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母親的印記
天下的母親都愛操心，我媽媽是天下母親中最愛操心的母親。在她眼里，我們兒女全是沒孵出蛋殼的雞，她必須永遠孵著我們。
小時候，姐姐上小學后最懼怕的是毛毛蟲和圖畫課。她畫出的人全有著一副最可怕的嘴臉，圖畫老師只能搖頭，嘆息也嘆息不出了。有一次，她有點不舒服，可是有一項回家作業卻沒有完成，那是一幅畫，要畫一只蘋果。她為難地哭了，媽媽說：“我來幫你畫。”吃過晚飯，媽媽拿來姐姐的蠟筆和紙，在燈下鋪張開來。她決心要好好畫一只蘋果，為姐姐雪恥。媽媽畫得很仔細，很認真，運用了多種顏色。記得那是一只色彩極其復雜的蘋果，一半紅，一半綠，然后，紅和綠漸漸接近，相交，匯合，融入。姐姐則躺在床上哭：“老師要一只紅的。”
媽媽時常輔導我們功課，尤其是算術。她不希望我們去搞文科，而要我們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礎，在小學里便是算術了。有一次，臨近大考，她輔導我“換算”。她一定要問我：“一丈等于多少米？”我說，“老師只要我們知道一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媽媽說，“萬一有一道題目是一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辦呢？”她的邏輯是對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來反駁，于是便只能跳腳了。
其實，她輔導我語文恐怕更合適一些，可她并不輔導，只管制我讀書。第一次看《紅樓夢》是在我小學四年級，媽媽把那些不適合我讀的地方全部用膠布貼了起來，反弄得我好奇得難熬，千方百計想要知道那膠布后面寫的是什么。
后來，我和姐姐先后插隊，終于離開了家，可我們卻像風箏，飛得再高，線還牢牢牽在媽媽手里，她時刻注意我們的動向。后來，我到了一個地區級文工團拉大提琴，媽媽凡是路過那里，總要下車住幾天。有一次，我告訴她，我們去了一個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許多大理石等等。媽媽便說：“這是個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寫一篇散文。”這時候，我已年過二十，大局已定，身無所長，半路出家的大提琴終不成器。媽媽在我們身上寄托的理工之夢早已破滅，又見我一人在外，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反倒生出許多無事煩惱，便這么勸我了。之后，閑來無事，寫成一篇散文，不料想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鉛字的作品，給了我一個當作家的妄想。
然后，我便開始舞文弄墨，每一篇東西必須媽媽過目，然后根據她的意見修正，才能寄往各編輯部，再聆聽編輯的意見，再次修正。她比編輯嚴格得多，意見提得極其具體、細微。我常有不同意之處，可是總不如她合乎邏輯，講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腳了。
然后，我去了北京講習所，風箏的線仍然牽在她手里，每一篇東西總是先寄給她看。不過，與先前不同的是，媽媽同意讓我聽了編輯部的意見以后，再考慮她的意見。這時，我如同閘門打開，飛得飛快，一篇連一篇，她實在有些應接不暇了。終于有一天，她緊接一封談意見的信后又來了一封信，表示撤銷前一封信，隨我去了。風箏斷了線，沒頭沒腦地飛了起來，抑或能飛上天，抑或一頭栽了下來，不過，風箏自己也無須有什么怨言了。這后一封信是在我爸爸的勸說下寫的，爸爸勸媽媽不要管我，隨我自己寫去。這是爸爸對我們的一貫政策，他對我們所有的擔心只有一點，就是過馬路。出門必須說一句：“過馬路小心！”其他都不管了。似乎普天下只有過馬路這一危機，只要安全地穿過馬路，人平安無事地在，做什么都行，什么希望都有。倒也簡練得可以。
長大以后，說話行事，人家夸，總夸“你爸爸媽媽教養得好。”有所不滿，總說：“給你爸爸媽媽寵壞了。”似乎，對于我們，自己是一點功績也沒有的。或許也對。小時候，我喜歡畫畫，畫的畫也頗說得過去，老師總說：“和你姐姐一點不像。”可無奈大人要我學外語，請來老師，一周三次上英語課。只能敷衍應付。到了末了，連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課。如今，我每周兩次，心甘情愿地擠半小時汽車，前往文化宮學習英語，苦不堪言地與衰退的記憶力做著搏斗，不由想，假如當年，父母對我拳棒相加，也許這會兒早能看懂原版著作了。再一想，假如當年，大人聽順我的志趣，或許現在也能畫幾筆了。倒是這樣似管非管，似不管也非不管，弄出了一個做小說的夢。想來想去，兒女總是父母的作品。他們管也罷，不管也罷，都是他們的作品。風箏或許是永遠掙不斷線的。
莫言在閱讀中快樂成長
我1955年出生于山東省的農村，十幾歲的時候正趕上“文化大革命”，輟學回家。但那時的我已經具備了很強的閱讀能力與對讀書的渴望。但最大的痛苦是，沒有書讀。為了讀到一本書，我常常要付出沉重的勞動來進行交換。
記得我鄰村同學家里有一本繪圖版的《封神演義》，為了讀到這本書，我經常要去那個同學家中替他推磨。推磨是讓孩子痛苦不堪的一種勞動，因為它非常單調，沒有任何趣味。
后來我認識了一個小學老師，他收藏了十幾本革命小說，比如《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這些書被我借到之后，都是用最快的時間讀完。當時我們家養了兩只羊，放羊的任務就落在我的肩上，但借到書后，我往往鉆到草垛里以最快的速度把書看完。書讀完了，天也黑了，羊餓得咩咩直叫，回到家難免要受到家長的懲罰，即便這樣心里也不后悔。
現在回憶起來，像我剛才提到的紅色經典小說，它們的主要情節、主要人物甚至主要人物講過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話，至今記憶猶新。這說明童年確實是一個讀書的黃金時期，這個時期記憶力特別強，讀書的熱情特別高，讀過了也能夠記得住。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得來一本書確實不易，因此對得來的機會格外珍惜。
讓我受益最大的是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大哥家中留下很多中學語文教材，每逢雨天無法下地，我便躲到磨房里去讀這些課本。當時的語文課本分為漢語和文學兩種教材，漢語教材主要講邏輯、語法、文言文；文學教材主要選錄了古今中外名著的片段，比如《林家鋪子》《駱駝祥子》《說岳全傳》《漁夫和金魚的故事》等。這些教材雖然很薄，但它們打開了農村少年的眼界。茅盾的《林家鋪子》使我知道了民族資本家和民族資本走過的艱難道路，《雷雨》讓我知道了話劇的藝術表現形式，老舍的《駱駝祥子》讓我知道了北京車夫的艱苦生活以及生動活潑的北京方言。
后來我到了部隊。在中國20世紀的六七十年代，農村青年能參軍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因為農村青年沒有什么出路。我在部隊中的任務很單調，就是站崗。我所在的部隊是駐扎在農村的，干部戰士加起來就十幾個人。這是人民公社的飼養場，沒有人來查崗，這樣我就在崗上偷偷地讀書。當時我們一個戰友的未婚妻在縣城當圖書管理員，每個星期我都會從她那里借古今中外的小說，比如《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約翰克利斯朵夫》等。很多外國的經典名著是在部隊站崗的三年間讀的，這三年的閱讀使我的眼界更加開闊，也了解了更多世界文學知識。
1979年，我被調到河北保定的一所解放軍軍校。學校里有個小圖書館，許多人不愿意擔任圖書管理員，我主動要求當圖書管理員。這三年期間，我利用圖書管理員的便利讀了不少書。
后來學校讓我當政治教員，教大學里的《政治經濟學》《哲學》《科學社會主義》。這些內容都是我第一次接觸。當時判斷一個政治教員水平的高低就是看能否脫稿講課，如果能夠脫離書本，滔滔不絕地講完一堂課的話，大家就認為這個人水平非常高。我當時很年輕，幾乎可以把當天要講的課背下來，所以來聽課的首長還有觀摩的教員，都感覺我很有理論水平。這種背誦對我后來的創作有很大幫助，因為我不能完全照本宣科，需要從別的著作里抽出一些內容來豐富自己的講座，為此我讀了一些德國古典哲學的著作。
1984年考到解放軍藝術學院，這個時候我開始寫小說，這都歸功于在保定幾年打下的基礎。簡單地回顧我這幾十年讀書的過程可以發現，閱讀對我人生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俞敏洪人的一生總需要有點理想光輝
我似乎注定了要過一種在路上的生活，我有著不安分的靈魂，總想四處游蕩，我的內心深處有一種呼喚，總是把我帶向不可知的遠方。即使讓我坐在房間里，我也希望有一扇能夠讓我眺望遙遠的地平線的窗戶。
從出生到18歲，我一直在一個小村莊生活，頭頂同一片天空，腳踏同一塊土地，每天看到的都是相同的風景，遇到的都是熟悉的鄉鄰。我本來應該過一輩子平平淡淡的農村生活，娶妻生子，在土地上勞作，然后在每天迎來朝陽送走晚霞的日子中慢慢變老。但老天偏偏讓我降生在長江邊，又偏偏在我家的東邊生成一座50米高的小山，爬上這座小山，長江便一覽無余。那時候還沒有污染，可以極目遠眺，看得很遠很遠，一些船從天邊過來，又消失在天邊；一些云從江邊來，又消失在江邊，于是就開始好奇，天邊外到底有什么？如果我坐上船能夠到哪里呢？感謝我的幾個親戚，因為他們在上海，于是在我8歲的時候，母親決定帶我到上海走一趟。坐船半天一夜，終于到了上海。這次旅行，長江的壯闊、吳淞口的蒼茫、上海的燈光、街道的繁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從此，我的心開始渴望旅行，長大后我要走出村莊，走向更遠的地方。
我第一次坐火車是到北京去上大學，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火車。我考大學考了整整三年，自己也沒弄明白是什么讓我堅持了三年。現在想來，是心中那點模糊的渴望，走向遠方的渴望。這種渴望使我死活不愿意在一個村莊待上一輩子，而唯一走出村莊的辦法就是考上大學。當時的農村還沒有外出打工這一說，如果放到現在，我可能就是一個背上包四處游蕩的打工仔了。有一段時間，我瘋狂地愛上了火車，在車廂里聽著車輪和鐵軌撞擊的強烈節奏，聽著風聲在車窗外呼嘯而過；還有對面開來的火車那撕心裂肺的長鳴，常常把你的魂拉得很長很長。火車從一個城市穿過，走向另外一個城市，窗外的風景不斷變換，我就把自己的心留在了不同的風景里。
我的大學生活是孤獨和自卑的，一個農村孩子走進大城市之后的轉變是深刻而痛苦的。四年大學對我來說最大的安慰就是周末可以走出校園，到北京的周圍去爬山。我曾經無數次坐在香山頂上看夕陽西下，群山連綿。在大學三年級時，我得了肺結核，被送進了坐落在北京西郊山區的結核病療養院。這個療養院圍墻盡管很高，但在樓上的房間里卻能夠看到周圍的山。在醫院的一年，我看遍了山的顏色，春的粉紅（杏花桃花）、夏的青翠、秋的火紅和冬的蕭瑟。在醫院的門口，有一座小山，山頂上刻著馮玉祥“精神不死”四個大字，我幾乎每天都要去爬這座小山，對著這四個字發呆。后來身體好點后，醫生允許我走出大門，我就去爬遍了每天從醫院的窗戶里可以看到的那些山峰。也就是在醫院的這一年，我讀完了《徐霞客游記》。
人需要有一種渴望，有一種夢想。沒有渴望和夢想的日子使我們的生命失去活力和勇氣。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差一點掉進了安于現狀的陷阱里。大學畢業后，我留在北大當了老師，收入不高但生活安逸，于是娶妻生子，柴米油鹽，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夢想就這樣慢慢消失。
直到有一天，我回到了家鄉，又爬上了那座小山，看著長江從天邊滾滾而來，那種越過地平線的渴望被猛然驚醒。于是，我下定決心走出北大校園，開始了獨立奮斗的歷程，在出國留學的夢想被無情粉碎之后，新東方終于出現在我生命的地平線上。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帶著我飛越地平線，新東方從一個城市走向了另一個城市，從中國走向了世界。我也帶著新東方的夢想和我的渴望，從中國城市走向世界城市，從中國山水走向世界山水，從中國人群走向世界人群。
走在路上，也許這就是人生。
我們一輩子走在兩條路上——心靈之路和現實之路。這兩條路互相補充互相豐富，心靈之路指引現實之路，現實之路充實心靈之路。當我們的心靈不再渴望越過高山大川時，心靈就失去了活力和營養；當我們的現實之路沒有心靈指引時，即使走遍世界也只是行尸走肉。一年又一年我們不斷走過，每一個人的生命就這樣走得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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