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上的聲音》是作者近年來的隨筆及評論的結集。知識分子問題一直為作者所關注, 《紙上的聲音》通過對多位西方著名知識分子的敘述, 探討知識分子與國家、社會、革命、歷史諸關系, 解析作為理念人和實踐者的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與人格建構。其中, 對于中國“國民性”及現代作家“精神還鄉”問題的闡發, 寓褒貶于歷史觀照之間, 視域開闊, 觀點鮮明, 創見迭出。
這是林賢治先生的最新作品集,既延續他一貫的風格,又在新時代下展現不一般的意義。
這是一部有力的人文審思之作。作者透過史料鉤沉與世相顯影,將歷史的再現與獨到的思索結合,呈現出歷史的深廣度,展示其多方位的思考維度。
這是一部頗具問題意識的人文隨筆集。作者并不將那些重大事件孤立,而致力于追尋事物本源,為讀者打開深邃的思想大門。
林賢治,詩人,學者。廣東陽江人。著有詩集《駱駝和星》《夢想或憂傷》;散文隨筆集《平民的信使》《曠代的憂傷》《孤獨的異邦人》《火與廢墟》,評論集《胡風集團案:20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記》《自制的海圖》《五四之魂》《時代與文學的肖像》《一個人的愛與死》《午夜的幽光》《夜聽潮集》,文學史專著《中國新詩五十年》《中國散文五十年》,自選集《娜拉:出走或歸來》《沉思與反抗》《盜火者》《文學與自由》,傳記《人間魯迅》《魯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蕭紅》,訪談錄《呼喊與耳語之間》等。主編叢書叢刊多種。
題 記 / 1
盧森堡:“嗜血的‘紅色羅莎’” / 1
阿倫特:沉思與反抗 / 14
自由、祖國、十字架 / 28
一個女人和一個時代 / 39
寫在《希特勒萬歲,豬死了!》的前面 / 51
奧威爾:從政治中來,到政治中去 / 57
《1984》的一個新譯本 / 62
法國知識社會中的一場戰爭 / 67
索爾仁尼琴和他的陰影 / 82
蘇聯知識分子的命運 / 95
夜讀抄:《論小丑》 / 101
國民性批判問題的札記 / 116
《中國作家的精神還鄉史》導言 / 151
魯迅:四城記 / 181
魯迅:“帶著枷鎖的跳舞” / 198
《魯迅語錄新編》前言 / 203
蕭紅和她的弱勢文學 / 206
懷念耿庸先生 / 224
詩人的工作 / 233
重印《中國文字獄》序 / 239
黃河遺文編后記 / 243
從低泣到嚎叫 / 249
《我是農民的兒子》序 / 253
《我是農民的兒子》再序 / 256
《滿天星文叢》 序 / 260
《人文中國》前言 / 263
《烙印》序 / 268
知識分子與自由 / 272
一代知識分子的苦難人生 / 277
經典的言說 / 282
關于“思想者文學” / 286
關于“底層文學” / 294
關于“介入文學” / 297
國民性批判問題的札記
外國人看中國人
對于西方人來說,中國一直是一個神秘的國度。從16世紀開始,西方航海家、旅行家、傳教士陸續來華,通過他們,歐洲喚起了對這個東方古國的熱情,至18世紀中期尤為熾烈。這時,中國贏得歐洲人普遍的欽敬和頌揚;但是,19世紀以后,原先較為一致的看法被打破了。
對中國的介紹,最初偏重于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后來轉向政治文化制度,于是批判代替了贊美。這里包含著對制度優劣的價值判斷在內,未始完全出于武力征服者的驕蠻與愚妄。
在塑造中國的文明形象方面,耶穌會傳教士起到“領唱者”的作用。由于這些傳教士都是經由嚴格挑選的著名學者,因此影響特別廣泛。
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最為人知,他出版的《基督教遠征中國》便是權威著作之一。其中,他這樣說到中國人:“因為他們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國人認為所有各國中只有中國值得稱頌。就國家的偉大、政治制度和學術成就而論,他們不僅把所有別的民族都看成野蠻人,而且看成是沒有理性的動物。在他們看來,世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這種無知使他們越驕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們便越自卑。”
法國傳教士多說中國的好話,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大受影響,對中國文化推崇備至,認為比西方更理性、更人道,雖然中國在科學方面不如西方,但是精神文明是值得效法的。提出“三權分立”的思想家孟德斯鳩強烈反對伏爾泰的看法,他明確指出:“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他說,中國人生殖過快,子孫繩繩,但都傾向于“奴隸性的服從”。又說,中國施行“人治”,一種道德至上的政體,其特質是有規則而無精神。他還特別指出:中國開國之初尚講道德,其后則整個制度屈從單一的個人意志,戕害人性,腐敗成風,由是興替得以不斷循環下去。經濟學家、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魁奈(1694-1774)贊同伏爾泰而反駁孟德斯鳩,他出版《中國的專制主義》一書,認為中國的政治是合法的專制政治,為中國統治者的專制主義和絕對權力做了辯護。《社會契約論》的作者、被稱為一代民主政體之父的盧梭,在中國文化問題上,則
不可能不持批判的態度。“遠看成嶺側成峰”,其實都是同一個中國。著名的人道主義者、
法國詩人雨果(1802-1885)在圓明園被焚次年,致信英法聯軍巴特勒上尉,痛斥西方侵略者,信中直呼英法兩國為“強盜”,最后呼吁說:“我渴望有朝一日法國能擺脫重負,清洗罪惡,把這些財物歸還被劫的中國。”
英國思想家羅素(1872-1970)也曾表示說,準備起草一份控訴書,控訴每一個列強。
西方人有種種,不可一概而論。
對于中國,英國人先揚后抑,同歐洲的整體態度基本保持一致。而羅素始終是友善的。
同《魯濱遜飄流記》的作者笛福稱中國為“可悲的民族”相反,羅素稱之為“迄今遇到的最好的國家之一”,盛贊中國的國民性:善良、安順、禮貌、耐心,“愛面子”及“和平感”,如此等等。
中國喜作“梟鳴”的魯迅對羅素的贊辭并無好感,他曾針對羅素贊美中國轎夫的言論,
作出尖銳的嘲諷。
對于中國及其國民性,德國人同樣有褒有貶。
其中推崇中國文化最力的,要數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他在《中國
新論》中,對中國的道德和哲學贊揚有加。魏瑪樞密顧問官歌德(1749-1832)稱贊的也是中國的道德和禮儀,中庸、保守和節制。本來,在德國這樣崇尚古典和理性的國度,多少可以容忍中國的專制和保守,然而,在知識階級中,從赫爾德到黑格爾到馬克思,批評者還是占壓倒性多數。
赫爾德在《關于人類歷史的哲學思想》中,對中國有所論述。他說:“無論是戰斗精神
還是思維精神,都是與這個終日守著爐火睡覺,從早到晚喝著熱茶的民族無緣。”
他說:“他們的天文學、音樂、詩歌、兵法、繪畫和建筑如同千百年前一年,仍舊是他
們的永恒法令和千古不變的幼稚可笑的政體的孩子。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著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并且用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所以,它對一切外來事物都采取隔絕、窺測、阻撓的態度。它對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愛,終日沉湎在自我比較的自負之中。這是地球上一個很閉塞的民族。”
他說:“對我來說,孔子是一個偉大的名字,盡管我得立即承認它是一副枷鎖,它不僅
套在孔子自己的頭上,而且永遠強加給了那些愚昧迷信的下層民眾和中國的整個國家機構。在這副枷鎖的束縛之下,中國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一起停留在兒童期,因為這種道德學說刻板機械,永遠禁錮人們的思想,使其不能自由地發展……”
黑格爾對中國哲學、宗教、道德、律法、科學,以及社會政治制度是從根本上否定的。
他從“絕對精神”出發,認為中國的民族性缺乏屬于“精神”的一切,缺乏個人性、主觀性,缺乏內心的自由。他認為,中國人崇拜權力,自視卑賤,只有一種順從聽命的意識。
他指出,中國這個國家是以家族關系為基礎的——一個父權制的政府。這個政府用了謹
慎、勸諭、報應的,或者簡直可以稱為紀律的刑罰,來維持它的機構。從家庭到社會,培養并貫徹“家長政治”的原則,其實幾乎等于一種奴隸制度。
在美國,討論中國國民性的最早、最完整、最有影響力的著作,當是史密斯的《中國人
的氣質》。這位中文名為明恩溥的傳教士,在華生活近五十年,他在書中詳細記述了他所觀察到的中國人的二十六種“特性”。
其中首要是“面子”問題,其余為“蒙昧”“輕視外人”“公共心之缺乏”“保守主義”
“同情之欠乏”“缺乏人格與良心”,以及后經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