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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農村社區日常生活為研究對象，創造性地提出了農村社區“微治理”的命題，構建了以“微治理”為核心包括“微問題”“微事情”“微心愿”“微參與”等的概念體系；確立了“社區-日常生活-村民”的分析框架，并運用敘事社會學研究法及過程-事件分析法，將農村社區治理研究的觸角，探入“日常生活”，系統地闡釋了農村社區“微治理”的道與術，深度揭示了村民日常生活的在地邏輯，發現了農村社區日常生活秩序的維護、建構和福利增進的內在機制。建構了農村社區治理的本土話語體系，推進了鄉村治理研究的本土化進程。

章農村社區微治理：一個新的學術命題

一個新的學術命題在中國，從廣義上說，農村社區治理是一個亙古不衰的命題。因為，從世界歷史來看，中國是為數不多的、經歷較長時期農業文明的古國。與游牧文明大的不同在于，從事農業的勞動者因為有了穩定的職業、可耕種的土地和較為穩定的生計來源而慢慢形成集中居住區，早的集中居住大多是聚族而居，后來由于戰爭、災荒、商業的發展引發了人口流動，在中原地區出現了雜姓而居的村莊。但無論哪種類型的村莊，村民們的共同生活，便形成了生活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更為接近滕尼斯所說的“community”，譯為“社區”。在滕尼斯看來，社區是血緣關系的延伸，以及對親屬關系聯結依賴之上的、自然形成的，具有共同的價值取向、強烈的歸屬感、彼此親密無間的、區別于社會的生活共同體。之后，美國學者帕克繼承和發展了滕尼斯的社區概念，他認為社區是：（1）區域內組織起來的共同生活的人的集合體；（2）他們程度不同地深深扎根于此，而產生較高的認同；（3）生活中的人們存在著多重的依賴關系，這種相互依賴的關系，表現為不同于社會的共生的關系。可見，社區是一個基于熟人社會的生活共同體,是一種共生型社會有機體，而不是一種機械的組織形態。顯然，中國農村的村落更符合經典的社區概念。因為，依據農村人口特征，中國的村體上可以歸為兩大類：一類是聚族而居的基于血緣和親屬關系聯結的生活共同體；一類是雜姓而居的基于生活關聯的生活共同體。無論哪種類型的共同體，都是經過的共同生活而產生的，具有相似的生活偏好和強烈的共同體認同、彼此密切交往、知根知底、具有高度同質的生活共同體，村落社會是一種有機團結的社會。本研究中，將農村社區理解為半開放的生活單元，是以自然村落為根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交往為半徑，形成生活共同體式的基本單元，而不是行政區劃層面的行政村，也不是純粹的自然村落。

數千年來，傳統的農村社區雖歷經劫難，但劫難過后又頑強地著過去的生活方式及其建立于其上的社會結構，農業文明的基因造了“生生不息、千古不變”的中國農村社區基本特質。到了近代，隨著工業文明，中國農業文明開始式微，但對大多數村落共同體并未造成實質的影響。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才真正對中國大多數村落共同體結構實現了外在的重塑。中國通過的土地改革、農村改造、人民公社化、農業經營改革、農村社區建設等基于或事關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而不斷地再造農村社區，農村社區的結構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是改革開放，人口流動管制的逐漸放開和城鎮化的加劇了農村人口流動，村落明顯衰落，但并不意味著村落的終結，因為數千年來形成的“葉落歸根”的文化是根深蒂固的。即使現階段這種文化有式微的跡象，但隨著城市化一步升級，這種文化將會再度復興趨強。因此，只要有作為農村社區的基本形態的村落存在，農村社區存在，共同體的秩序和福利成為生活其中的人們關注的基本問題，農村社區治理不是一個偽命題。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深度改造農村，確立了人民公社的管理，但僅從管理的角度來看，此下出現的結果是超常態穩定和慢發展；改革開放后，確立鄉政村治的治理，治理的單元下沉行政村，但出現了“有政治，無社會”的結果，村民自治的制度效果并未能很好地體現。為什么會如此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目前國內的學者，多從整度設計回應這一問題，而忽視了：自古以來農村社會有“五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情”的事實。農村村落社區差異十分明顯，整體上呈碎片化、生活化的特征，每一個村莊都有自己各自的特和脾氣。因此，農村社區治理不可能有，也不應該有統一的模式。同時，農村社區內部生活的瑣碎化，共同體內部會出現各種微問題、微事情，如果這些微問題得不到有效的解決，微事情沒能有效處理，共同體的日常生活微秩序會受到影響甚或破壞，共同體的日常生活的微福利會受到影響而減少，農村社區日常生活會失序并失利而陷入生計困境。基于此，我們提出了“農村社區‘微治理’”這一新的學術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