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著眼于人口政治學學科理論研究機理，在人口政治學基礎上聚焦，提出“人口結構政治學”分析框架。書中闡明人口結構的類型、變量、影響因素，以及人口結構的政治效應分析范式；探討老齡化、“青年膨脹”和人口國際遷移產生的政治效應；以歐盟國家、美國、索馬里、埃及、巴西等國的人口結構變遷情況為例，分析其主要特征及政治效應。
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師資博士后，政治學博士。主要從事人口結構政治學研究。曾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南開學報》等刊物上發表多篇論文部分論文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全文轉載。
第一章 為什么需要探究人口結構的政治效應/1
一、結構成為影響政治系統的關鍵人口變量/1
二、人口結構類型及影響實例/5
三、表現為結構不對稱的政治新現實/11
四、人口政治學學科缺位/17
第二章 什么是人口結構的政治效應/23
一、人口結構的政治效應分析范式的邏輯起點/23
二、人口結構的政治效應分析范式的研究對象/27
三、人口結構的政治效應分析范式的研究框架/30
四、人口結構的政治效應分析范式的功能應用與邏輯推演/33
第三章 老齡化制約西方民主政治/37
一、世界范圍的老齡化/37
二、老齡化對人口結構及經濟社會發展影響/45
三、老齡化影響西方民主政治的國別分析/63
第四章 “青年膨脹”的政治效應/98
一、“青年膨脹”的內涵與人口學現狀/99
二、“青年膨脹”的發生機制/115
三、“青年膨脹”政治效應的類型與案例/132
四、“青年膨脹”發展趨勢與應對措施/144
第五章 人口國際遷移的政治影響/149
一、國際移民現狀與模式/149
二、人口國際遷移的政治影響機制與案例/157
結語 /179
第一章 為什么需要探究人口結構的政治效應
新的研究范式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解釋新現象的需要。目前人口變遷已經成為影響政治發展的重要因素,不可忽視。人口是社會最基本的構成元素,因具備底層特性而素來被政治學所關注。但真正把人口和政治學結合起來,進行系統性的研究則晚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且存在研究薄弱、發展滯后等問題,目前勉強形成了具有學科屬性的人口政治學研究范式。與此同時,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口結構發生著劇烈變化。人口結構異化開始取代數量增長成為塑造社會變遷的主要變量,世界政治特別是西方民主政治出現了若干新現象,結構不對稱成為突出特征。并且,一些不同尋常政治現象的發生都與人口結構變遷有著緊密聯系,甚至在一些情況下人口結構變遷成為主導政治現象的外部力量。這樣的背景凸顯著在人口政治學基礎上進一步聚焦的需求,從人口結構變遷視角探究政治新現實的發生機制就成為政治學的重大議題。
一、結構成為影響政治系統的關鍵人口變量
人是一種政治動物,反之,政治活動也是需要由人來實踐的。人口作為社會發展的基礎性因素,其變化發展勢必將深刻影響政治系統的走向,認識政治系統的變化離不開對人口的討論。由于人口規模和結構變遷逐漸顯著,人口因素影響政治系統的作用開始由間接向直接、由“懶惰”向“活躍”轉變。目前,人口結構復雜化發展已經成為人口變遷的主要特征,結構也就成為影響政治系統的關鍵變量,甚至在一些情況下起到主導作用。
(一)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
借用19世紀法國哲學家奧古斯都·孔德(1798—1857年)的名言———“人口即命運”———來認識人口變量對于政治系統的重要性是比較恰當的。盡管這種“決定論”的立場并不被大多數人所接受,但人口的重要性卻不曾被忽視。人口是社會最基本的組成元素和推動社會變遷的內生變量,在任何時代都在社會系統中發揮基礎性、平臺性作用,其變遷在地方、國家、地區和全球多個層面的政治制度、經濟與社會、外交關系中起著重要作用,并對發展趨勢產生重大影響。作為社會構成的政治系統同樣受制于人口變化。
一方面,人類天然具備政治屬性。人類的發展進程是通過勞動促使生產力不斷提高的過程,但是人類無法在孤立狀態下滿足自身發展,需要組成一定規模的團體進行勞動和生產。而組成團體并使團體運行起來的過程也就是人類參與政治生活、推動政治發展的過程。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就明確提到:“人類自然是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人類在本性上,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③城邦本身就是政治的具體化,探討人與城邦的關系意在從人的本性角度強調人的政治屬性。馬克思通過對人類社會形成和演化過程的考察,總結出人的政治屬性的根本來源在于社會勞動的分工和合作,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人類必須依賴政治團體而生存。正如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導言中所指出的:“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可見,政治屬性是人的基本屬性,人無法脫離政治活動而存在。
另一方面,政治系統的形成、運行與變化也離不開人的活動。政治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與人的生產、生活、工作、學習密切相關,政治系統的基本實踐主體是社會化的人,政治系統需要通過人的政治活動而存在和運行。誠如馬克思所言:“由此可見,事情是這樣的: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這里提到的“國家”就是人類政治現象的集中體現。總之,人口一直是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性力量,人口發展的諸多態勢必將深刻影響政治系統的走向。認識政治系統的發展離不開對人口的討論。
(二) 結構異化開始取代數量增長
應該看到,絕大多數政治現象和政治發展背后都有人口因素的作用。只不過在很長時間內由于人口規模和人口結構變化并不顯著,人口變量一直表現為隱藏式的“惰性”特征,與政治系統間接互動。比如,中國古代小農經濟的極致發展與政策上的重農抑商互為表里,這使得大量人口維系在土地之上。然而,土地私有化和“人多地少”的現實必然導致土地兼并現象呈周期性爆發,并嚴重影響政治穩定。中國古代歷次大規模農民起義都和土地兼并下的失地農民有關,嚴重者導致朝代更迭。而歐洲中世紀出現的具有民主性質的自治城市現象,也和商業得到進一步發展并出現一定規模的商人群體有著直接關系。
工業革命以后,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使得以西歐為主的部分地區在人口規模和結構雙重維度上率先出現變化。生活水平和衛生條件的改善降低了嬰幼兒死亡率并延長了預期壽命,使得人口規模大幅增長。同時,工業革命所帶動的機器大生產不僅使人口的社會階層結構進一步復雜化,也促進了人口遷移,族群結構開始異質化發展。20世紀中葉以后,越來越多的國家步入人口變化行列。自此,世界范圍內人口規模出現激增且人口結構復雜化發展的趨勢,人口因素成為直接影響政治系統的“活躍”變量。比如,人口增長必然對資源提出相應要求,當資源難以滿足人口增長需要時,就會引發相應沖突。并且,這種沖突不僅局限在個體層面或社會領域,很多情況下會延伸到政治領域。在相對落后、貧窮的地區,“人口爆炸”已經成為影響政治穩定的主要因素。舉例來看,人口激增背景下對資源的爭奪成為非洲暴力沖突不斷的重要因素。在盧旺達,適合開墾的土地十分稀缺,每一塊土地的開墾都伴隨暴力沖突。1994年爆發的盧旺達大屠殺的一個重要導火索就是對稀缺土地資源的爭奪。
此后,隨著人口轉變進程的程度加深與范圍擴大,推動人口因素“活躍”的內部力量也由規模向結構轉變。按照日本人口學家黑田俊夫的觀點,始于20世紀中葉的“人口世紀”(1950—2050年),可以分成前50年規模快速增長和后50年結構持續改變兩個階段。當前,世界人口規模會在增長慣性帶動下保持較長時間增長,預計將在2080年達到人口規模的頂點,約為104億人。但人口增速會隨著發展中國家完成人口轉變進程而大幅下降。自1962年到1965年人口增長率達到峰值2.1%后持續下降,目前已經下降到1%以下。當下的人口規模增長情況與20世紀“人口爆炸”對政治系統的影響不可同日而語。并且,現代國家對人口規模具有較大包容性,政治制度的韌性也能夠較好承接人口增長。
人口結構在人口轉變進程中進一步復雜化,在年齡、性別、階層、種族、地域、文化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變遷對基于特定人口結構而設計的政治制度產成一定壓力,甚至挑戰。如此,人口結構在政治領域的影響力將會持續增強,甚至在一些情況下起主導作用。比如,以競爭選舉為核心的西方政治制度建立在廣泛的民主共識基礎上,社會條件比政體本身對民主政治更重要。而當下現實是,西方人口結構越來越復雜。橫向來看,大批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持續遷入,造成不同文明之間的摩擦乃至沖突,西方民主制度賴以生存的主流文化的主體性在下降。縱向來看,金融資本主義主導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加速了社會貧富分化。金融危機、貿易戰、新冠肺炎疫情等非常規事件疊加,導致一定程度上的中產滑落。差異越來越大的階層偏好難以調和。如此,在具備不同價值觀和利益格局的人口持續分化并造成社會沖突、削弱民主共識的情況下,競爭性選舉不僅難以彌合分歧,反而會進一步加劇分裂。近些年的歐美選舉則證實了這種判斷。總之,人口結構已經成為影響政治系統的關鍵人口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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