集團、現代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上海遠東出版社。全部文章本次匯集成冊時又作了統稿和修訂。
虛言不贅，謹此為引。
梅俊杰
2023年8月12日
于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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