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這種艱巨集中體現在四方面：一是在消除農村絕對貧困人口之后，如何確保已有脫貧成果，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從而防止農村再度出現貧困人口或脫貧人口再度返貧現象？二是在城市工業化和工業信息化加速發展過程中，如何實現農業的工業化和信息化改造，促進城鄉經濟融合發展，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從而實現共同富裕？三是在城鎮化加速推進、農村人口大規模流出和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條件下，如何保護長期以來創造的物質財富，如精巧民居、服飾、村落及其建筑群，以及非物質文化，包括語言、戲劇、繪畫、音樂、禮儀、醫術、傳說、風俗、習慣和信仰等，從而實現傳統文化保護和鄉村振興？四是在新型農村經營主體不斷興起的條件下，如何推進土地制度改革，從而實現它們與國家、集體和農民利益的包容式發展？
本書以有限理性為前提，以制度成本分析為工具，一以貫之地解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業組織演變邏輯及其諸多經濟現象。比如，糧食統購統銷、勞動力流動管制、農產品價格及種類管制、農田水利交通網絡建設、農村基層政權組織改造、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的超級規模、副業內部化、生活集體化、自留地禁止、糧食短缺、工分制、資本下鄉、農作物單一化和鄉村文化振興等。
本書的結論主要有以下四點：第一，與習俗、道德、輿論、風尚、慣例和規范等自發性秩序或實施機制一樣，國家是全體成員共享的一種不完美的強制性實施機制，其核心是降低社會內耗和促進成員合作，從而追求、保護以及解釋共同利益或全體利益。第二，農業組織演變的內在動力是農民的利益追求和自主選擇，即在國家和外部條件約束下，自發地調整其規模及治理結構，從而達到降低制度成本和提高收益的過程。第三，農業規模經營或合作不是任意的，而是需要現實基礎的，如有利的要素稟賦結構、激勵機制、行為方式、心理基礎和產權制度等。第四，對于農業發展來說，降低制度成本至關重要。
賈甫，男，1984年生，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后，現為北京語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公開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其中多篇論文被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全文轉載。
1問題和方法
1.1提出問題
1.2相關理論
1.3概念界定
1.4研究方法
2集體行動與社會秩序
2.1稀缺性沖突與國家制度創設
2.2社會秩序與國家干預邊界
2.3認知結構與行為方式
3社會秩序失靈及其重建
3.1新中國成立前的社會失序
3.2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內主要矛盾
3.3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秩序重建
4共同利益、國營企業與市場定價機制改革
4.1理念與共同利益
4.2國營企業的現實約束
4.3定價機制改革
5公共物品短缺與農村基層政權創新發展
5.1農村公共物品短缺與國家投資
5.2交易成本與農村治理方式改造
6制度成本與農業組織擴張
6.1制度成本與農業組織規模
6.2最優規模約束與代理人目標不一致
6.3合作化加速與結構變化
6.4超級規模與利益分配
7委托—代理問題與農業集體化邏輯
7.1產權集體化路徑
7.2多任務委托—代理模型
7.3勞動監督難題與集體化
8超級規模農業組織的效率和激勵機制
8.1利益差異與合作社擴張
8.2人民公社的低效率實質
8.3工分制的利與弊
9農業組織規模收縮與效率提升
9.1規模收縮與利益增進
9.2初始建設成本下降與組織效率逆轉
9.3退社力量積蓄
9.4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興起
10勞動力轉移、土地規模經營與農業安全
10.1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耕地閑置
10.2土地集中與資本下鄉
10.3資本監管與農業保護
11農民的收入增長“瓶頸”與城鄉融合發展
11.1生產結構與分配結構
11.2鄉村文化保護與振興
11.3優先需求差異與要素雙向流動
12認識和啟示
12.1國家的作用
12.2市場的力量
12.3合作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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